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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9月2日，侵华日军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至此，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洗雪了一百年来屡受外寇欺凌的耻辱，在世界重新树立起东方大国的形象。抗日战争取得伟大胜利的重要保证之一，是各党各派、尤其是国共两党的团结合作，共同对敌。而内战十年的国共两党能够摒弃前嫌，携手第二次合作，是经过多轮艰苦谈判才达成的，其中在庐山进行的两轮谈判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37年天气热得早，“清明”刚过，江南的气温就明显升高，进入五月份，已是赤日炎炎了。再加上时局动荡，人心躁动，更觉得气候的反常、闷热了。
蒋介石5月27日便上了庐山，他要在这里迎接中共谈判代表周恩来，与他进行国共第二次合作的第三轮谈判。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侵华日军的步步紧逼、国民政府的节节退让以及对中共军队的连年征剿，引起全国人民和部分国民党官兵的强烈不满。1935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把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反对蒋介石相提并论。但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1936年8月25日，中共中央致信国民党中央，正式提出了两党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的主张。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周恩来亲赴西安，代表中共中央做了极为艰苦的调解、斡旋工作，终于使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12月24日，尚被扣押的蒋介石在西安与周恩来会晤，口头接受了联共抗日、释放政治犯、担保不再发生内战等条件。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三中全会，提出了实行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四项保证中有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等重要内容。
1937年2月中旬至3月中旬，国共第二二次合作谈判在西安正式举行。中共代表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与国民党代表顾祝同、贺衷寒、张冲进行了第一轮谈判，在红军改编和陕甘宁边区地位等问题上未能取得一致的意见。1937年3月中旬至4月初，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在杭州与蒋介石、顾祝同、邵力子进行了第二轮谈判。蒋介石提出：国共合作，在国民党内阻力很大，是不是可以不提国共合作，只提共产党和他本人合作。周恩来认为这样做会缩小共产党的威望和影响，不能同意。蒋介石没有坚持他的意见，希望周恩来回延安后，拿出一个具体可行的合作共同纲领，然后再到庐山去继续谈判。
时间又过去了一个多月，周恩来就要来庐山了，这次谈判能不能达到目的，蒋介石心中实在是没底。他知道这位昔日的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不是容易对付的人物，在原则问题上决不会轻易让步。几天来，蒋介石和党政军高级官员商谈了多次，问题的关键是共产党的军队。长期从事政工的贺衷寒、朱怀冰等人再三提醒蒋介石，现在的共产党已非十多年前所能相比，共产党现在虽然只有4万主力和近10万地方武装，暂时还难和国民党二百万军队抗衡，但共产党的主力部队大都是在十年内战中磨炼出来的，极具战斗力，一遇到有利条件，就会迅速壮大，切不可低估，正如毛泽东所说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如果不能控制和掌握中共的军队，任其发展，只恐养虎成患，终被虎伤。顾祝同、何应钦等提议将红军分散安置到各个战区去，使他们孤掌难鸣，如果中共坚持要整体改编，则要尽力压缩人数，并由国民党派人任指挥主官，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离开红军，到国民政府来任职。蒋介石认为这些部属的分析都很有道理，但他深深知道，今日的共产党决不会在军队问题上让步，只有解决好这个问题，才有可能实行两党的合作。
1937年6月4日，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上了庐山，下榻国民政府军政部常务次长陈诚上将的公寓。
周恩来带来了经过中共中央反复斟酌、在很多重大问题作了让步的《关于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纲领主要内容有争取民族独立、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实现民权、保障人民自由；实现民生幸福、建立国防经济等。
然而，当6月8日，周恩来与蒋介石、宋子文、张冲举行会谈时，蒋介石却根本不提周恩来递交的《纲领》，只是提出要成立一个“国民革命同盟会”，具体办法是：“一、国民革命同盟会由我指定国民党的干部若干人，共产党推出同等数量之干部合组之，我为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二、两党一切对外行动及宣传，经由同盟会讨论决定，然后执行；关于纲领问题，亦由“同盟会”加以讨论；三、“同盟会”在进行顺利后，将来视情况许可扩大为国共两党分子合组之党；四、“同盟会”在进行顺利后，可与第三国际发生代替共党关系，并由此坚定联俄政策，形成民族国家之联合，对其他各党不必谈合作。很明显，蒋介石关于成立“同盟会”的做法，是首先要从组织上将共产党溶化在国民党内，减弱甚至消除共产党对其军队和边区政府的独立领导权，一切服从于有“最后决定之权”的蒋介石亦即国民党的领导。
周恩来听了之后，心中十分不满。他尽量控制自己的情绪，平静地反问道：“本来，是蒋委员长在杭州要求中共先提出一个合作的纲领来，我们从国家、民族的利益出发，充分考虑到了国民政府和蒋委员长的态度和意见，反复权衡利弊，拿出了一个纲领，却为何又撇开不谈?”
蒋介石没有正面回答周恩来的提问，继续阐述国民党的意见：一旦“同盟会”成立，即可由中共先发表愿与国民党合作、一切服从国民政府、一切服从“同盟会”的宣言，然后由国民政府公布红军编制为三个师，4万5千人。三个师之上设政治训练处指挥之，由国民政府指定国民党人任训练处正职，由国民政府指定国民党人任三个师的参谋长，具体负责军事行动，朱德、毛泽东必须离开红军出洋考察。边区政府可由中共建议国民政府方面的人任正职，由你们自行推荐副职。分批释放在狱中的共产党员。由中共方面派人联络南方游击队，经调查后实行编遣，但其领袖必须离开部队。由“同盟会”指定中共出席国民大会代表，但不能以中共名义，国防会议可容中共干部参加。
蒋介石的意见相比杭州的谈判有所倒退。周恩来当即严正地表示：“我不能同意委员长所提出的同盟会的组织原则和红军指挥机关、边区人事安排的意见，这些原则问题事关重大，我党要慎重考虑。至于朱德、毛泽东是否‘出洋’，纯属我党内部问题，只能由我党自行做出决定。”
尽管国共两党在合作谈判上存在很大分歧，但双方都希望能够尽快解决分歧，重新携手合作。从6月8日至6月15日，周恩来除了和蒋介石直接会谈，还分别与宋美龄、邵力子、张治中、张冲等人多次会晤，反复说明中共的立场、 态度，会谈、会晤的气氛还是友好的。宋美龄多次向蒋介石进言，要蒋介石充分考虑中共的意见，采取更加灵活的态度，以达到双方礼让，尽快在原则问题上取得大致相同的意见。
6月20日，周恩来离开庐山，返回延安。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突发，形势骤紧，举国上下要求立即全面对于作战的呼声直冲牯岭。7月8日下午，蒋介石收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9人联名打来的电报：“庐山蒋委员长钧鉴：日寇进攻卢沟桥，实行其武装夺取华北之已定步骤。……红军将士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家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地卫国之目的。”7月9日，蒋介石收到由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等代表全体红军打来的电报：“我全体红军愿即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并请授名为抗日前锋，与日寇决一死战!”
7月14日，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再次来到庐山，继续与国民党进行第四轮谈判。
当晚，邵力子前往“仙岩饭店”看望了周恩来一行，转达了蒋介石的问候，并说明蒋介石这几天太忙，准备发表重要讲话。周恩来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给邵力子，请他转呈蒋介石。周恩来详细说明了中共在《宣言》中的四项保证：一、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须，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二、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三、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四、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邵力子赞许地说道：“贵党为了早日促成两党的合作抗日，一再做出重大的让步，其诚可鉴!希望这次谈判能够取得满意结果。形势严峻，刻不容缓哪!”
7月17日上午，一身戎装的蒋介石面对一百多名各党派代表、各界名流正式发表《抗战宣言》，郑重宣布：“……我们已快要临到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极人世悲惨之境地，我们不能不应战!至于战争既开之后，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若是徬徨不定，妄想苟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如果放弃尺寸土地和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会场不时响起热烈的掌声，四万万同胞要求抵御外侮的呼声终于有了回音!
7月17日下午，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来到“美庐”别墅，与蒋介石、邵力子、张冲举行国共合作第四轮谈判。
周恩来在别墅庭园中握着迎上来的蒋介石的手说：“蒋先生，你上午发表的《宣言》很好!表达了国民政府举全国人力物力，共同抗战的意愿和决心。”
两党代表走进“美庐”的会议室，分别坐定。蒋介石兴致颇高地说：“贵党关于国共合作的《宣言》我已看了，很好，我已安排尽快发表。贵党既然承认三民主义，取消苏维埃政府，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那我们的合作就已经没有什么大的障碍了。”
张冲从公文包中取出一份草案念道：“根据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研究决定，同意将延安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颁布三个师的番号，十二个团的编制；共计四万五千人，不设独立指挥机关，归属西北行营管辖。师、团二级设政训处，直接指挥军队，由国民党方面委派李秉中、丁维汾等人担任政训处主任，共产党方面派人任副主任。另由国民党方面委派刘伯龙、龚建勋、梁固担任三个师的参谋长，具体负责军事行动。”
张冲说完，蒋介石、邵力子的目光都看着周恩来等人。周恩来不慌不忙，端起茶杯，吹了吹浮在水面的茶叶，喝了几口，放回茶几，才扬了扬剑眉，看着蒋介石说道：“我党希望在改编红军时，能多保留一些数量，既然国民政府已决定三个师的编制，我们也就同意照此改编。但是，我党一再声明，改编后的红军指挥权仍然属于共产党，既不能由国民党直接指挥，也不能由两党共同指挥。此外，我们也一再要求，红军改编后，要成立独立的最高指挥机构，直接由军委会统辖。至于红军改编时，各级干部的配备，那是我党内部的事务，只能由我党自行处理。因此，对贵党提出的委派政训处主任及参谋长，我党是不能接受的。”
周恩来说完，蒋介石等人互相看了看，都没有做声。过了一会儿，邵力子才字斟句酌地说道：“贵党既已声明愿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那么，国民政府根据需要，安排人选，依兄弟之见，似也在情理之中。”
“邵先生所言不无道理。不过，请问委员长先生，”周恩来平静地说道：“贵党派人担任红军的指挥主官，想必是有所考虑。是认为我军缺乏优秀的指挥员吗?”
“这个，”蒋介石支吾了一下，说道：“贵党的刘伯承、陈赓、林彪、左权都是难得的将才，指挥军队当然是没有问题。”
“那么，是不是担心我军不听从军委会的统一调遣，或是不积极抗日呢?”周恩来又平静地问了一句。
“唔，”蒋介石应着，没有做声。邵力子忙说：“贵党在民众中享有威望，抗日主张早已传喻全国，岂会自食其言，失信于民。”
“既然如此，要派人担任我军指挥主官，究竟是为了什么呢?”秦邦宪不禁追问了一句。
蒋介石皱了皱眉头，扬扬手说：“我看，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无碍大局吧”
“不，委员长先生!”周恩来正色说道：“能不能保证改编后的红军的整体性和独立性，是关系到国共两党能不能实现合作抗日的大事。如果贵党想取消我党对军队的独立指挥权，我党是不能接受的。”
“唔，好的，我们会再商量商量的，要使双方都满意。”蒋介石说道：“当前形势严峻，请贵党按三个师的编制尽快改编好部队，随时听候调遣。”
17日下午的谈判结束了，18日下午继续进行谈判，虽然在红军改编后的指挥权上尚未达成完全一致的意见，但蒋介石已口头上表示，尊重共产党的意见，尽量满足共产党的要求。在其它的一些问题上基本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谈判在融洽的气氛中结束。
1937年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发布命令，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该社发表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正式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至此，国共第二次合作正式建立。
1937年天气热得早，“清明”刚过，江南的气温就明显升高，进入五月份，已是赤日炎炎了。再加上时局动荡，人心躁动，更觉得气候的反常、闷热了。
蒋介石5月27日便上了庐山，他要在这里迎接中共谈判代表周恩来，与他进行国共第二次合作的第三轮谈判。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侵华日军的步步紧逼、国民政府的节节退让以及对中共军队的连年征剿，引起全国人民和部分国民党官兵的强烈不满。1935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把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反对蒋介石相提并论。但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1936年8月25日，中共中央致信国民党中央，正式提出了两党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的主张。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周恩来亲赴西安，代表中共中央做了极为艰苦的调解、斡旋工作，终于使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12月24日，尚被扣押的蒋介石在西安与周恩来会晤，口头接受了联共抗日、释放政治犯、担保不再发生内战等条件。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三中全会，提出了实行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四项保证中有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等重要内容。
1937年2月中旬至3月中旬，国共第二二次合作谈判在西安正式举行。中共代表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与国民党代表顾祝同、贺衷寒、张冲进行了第一轮谈判，在红军改编和陕甘宁边区地位等问题上未能取得一致的意见。1937年3月中旬至4月初，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在杭州与蒋介石、顾祝同、邵力子进行了第二轮谈判。蒋介石提出：国共合作，在国民党内阻力很大，是不是可以不提国共合作，只提共产党和他本人合作。周恩来认为这样做会缩小共产党的威望和影响，不能同意。蒋介石没有坚持他的意见，希望周恩来回延安后，拿出一个具体可行的合作共同纲领，然后再到庐山去继续谈判。
时间又过去了一个多月，周恩来就要来庐山了，这次谈判能不能达到目的，蒋介石心中实在是没底。他知道这位昔日的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不是容易对付的人物，在原则问题上决不会轻易让步。几天来，蒋介石和党政军高级官员商谈了多次，问题的关键是共产党的军队。长期从事政工的贺衷寒、朱怀冰等人再三提醒蒋介石，现在的共产党已非十多年前所能相比，共产党现在虽然只有4万主力和近10万地方武装，暂时还难和国民党二百万军队抗衡，但共产党的主力部队大都是在十年内战中磨炼出来的，极具战斗力，一遇到有利条件，就会迅速壮大，切不可低估，正如毛泽东所说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如果不能控制和掌握中共的军队，任其发展，只恐养虎成患，终被虎伤。顾祝同、何应钦等提议将红军分散安置到各个战区去，使他们孤掌难鸣，如果中共坚持要整体改编，则要尽力压缩人数，并由国民党派人任指挥主官，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离开红军，到国民政府来任职。蒋介石认为这些部属的分析都很有道理，但他深深知道，今日的共产党决不会在军队问题上让步，只有解决好这个问题，才有可能实行两党的合作。
1937年6月4日，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上了庐山，下榻国民政府军政部常务次长陈诚上将的公寓。
周恩来带来了经过中共中央反复斟酌、在很多重大问题作了让步的《关于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纲领主要内容有争取民族独立、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实现民权、保障人民自由；实现民生幸福、建立国防经济等。
然而，当6月8日，周恩来与蒋介石、宋子文、张冲举行会谈时，蒋介石却根本不提周恩来递交的《纲领》，只是提出要成立一个“国民革命同盟会”，具体办法是：“一、国民革命同盟会由我指定国民党的干部若干人，共产党推出同等数量之干部合组之，我为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二、两党一切对外行动及宣传，经由同盟会讨论决定，然后执行；关于纲领问题，亦由“同盟会”加以讨论；三、“同盟会”在进行顺利后，将来视情况许可扩大为国共两党分子合组之党；四、“同盟会”在进行顺利后，可与第三国际发生代替共党关系，并由此坚定联俄政策，形成民族国家之联合，对其他各党不必谈合作。很明显，蒋介石关于成立“同盟会”的做法，是首先要从组织上将共产党溶化在国民党内，减弱甚至消除共产党对其军队和边区政府的独立领导权，一切服从于有“最后决定之权”的蒋介石亦即国民党的领导。
周恩来听了之后，心中十分不满。他尽量控制自己的情绪，平静地反问道：“本来，是蒋委员长在杭州要求中共先提出一个合作的纲领来，我们从国家、民族的利益出发，充分考虑到了国民政府和蒋委员长的态度和意见，反复权衡利弊，拿出了一个纲领，却为何又撇开不谈?”
蒋介石没有正面回答周恩来的提问，继续阐述国民党的意见：一旦“同盟会”成立，即可由中共先发表愿与国民党合作、一切服从国民政府、一切服从“同盟会”的宣言，然后由国民政府公布红军编制为三个师，4万5千人。三个师之上设政治训练处指挥之，由国民政府指定国民党人任训练处正职，由国民政府指定国民党人任三个师的参谋长，具体负责军事行动，朱德、毛泽东必须离开红军出洋考察。边区政府可由中共建议国民政府方面的人任正职，由你们自行推荐副职。分批释放在狱中的共产党员。由中共方面派人联络南方游击队，经调查后实行编遣，但其领袖必须离开部队。由“同盟会”指定中共出席国民大会代表，但不能以中共名义，国防会议可容中共干部参加。
蒋介石的意见相比杭州的谈判有所倒退。周恩来当即严正地表示：“我不能同意委员长所提出的同盟会的组织原则和红军指挥机关、边区人事安排的意见，这些原则问题事关重大，我党要慎重考虑。至于朱德、毛泽东是否‘出洋’，纯属我党内部问题，只能由我党自行做出决定。”
尽管国共两党在合作谈判上存在很大分歧，但双方都希望能够尽快解决分歧，重新携手合作。从6月8日至6月15日，周恩来除了和蒋介石直接会谈，还分别与宋美龄、邵力子、张治中、张冲等人多次会晤，反复说明中共的立场、 态度，会谈、会晤的气氛还是友好的。宋美龄多次向蒋介石进言，要蒋介石充分考虑中共的意见，采取更加灵活的态度，以达到双方礼让，尽快在原则问题上取得大致相同的意见。
6月20日，周恩来离开庐山，返回延安。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突发，形势骤紧，举国上下要求立即全面对于作战的呼声直冲牯岭。7月8日下午，蒋介石收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9人联名打来的电报：“庐山蒋委员长钧鉴：日寇进攻卢沟桥，实行其武装夺取华北之已定步骤。……红军将士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家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地卫国之目的。”7月9日，蒋介石收到由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等代表全体红军打来的电报：“我全体红军愿即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并请授名为抗日前锋，与日寇决一死战!”
7月14日，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再次来到庐山，继续与国民党进行第四轮谈判。
当晚，邵力子前往“仙岩饭店”看望了周恩来一行，转达了蒋介石的问候，并说明蒋介石这几天太忙，准备发表重要讲话。周恩来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给邵力子，请他转呈蒋介石。周恩来详细说明了中共在《宣言》中的四项保证：一、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须，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二、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三、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四、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邵力子赞许地说道：“贵党为了早日促成两党的合作抗日，一再做出重大的让步，其诚可鉴!希望这次谈判能够取得满意结果。形势严峻，刻不容缓哪!”
7月17日上午，一身戎装的蒋介石面对一百多名各党派代表、各界名流正式发表《抗战宣言》，郑重宣布：“……我们已快要临到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极人世悲惨之境地，我们不能不应战!至于战争既开之后，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若是徬徨不定，妄想苟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如果放弃尺寸土地和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会场不时响起热烈的掌声，四万万同胞要求抵御外侮的呼声终于有了回音!
7月17日下午，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来到“美庐”别墅，与蒋介石、邵力子、张冲举行国共合作第四轮谈判。
周恩来在别墅庭园中握着迎上来的蒋介石的手说：“蒋先生，你上午发表的《宣言》很好!表达了国民政府举全国人力物力，共同抗战的意愿和决心。”
两党代表走进“美庐”的会议室，分别坐定。蒋介石兴致颇高地说：“贵党关于国共合作的《宣言》我已看了，很好，我已安排尽快发表。贵党既然承认三民主义，取消苏维埃政府，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那我们的合作就已经没有什么大的障碍了。”
张冲从公文包中取出一份草案念道：“根据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研究决定，同意将延安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颁布三个师的番号，十二个团的编制；共计四万五千人，不设独立指挥机关，归属西北行营管辖。师、团二级设政训处，直接指挥军队，由国民党方面委派李秉中、丁维汾等人担任政训处主任，共产党方面派人任副主任。另由国民党方面委派刘伯龙、龚建勋、梁固担任三个师的参谋长，具体负责军事行动。”
张冲说完，蒋介石、邵力子的目光都看着周恩来等人。周恩来不慌不忙，端起茶杯，吹了吹浮在水面的茶叶，喝了几口，放回茶几，才扬了扬剑眉，看着蒋介石说道：“我党希望在改编红军时，能多保留一些数量，既然国民政府已决定三个师的编制，我们也就同意照此改编。但是，我党一再声明，改编后的红军指挥权仍然属于共产党，既不能由国民党直接指挥，也不能由两党共同指挥。此外，我们也一再要求，红军改编后，要成立独立的最高指挥机构，直接由军委会统辖。至于红军改编时，各级干部的配备，那是我党内部的事务，只能由我党自行处理。因此，对贵党提出的委派政训处主任及参谋长，我党是不能接受的。”
周恩来说完，蒋介石等人互相看了看，都没有做声。过了一会儿，邵力子才字斟句酌地说道：“贵党既已声明愿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那么，国民政府根据需要，安排人选，依兄弟之见，似也在情理之中。”
“邵先生所言不无道理。不过，请问委员长先生，”周恩来平静地说道：“贵党派人担任红军的指挥主官，想必是有所考虑。是认为我军缺乏优秀的指挥员吗?”
“这个，”蒋介石支吾了一下，说道：“贵党的刘伯承、陈赓、林彪、左权都是难得的将才，指挥军队当然是没有问题。”
“那么，是不是担心我军不听从军委会的统一调遣，或是不积极抗日呢?”周恩来又平静地问了一句。
“唔，”蒋介石应着，没有做声。邵力子忙说：“贵党在民众中享有威望，抗日主张早已传喻全国，岂会自食其言，失信于民。”
“既然如此，要派人担任我军指挥主官，究竟是为了什么呢?”秦邦宪不禁追问了一句。
蒋介石皱了皱眉头，扬扬手说：“我看，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无碍大局吧”
“不，委员长先生!”周恩来正色说道：“能不能保证改编后的红军的整体性和独立性，是关系到国共两党能不能实现合作抗日的大事。如果贵党想取消我党对军队的独立指挥权，我党是不能接受的。”
“唔，好的，我们会再商量商量的，要使双方都满意。”蒋介石说道：“当前形势严峻，请贵党按三个师的编制尽快改编好部队，随时听候调遣。”
17日下午的谈判结束了，18日下午继续进行谈判，虽然在红军改编后的指挥权上尚未达成完全一致的意见，但蒋介石已口头上表示，尊重共产党的意见，尽量满足共产党的要求。在其它的一些问题上基本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谈判在融洽的气氛中结束。
1937年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发布命令，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该社发表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正式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至此，国共第二次合作正式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