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画家看画，看画上边的东西。
作家看画，看画后边的东西。
自14世纪，欧洲人用了二三百年，在中世纪神主宰的死亡般的气息里，完成了自我的救赎，并让人的尊严从此至高无上，让自由神圣不可侵犯。画家们的贡献是使我们光彩夺目地看到了这个伟大的文艺复兴的全过程。
有时写作来自一种机缘。
今年入秋时候不期而遇——10月之初，先是受邀飞往遥远的希腊雅典去参加“中欧文明对话”；到了10月底，应好友韩美林之约，去了一趟意大利的水城威尼斯，出席他在那里举办的艺术大展开幕式。这突如其来的两次出行，使我来了灵感。古希腊是西方文明的源头，意大利是复兴古希腊罗马文明的圣地，伟大的人文主义精神“日出”的地方。何不借机用这个机缘，去活生生体验与感知一下那个使人类永恒骄傲的历史，并向历史提一点问题？
于是，我确定好一条路线，在威尼斯活动之后，立即南下，围着亚平宁半岛的中北部绕上一圈。将那些曾经被文艺复兴的光辉照亮的地方一个个跑下来。我要看那些古城，我知道意大利人是自己历史的知音，他们敬畏历史，珍惜历史的每一个细节。当然，我还有一个重点是看艺术：建筑、雕塑、画，特别是画。
画家看画，看画上边的东西。作家看画，看画后边的东西。其实画后边的东西不是看出来的，是读出来的。所以这本小书的名称是“读画记”。
我想知道画后边的画家和艺术史，雕塑里边藏着的思想，古城中依然活着的生命和灵魂，更想知道“复兴”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它史无前例地到达怎样的高度，它给后世留下什么？它靠哪些非凡的大师实现这个复兴？复兴仅仅是重现昔日的辉煌吗？当然，我还会情不自禁地用别人比较一下我们自己。因为比较是一种获得思想的方法。
尽管我有那么多思考，我还是珍惜此行中种种神奇又美妙的感知。所以在写作上，我没有选择思想随笔，而是采用了游记的笔法。因为，游记适合这种不期而遇的写作。行旅之间，有感而发，兴致所致，随手写下，而这种写作一定带着许多惊奇的发现和活脱脱的心灵感受，就像一本“艳遇”的日记。
好，就这样我的写作开始了。
2016.11.16
在威尼斯，我总为那些数百年泡在水里的老房老屋担心，它们底层的砖石早已泡酥了，一层层薄砖粉化得像苏打饼干，那么淹在下边的房基呢？一定更糟糕，万一哪天顶不住，不就“哗啦”一下子坍塌到水里？
威尼斯人听了，笑我的担心多余。一千多年来，听说哪所房子泡垮？只有圣马可广场上那个钟楼在一百年前发生倾斜，重建过后就没事了，今天一如皇家卫兵那样笔直地挺立着。
其实威尼斯所有房子并非建在水里，而是在一片沼泽中间的滩地上。这一次，我乘飞机在威尼斯降落时向下望去，看到了这里地貌的奇观。大片的水域中间浮现着一块块滩地，此时正值深秋，滩上的草丛变得赤红。绿水红滩，景象绮丽夺目。威尼斯濒临亚得里亚海，但这里的水却不是纯粹的海水，它一部分来自内陆许多河流的淡水，咸涩的海水与清新的淡水交融一起，再给天然的沙坝阻截，渐渐形成的一片世界上面积最大的潟湖。在这种又咸又淡的潟湖里很少生物，只有一种淡银色的尖头小鱼。二十年前我在盛产手织花边的彩色岛上，蹲在水边看人钓鱼，但这种鱼不能吃，人们只是钓着玩，每每钓上来便摘下钩，扔回到水里。威尼斯的海鸥和水鸟很多，大概在这个水城中到处可以找到食物。它们都吃得很肥，有一种白肚皮、灰背的大鸟像小猫一般，很敦实，有点吓人，其实它们胆子很小，你的手一伸过去，它就飞跑了。
古代威尼斯人就在这潟湖中的滩地上砸下密密实实的木桩，中间填上沙砾，上边铺一种又厚又大的石板。这些石板是经亚得里亚海从斯洛文尼亚那边的伊斯特拉运来的，这种石头的防水性能极好，几层石块铺好后，再在上边叠砖架屋，当然坚实可靠。不知这主意最初是哪个聪明的人发明的。历史总是把伟大的普通人忘记，威尼斯却受益于这个水中建房的高招，直到今天。
潟湖受大海潮汐的影响，每天都会涨潮落潮。涨潮时所有房子像站在水里。威尼斯有一百多个建满房屋的岛屿，四百多座连接岛屿的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桥梁。绝大多数房子的正门开在岛上陆地的一边，后边是临水的私家小码头。在威尼斯如果想走近道，就得上桥下桥，穿街入巷，很吃力；如果想省腿脚，便乘船渡水过河。河道大多很狭，像水上的胡同，船身必须细长才好穿行。桥洞又低，不能有船篷。所以这里独特的风光是那种月牙式两头翘起的优美的小舟贡多拉，蜿蜒幽深的水道，插在老屋前各色各样的拴船的杆子，这一切都五光十色地倒映在波光潋滟之中，水光摇曳，影如梦幻，变化无穷，入夜后灯光再加入其中，无处不叫你感到新奇。
威尼斯这种世上唯一的奇特的风光，自古以来就为画家所痴迷。在古代欧洲的风景画中，“威尼斯风景”恐怕是最多的了。数百年来一直有大批画家聚在这里。从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威尼斯画派，到今天的国际性的“双年展”。
不过，对于这个最初是靠水陆交通与商贸发达起来的城市，商人比画家更多，而且个个比起莎士比亚笔下的商人厉害。一个导游告诉我，一次他带一个旅游团来威尼斯。他对团中的游客们说，你们买东西时可得留心点儿，别叫威尼斯的商人“忽悠”了。在游客们分别去购物后集合起来时，他发现一个游客买的皮包买贵了，就说你这包儿花的钱多了，质量也差。这游客听了就要去退货。导游说你退不成，这里的商人厉害着呢。游客非去不可，拦不住他就去了。可是不多时这游客笑嘻嘻地跑回來，手里提着两个同样的皮包。他不但没退成，反叫威尼斯商人又多“忽悠”一个。
六百年前，马可·波罗从这里去中国，他就是随着爷爷到东方经商去的。我一直认为他们是经过丝绸之路“走”到中国的，至少走了其中一段。
这一次，我听说威尼斯城中还保存着马可·波罗的故居，很兴奋，但找起来可真难，穿街入巷一直跑了一二十条街，上下十多道桥，再穿过一个低矮的街洞才找到。街口两边各一座房子，一边是马可·波罗出生的小楼，一边是他家经商的办事楼。虽然里边已经找不到任何遗物，房子却依然完好，如今底层都改作小饭店。这里的人以马可·波罗为自豪。尽管一些苛刻的学者还在怀疑中国游记的真实性，威尼斯的老百姓却坚信马可·波罗去过中国，并把面条、饼、饺子带到意大利来，变成意大利面和比萨；有趣的是他们的饺子变作四方形的了，好像火柴盒，模样虽然有点怪，可是外边有皮，里边有馅，说是饺子也不为过。他们肯定没把中国妇女包饺子的手艺学去。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关于“中意交流”的奇谈，觉得好笑中也有三分可信。想想看，除去意大利，欧洲哪里还有这种食物？历史有时永远没有结论。反正马可·波罗的游记让西方人对遥远的东方燃起了兴趣，甚至促使了哥伦布渡海西行，寻找中国，可是船头跑偏，一下子发现了美洲“新大陆”。 如今的威尼斯不再是意大利的商贸枢纽，但它的文化留了下来。其实人类的很多文化都是不经意创造出来的，在应用它时并不知其中的意义。时过境迁之后，文化的价值才渐渐显现出来。这就要看你是否能够认知它的价值。
威尼斯曾被我们称作“西方的苏州”。威尼斯整座城市于1987年列入世界文化遗产，苏州却因为我们被自己的破坏而名落孙山。
在旅游已成为当代主要消费方式而日益“猖獗”的今天，威尼斯人很清醒，没有把自己主要力气花在旅游上，而用在保持自己城市的品位和历史的原真性上。城市所有建筑不能随意改建，不能改变原貌乃至“百孔千疮”的外墙苍老的历史感，如果必须修缮则要经过专家认定。凡专家确认的，政府出资70%。保护不是做做样子，而是做好每一个细节。比方他们给住房安装的电子门铃，在设计风格上与斑驳的老墙很协调，高雅又现代。这使我想起德国一个民间的历史建筑保护组织曾经请我去演讲。这个组织的名字叫作“小心翼翼地修改城市”。“小心”二字中包含着对城市的历史文明多么至诚的虔敬？不像我们经常喊的那个词语“保护性开发”——说到底还是要开发，保护不过是个挡箭牌。反正我们现在挺有钱，想开发还不是手到擒来？
据说曾经我们南方某城一位女市长访问威尼斯，听说威尼斯不能走汽车，也不能骑自行车，感到不方便。一问方知，原来威尼斯是一座小岛组合的城市，无法行车。这位女市长问：“为什么不把它们连起来呢？”主人说：“不行，我们做不到。”意思是这是历史遗产，不能改变。我们这位去访问的女市长听了财大气粗地说：“这个——我们能做到！”把人家吓了一跳。
现在的威尼斯也面临旅游压力，总共不到8平方公里的城区内，每年有2000多万名游客。在旅游旺季，在大街小巷、院里院外，到处是举着相机和手机四处拍照的游客。有时出门走路都困难。你和原住民一聊游客，他们就皱眉摇头。在他们眼里游客就像大群大群候鸟，一年一度来一次，一来就闹得天翻地覆。现在住在城中的本城年轻人愈来愈少，老人们依恋着与自己生命记忆融为一体的老房子，所以留在这里。可是老人总要离去，关键是怎么把年轻人留在本土？
当地的做法挺有趣。比方划贡多拉小船的船夫，绝对不允许外地人来干。自古贡多拉船夫都是传男不传女，今天依然如此。如今站在船头戴着皮帽、穿紧身衣、随口唱一首当地民歌的结实又爽快的船夫，都是地道的威尼斯人。至于制作本地彩色玻璃、手织花边和面具的当地艺人，也依然在一些岛上的作坊施展他们的古艺。还有威尼斯那些重要的博物馆和美术馆更让他们奉若神明。不少人来威尼斯就是要到学院博物馆看乔尔乔内的《暴风雨》和卡列拉的粉画《少女像》，要到公爵府大议会厅去看韦罗内塞那幅世界上最大的油画。历史是要不断更迭的，但只要精髓还在就好。
虽然威尼斯不担心房子泡垮，却担心整座城市的下陷。城市的下陷是由地球变暖、海平面上涨造成的。现在每年平均下陷一厘米多。一百年就是一米多。它会不会有一天陷到地平线以下，成为一座水下的城市？这可怕的事情虽然不会在我们这个时代发生，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却要为此担忧，设法阻止。历史要延续，遗产要留给后人。这是文明的思维。
不管维罗纳有多少珍贵的古罗马和文艺复兴的古迹，人们对这座城市最神往的还是有关朱丽叶的“遗址”。《罗密欧与朱丽叶》来自莎士比亚的戏剧，并非确凿的真人真事，甚至有人认为基本上是艺术虚构。但是，当年联合国教科文将维罗纳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时，此地关于罗密欧和朱丽叶的相关传说与“遗迹”反倒是依据之一。
如果你到了维罗纳，这一切似乎更加确凿无疑。在城市中心香草广场附近卡佩罗路上的一座古老的小楼，据说就是朱丽叶的故居，朱丽叶就住在二楼上一个带阳台的房间。那个阳台不就是她与罗密欧幽会的地方吗？而在不远一条街上还能看到罗密欧住的房子，那是一座挺大的宅院。不过这里现在有人家居住，大门紧闭，谢绝参观；可是关着门反倒更有神秘感。此外，在城外较远的河迪杰边一个宁静和绿荫重重的地方，还可以找到朱丽叶的墓地呢。
这些地方看上去不就是罗密欧与朱丽叶真实的遗迹吗？朱丽叶的故居多么像一座名人故居博物馆，朱丽叶之墓不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历史遗址吗？
可是如果从博物馆的角度认真地看，朱丽叶的故居里却没有什么历史见证物。朱丽叶的服装是1968年佛朗哥·泽菲雷里拍摄电影《罗密欧与朱丽叶》时使用的。一些家具物什包括朱丽叶的床也都是电影道具，还有几件14世纪的圣像与壁画，虽然珍贵，也只是与朱丽叶“同时代”的宗教艺术品。没有一件是可以见证朱丽叶的“文物”。至于朱丽叶墓地里那口暗红色的大理石棺，残缺风化得十分厉害，无疑是一件数百年的古物，可是谁又能证实这就是朱丽叶的灵柩呢？
要想知道究竟，还要回到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的历史原型上去。
文学史家从古希腊时期奥德维的《变形记》中找到这个故事最初的影子，那时它只是一个殉情的神话故事。直到文艺复兴时期的1476年，它才出現在意大利诗人的《马萨丘故事集》中，可是主人公的名字并不是“罗密欧与朱丽叶”，也没有两个结仇甚深的家族的背景，尤其是故事发生的地址是在另一个城市锡耶那，这是今天的维罗纳人最不愿意提到的事。
过了半个世纪（1531年）一位维琴察的作家路易奇·达·波尔托写的小说《最新发现的两位高尚情人的故事》中，地点搬到了维罗纳，时间被确定在13世纪，增加了两个家族的世仇，故事基本定型。两个主角的名字叫作罗梅乌斯与茱丽塔。
把这个故事挪到维罗纳的好处是有了世仇的家族背景，故事有了戏剧冲突，人物关系也被强化了，爱情的主题也就更纯粹了。而维罗纳历史上确实存在这两个家族，这就增加了故事的可信性。
此后这个版本还不断地经过种种修改与添加。包括阳台幽会的细节。据说，在当时就有人将这个故事搬上过舞台。
莎士比亚的名剧《罗密欧与朱丽叶》是直接从英国诗人亚瑟·布鲁克的叙事长诗《罗梅乌斯与朱丽叶的悲剧史》改编而来的，于1597年出版。如果没有经过莎士比亚神奇的笔，它也许只是地方一个不见经传的传说而已。然而莎士比亚一动笔，便把它创造为人类爱情的经典。 显然，这只是一个在民间传说基础上不断改写与创造的故事，就像我们的《天河配》，充满了历史的虚构与虚构的历史，但是维罗纳却一天天把它变为现实与真实。
伦敦的“福尔摩斯博物馆”把话说得明明白白：福尔摩斯不是真人，是柯南·道尔虚构的；但维罗纳不同，他们把罗密欧和朱丽叶当作他们城市的历史人物了。
随着莎士比亚这部名剧的影响力日益强大，维罗纳人开始创造“历史”。
朱丽叶故居原本是一座13世纪用石头建造的建筑，属于卡普雷提家族所有，这个家族传说是朱丽叶的家族，于是这幢老房子就渐渐被说成“朱丽叶的屋子”了。在几个世纪里，这幢房子经过多次易主和翻新，一度还作为旅店使用。由于莎翁剧作的效应，它由传说中的朱丽叶“故居”，逐步转化为“历史的真迹”。19世纪中期德国诗人海涅和英国作家狄更斯都来到过维罗纳，对这座房屋当时的破败不堪表示忧虑。狄更斯这位大作家很有意思，他把莎士比亚奉为神圣。英国本土的斯特拉福的莎翁故居，就是他下了很大力气保护下来的。现在莎翁故居窗户玻璃上还有他的签名。由于他们发出的声音非比寻常，终于促使维罗纳当地政府在1905年房主拍卖这座建筑时，将它买了下来，然后一点点建成了朱丽叶故居博物馆。
朱丽叶的墓地原先是一座教堂和女修道院，院中有一个用砖石砌成的通往地下的墓室，室内空空，潮气浓重，只有一口没有盖子的残破的暗红色大理石的石棺，幽暗、凄凉又神秘，据说它原先嵌在墙里，后来才被发现的。到了16世纪就传说这是朱丽叶的葬身之地了。
这些传说开始都是似真似假，将信将疑，后来四方来游访的人愈来愈多，也就确信不疑。如今世界上每年都有几百万男女来到这里，除去游览这些“名胜”，更重要的是把这里作为自己宣誓对爱情忠贞不渝的地方。特别是朱丽叶的故居，从入口的门洞到里边的庭院，每一厘米的墙上都挤满人们的签名、留言，画上自己的心和丘比特的箭。用口香糖把写上诗句的纸条粘满墙壁。还有不少青年男女跑到墓地前的花园里举行结婚仪式，以示对爱情的信守终生和至死不渝。当人们把它当作爱情的圣地，谁还管是真是假。你说假，人们偏要信以为真。这个“真实”是人们集体想象力创造的，是爱情的力量。爱情可以把任何不可能都变成可能，可以弄假成真。
当然，还有一种伟大的力量来自莎士比亚的才华，来自文学。因为文学可以创造生活，包括生活的真实；因为生活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实际的生活，一是心灵的生活。作家无法创造实际的生活，却能创造心灵的生活和心灵的真实。
当罗密欧与朱丽叶在人们心中活起来，维罗纳人的传说就成了“事实”。
这很奇怪，也并不奇怪。
一座古老而残损的建筑到了当代建筑师手里应当怎么办？
如果是经典的遗产当然要严格的保护，不能随便动手动脚，慎重地加以修复。如果这古建筑还要应用呢？西方的建筑师拿出来一种办法，就是：与它对话。所谓对话，就是一边尊重它，维护它的尊严，保存它珍贵的记忆；一边用现代语言与它交流，让古典与现代在交相辉映中并存。这样的建筑师中间有一位让我十分钦佩，就是卡洛·斯卡帕。这也是我从威尼斯特意跑到维罗纳来的原因之一。我要看他的名作——古堡美术馆。
维罗纳的这座古城堡是当地有权有势的斯卡拉家族于14世纪建造的。维罗纳是扼守意大利北方的城市，屡经战火“洗礼”，还曾经几次落入奥地利帝国和拿破仑之手，待到二战之后这座古堡已经相当破落。可是维罗纳人没有丢弃它，仍然把它作为城市历史的象征，在上世纪中期经过慎重的研究和决定，把它交给了著名的理性主义建筑大师卡洛·斯卡帕，改为一座美术博物馆使用。
修复，当然是斯卡帕首要的工作。修复不是整旧如新，而是在十分细心地保留古堡的历史原貌的基础上，进行加固和适当的填补。一边让它恢复当年的气概，一边还要保存住这座历经沧桑的古建筑的历史真实及所具有的残缺美。为此，斯卡帕刻意地将那些曾经遭遇炮火的累累“伤痕”保留在古堡的墻面上，特别把一段已经残破不堪的老城墙，原封不动地保存在一片绿盈盈的草坡上，远远看去像一件历史的雕塑和雕塑的历史。绝不像山西大同那个苍劲的北魏古城完全被用新砖包裹起来——老汉穿童装——“做大做强”地做成一座亮光光、荒诞的新城。
然而，这位理性主义的建筑大师的工作并不止于文物修复。他的高明之处，是把古建修复、美术馆的构建与展品陈列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再创作。他的思路是将展品与古堡内的空间一并构思；同时把展品陈列的支架、台座、背板以及固定方式一起设计，连材质、颜色和制作工艺全都视为一个整体。
同时，他放入现代的理念与十分强烈的审美个性。
比如窗洞和门洞。从外边看，他一点也没改变原有的样式，里边却加上现代感很强的黑铁边框的玻璃窗或落地窗，让它成为美术馆室内自然的光源。黑铁是他使用的主要材料，也是他主要的设计语言。他用黑铁将各种石刻的神像、雕花的建筑构件及碎块固定在墙上，为大型雕像制作背板和台基，甚至作为一些装饰性的建筑语言。这些铁件的造型简约到极致，全部采用直线和直角，具有斯卡帕鲜明的个人的现代风格；制作手段却全部采用传统手工的榫铆、钳接与切割工艺，以使历史与现代能够融洽地“交谈”。
在古堡美术馆里，斯卡帕陈列在每一个空间的东西都不多，有时只有几件，留下足够的空间给观众去想象。他对每件展品的陈列方式都十分考究，绝没有雷同。从他当时的设计草图看，他或是为具体空间选择展品，或是为具体展品寻找陈列位置，都经过精心的别出心裁的设计。比如进入一个展室，一尊石像立在一块四四方方的铁板上，看起来极其简单，但他故意让石像背对着你，为了让你欣赏这尊石像背上的衣袍特有的几条非常优美的长线，还有一种伫立沉思之感。他采用这种创造性的陈列方式，还有一种意图，是迫使你必须绕到石像身前去看，因为这石像的正面与脸部非常值得一看——很美很沉静。
他的方式很独特、很个性、很现代。现代是斯卡帕必须表现的。因为他是现代建筑师。他给坑坑洼洼的古堡美术馆的地面铺上一种平整的灰石板时，有意在现代的地面与古老的墙体的交接处留一条沟槽，划一条界线。表明地是新的，墙是老的，历史与现代界线分明。 他鲜明地表明一種理念，便是让历史与现代两种元素并存。彼此鲜明的不同，但不冲突。相互不是融合，而是对话。只有在这样的对话中，古老才会更古老，现代才会更现代。使历史与现代之间的时空感拉大。
这已经是当今西方保护历史建筑经常采用的方式之一。米兰的斯福尔扎古堡博物馆也用了这种方式。这种方式的思想理念是历史被虔诚地敬畏，现代被自豪地表达。谁说历史和现代一定是冲突的，关键要看你是否有高超而文明的理念以及创造力了。
这次从维罗纳出来，一路南下，径直往文艺复兴时期重要的古城博洛尼亚看看。待到了这地方，连标志性的双塔都没去瞧一眼，就直奔着三样老东西——最老最重要的东西去了。这三样是乔托的画、圣路加教堂的圣母像和博洛尼亚大学。乔托称得上文艺复兴画家中的鼻祖，圣路加的圣母像是传说最早的圣母像，博洛尼亚大学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学，快一千年了！哪一样能够不看？
车子穿过广阔的林莽田野，到达博洛尼亚。没有入城，首先朝着市郊的圣路加教堂驶去，我要先去看圣母像。驰名于世的圣路加教堂在一座百米高的小山顶上，有点像我国南通小狼山的广教寺。教堂建于中世纪，传说出生于世纪初的耶稣的门徒圣路加擅长肖像画，这座教堂收藏的一幅《圣母与圣婴》为圣路加所画，称得上“史上第一幅圣母像”，为此他被基督教奉为美术家和艺术家的“主保圣人”。不管这幅画是否真是他画的，但这确是远在文艺复兴之前最早的宗教画，更重要的是信徒们坚信不疑。
信徒们的坚信来自一个类似神话的传说。据说1433年天降大雨，连日不停，农家受灾。人们就到圣路加教堂向圣母祈祷，祈求雨住天晴，谁知不久竟然云破日出。从此，每年人们举行盛大庆典，将圣路加的圣母像抬出教堂，从山上下来，一直抬到博洛尼亚市中心的圣彼得教堂，举行过隆重的仪式后再将圣母像送回来。这种说法和仪式与我的家乡天津的皇会祭典十分相像。皇会祭典传说海神娘娘妈祖救渔民船工于大海的风浪之中，故此也是一年一度要将娘娘雕像从天后宫中抬出来，巡街三日，万众敬拜，事后再将娘娘神像送回宫中。不同的是，天津的皇会自民国以来就已日渐式微，现在保持无多，而且已经演化为一种纯娱乐的社区活动和民俗表演。博洛尼亚的仪式却至今不衰，具体日期虽不确定，但每年准要举办一次；前年是5月9日，去年是5月17日。这两地的区别恐怕因为前者（天津的皇会祭典）是民间信仰，后者是宗教信仰。民间信仰有功利性，失去现实的需要就会渐渐消退。
我们的车子爬上山时，渐渐看到一条劵洞式、橙黄色的长廊盘山而上，车子走了很长的路，长廊却一直随山就势，延绵不断。一问方知这长廊非同小可，它正是为迎送圣母的仪式而建，从山顶到市中心竟有十里之远，蜿蜒曲折，未有中断，极为壮观。长廊的拱顶多达666个；不过这666，与中国人的六六大顺无关。
罗马式砖红色的圣路加教堂屹立在这绿木葱茏的小山顶上，看上去像一个城堡。从这里可以俯瞰平坦又优美的平原和完整地保持着中世纪景象的博洛尼亚古城。我喜欢教堂内宏大的气息，走进教堂时里边正在做弥撒。我不敢扰动人家的活动，站在一角欣赏教堂的建筑与艺术。圣路加的圣母像远远地镶嵌在金碧辉煌的祭坛中央。由于尺幅小，远处看不清，又不便走到前边去，我用照相机镜头的焦距把距离拉近，终于看到了这幅古老的圣母像——圣路加的《圣母与圣婴》。它有一种异常的遥远和肃穆之感。从现代人的眼光看，这幅画的人物形象比例不对，神情木讷而无生气，动作直愣愣，只用一些线条简单地勾勒着，因此画面显得单调又呆板；然而正是这样，一种古拙、执着、纯粹的气息，是万能的今人无法画得出来的。就像我们中国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和《女史箴图》。在艺术中，技术与精神不完全是一码事；也可以说，人一旦精明反而无法返回纯朴与纯粹。
啊，我看到了最古老的圣母，看到了人最初怎么画圣母。如果没看到最古老的圣母像，就不明白后来的文艺复兴何以伟大了。
看乔托的画是我走进博洛尼亚美术博物馆主要的目的。尽管这座建于拿破仑时期的博物馆还收藏着其他很多旷世名作。
这是乔托于1300年为博洛尼亚一座礼拜堂画的祭坛画。这种画多是画在木板上。画面周围有繁复的木板贴金与雕刻工艺，装饰得非常讲究；绘画被这种细致的金饰衬托着，显得华美又高贵。
乔托的这幅祭坛画分为五个竖长的神龛，每个神龛中间镶着一个画面。中间最重要的画面也是“圣母与圣婴”，可是拿它与圣路加以及中世纪的圣母像一比较，就看出明显的不同。乔托的圣母不再是呆板与庄重的偶像，她有表情了，面部的神情显得深沉与慈爱，怀抱中的圣婴伸手向她表现出亲昵。在这幅祭坛画底座上还有一个圣母像，手捂着嘴——这是耶稣受难后的圣母吧，她披着蓝色的披风，掩面而泣，表情极度悲切。
仅仅凭着这一些表情，乔托在艺术史就这么重要的吗？
可是，在乔托之前中世纪黑暗时代所有的圣母像中，我们能看到这样的表情吗？
乔托的时代适逢基督教从黑暗时代自我地解脱出来，他最早站出来，充满勇气和热情地拥抱圣法兰关于宗教必须抚慰人心灵的主张，并将客观世界的生命情感和人性需求引入绘画中来。他认为圣母和耶稣必须是有血有肉有爱心的。尽管那个时代绘画还都是宗教题材，但在他的笔下已经把圣母视为慈母，把圣子视作娇儿。虽然他做得远不如此后的画家如达·芬奇、拉斐尔等等更充分更鲜明，可他是第一个。是伟大的起步。历史总是要记住、甚至特别记住第一个人的。因为，没有第一步就没有第二步。
因此我站在乔托这幅画前时，不知不觉心中充满了敬意。
在博洛尼亚找博洛尼亚大学可不大容易，它好像空气一样散布在整个城市里。你到处可以看到学生，感受到校园特有的气息，但是走了许多条街，问了许多人，都说不好哪里是大学的正门。一会儿在这条街上看到一所什么学院，一会儿在那条街上见到另一所什么学院或图书馆。这些街都是些幽暗的数百年的石板老街，墙体厚厚的老房子，窗洞像山洞；而且所有街道的便道都在各式各样的券廊里。券顶和柱式各色各样，罗马式、哥特式、爱奥尼克式、科林斯式。从中穿来穿去，如入迷宫，最后终于找到这座大学的“参观室”，但正值中午休息时间，大门关着。我想，这就是我想看的世界最早的大学吗？我的大学是中国最早的北洋大学，1895年建校。它建校于1088年，比我的大学年长八百岁。可是他们为什么不弄几百亩地建一个合乎身份的、气派十足的新校区？政府也不要个面子吗？
我忽想起，大前年在牛津大学演讲，几个中国同学带我去到校园里一个矮矮的、墙上爬着常青藤的小楼休息。楼是老的，门是老的，楼梯是老的，屋里的皮沙发不但老，而且坐垫是破的，从破洞可以拉出里边的棕丝来。据说这里是他们的博士生导师与学生交谈的地方。这就是大名鼎鼎的牛津？可是如果你想一想那些教授会与博士生谈些什么，这几把椅子破不破重要吗？如果换一个锃光瓦亮的新校区，坐在崭新的大椅上，说的话却平庸而无思想，还有大学的意义吗？
如果按校区的规模和占地面积排名，我们的大学肯定雄踞世界前五十名。想到这里方才明白，原来我们至今还没弄懂什么是教育。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 师力斌
作家看画，看画后边的东西。
自14世纪，欧洲人用了二三百年，在中世纪神主宰的死亡般的气息里，完成了自我的救赎，并让人的尊严从此至高无上，让自由神圣不可侵犯。画家们的贡献是使我们光彩夺目地看到了这个伟大的文艺复兴的全过程。
前记
有时写作来自一种机缘。
今年入秋时候不期而遇——10月之初，先是受邀飞往遥远的希腊雅典去参加“中欧文明对话”；到了10月底，应好友韩美林之约，去了一趟意大利的水城威尼斯，出席他在那里举办的艺术大展开幕式。这突如其来的两次出行，使我来了灵感。古希腊是西方文明的源头，意大利是复兴古希腊罗马文明的圣地，伟大的人文主义精神“日出”的地方。何不借机用这个机缘，去活生生体验与感知一下那个使人类永恒骄傲的历史，并向历史提一点问题？
于是，我确定好一条路线，在威尼斯活动之后，立即南下，围着亚平宁半岛的中北部绕上一圈。将那些曾经被文艺复兴的光辉照亮的地方一个个跑下来。我要看那些古城，我知道意大利人是自己历史的知音，他们敬畏历史，珍惜历史的每一个细节。当然，我还有一个重点是看艺术：建筑、雕塑、画，特别是画。
画家看画，看画上边的东西。作家看画，看画后边的东西。其实画后边的东西不是看出来的，是读出来的。所以这本小书的名称是“读画记”。
我想知道画后边的画家和艺术史，雕塑里边藏着的思想，古城中依然活着的生命和灵魂，更想知道“复兴”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它史无前例地到达怎样的高度，它给后世留下什么？它靠哪些非凡的大师实现这个复兴？复兴仅仅是重现昔日的辉煌吗？当然，我还会情不自禁地用别人比较一下我们自己。因为比较是一种获得思想的方法。
尽管我有那么多思考，我还是珍惜此行中种种神奇又美妙的感知。所以在写作上，我没有选择思想随笔，而是采用了游记的笔法。因为，游记适合这种不期而遇的写作。行旅之间，有感而发，兴致所致，随手写下，而这种写作一定带着许多惊奇的发现和活脱脱的心灵感受，就像一本“艳遇”的日记。
好，就这样我的写作开始了。
2016.11.16
在威尼斯，我总为那些数百年泡在水里的老房老屋担心，它们底层的砖石早已泡酥了，一层层薄砖粉化得像苏打饼干，那么淹在下边的房基呢？一定更糟糕，万一哪天顶不住，不就“哗啦”一下子坍塌到水里？
威尼斯人听了，笑我的担心多余。一千多年来，听说哪所房子泡垮？只有圣马可广场上那个钟楼在一百年前发生倾斜，重建过后就没事了，今天一如皇家卫兵那样笔直地挺立着。
其实威尼斯所有房子并非建在水里，而是在一片沼泽中间的滩地上。这一次，我乘飞机在威尼斯降落时向下望去，看到了这里地貌的奇观。大片的水域中间浮现着一块块滩地，此时正值深秋，滩上的草丛变得赤红。绿水红滩，景象绮丽夺目。威尼斯濒临亚得里亚海，但这里的水却不是纯粹的海水，它一部分来自内陆许多河流的淡水，咸涩的海水与清新的淡水交融一起，再给天然的沙坝阻截，渐渐形成的一片世界上面积最大的潟湖。在这种又咸又淡的潟湖里很少生物，只有一种淡银色的尖头小鱼。二十年前我在盛产手织花边的彩色岛上，蹲在水边看人钓鱼，但这种鱼不能吃，人们只是钓着玩，每每钓上来便摘下钩，扔回到水里。威尼斯的海鸥和水鸟很多，大概在这个水城中到处可以找到食物。它们都吃得很肥，有一种白肚皮、灰背的大鸟像小猫一般，很敦实，有点吓人，其实它们胆子很小，你的手一伸过去，它就飞跑了。
古代威尼斯人就在这潟湖中的滩地上砸下密密实实的木桩，中间填上沙砾，上边铺一种又厚又大的石板。这些石板是经亚得里亚海从斯洛文尼亚那边的伊斯特拉运来的，这种石头的防水性能极好，几层石块铺好后，再在上边叠砖架屋，当然坚实可靠。不知这主意最初是哪个聪明的人发明的。历史总是把伟大的普通人忘记，威尼斯却受益于这个水中建房的高招，直到今天。
潟湖受大海潮汐的影响，每天都会涨潮落潮。涨潮时所有房子像站在水里。威尼斯有一百多个建满房屋的岛屿，四百多座连接岛屿的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桥梁。绝大多数房子的正门开在岛上陆地的一边，后边是临水的私家小码头。在威尼斯如果想走近道，就得上桥下桥，穿街入巷，很吃力；如果想省腿脚，便乘船渡水过河。河道大多很狭，像水上的胡同，船身必须细长才好穿行。桥洞又低，不能有船篷。所以这里独特的风光是那种月牙式两头翘起的优美的小舟贡多拉，蜿蜒幽深的水道，插在老屋前各色各样的拴船的杆子，这一切都五光十色地倒映在波光潋滟之中，水光摇曳，影如梦幻，变化无穷，入夜后灯光再加入其中，无处不叫你感到新奇。
威尼斯这种世上唯一的奇特的风光，自古以来就为画家所痴迷。在古代欧洲的风景画中，“威尼斯风景”恐怕是最多的了。数百年来一直有大批画家聚在这里。从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威尼斯画派，到今天的国际性的“双年展”。
不过，对于这个最初是靠水陆交通与商贸发达起来的城市，商人比画家更多，而且个个比起莎士比亚笔下的商人厉害。一个导游告诉我，一次他带一个旅游团来威尼斯。他对团中的游客们说，你们买东西时可得留心点儿，别叫威尼斯的商人“忽悠”了。在游客们分别去购物后集合起来时，他发现一个游客买的皮包买贵了，就说你这包儿花的钱多了，质量也差。这游客听了就要去退货。导游说你退不成，这里的商人厉害着呢。游客非去不可，拦不住他就去了。可是不多时这游客笑嘻嘻地跑回來，手里提着两个同样的皮包。他不但没退成，反叫威尼斯商人又多“忽悠”一个。
六百年前，马可·波罗从这里去中国，他就是随着爷爷到东方经商去的。我一直认为他们是经过丝绸之路“走”到中国的，至少走了其中一段。
这一次，我听说威尼斯城中还保存着马可·波罗的故居，很兴奋，但找起来可真难，穿街入巷一直跑了一二十条街，上下十多道桥，再穿过一个低矮的街洞才找到。街口两边各一座房子，一边是马可·波罗出生的小楼，一边是他家经商的办事楼。虽然里边已经找不到任何遗物，房子却依然完好，如今底层都改作小饭店。这里的人以马可·波罗为自豪。尽管一些苛刻的学者还在怀疑中国游记的真实性，威尼斯的老百姓却坚信马可·波罗去过中国，并把面条、饼、饺子带到意大利来，变成意大利面和比萨；有趣的是他们的饺子变作四方形的了，好像火柴盒，模样虽然有点怪，可是外边有皮，里边有馅，说是饺子也不为过。他们肯定没把中国妇女包饺子的手艺学去。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关于“中意交流”的奇谈，觉得好笑中也有三分可信。想想看，除去意大利，欧洲哪里还有这种食物？历史有时永远没有结论。反正马可·波罗的游记让西方人对遥远的东方燃起了兴趣，甚至促使了哥伦布渡海西行，寻找中国，可是船头跑偏，一下子发现了美洲“新大陆”。 如今的威尼斯不再是意大利的商贸枢纽，但它的文化留了下来。其实人类的很多文化都是不经意创造出来的，在应用它时并不知其中的意义。时过境迁之后，文化的价值才渐渐显现出来。这就要看你是否能够认知它的价值。
威尼斯曾被我们称作“西方的苏州”。威尼斯整座城市于1987年列入世界文化遗产，苏州却因为我们被自己的破坏而名落孙山。
在旅游已成为当代主要消费方式而日益“猖獗”的今天，威尼斯人很清醒，没有把自己主要力气花在旅游上，而用在保持自己城市的品位和历史的原真性上。城市所有建筑不能随意改建，不能改变原貌乃至“百孔千疮”的外墙苍老的历史感，如果必须修缮则要经过专家认定。凡专家确认的，政府出资70%。保护不是做做样子，而是做好每一个细节。比方他们给住房安装的电子门铃，在设计风格上与斑驳的老墙很协调，高雅又现代。这使我想起德国一个民间的历史建筑保护组织曾经请我去演讲。这个组织的名字叫作“小心翼翼地修改城市”。“小心”二字中包含着对城市的历史文明多么至诚的虔敬？不像我们经常喊的那个词语“保护性开发”——说到底还是要开发，保护不过是个挡箭牌。反正我们现在挺有钱，想开发还不是手到擒来？
据说曾经我们南方某城一位女市长访问威尼斯，听说威尼斯不能走汽车，也不能骑自行车，感到不方便。一问方知，原来威尼斯是一座小岛组合的城市，无法行车。这位女市长问：“为什么不把它们连起来呢？”主人说：“不行，我们做不到。”意思是这是历史遗产，不能改变。我们这位去访问的女市长听了财大气粗地说：“这个——我们能做到！”把人家吓了一跳。
现在的威尼斯也面临旅游压力，总共不到8平方公里的城区内，每年有2000多万名游客。在旅游旺季，在大街小巷、院里院外，到处是举着相机和手机四处拍照的游客。有时出门走路都困难。你和原住民一聊游客，他们就皱眉摇头。在他们眼里游客就像大群大群候鸟，一年一度来一次，一来就闹得天翻地覆。现在住在城中的本城年轻人愈来愈少，老人们依恋着与自己生命记忆融为一体的老房子，所以留在这里。可是老人总要离去，关键是怎么把年轻人留在本土？
当地的做法挺有趣。比方划贡多拉小船的船夫，绝对不允许外地人来干。自古贡多拉船夫都是传男不传女，今天依然如此。如今站在船头戴着皮帽、穿紧身衣、随口唱一首当地民歌的结实又爽快的船夫，都是地道的威尼斯人。至于制作本地彩色玻璃、手织花边和面具的当地艺人，也依然在一些岛上的作坊施展他们的古艺。还有威尼斯那些重要的博物馆和美术馆更让他们奉若神明。不少人来威尼斯就是要到学院博物馆看乔尔乔内的《暴风雨》和卡列拉的粉画《少女像》，要到公爵府大议会厅去看韦罗内塞那幅世界上最大的油画。历史是要不断更迭的，但只要精髓还在就好。
虽然威尼斯不担心房子泡垮，却担心整座城市的下陷。城市的下陷是由地球变暖、海平面上涨造成的。现在每年平均下陷一厘米多。一百年就是一米多。它会不会有一天陷到地平线以下，成为一座水下的城市？这可怕的事情虽然不会在我们这个时代发生，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却要为此担忧，设法阻止。历史要延续，遗产要留给后人。这是文明的思维。
一
不管维罗纳有多少珍贵的古罗马和文艺复兴的古迹，人们对这座城市最神往的还是有关朱丽叶的“遗址”。《罗密欧与朱丽叶》来自莎士比亚的戏剧，并非确凿的真人真事，甚至有人认为基本上是艺术虚构。但是，当年联合国教科文将维罗纳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时，此地关于罗密欧和朱丽叶的相关传说与“遗迹”反倒是依据之一。
如果你到了维罗纳，这一切似乎更加确凿无疑。在城市中心香草广场附近卡佩罗路上的一座古老的小楼，据说就是朱丽叶的故居，朱丽叶就住在二楼上一个带阳台的房间。那个阳台不就是她与罗密欧幽会的地方吗？而在不远一条街上还能看到罗密欧住的房子，那是一座挺大的宅院。不过这里现在有人家居住，大门紧闭，谢绝参观；可是关着门反倒更有神秘感。此外，在城外较远的河迪杰边一个宁静和绿荫重重的地方，还可以找到朱丽叶的墓地呢。
这些地方看上去不就是罗密欧与朱丽叶真实的遗迹吗？朱丽叶的故居多么像一座名人故居博物馆，朱丽叶之墓不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历史遗址吗？
可是如果从博物馆的角度认真地看，朱丽叶的故居里却没有什么历史见证物。朱丽叶的服装是1968年佛朗哥·泽菲雷里拍摄电影《罗密欧与朱丽叶》时使用的。一些家具物什包括朱丽叶的床也都是电影道具，还有几件14世纪的圣像与壁画，虽然珍贵，也只是与朱丽叶“同时代”的宗教艺术品。没有一件是可以见证朱丽叶的“文物”。至于朱丽叶墓地里那口暗红色的大理石棺，残缺风化得十分厉害，无疑是一件数百年的古物，可是谁又能证实这就是朱丽叶的灵柩呢？
要想知道究竟，还要回到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的历史原型上去。
二
文学史家从古希腊时期奥德维的《变形记》中找到这个故事最初的影子，那时它只是一个殉情的神话故事。直到文艺复兴时期的1476年，它才出現在意大利诗人的《马萨丘故事集》中，可是主人公的名字并不是“罗密欧与朱丽叶”，也没有两个结仇甚深的家族的背景，尤其是故事发生的地址是在另一个城市锡耶那，这是今天的维罗纳人最不愿意提到的事。
过了半个世纪（1531年）一位维琴察的作家路易奇·达·波尔托写的小说《最新发现的两位高尚情人的故事》中，地点搬到了维罗纳，时间被确定在13世纪，增加了两个家族的世仇，故事基本定型。两个主角的名字叫作罗梅乌斯与茱丽塔。
把这个故事挪到维罗纳的好处是有了世仇的家族背景，故事有了戏剧冲突，人物关系也被强化了，爱情的主题也就更纯粹了。而维罗纳历史上确实存在这两个家族，这就增加了故事的可信性。
此后这个版本还不断地经过种种修改与添加。包括阳台幽会的细节。据说，在当时就有人将这个故事搬上过舞台。
莎士比亚的名剧《罗密欧与朱丽叶》是直接从英国诗人亚瑟·布鲁克的叙事长诗《罗梅乌斯与朱丽叶的悲剧史》改编而来的，于1597年出版。如果没有经过莎士比亚神奇的笔，它也许只是地方一个不见经传的传说而已。然而莎士比亚一动笔，便把它创造为人类爱情的经典。 显然，这只是一个在民间传说基础上不断改写与创造的故事，就像我们的《天河配》，充满了历史的虚构与虚构的历史，但是维罗纳却一天天把它变为现实与真实。
伦敦的“福尔摩斯博物馆”把话说得明明白白：福尔摩斯不是真人，是柯南·道尔虚构的；但维罗纳不同，他们把罗密欧和朱丽叶当作他们城市的历史人物了。
三
随着莎士比亚这部名剧的影响力日益强大，维罗纳人开始创造“历史”。
朱丽叶故居原本是一座13世纪用石头建造的建筑，属于卡普雷提家族所有，这个家族传说是朱丽叶的家族，于是这幢老房子就渐渐被说成“朱丽叶的屋子”了。在几个世纪里，这幢房子经过多次易主和翻新，一度还作为旅店使用。由于莎翁剧作的效应，它由传说中的朱丽叶“故居”，逐步转化为“历史的真迹”。19世纪中期德国诗人海涅和英国作家狄更斯都来到过维罗纳，对这座房屋当时的破败不堪表示忧虑。狄更斯这位大作家很有意思，他把莎士比亚奉为神圣。英国本土的斯特拉福的莎翁故居，就是他下了很大力气保护下来的。现在莎翁故居窗户玻璃上还有他的签名。由于他们发出的声音非比寻常，终于促使维罗纳当地政府在1905年房主拍卖这座建筑时，将它买了下来，然后一点点建成了朱丽叶故居博物馆。
朱丽叶的墓地原先是一座教堂和女修道院，院中有一个用砖石砌成的通往地下的墓室，室内空空，潮气浓重，只有一口没有盖子的残破的暗红色大理石的石棺，幽暗、凄凉又神秘，据说它原先嵌在墙里，后来才被发现的。到了16世纪就传说这是朱丽叶的葬身之地了。
这些传说开始都是似真似假，将信将疑，后来四方来游访的人愈来愈多，也就确信不疑。如今世界上每年都有几百万男女来到这里，除去游览这些“名胜”，更重要的是把这里作为自己宣誓对爱情忠贞不渝的地方。特别是朱丽叶的故居，从入口的门洞到里边的庭院，每一厘米的墙上都挤满人们的签名、留言，画上自己的心和丘比特的箭。用口香糖把写上诗句的纸条粘满墙壁。还有不少青年男女跑到墓地前的花园里举行结婚仪式，以示对爱情的信守终生和至死不渝。当人们把它当作爱情的圣地，谁还管是真是假。你说假，人们偏要信以为真。这个“真实”是人们集体想象力创造的，是爱情的力量。爱情可以把任何不可能都变成可能，可以弄假成真。
当然，还有一种伟大的力量来自莎士比亚的才华，来自文学。因为文学可以创造生活，包括生活的真实；因为生活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实际的生活，一是心灵的生活。作家无法创造实际的生活，却能创造心灵的生活和心灵的真实。
当罗密欧与朱丽叶在人们心中活起来，维罗纳人的传说就成了“事实”。
这很奇怪，也并不奇怪。
一座古老而残损的建筑到了当代建筑师手里应当怎么办？
如果是经典的遗产当然要严格的保护，不能随便动手动脚，慎重地加以修复。如果这古建筑还要应用呢？西方的建筑师拿出来一种办法，就是：与它对话。所谓对话，就是一边尊重它，维护它的尊严，保存它珍贵的记忆；一边用现代语言与它交流，让古典与现代在交相辉映中并存。这样的建筑师中间有一位让我十分钦佩，就是卡洛·斯卡帕。这也是我从威尼斯特意跑到维罗纳来的原因之一。我要看他的名作——古堡美术馆。
维罗纳的这座古城堡是当地有权有势的斯卡拉家族于14世纪建造的。维罗纳是扼守意大利北方的城市，屡经战火“洗礼”，还曾经几次落入奥地利帝国和拿破仑之手，待到二战之后这座古堡已经相当破落。可是维罗纳人没有丢弃它，仍然把它作为城市历史的象征，在上世纪中期经过慎重的研究和决定，把它交给了著名的理性主义建筑大师卡洛·斯卡帕，改为一座美术博物馆使用。
修复，当然是斯卡帕首要的工作。修复不是整旧如新，而是在十分细心地保留古堡的历史原貌的基础上，进行加固和适当的填补。一边让它恢复当年的气概，一边还要保存住这座历经沧桑的古建筑的历史真实及所具有的残缺美。为此，斯卡帕刻意地将那些曾经遭遇炮火的累累“伤痕”保留在古堡的墻面上，特别把一段已经残破不堪的老城墙，原封不动地保存在一片绿盈盈的草坡上，远远看去像一件历史的雕塑和雕塑的历史。绝不像山西大同那个苍劲的北魏古城完全被用新砖包裹起来——老汉穿童装——“做大做强”地做成一座亮光光、荒诞的新城。
然而，这位理性主义的建筑大师的工作并不止于文物修复。他的高明之处，是把古建修复、美术馆的构建与展品陈列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再创作。他的思路是将展品与古堡内的空间一并构思；同时把展品陈列的支架、台座、背板以及固定方式一起设计，连材质、颜色和制作工艺全都视为一个整体。
同时，他放入现代的理念与十分强烈的审美个性。
比如窗洞和门洞。从外边看，他一点也没改变原有的样式，里边却加上现代感很强的黑铁边框的玻璃窗或落地窗，让它成为美术馆室内自然的光源。黑铁是他使用的主要材料，也是他主要的设计语言。他用黑铁将各种石刻的神像、雕花的建筑构件及碎块固定在墙上，为大型雕像制作背板和台基，甚至作为一些装饰性的建筑语言。这些铁件的造型简约到极致，全部采用直线和直角，具有斯卡帕鲜明的个人的现代风格；制作手段却全部采用传统手工的榫铆、钳接与切割工艺，以使历史与现代能够融洽地“交谈”。
在古堡美术馆里，斯卡帕陈列在每一个空间的东西都不多，有时只有几件，留下足够的空间给观众去想象。他对每件展品的陈列方式都十分考究，绝没有雷同。从他当时的设计草图看，他或是为具体空间选择展品，或是为具体展品寻找陈列位置，都经过精心的别出心裁的设计。比如进入一个展室，一尊石像立在一块四四方方的铁板上，看起来极其简单，但他故意让石像背对着你，为了让你欣赏这尊石像背上的衣袍特有的几条非常优美的长线，还有一种伫立沉思之感。他采用这种创造性的陈列方式，还有一种意图，是迫使你必须绕到石像身前去看，因为这石像的正面与脸部非常值得一看——很美很沉静。
他的方式很独特、很个性、很现代。现代是斯卡帕必须表现的。因为他是现代建筑师。他给坑坑洼洼的古堡美术馆的地面铺上一种平整的灰石板时，有意在现代的地面与古老的墙体的交接处留一条沟槽，划一条界线。表明地是新的，墙是老的，历史与现代界线分明。 他鲜明地表明一種理念，便是让历史与现代两种元素并存。彼此鲜明的不同，但不冲突。相互不是融合，而是对话。只有在这样的对话中，古老才会更古老，现代才会更现代。使历史与现代之间的时空感拉大。
这已经是当今西方保护历史建筑经常采用的方式之一。米兰的斯福尔扎古堡博物馆也用了这种方式。这种方式的思想理念是历史被虔诚地敬畏，现代被自豪地表达。谁说历史和现代一定是冲突的，关键要看你是否有高超而文明的理念以及创造力了。
这次从维罗纳出来，一路南下，径直往文艺复兴时期重要的古城博洛尼亚看看。待到了这地方，连标志性的双塔都没去瞧一眼，就直奔着三样老东西——最老最重要的东西去了。这三样是乔托的画、圣路加教堂的圣母像和博洛尼亚大学。乔托称得上文艺复兴画家中的鼻祖，圣路加的圣母像是传说最早的圣母像，博洛尼亚大学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学，快一千年了！哪一样能够不看？
一
车子穿过广阔的林莽田野，到达博洛尼亚。没有入城，首先朝着市郊的圣路加教堂驶去，我要先去看圣母像。驰名于世的圣路加教堂在一座百米高的小山顶上，有点像我国南通小狼山的广教寺。教堂建于中世纪，传说出生于世纪初的耶稣的门徒圣路加擅长肖像画，这座教堂收藏的一幅《圣母与圣婴》为圣路加所画，称得上“史上第一幅圣母像”，为此他被基督教奉为美术家和艺术家的“主保圣人”。不管这幅画是否真是他画的，但这确是远在文艺复兴之前最早的宗教画，更重要的是信徒们坚信不疑。
信徒们的坚信来自一个类似神话的传说。据说1433年天降大雨，连日不停，农家受灾。人们就到圣路加教堂向圣母祈祷，祈求雨住天晴，谁知不久竟然云破日出。从此，每年人们举行盛大庆典，将圣路加的圣母像抬出教堂，从山上下来，一直抬到博洛尼亚市中心的圣彼得教堂，举行过隆重的仪式后再将圣母像送回来。这种说法和仪式与我的家乡天津的皇会祭典十分相像。皇会祭典传说海神娘娘妈祖救渔民船工于大海的风浪之中，故此也是一年一度要将娘娘雕像从天后宫中抬出来，巡街三日，万众敬拜，事后再将娘娘神像送回宫中。不同的是，天津的皇会自民国以来就已日渐式微，现在保持无多，而且已经演化为一种纯娱乐的社区活动和民俗表演。博洛尼亚的仪式却至今不衰，具体日期虽不确定，但每年准要举办一次；前年是5月9日，去年是5月17日。这两地的区别恐怕因为前者（天津的皇会祭典）是民间信仰，后者是宗教信仰。民间信仰有功利性，失去现实的需要就会渐渐消退。
我们的车子爬上山时，渐渐看到一条劵洞式、橙黄色的长廊盘山而上，车子走了很长的路，长廊却一直随山就势，延绵不断。一问方知这长廊非同小可，它正是为迎送圣母的仪式而建，从山顶到市中心竟有十里之远，蜿蜒曲折，未有中断，极为壮观。长廊的拱顶多达666个；不过这666，与中国人的六六大顺无关。
罗马式砖红色的圣路加教堂屹立在这绿木葱茏的小山顶上，看上去像一个城堡。从这里可以俯瞰平坦又优美的平原和完整地保持着中世纪景象的博洛尼亚古城。我喜欢教堂内宏大的气息，走进教堂时里边正在做弥撒。我不敢扰动人家的活动，站在一角欣赏教堂的建筑与艺术。圣路加的圣母像远远地镶嵌在金碧辉煌的祭坛中央。由于尺幅小，远处看不清，又不便走到前边去，我用照相机镜头的焦距把距离拉近，终于看到了这幅古老的圣母像——圣路加的《圣母与圣婴》。它有一种异常的遥远和肃穆之感。从现代人的眼光看，这幅画的人物形象比例不对，神情木讷而无生气，动作直愣愣，只用一些线条简单地勾勒着，因此画面显得单调又呆板；然而正是这样，一种古拙、执着、纯粹的气息，是万能的今人无法画得出来的。就像我们中国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和《女史箴图》。在艺术中，技术与精神不完全是一码事；也可以说，人一旦精明反而无法返回纯朴与纯粹。
啊，我看到了最古老的圣母，看到了人最初怎么画圣母。如果没看到最古老的圣母像，就不明白后来的文艺复兴何以伟大了。
二
看乔托的画是我走进博洛尼亚美术博物馆主要的目的。尽管这座建于拿破仑时期的博物馆还收藏着其他很多旷世名作。
这是乔托于1300年为博洛尼亚一座礼拜堂画的祭坛画。这种画多是画在木板上。画面周围有繁复的木板贴金与雕刻工艺，装饰得非常讲究；绘画被这种细致的金饰衬托着，显得华美又高贵。
乔托的这幅祭坛画分为五个竖长的神龛，每个神龛中间镶着一个画面。中间最重要的画面也是“圣母与圣婴”，可是拿它与圣路加以及中世纪的圣母像一比较，就看出明显的不同。乔托的圣母不再是呆板与庄重的偶像，她有表情了，面部的神情显得深沉与慈爱，怀抱中的圣婴伸手向她表现出亲昵。在这幅祭坛画底座上还有一个圣母像，手捂着嘴——这是耶稣受难后的圣母吧，她披着蓝色的披风，掩面而泣，表情极度悲切。
仅仅凭着这一些表情，乔托在艺术史就这么重要的吗？
可是，在乔托之前中世纪黑暗时代所有的圣母像中，我们能看到这样的表情吗？
乔托的时代适逢基督教从黑暗时代自我地解脱出来，他最早站出来，充满勇气和热情地拥抱圣法兰关于宗教必须抚慰人心灵的主张，并将客观世界的生命情感和人性需求引入绘画中来。他认为圣母和耶稣必须是有血有肉有爱心的。尽管那个时代绘画还都是宗教题材，但在他的笔下已经把圣母视为慈母，把圣子视作娇儿。虽然他做得远不如此后的画家如达·芬奇、拉斐尔等等更充分更鲜明，可他是第一个。是伟大的起步。历史总是要记住、甚至特别记住第一个人的。因为，没有第一步就没有第二步。
因此我站在乔托这幅画前时，不知不觉心中充满了敬意。
三
在博洛尼亚找博洛尼亚大学可不大容易，它好像空气一样散布在整个城市里。你到处可以看到学生，感受到校园特有的气息，但是走了许多条街，问了许多人，都说不好哪里是大学的正门。一会儿在这条街上看到一所什么学院，一会儿在那条街上见到另一所什么学院或图书馆。这些街都是些幽暗的数百年的石板老街，墙体厚厚的老房子，窗洞像山洞；而且所有街道的便道都在各式各样的券廊里。券顶和柱式各色各样，罗马式、哥特式、爱奥尼克式、科林斯式。从中穿来穿去，如入迷宫，最后终于找到这座大学的“参观室”，但正值中午休息时间，大门关着。我想，这就是我想看的世界最早的大学吗？我的大学是中国最早的北洋大学，1895年建校。它建校于1088年，比我的大学年长八百岁。可是他们为什么不弄几百亩地建一个合乎身份的、气派十足的新校区？政府也不要个面子吗？
我忽想起，大前年在牛津大学演讲，几个中国同学带我去到校园里一个矮矮的、墙上爬着常青藤的小楼休息。楼是老的，门是老的，楼梯是老的，屋里的皮沙发不但老，而且坐垫是破的，从破洞可以拉出里边的棕丝来。据说这里是他们的博士生导师与学生交谈的地方。这就是大名鼎鼎的牛津？可是如果你想一想那些教授会与博士生谈些什么，这几把椅子破不破重要吗？如果换一个锃光瓦亮的新校区，坐在崭新的大椅上，说的话却平庸而无思想，还有大学的意义吗？
如果按校区的规模和占地面积排名，我们的大学肯定雄踞世界前五十名。想到这里方才明白，原来我们至今还没弄懂什么是教育。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 师力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