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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结构性矛盾制约下，增收路径单一、空间有限；而在涉农流通领域和农村金融信贷领域开展合作减少农民支出则是必要和可能的；此外，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增势功能既满足了农民内部合作需求，增强了农民整体的集体行动能力，也在客观上为乡村基层的治理工作营造了良好的社会基础。但这三大功能的发挥却必然需要国家力量的强有力介入。
关键词：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增收；减支；增势；国家介入
中图分类号：F325.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7)05-0032-05
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在农业市场化背景下适应现代农业的发展需要应运而生的，是新农村建设中重要的组织与制度创新，被社会各界寄予厚望。一直以来，我们都把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看做是弱势小农改变市场不平等地位，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但是，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实践经验说明，这样的目标定位是不够准确的，农民增收的空间并不令人满意。笔者结合在河南兰考和广东连平的乡村建设实践经验以及在吉林、山西、山东、湖北等地的调查材料认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目标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增收、减支、增势。
1.增收：农民的冲动、市场的无情
在现代市场经济和现代物质消费主义价值观念的强烈冲击下，农民有着难以遏抑的追求物质财富的冲动，即使在残酷无情的市场竞争面前撞得头破血流也不甘愿退缩。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要想立足和生存也必须正视农民对物质财富的现实追求，为社员寻求可以赢利的发展空间。就实践经验来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能够采取的措施主要有两个：一是发展工业；二是农业产业结构的内部调整。但是由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所面临的宏观环境所决定，这两种尝试都是难以成功的。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依托沿海省份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便利的海洋运输条件通过设立经济特区、经济开发区等措施吸引外资，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使中国经济发展的外贸依存度不断攀升，轻工业获得了较大的发展空间。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确定使中国的重工业发展长期落后于轻工业的发展，使中国重要的重工业生产基地像东北三省等地的经济发展严重受挫，造成各种经济社会矛盾激增，以致党和政府不得不在世纪之交提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发展口号。29年的市场化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但在客观上却使中国的产业经济处于世界产业链条的末端，产业结构的轻型化使我们只能在国际市场上用卖袜子的钱来购买美国的波音飞机，使中国的产业发展长期依赖被剥夺到只能维持基本生存需要的廉价的劳动力。重、轻工业比例的严重失衡，使中国的产业发展因为长期缺乏核心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的依托而只能采取依附型的经济发展战略，这就使中国的经济发展陷入被动的局面［1］。由中国产业发展在世界产业链条中所处的末端位置所决定，中国企业只能得到最微薄的经济收益，利润都被外资卷走了。按照相关人员的估计，如果工人工资普遍提高10%，中国就会有10%的中小企业破产。低利润的经营模式无法与中国快速的城市化进程接轨，涌入城市的人们无法承当在城市生活的成本而只能回流农村或者在城市里艰难度日。更严重的是，一旦世界经济出现波动，处于产业链条高端的外资企业就会将矛盾向国内市场转移。近些年来，发达国家以减少贸易逆差为幌子不断地采取各种手段迫使人民币升值就是重要的表现形式之一。伴随着眼下人民币的接连升值，中国低端产业的劳动力低成本优势正在一步步丧失，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是外资从中国市场上不断撤离，劳动密集型产业面临转型，就业形势进一步恶化；另一方面是工人的工资长期维持低水平，以低工资换取就业率的稳定，使末端产业的工人过着城市贫民的生活。
在中国的产业结构发生变化的同时，中国的市场供需结构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从供给不足转变为需求不足，市场供求关系的这一变化使企业运行的环境也发生了重要改变。改革开放之初是“皇帝的女儿不愁嫁”，市场上物资极度稀缺，只要能够生产出来就不怕销售不出去。于是，抓住机会的人们纷纷下海争先恐后地攫取“第一桶金”，乡镇企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获得了广阔的发展空间，迅速在中国的市场上形成了“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发展格局。随着工业生产能力的急速扩张，市场的供需结构也发生了180度的转变，从需求不足转变为供给能力严重过剩，越来越多的乡镇企业的获利空间被压缩到维持生存的地步，导致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开始“离土又离乡”地进入发达地区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寻求就业机会。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乡镇企业的发展与当时强有力的地方政权的大力扶持甚至亲自参与有着极大的关系，而在当前的中国，随着撤乡建镇、合村并组、税费改革等政策的实施，国退民进的步履在过去的几年里加快了很多。面对这样的情况，虽然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实践中确实普遍性地出现了小规模的工业化的发展倾向，但在既缺乏市场机会，又没有强有力的地方政权支持的双重制约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能够获得的赢利空间极其有限，它的工业化的实践探索基本上都是在苦苦挣扎甚或在活跃了一段时间之后就销声匿迹。
就农业产业结构的内部调整来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能够有所作为的空间也不大。中国的农业发展面临的首要制约因素就是人地矛盾非常严重，人均“一亩三分地”的耕地拥有量难以适应现代农业的发展需求，也严重地限制着农产品的产出水平。而且，改革开放以后，城市建设用地、道路交通占地、农户宅基地用地等占用耕地的数量在不断地增多，农业可用地的总水平在不断地跟着下降，这就使人地关系的矛盾难以缓和。具体就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来说，其规模无论是跨村、跨县还是更大的区域覆盖面，社员大多都是当地村民中的一小部分，社员户与非社员户的承包地混杂在一起，这就使农产品的规模化、专业化、标准化生产难以成为现实。
退一步说，即使农产品的产出可以得到保证，在社会现存的消费结构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能够发挥的增收功能依然有限。按照孙立平的说法，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国社会经历了从“行政主导性二元结构”向“市场主导型二元结构”的转型，与之相伴随，中国的商品市场也开始从生活必需品阶段向耐用消费品阶段转型，城市居民的消费结构倾向越来越明显，他们日常生活的大部分需求依赖的不是农村而是城市，城市与农村出现了一种新的断裂形式，它不是人为造成的，而是市场经济发展的结果，是不可逆的［2］。这个判断可以通过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这个反映城镇对农村依赖程度的重要指标得到验证。根据统计材料反映，2003年底城镇居民的平均恩格尔系数是37%，到2005年，广州市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是37.31%，北京市城市居民恩格尔系数降至31.8%①……目前，中国绝大多数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都在30%~40%之间，食品消费占城镇居民总消费的比重日益下降。这一方面说明城镇居民的生活水平已经从温饱型过渡到富裕型，在另一方面也说明农村和农业的发展对城市发展来说重要性在下降，城乡的发展趋向断裂，城市与工业的发展不能也不会在市场的自动调节下带动农村和农业的发展。与城市农产品市场形成对应的是农村中农民的内部市场，但是正如农民发起成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最重要目标是增收一样，农民的收入增长缓慢，低收入就会带来低消费，自然能够有效启动的市场也就不大。况且，农民因为缺少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他们对未来的生活难以建立起良好的预期，所以，他们就更加倾向于把钱存入银行让它沉淀贬值也不愿意花费。
这就很容易说明黄宗智判断的局限性了。针对中国农业发展的形势，黄宗智认为中国人口的（其中城镇人口当然更为突出）食物消费结构正在发生重要转变，即从以粮食为主的消费型转到粮—肉、鱼并重（相似西方式）的消费型，而种植业内部更有另一个结构性的转变，即从“以粮为纲”到粮—菜、果兼重型［3］。按照这样的分析，中国的农业发展面临着历史性契机，只要能够把握住眼前的机会，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事实上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更加相信当前中国的农产品市场是处于阶段性饱和状态的，任何一个村庄、一个区域的一种新兴农产品的蓬勃兴起带来的多是大面积的从事相关农产品种养的村庄或者区域的农民收入水平的相对性下降。这个完全可以从网络、媒体接连不断的“果农”、“瓜农”的辛酸事中得到证明，也可以从现有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项目发展上得到例证，我们先后了解到2004年吉林梨树太平百信农民合作社开展的大型养猪项目、2005年山东鱼台姜庄农民合作社的养殖项目（包括有养猪、养鸡、养兔等）、2006年河南兰考的贺村合作社与胡寨合作社的养猪项目等都没有抵挡住市场价格波动带来的影响，基本上都处于赔钱甚至血本无归的状态。
但是，也不能一概而论。在一些有特色产业或者其他突出发展优势的村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也许能够发挥出比较大的组织优势给社员带来明显的增收效应。而对于缺乏这种优势的更加普遍存在的普通村子来说，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能够发挥的增收功能是有限的。实践中证明惟一例外的是农产品的统一销售，根据有多年粮食流通工作经验的侯求学以江苏如皋为例做过的测算: 如果粮价上涨阶段售粮利差有100元, 则粮贩(即所谓的农民经纪人) 、批发商、零售分别占有38 元、25 元、31元, 而普通的种地农民一般只有五六元［4］。这就是说如果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能够在农产品的统一销售领域作出努力的话，农民至少能够将粮贩的那部分利润控制在自己手中，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还能获取批发商甚至零售商的利润，直接面对消费者。
因此，将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目标单纯地定位在农民增收上是不太适宜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需要在带动农民增收的同时，做好力所能及的也许是更好更能给农民带来实惠的工作。
2.减支：变相的增收、困境中的突破
在增收无望的情况下，从减少农民支出的角度去探讨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目标定位是可行的。新中国成立后，农村经济发展的相对落后，除了国家战略性政策的影响外，工商资本与借贷资本对农民和农业的盘剥是主要制约性因素。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要切实发挥减少农民支出的功能就应该在流通领域和农村金融信贷领域着手做工作。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流通领域内可以有所作为的就是在涉及农民生产生活的消费项目上展开合作，实行社员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两个方面的统购统销。生产资料包括种子、农药、化肥、水利灌溉、饲料等，是农民发展农业生产必需的投入。而这些生产资料从出厂进入流通领域到流入农民手中，中间利润是相当丰厚的。以农药为例，它从全国性生产商，要经过地区级经销商、县市级分销商，再经过乡村级零售商，最后到农民手中，价格层层上浮，流入农民手中的农药可能会是其出厂价的一倍还多，农民手中的钱就是这样被剥夺走了。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可以越过零售商，直接与上游经销商甚至厂家直接联系，尽可能地将流通环节的利润留在组织内部。但是，这里面一个制约因素需要突破，那就是当前相当数量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都是以单个村庄为单位的，社员由于长期的生产习惯，对生产资料如农药、化肥的品种需求不一样，导致需求的品种多、数量少，难以形成数量优势。面对这种情况，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应该采取两大应变措施：一是稳步扩大社员规模，组建跨村、跨乡的区域性合作经济组织，通过扩大社员数量来扩大规模优势；二是开展技术培训，统一社员认识，在实践中逐渐使社员对相类似的产品需求集中到质量可靠、效果良好的品牌产品上来，通过缩减需求品种来扩大规模优势。在这方面做得成功的案例也有不少。山西省永济市农民协会就是一个以当地蒲州镇寨子村为中心，覆盖两个乡镇、35个村庄的农民合作组织。在它下面设有六个协会定点的农药、化肥销售店。每年除了初始价格优惠、按交易额返还外，留给协会的还有每个销售点提交的3万元，共计18万元。它的发展思路就是通过技术培训和区域合作扩大社员规模，从而扩大产品需求，进而给社员带来实惠的［5］。此外，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农副产品生产方面也有发展空间。目前，农民在养殖领域开展合作的数量很多，河南省郑州市2005年新成立的比较成型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中，养殖合作社的比重就在50%以上。如果能够像农药、化肥等的需求一样，通过扩大社员规模和开展技术培训增大规模需求量的话，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就可以直接与厂家联系购买。更重要的是，在市场和技术有保证的情况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可以将外部效益内部化，自己投资建立饲料厂，这也同样是变相地减少了农民支出，增加了农民收入。
在生活资料方面开展合作的，在我调研所经历的村庄中只有吉林省梨树县的郭家百信农民合作社。它是一个消费积累性合作社，对农民的生活资料需求包括柴米油盐等都有涉及，就操作经验来看，它的发展非常稳妥，也有一定的经济效益。因此我们认为，在基本性生活资料方面，最好的合作方法是建立农民合作消费型超市，这样才能一方面平衡农民对不同种类生活用品的需求，满足农民现代型消费观念的追求，另一方面通过整体数量优势来减少单个社员的生活支出。而对于冰箱、彩电、空调等耐用消费品以及住房等固定性投资消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则应该根据各地的消费水平辩证地对待，提倡新型的消费观念，号召社员把有限的资金转化为对组织的投资以谋取经济收益。尤其是在住房建造上，现在很多地方的农村普遍存在盲目攀比的现象，建造成本越来越高。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可以在倡导建立适应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的住房类型的同时，成立自己的建筑队，搞合作建房。河南省兰考县的贺村经济发展合作社就在农民合作建设生态房上走出了第一步，2006年年末，已经建了四座房。
除了统购统销，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也可以在农村金融信贷领域减少农民的支出。熟悉农村的人都知道，农民普遍存在着对资金的渴求。但是在银行商业化改革的过程中，农民的资金需求越来越难以得到满足，需求与供给的差额不断地增大。以前，我们把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开展内部信贷看做是解决农民资金需求、发展农业生产的主要途径，把增收列为信贷项目开展的首要目的。事实上，除了增收和满足农民临时性资金需求的功能外，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开展内部信贷也是减少农民支出的重要方法。在没有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开展内部资金互助型信贷组织的农村，农民要想获得借贷资金或者是去正规商业性金融机构、农信社，或者是借高利贷。前者在很多地方，农民不仅要支付利息，而且要有门路、要送礼、送回扣，综合成本相当高；后者更是对弱势农民的盘剥。因此，从这样的角度分析，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开展内部互助信贷确实是减少农民非必要支出的重要手段。
综上所述，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从流通领域和农村金融信贷领域入手，在减少农民支出方面是大有可为的，要切实认识到减少农民支出就是在变相地增加农民的收入，是在发展困境中寻求突破的有效选择。
3.增势：农民的需要、农民的选择
将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目标之一定位为“增势”应该也不会引起太多争议。因为组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将分散的弱势小农整合为一个整体，从而有效地改变农民在市场中的边缘化地位，增强农民的集体行动能力，形成相对强大的谈判力量，以法人组织的身份与外界商家交往，为组织的全体社员争取经济利益。现实的情况也是这样，通过建立组织，农民就可以树立整体的市场主体地位，就有资格有能力在市场上与不同的市场主体交往、竞争和较量。无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增收还是减支等方面都在发挥着这一功能。但是，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增势功能并不仅仅体现在市场竞争中，也体现在其他与农民的利益息息相关的地方。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能够改变分散小农的原子化状态，增强与国家力量相衔接的能力，形成与国家财政支农、税收优惠等政策相配套的组织载体。随着国家对三农问题的关注，中国2006年的财政支农资金都达到了3 300多亿元人民币，今年又在此基础之上增加了500多亿元，按照政府的承诺，类似的增长幅度还会继续保持。从数量上来看，中央的财政支农资金金额是很大的，但是如果扣除涉农部门吃财政饭的人头与行政费用，再扣除一些大江大河的治理费用，实际能够用于农村建设和农业发展的费用就不是很多了。而这些用在农村建设和农业发展上的资金一般都还是以项目的形式运作，因此还得扣除“跑步钱进”和“招标回扣”的“中介费用”，按照李昌平的推测最后能够进入乡村层面的资金估计不会超过500亿元［6］。这里面还有粮食直补的资金，而分散的小数额的直补资金往往都被农民顺手拿来就消费掉了，能够给农村建设与农业发展带来的影响甚微。此外，通过行政系统自上而下的资金除了顺级而下的消耗外，在村庄层面也不会平均分布，大多都集中到村干部活动能力强、经济发展强劲的村庄，这就使农村内部出现资源的聚集效应，使真正的弱势农民没有办法享受公共财政的温暖阳光。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可以成为当前中央财政支农及国家税收优惠政策的承接载体，减少中间环节的损耗，也避免资金低效益的零散使用，切实使农民得到国家惠农政策的实惠，增强农村建设与农业发展的能力。在这方面，财政部、农业部都已经连续几年拨出专项资金用于示范点的合作社建设发展，已经积累了相关经验。如果能够真正发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载体作用，则会给当前的新农村建设带来新的契机。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也是打破社会现存利益割据，增加农民社会行动力量的重要举措。中国社会经过将近30年市场经济趋向的改革，新的社会结构已经形成基本雏形，并逐步地走向定型，各种有着不同利益诉求的集团化组织及活动都已出现。部门利益、地方利益、企业集团利益、学术机构利益……都呈现出相互竞争的趋势，代表这些强势阶层利益的组织其社会集体行动能力都不是单个的个人所能想象的。分散小农面对如此的社会是没有丝毫的竞争角逐能力的，他们只能是抱怨了政府又开始抱怨社会。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尤其是规模大、发展好的组织，相对单个农民而言，其集体行动能力也有很大的提高，这就有可能在国家的大力扶持下提高组织的势力与各种利益集团展开竞争，为农民争取相应份额的必要利益。
在农村社会内部，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也有很强的增势效应。近些年，随着“国退民进”步伐的加快，农村社会出现了两种让人担忧的组织化“苗头”，一是基督教的泛滥，农村信仰基督的人数上升很快，基督教的覆盖面也很大，基本上所有的村子都已经有信徒存在；二是灰恶势力在各地不同程度地出现，并且有组织化的倾向。这些都在瓦解着农村社会，使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出现了严重恶化的趋势。在实践中，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抑制这种恶化的势头。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成立以后，可以把农村的留守劳动力组织起来将注意力放在发展生产上，既避免了他们对基督教和灰恶势力组织的参与，也有利于形成整体带动效应，带动其他人将注意力放在对自身发展、自身福利的追求上。此外，在很多地方，随着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成立，都会带动农民成立文艺组织、老年人组织等公益性组织，吸纳农村妇女、老人参与，为他们提供了集体活动的空间，使他们的生活景况都有很大的改善，这也有助于抵抗基督教文化对农村传统文化的侵蚀，为农村建设和农业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基础。
4.组织功能与国家介入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已经知道由于中国产业在世界产业链条中所处的末端位置以及中国市场供求关系的结构性变化，导致中国产业利润普遍薄弱和新兴市场主体发展机会缺失，促使大多数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工业化发展倾向注定被扼杀在摇篮里。再加上人地关系高度紧张，城乡社会的严重断裂、自成一体，农村内部市场难以启动，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依靠农业内部产业结构的调整也难以帮助农民实现增收的目标。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惟一具有普遍性增收功能的是在农产品统销领域的联合，而这样的增收空间在现有的体制环境中能够被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争取到的也是非常有限的。因此，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增收功能虽然不能被遏止，但也不会很明显。减支也是变相的增收，如果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能够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领域开展统购统销和其他路径的合作，在金融信贷领域能够通过农民内部的互助合作金融满足农民的资金需求，就可以把原本被工商资本和金融资本榨取的部分源自农业领域的收益留在农村，使农民获得合作的实惠。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作为“民办、民管、民受益”的自治性组织能够改变分散小农的市场弱势地位，增强农民在市场经济中竞争的势力，也能承接中央财政支农资金和国家税收优惠政策的落实，使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发展战略得到有效的实施。同时，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也有可能改变分散小农在现存利益集团割据中的“无声”地位，为农村建设和农业发展争取必要的利益。此外，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村庄层面也可以抑制基督教的泛滥和灰恶势力的兴起，为新农村建设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基础。但是，要想切实发挥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增收、减支、增势”的三大功能，单靠农民自身的合作是不行的，必需国家力量强有力地介入。因为在今日的市场经济现实下，唯有国家才有可能把农业这个弱势产业扭转为有生气的产业，唯有国家才有可能使被排除在市场之外的弱势农民得到在市场牟利的机会，唯有国家才具有大规模投资于农业的能力，扭转城市发展中农民日益相对贫穷的局面［7］。
国家力量的介入应该是多方面，相关的研究论述已经很多。就上面的分析而言，我们已经看到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三大功能要想发挥出作用至少已经涉及到农产品生产加工领域、农产品的流通领域和农村金融信贷领域三个重要体制方面的改革，而且还有必要加上农业保险领域的政策支持，也就是说需要“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农民合作金融+农业保险+流通体制改革”四个方面整体推进才行［8］（赵晓峰，2007）。具体来讲：
第一，要在继续稳定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之上，让农民自愿以各种形式组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实现比家庭经营更高形式更大规模的农场经营模式。由于中国的人地关系高度紧张，人均只有一亩三分地的家庭农场经营模式根本就不能适应农业经济的发展需要。家庭农场能够解决的是生产问题，是人在经济效应明显条件下的主动性、积极性问题，却不能解决市场问题，不能解决生产要素的购买与生产资料销售中的主动权问题，不能解决农业经济利润的合理分配问题，自然也就不能解决农民增收问题。如果能够实现“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双重经营模式，实现家庭农场之间跨村、跨乡性质的区域性联合经营，农民就能形成规模经营的优势，能够形成在市场竞争中的集体行动能力，能够与各种市场主体展开积极有效的竞争，将农业产生的经济效益留在农村。
第二，帮助农民组建农村信用合作金融组织，加强农民自身对农业发展的投资能力。经过将近30年的改革开放，农民能够掌握的资金在村庄的层面上在绝大多数地方都不会在百万元以下，但农民依然感觉资金短缺，这是因为分散的资金不能解决农业投资的集中效益问题。所以，有必要采取措施吸纳农民手中的闲散资金，让农民以自愿入股的形式创建农民合作金融组织。同时，国家控股或者所有的商业金融机构，尤其是资金来源主要是农村的农村信用社和邮政储蓄机构以及政策性银行应该给予必要的低息、无息或者贴息贷款，甚或将扶贫资金以国家公共股的形式注入到农民合作金融机构，提高这些机构对农业发展的扶持能力。
第三，建立农业保险机制。农业是一个弱质产业，抗风险能力差。在农产品产出率极低的年代，农业经济的发展在长期的生产经验中很容易就会形成一种低水平的生产均衡状态，也就是舒尔茨在《改造传统农业》一书中所描述的传统农业的均衡状态［9］。按照斯科特在《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中的阐述，农民对农业经济的发展遵循的是“生存第一”的原则，除非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不会贸然去追求经济效益相对较高同时风险也较大的生产模式［10］。应该说，中国当前的农业发展对于单个的农户已经不再是产出不足以维持生存的问题，但是随着农业商品率的提高，农业产品生产专业化率的不断提升，农民的经营风险也会出现某种程度上的回归，看看近些年来各种媒体对果农、瓜农、菜农等“辛酸事”的报道就能看出一些征兆。市场化、专业化程度的提升，也加大了农产品的市场风险。所以，要保证农民的权益，使农民能够放心进行生产结构的调整就必须建立农业的保险机制，在一定意义上，它比粮食直补更加的重要和紧迫。
第四，深入开展流通体制改革，使农民能够分享流通领域的正当利润。从上面的阐述中，我们已经看到农业发展中产生的利润更多地集中在流通领域，既包括农业生产要素的购买，也包括农产品的销售。如果农民能够组建跨区域合作的经济组织，通过不断扩大社员规模和技术培训统一生产要素的需求品牌，就能在农业生产要素的流通市场获取规模优势，农民就可以跨过村级零售商、县乡级分销商，甚至直接与全国性生产厂商合作，将农业生产要素流通领域的利润掌握在自己手中。当然，在农产品的销售领域也是同样的道理。
很明显，这样的改革离开国家的支持要想获得成功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也是当下大多数已经成立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陷入发展僵局的根本性原因。所以，国家在大力支持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同时，需要加强与之配套的各个领域的改革。无疑，这些涉及数亿农民民生问题的改革单纯依靠市场是不可为，也没有人愿意为之的，因此这更需要国家将社会公平和社会正义放在市场和效率的前面，在协调各个方面不同利益需求的基础之上作出决断性选择，使先富带动后富落到实处，使全民共享改革成果。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公共品供给与农村和谐社会建设”（项目号：06BSH033）的阶段性成果。
注 释：
①可参考新华网和搜狐财经的相关报道：走入迷途的中国房价 卖掉上海可换大半个美国，新华网；北京城市居民恩格尔系数降至31.8％，新华网；山西人比广州人更富裕？搜狐财经。
参考文献：
［1］申端锋.新农村建设的宏观背景与微观出路[J].学习与实践，2006，（2）.
［2］孙立平.断裂[Ｍ].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3］黄宗智.中国农业面临的历史性契机[J].读书，2006，（10）.
［4］侯求学.谁在从粮价上涨中受益[J].三农中国，2004，（2）.
［5］赵晓峰.寨子村新农村建设的成功之路[J].中国乡村发现，2007，（2）
［6］李昌平.开放农村金融的机遇与“陷阱”[J].南风窗 ，2007，（3）.
［7］黄宗智.中国农业面临的历史性契机[J].读书，2006，（10）.
［8］赵晓峰.怎样把握中国农业面临的历史性契机[J].读书，2007，（2）.
［9］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Ｍ].商务印书馆，2006.
［10］詹姆斯·C. 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Ｍ]. 译林出版社，2001.
［作者简介］赵晓峰（1981-），男，河南南阳人，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人员。主要研究方向：农民合作化与乡村治理。
［收稿日期］2007-05-13
（责任编辑：梅文）
关键词：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增收；减支；增势；国家介入
中图分类号：F325.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7)05-0032-05
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在农业市场化背景下适应现代农业的发展需要应运而生的，是新农村建设中重要的组织与制度创新，被社会各界寄予厚望。一直以来，我们都把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看做是弱势小农改变市场不平等地位，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但是，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实践经验说明，这样的目标定位是不够准确的，农民增收的空间并不令人满意。笔者结合在河南兰考和广东连平的乡村建设实践经验以及在吉林、山西、山东、湖北等地的调查材料认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目标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增收、减支、增势。
1.增收：农民的冲动、市场的无情
在现代市场经济和现代物质消费主义价值观念的强烈冲击下，农民有着难以遏抑的追求物质财富的冲动，即使在残酷无情的市场竞争面前撞得头破血流也不甘愿退缩。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要想立足和生存也必须正视农民对物质财富的现实追求，为社员寻求可以赢利的发展空间。就实践经验来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能够采取的措施主要有两个：一是发展工业；二是农业产业结构的内部调整。但是由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所面临的宏观环境所决定，这两种尝试都是难以成功的。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依托沿海省份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便利的海洋运输条件通过设立经济特区、经济开发区等措施吸引外资，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使中国经济发展的外贸依存度不断攀升，轻工业获得了较大的发展空间。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确定使中国的重工业发展长期落后于轻工业的发展，使中国重要的重工业生产基地像东北三省等地的经济发展严重受挫，造成各种经济社会矛盾激增，以致党和政府不得不在世纪之交提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发展口号。29年的市场化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但在客观上却使中国的产业经济处于世界产业链条的末端，产业结构的轻型化使我们只能在国际市场上用卖袜子的钱来购买美国的波音飞机，使中国的产业发展长期依赖被剥夺到只能维持基本生存需要的廉价的劳动力。重、轻工业比例的严重失衡，使中国的产业发展因为长期缺乏核心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的依托而只能采取依附型的经济发展战略，这就使中国的经济发展陷入被动的局面［1］。由中国产业发展在世界产业链条中所处的末端位置所决定，中国企业只能得到最微薄的经济收益，利润都被外资卷走了。按照相关人员的估计，如果工人工资普遍提高10%，中国就会有10%的中小企业破产。低利润的经营模式无法与中国快速的城市化进程接轨，涌入城市的人们无法承当在城市生活的成本而只能回流农村或者在城市里艰难度日。更严重的是，一旦世界经济出现波动，处于产业链条高端的外资企业就会将矛盾向国内市场转移。近些年来，发达国家以减少贸易逆差为幌子不断地采取各种手段迫使人民币升值就是重要的表现形式之一。伴随着眼下人民币的接连升值，中国低端产业的劳动力低成本优势正在一步步丧失，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是外资从中国市场上不断撤离，劳动密集型产业面临转型，就业形势进一步恶化；另一方面是工人的工资长期维持低水平，以低工资换取就业率的稳定，使末端产业的工人过着城市贫民的生活。
在中国的产业结构发生变化的同时，中国的市场供需结构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从供给不足转变为需求不足，市场供求关系的这一变化使企业运行的环境也发生了重要改变。改革开放之初是“皇帝的女儿不愁嫁”，市场上物资极度稀缺，只要能够生产出来就不怕销售不出去。于是，抓住机会的人们纷纷下海争先恐后地攫取“第一桶金”，乡镇企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获得了广阔的发展空间，迅速在中国的市场上形成了“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发展格局。随着工业生产能力的急速扩张，市场的供需结构也发生了180度的转变，从需求不足转变为供给能力严重过剩，越来越多的乡镇企业的获利空间被压缩到维持生存的地步，导致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开始“离土又离乡”地进入发达地区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寻求就业机会。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乡镇企业的发展与当时强有力的地方政权的大力扶持甚至亲自参与有着极大的关系，而在当前的中国，随着撤乡建镇、合村并组、税费改革等政策的实施，国退民进的步履在过去的几年里加快了很多。面对这样的情况，虽然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实践中确实普遍性地出现了小规模的工业化的发展倾向，但在既缺乏市场机会，又没有强有力的地方政权支持的双重制约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能够获得的赢利空间极其有限，它的工业化的实践探索基本上都是在苦苦挣扎甚或在活跃了一段时间之后就销声匿迹。
就农业产业结构的内部调整来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能够有所作为的空间也不大。中国的农业发展面临的首要制约因素就是人地矛盾非常严重，人均“一亩三分地”的耕地拥有量难以适应现代农业的发展需求，也严重地限制着农产品的产出水平。而且，改革开放以后，城市建设用地、道路交通占地、农户宅基地用地等占用耕地的数量在不断地增多，农业可用地的总水平在不断地跟着下降，这就使人地关系的矛盾难以缓和。具体就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来说，其规模无论是跨村、跨县还是更大的区域覆盖面，社员大多都是当地村民中的一小部分，社员户与非社员户的承包地混杂在一起，这就使农产品的规模化、专业化、标准化生产难以成为现实。
退一步说，即使农产品的产出可以得到保证，在社会现存的消费结构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能够发挥的增收功能依然有限。按照孙立平的说法，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国社会经历了从“行政主导性二元结构”向“市场主导型二元结构”的转型，与之相伴随，中国的商品市场也开始从生活必需品阶段向耐用消费品阶段转型，城市居民的消费结构倾向越来越明显，他们日常生活的大部分需求依赖的不是农村而是城市，城市与农村出现了一种新的断裂形式，它不是人为造成的，而是市场经济发展的结果，是不可逆的［2］。这个判断可以通过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这个反映城镇对农村依赖程度的重要指标得到验证。根据统计材料反映，2003年底城镇居民的平均恩格尔系数是37%，到2005年，广州市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是37.31%，北京市城市居民恩格尔系数降至31.8%①……目前，中国绝大多数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都在30%~40%之间，食品消费占城镇居民总消费的比重日益下降。这一方面说明城镇居民的生活水平已经从温饱型过渡到富裕型，在另一方面也说明农村和农业的发展对城市发展来说重要性在下降，城乡的发展趋向断裂，城市与工业的发展不能也不会在市场的自动调节下带动农村和农业的发展。与城市农产品市场形成对应的是农村中农民的内部市场，但是正如农民发起成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最重要目标是增收一样，农民的收入增长缓慢，低收入就会带来低消费，自然能够有效启动的市场也就不大。况且，农民因为缺少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他们对未来的生活难以建立起良好的预期，所以，他们就更加倾向于把钱存入银行让它沉淀贬值也不愿意花费。
这就很容易说明黄宗智判断的局限性了。针对中国农业发展的形势，黄宗智认为中国人口的（其中城镇人口当然更为突出）食物消费结构正在发生重要转变，即从以粮食为主的消费型转到粮—肉、鱼并重（相似西方式）的消费型，而种植业内部更有另一个结构性的转变，即从“以粮为纲”到粮—菜、果兼重型［3］。按照这样的分析，中国的农业发展面临着历史性契机，只要能够把握住眼前的机会，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事实上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更加相信当前中国的农产品市场是处于阶段性饱和状态的，任何一个村庄、一个区域的一种新兴农产品的蓬勃兴起带来的多是大面积的从事相关农产品种养的村庄或者区域的农民收入水平的相对性下降。这个完全可以从网络、媒体接连不断的“果农”、“瓜农”的辛酸事中得到证明，也可以从现有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项目发展上得到例证，我们先后了解到2004年吉林梨树太平百信农民合作社开展的大型养猪项目、2005年山东鱼台姜庄农民合作社的养殖项目（包括有养猪、养鸡、养兔等）、2006年河南兰考的贺村合作社与胡寨合作社的养猪项目等都没有抵挡住市场价格波动带来的影响，基本上都处于赔钱甚至血本无归的状态。
但是，也不能一概而论。在一些有特色产业或者其他突出发展优势的村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也许能够发挥出比较大的组织优势给社员带来明显的增收效应。而对于缺乏这种优势的更加普遍存在的普通村子来说，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能够发挥的增收功能是有限的。实践中证明惟一例外的是农产品的统一销售，根据有多年粮食流通工作经验的侯求学以江苏如皋为例做过的测算: 如果粮价上涨阶段售粮利差有100元, 则粮贩(即所谓的农民经纪人) 、批发商、零售分别占有38 元、25 元、31元, 而普通的种地农民一般只有五六元［4］。这就是说如果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能够在农产品的统一销售领域作出努力的话，农民至少能够将粮贩的那部分利润控制在自己手中，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还能获取批发商甚至零售商的利润，直接面对消费者。
因此，将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目标单纯地定位在农民增收上是不太适宜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需要在带动农民增收的同时，做好力所能及的也许是更好更能给农民带来实惠的工作。
2.减支：变相的增收、困境中的突破
在增收无望的情况下，从减少农民支出的角度去探讨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目标定位是可行的。新中国成立后，农村经济发展的相对落后，除了国家战略性政策的影响外，工商资本与借贷资本对农民和农业的盘剥是主要制约性因素。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要切实发挥减少农民支出的功能就应该在流通领域和农村金融信贷领域着手做工作。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流通领域内可以有所作为的就是在涉及农民生产生活的消费项目上展开合作，实行社员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两个方面的统购统销。生产资料包括种子、农药、化肥、水利灌溉、饲料等，是农民发展农业生产必需的投入。而这些生产资料从出厂进入流通领域到流入农民手中，中间利润是相当丰厚的。以农药为例，它从全国性生产商，要经过地区级经销商、县市级分销商，再经过乡村级零售商，最后到农民手中，价格层层上浮，流入农民手中的农药可能会是其出厂价的一倍还多，农民手中的钱就是这样被剥夺走了。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可以越过零售商，直接与上游经销商甚至厂家直接联系，尽可能地将流通环节的利润留在组织内部。但是，这里面一个制约因素需要突破，那就是当前相当数量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都是以单个村庄为单位的，社员由于长期的生产习惯，对生产资料如农药、化肥的品种需求不一样，导致需求的品种多、数量少，难以形成数量优势。面对这种情况，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应该采取两大应变措施：一是稳步扩大社员规模，组建跨村、跨乡的区域性合作经济组织，通过扩大社员数量来扩大规模优势；二是开展技术培训，统一社员认识，在实践中逐渐使社员对相类似的产品需求集中到质量可靠、效果良好的品牌产品上来，通过缩减需求品种来扩大规模优势。在这方面做得成功的案例也有不少。山西省永济市农民协会就是一个以当地蒲州镇寨子村为中心，覆盖两个乡镇、35个村庄的农民合作组织。在它下面设有六个协会定点的农药、化肥销售店。每年除了初始价格优惠、按交易额返还外，留给协会的还有每个销售点提交的3万元，共计18万元。它的发展思路就是通过技术培训和区域合作扩大社员规模，从而扩大产品需求，进而给社员带来实惠的［5］。此外，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农副产品生产方面也有发展空间。目前，农民在养殖领域开展合作的数量很多，河南省郑州市2005年新成立的比较成型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中，养殖合作社的比重就在50%以上。如果能够像农药、化肥等的需求一样，通过扩大社员规模和开展技术培训增大规模需求量的话，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就可以直接与厂家联系购买。更重要的是，在市场和技术有保证的情况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可以将外部效益内部化，自己投资建立饲料厂，这也同样是变相地减少了农民支出，增加了农民收入。
在生活资料方面开展合作的，在我调研所经历的村庄中只有吉林省梨树县的郭家百信农民合作社。它是一个消费积累性合作社，对农民的生活资料需求包括柴米油盐等都有涉及，就操作经验来看，它的发展非常稳妥，也有一定的经济效益。因此我们认为，在基本性生活资料方面，最好的合作方法是建立农民合作消费型超市，这样才能一方面平衡农民对不同种类生活用品的需求，满足农民现代型消费观念的追求，另一方面通过整体数量优势来减少单个社员的生活支出。而对于冰箱、彩电、空调等耐用消费品以及住房等固定性投资消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则应该根据各地的消费水平辩证地对待，提倡新型的消费观念，号召社员把有限的资金转化为对组织的投资以谋取经济收益。尤其是在住房建造上，现在很多地方的农村普遍存在盲目攀比的现象，建造成本越来越高。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可以在倡导建立适应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的住房类型的同时，成立自己的建筑队，搞合作建房。河南省兰考县的贺村经济发展合作社就在农民合作建设生态房上走出了第一步，2006年年末，已经建了四座房。
除了统购统销，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也可以在农村金融信贷领域减少农民的支出。熟悉农村的人都知道，农民普遍存在着对资金的渴求。但是在银行商业化改革的过程中，农民的资金需求越来越难以得到满足，需求与供给的差额不断地增大。以前，我们把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开展内部信贷看做是解决农民资金需求、发展农业生产的主要途径，把增收列为信贷项目开展的首要目的。事实上，除了增收和满足农民临时性资金需求的功能外，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开展内部信贷也是减少农民支出的重要方法。在没有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开展内部资金互助型信贷组织的农村，农民要想获得借贷资金或者是去正规商业性金融机构、农信社，或者是借高利贷。前者在很多地方，农民不仅要支付利息，而且要有门路、要送礼、送回扣，综合成本相当高；后者更是对弱势农民的盘剥。因此，从这样的角度分析，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开展内部互助信贷确实是减少农民非必要支出的重要手段。
综上所述，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从流通领域和农村金融信贷领域入手，在减少农民支出方面是大有可为的，要切实认识到减少农民支出就是在变相地增加农民的收入，是在发展困境中寻求突破的有效选择。
3.增势：农民的需要、农民的选择
将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目标之一定位为“增势”应该也不会引起太多争议。因为组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将分散的弱势小农整合为一个整体，从而有效地改变农民在市场中的边缘化地位，增强农民的集体行动能力，形成相对强大的谈判力量，以法人组织的身份与外界商家交往，为组织的全体社员争取经济利益。现实的情况也是这样，通过建立组织，农民就可以树立整体的市场主体地位，就有资格有能力在市场上与不同的市场主体交往、竞争和较量。无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增收还是减支等方面都在发挥着这一功能。但是，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增势功能并不仅仅体现在市场竞争中，也体现在其他与农民的利益息息相关的地方。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能够改变分散小农的原子化状态，增强与国家力量相衔接的能力，形成与国家财政支农、税收优惠等政策相配套的组织载体。随着国家对三农问题的关注，中国2006年的财政支农资金都达到了3 300多亿元人民币，今年又在此基础之上增加了500多亿元，按照政府的承诺，类似的增长幅度还会继续保持。从数量上来看，中央的财政支农资金金额是很大的，但是如果扣除涉农部门吃财政饭的人头与行政费用，再扣除一些大江大河的治理费用，实际能够用于农村建设和农业发展的费用就不是很多了。而这些用在农村建设和农业发展上的资金一般都还是以项目的形式运作，因此还得扣除“跑步钱进”和“招标回扣”的“中介费用”，按照李昌平的推测最后能够进入乡村层面的资金估计不会超过500亿元［6］。这里面还有粮食直补的资金，而分散的小数额的直补资金往往都被农民顺手拿来就消费掉了，能够给农村建设与农业发展带来的影响甚微。此外，通过行政系统自上而下的资金除了顺级而下的消耗外，在村庄层面也不会平均分布，大多都集中到村干部活动能力强、经济发展强劲的村庄，这就使农村内部出现资源的聚集效应，使真正的弱势农民没有办法享受公共财政的温暖阳光。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可以成为当前中央财政支农及国家税收优惠政策的承接载体，减少中间环节的损耗，也避免资金低效益的零散使用，切实使农民得到国家惠农政策的实惠，增强农村建设与农业发展的能力。在这方面，财政部、农业部都已经连续几年拨出专项资金用于示范点的合作社建设发展，已经积累了相关经验。如果能够真正发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载体作用，则会给当前的新农村建设带来新的契机。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也是打破社会现存利益割据，增加农民社会行动力量的重要举措。中国社会经过将近30年市场经济趋向的改革，新的社会结构已经形成基本雏形，并逐步地走向定型，各种有着不同利益诉求的集团化组织及活动都已出现。部门利益、地方利益、企业集团利益、学术机构利益……都呈现出相互竞争的趋势，代表这些强势阶层利益的组织其社会集体行动能力都不是单个的个人所能想象的。分散小农面对如此的社会是没有丝毫的竞争角逐能力的，他们只能是抱怨了政府又开始抱怨社会。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尤其是规模大、发展好的组织，相对单个农民而言，其集体行动能力也有很大的提高，这就有可能在国家的大力扶持下提高组织的势力与各种利益集团展开竞争，为农民争取相应份额的必要利益。
在农村社会内部，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也有很强的增势效应。近些年，随着“国退民进”步伐的加快，农村社会出现了两种让人担忧的组织化“苗头”，一是基督教的泛滥，农村信仰基督的人数上升很快，基督教的覆盖面也很大，基本上所有的村子都已经有信徒存在；二是灰恶势力在各地不同程度地出现，并且有组织化的倾向。这些都在瓦解着农村社会，使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出现了严重恶化的趋势。在实践中，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抑制这种恶化的势头。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成立以后，可以把农村的留守劳动力组织起来将注意力放在发展生产上，既避免了他们对基督教和灰恶势力组织的参与，也有利于形成整体带动效应，带动其他人将注意力放在对自身发展、自身福利的追求上。此外，在很多地方，随着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成立，都会带动农民成立文艺组织、老年人组织等公益性组织，吸纳农村妇女、老人参与，为他们提供了集体活动的空间，使他们的生活景况都有很大的改善，这也有助于抵抗基督教文化对农村传统文化的侵蚀，为农村建设和农业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基础。
4.组织功能与国家介入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已经知道由于中国产业在世界产业链条中所处的末端位置以及中国市场供求关系的结构性变化，导致中国产业利润普遍薄弱和新兴市场主体发展机会缺失，促使大多数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工业化发展倾向注定被扼杀在摇篮里。再加上人地关系高度紧张，城乡社会的严重断裂、自成一体，农村内部市场难以启动，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依靠农业内部产业结构的调整也难以帮助农民实现增收的目标。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惟一具有普遍性增收功能的是在农产品统销领域的联合，而这样的增收空间在现有的体制环境中能够被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争取到的也是非常有限的。因此，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增收功能虽然不能被遏止，但也不会很明显。减支也是变相的增收，如果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能够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领域开展统购统销和其他路径的合作，在金融信贷领域能够通过农民内部的互助合作金融满足农民的资金需求，就可以把原本被工商资本和金融资本榨取的部分源自农业领域的收益留在农村，使农民获得合作的实惠。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作为“民办、民管、民受益”的自治性组织能够改变分散小农的市场弱势地位，增强农民在市场经济中竞争的势力，也能承接中央财政支农资金和国家税收优惠政策的落实，使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发展战略得到有效的实施。同时，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也有可能改变分散小农在现存利益集团割据中的“无声”地位，为农村建设和农业发展争取必要的利益。此外，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村庄层面也可以抑制基督教的泛滥和灰恶势力的兴起，为新农村建设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基础。但是，要想切实发挥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增收、减支、增势”的三大功能，单靠农民自身的合作是不行的，必需国家力量强有力地介入。因为在今日的市场经济现实下，唯有国家才有可能把农业这个弱势产业扭转为有生气的产业，唯有国家才有可能使被排除在市场之外的弱势农民得到在市场牟利的机会，唯有国家才具有大规模投资于农业的能力，扭转城市发展中农民日益相对贫穷的局面［7］。
国家力量的介入应该是多方面，相关的研究论述已经很多。就上面的分析而言，我们已经看到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三大功能要想发挥出作用至少已经涉及到农产品生产加工领域、农产品的流通领域和农村金融信贷领域三个重要体制方面的改革，而且还有必要加上农业保险领域的政策支持，也就是说需要“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农民合作金融+农业保险+流通体制改革”四个方面整体推进才行［8］（赵晓峰，2007）。具体来讲：
第一，要在继续稳定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之上，让农民自愿以各种形式组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实现比家庭经营更高形式更大规模的农场经营模式。由于中国的人地关系高度紧张，人均只有一亩三分地的家庭农场经营模式根本就不能适应农业经济的发展需要。家庭农场能够解决的是生产问题，是人在经济效应明显条件下的主动性、积极性问题，却不能解决市场问题，不能解决生产要素的购买与生产资料销售中的主动权问题，不能解决农业经济利润的合理分配问题，自然也就不能解决农民增收问题。如果能够实现“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双重经营模式，实现家庭农场之间跨村、跨乡性质的区域性联合经营，农民就能形成规模经营的优势，能够形成在市场竞争中的集体行动能力，能够与各种市场主体展开积极有效的竞争，将农业产生的经济效益留在农村。
第二，帮助农民组建农村信用合作金融组织，加强农民自身对农业发展的投资能力。经过将近30年的改革开放，农民能够掌握的资金在村庄的层面上在绝大多数地方都不会在百万元以下，但农民依然感觉资金短缺，这是因为分散的资金不能解决农业投资的集中效益问题。所以，有必要采取措施吸纳农民手中的闲散资金，让农民以自愿入股的形式创建农民合作金融组织。同时，国家控股或者所有的商业金融机构，尤其是资金来源主要是农村的农村信用社和邮政储蓄机构以及政策性银行应该给予必要的低息、无息或者贴息贷款，甚或将扶贫资金以国家公共股的形式注入到农民合作金融机构，提高这些机构对农业发展的扶持能力。
第三，建立农业保险机制。农业是一个弱质产业，抗风险能力差。在农产品产出率极低的年代，农业经济的发展在长期的生产经验中很容易就会形成一种低水平的生产均衡状态，也就是舒尔茨在《改造传统农业》一书中所描述的传统农业的均衡状态［9］。按照斯科特在《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中的阐述，农民对农业经济的发展遵循的是“生存第一”的原则，除非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不会贸然去追求经济效益相对较高同时风险也较大的生产模式［10］。应该说，中国当前的农业发展对于单个的农户已经不再是产出不足以维持生存的问题，但是随着农业商品率的提高，农业产品生产专业化率的不断提升，农民的经营风险也会出现某种程度上的回归，看看近些年来各种媒体对果农、瓜农、菜农等“辛酸事”的报道就能看出一些征兆。市场化、专业化程度的提升，也加大了农产品的市场风险。所以，要保证农民的权益，使农民能够放心进行生产结构的调整就必须建立农业的保险机制，在一定意义上，它比粮食直补更加的重要和紧迫。
第四，深入开展流通体制改革，使农民能够分享流通领域的正当利润。从上面的阐述中，我们已经看到农业发展中产生的利润更多地集中在流通领域，既包括农业生产要素的购买，也包括农产品的销售。如果农民能够组建跨区域合作的经济组织，通过不断扩大社员规模和技术培训统一生产要素的需求品牌，就能在农业生产要素的流通市场获取规模优势，农民就可以跨过村级零售商、县乡级分销商，甚至直接与全国性生产厂商合作，将农业生产要素流通领域的利润掌握在自己手中。当然，在农产品的销售领域也是同样的道理。
很明显，这样的改革离开国家的支持要想获得成功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也是当下大多数已经成立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陷入发展僵局的根本性原因。所以，国家在大力支持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同时，需要加强与之配套的各个领域的改革。无疑，这些涉及数亿农民民生问题的改革单纯依靠市场是不可为，也没有人愿意为之的，因此这更需要国家将社会公平和社会正义放在市场和效率的前面，在协调各个方面不同利益需求的基础之上作出决断性选择，使先富带动后富落到实处，使全民共享改革成果。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公共品供给与农村和谐社会建设”（项目号：06BSH033）的阶段性成果。
注 释：
①可参考新华网和搜狐财经的相关报道：走入迷途的中国房价 卖掉上海可换大半个美国，新华网；北京城市居民恩格尔系数降至31.8％，新华网；山西人比广州人更富裕？搜狐财经。
参考文献：
［1］申端锋.新农村建设的宏观背景与微观出路[J].学习与实践，2006，（2）.
［2］孙立平.断裂[Ｍ].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3］黄宗智.中国农业面临的历史性契机[J].读书，2006，（10）.
［4］侯求学.谁在从粮价上涨中受益[J].三农中国，2004，（2）.
［5］赵晓峰.寨子村新农村建设的成功之路[J].中国乡村发现，2007，（2）
［6］李昌平.开放农村金融的机遇与“陷阱”[J].南风窗 ，2007，（3）.
［7］黄宗智.中国农业面临的历史性契机[J].读书，2006，（10）.
［8］赵晓峰.怎样把握中国农业面临的历史性契机[J].读书，2007，（2）.
［9］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Ｍ].商务印书馆，2006.
［10］詹姆斯·C. 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Ｍ]. 译林出版社，2001.
［作者简介］赵晓峰（1981-），男，河南南阳人，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人员。主要研究方向：农民合作化与乡村治理。
［收稿日期］2007-05-13
（责任编辑：梅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