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历史上，“无为”与“有为”分别适用于不同的时代，《庄子·大道》称：“上无为也，下亦无为也。”孟子则说：“师文王，大国五年，小國七年，必为政于天下矣。”道家的“无为”与儒家的“有为”在我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上，始终各擅胜场。
　　 在我国古代帝王中，崇尚“无为”者并不在少数，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西汉前期的“无为而治”，正是由于汉朝统治阶层“萧规曹随”，才开创了我国封建史上著名的“文景之治”。
　　 与“无为”相对应的是“有为”，“无为”是老庄道家思想的体现，“有为”则是儒家“孔孟之道”的倡导。历史上同样不乏“大有为”之君，“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都因“有为而治”名垂青史。
　　 如何辨正地去看待“无为”和“有为”,笔者以为：首先，“无为”和“有为”的目标都是“图治”，只不过采用的手段恰好手心手背似的相反，历史上的封建帝王出于不同的时代条件，或选择“无为而治”，或选择“有为而治”，其目的本质上都是为了开创封建治世，期待国泰民安。其次，“无为”和“有为”的手段都是“为”，无论采取“无为”的“无所为，无所不为”，还是“有为”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表面上一静一动，实际上都是一种“动”，只不过“无为”是静态的动，“有为”是动态的动，“无为之为”较消极被动，“有为之为”较积极主动而已。“有为”和“无为”作为两种截然相反的政治观点，其中的一些内涵，今天仍不失为我们的一种镜鉴。
　　 作为二十一世纪的领导干部，究竟是选择“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有为，还是崇尚“多磕头，少说话”的“无为”；究竟是热衷于“政绩”，接二连三破土动工，新建“大广场，宽马路”的“有为”，还是量入为出，精打细算，不求轰轰烈烈，但求润物无声、“无为”而治？我们应该看到，有的时候，“有为”更利于为百姓办实事、出政绩，“无为”则可能导致领导干部庸碌无为、人浮于事；而另一些时候，“有为”容易嬗变成使为官者急于求成、而不考虑实效的“为所欲为”，“无为”却更符合科学的发展理念，更容易让老百姓受体恤、得实惠。在建设小康社会究竟更需要“有为”还是“无为”的问题上，我们并不能一概而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具体对待，从而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所谓“有所为，有所不为”，即领导干部时刻保持头脑清醒，适当“有为”，而不为急于出政绩冲昏头脑，盲目“有为”；同样，“无为”也需适当节制，如果一味畏首畏尾，失去了创新的动力与活力，丢掉了奋斗的激情和精神，那么这样的领导干部在老百姓眼中，就与“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庸官昏官无甚区别了。
　　 “有为”与“无为”不仅是相互对立的，而且也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它们既体现在为官者的政绩、“面子”上，而且同样应落实在领导干部一点一滴的个人修养上。如今，在一些领导干部中不同程度地出现了“沽名钓誉”的倾向：今天上学弄张文凭，彰显文化；明天东拼西凑，“写”出一本“著作”，以示文才；后天挥毫泼墨，炫耀手笔，展现文采。如此刻意“有为”，可谓差矣。以“黑脸”闻名的纪检干部姜瑞峰，至今还只有一张初中文凭，当人们问他为什么不去给自己“镀镀金”时，他说，镀金再美，也是会脱落的，与其镀一层金，倒不如亮出真实的自我。“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在领导干部忙于“自我炫耀”、“形象展示”之时，他们的“奋发有为”已经转化成了“徒劳无味”，变得一文不值。而当领导干部只求做好本职工作，对功名看作身外之物，不求沽名钓誉，只图默默无为之时，他们的“无为”实际上已经产生了“有为”的效果。
　　 对于“有为”与“无为”，不应该只看表面上的“为”或“不为”，而应该结合具体情况，着眼于具体事实去看待，一个睿智的领导干部，不仅懂得哪些时候、哪些事情上该“有为”，更应该懂得什么时候、什么事应该“无为”，“有所为，有所不为”这一两千多年前留传下来的政治智慧，值得我们认真去玩味其中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