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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随着我国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在环境污染的削减过程中发挥市场环境政策工具的作用愈显紧迫，但市场工具在我国的应用中存在一定问题。鉴于市场工具的优越性及发达国家的实践经验，发挥市场工具的激励和约束功能，实现污染削减，保护环境。
关键词：市场环境政策工具；必要性；问题；对策
中图分类号：F124.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7)05-0074-03
1.问题的提出
从1960年开始，环境和自然资源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已经成为全球日益关注的焦点。环境政策工具大体上划分为两类：基于政府的命令与控制的规制工具和基于市场的经济激励工具①，前一种工具在使用过程中存在着灵活性的缺乏，执行成本过高，阻碍污染控制技术的发展等明显的缺陷。为了降低执行成本，同时获得理想的环境效果，无论是市场经济国家，还是经济转型国家都越来越倾向于采用具有激励作用的市场政策工具。发达国家的实践也验证了这一趋势：英国最早在1909年首次采用市场手段—环境税[1]，美国1976年开始实施可交易的污染许可证制度，德国在制定环境政策中偏重于经济激励手段的应用或者称之为基于市场的政策工具的应用。根据OECD的调查，在14个成员国中，共有150种经济手段得到应用[2]。目前市场政策工具已然成为环境政策工具讨论中的热点问题。
我国经济正处于转轨过程中，正面临着环境和资源的巨大压力，如何选择合适的政策工具来削减污染、节约能源，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经济与环境的协调，是摆在环境政策制定者和相关学者面前的一个巨大挑战。我国当前的环境政策是从计划经济体制中脱胎而来，仍带有浓厚的计划经济的烙印，主要以命令—控制型手段为主。虽然这种手段对于环境质量的提高、污染排放量的减少一度发挥过重要的作用，但其缺陷越来越明显。环保总局制定实施的各种环境行政命令流于形式，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最终导致环境政策的无效率以及不经济。我国1994年颁布的《中国21世纪议程》指出，要有效地利用经济手段和其他面向市场的方法。我国已经运用的市场环境政策工具主要包括对污染企业征收的排污费和超标排放费、对汽车用户征收的汽油税、对一般用户征收的垃圾费等。因此，有必要研究基于市场的政策工具在我国污染削减中的应用，寻求更有效的环境政策工具，在环境保护和社会福利之间找到最理想的平衡点[3]。
2.市场环境政策工具实施的必要性
基于市场的环境政策工具并不是一个新的政策主张，早在大约80年前，经济学家首次提出了用矫正税收来内化环境成本解决外部性问题，这之后50年，潜在的经济激励政策工具组合扩展到包括基于数量的控制机制在内[4]。基于市场的环境政策工具是指鼓励通过市场信号来作出行为决策，而不是通过制定明确的污染控制水平或方法来规范人们的行动[5]，通常被称为“借助市场的力量”。这种政策工具以“利用市场力量为特征”，核心是发挥市场所具有的激励功能。它属于间接的宏观调控方式，以市场为中介，把保护与改善环境的责任由政府转交给了污染者，从而既有助于调动污染者减少排污和促进技术革新的积极性，也有助于降低政策的执行成本。如果这些政策工具得以很好地设计和执行，将促成厂商或个人在实现自身利益的同时客观上实现污染控制目标的实现，并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
基于市场的环境政策工具的两个最为显著的特征是它具有低成本高效率的特点和技术革新及扩散的持续激励[6]。经过一些经济学家的理论分析和一些发达国家的实践经验表明，市场的环境政策工具有如下的优越性：（1）作为命令—控制手段的有益补充。基于市场的工具为减少污染提供额外的刺激，为污水处理、废弃物收集和处置等环境措施提供资金的来源，弥补命令—控制手段的不足。（2）灵活性及应用领域的广泛性。市场手段一般包括收费、税收、补贴、押金—退款制度、创建市场（排污权交易）、执行刺激等多种形式，在末端治理、清洁生产等领域都能应用。（3）有比较高的效率。市场型的政策工具力求使每个厂商污染削减的边际成本相等，而污染削减成本最低的企业被激励去进行最大数量的污染削减，污染控制的费用最小，以激励企业去采取更为经济和成熟的污染控制技术。（4）节约信息。基于市场的环境政策工具所需的信息比命令—控制型手段所需的信息少，减少信息的不对称所造成的污染，达到污染的削减。（5）政治上的可接受性。市场环境政策工具由于充分地利用了市场力量，透明度较高，已经在发达国家得到广泛接受。这一点可从美国和OECD成员国应用市场环境政策工具数量的快速增长中得到证明。
3.市场环境政策工具在我国应用中存在的问题
鉴于市场环境政策工具在发达国家环境治理中的重要作用，我国也应该利用这一工具，但是，市场环境政策工具在我国应用中存在以下问题：
3.1 外部条件的限制
基于市场的环境政策工具在应用过程中，主要是要发挥市场所具有的激励和约束功能，然而，我国的市场体系的不完善，使得市场政策工具作用的发挥缺乏一种良好的外部环境，使其作用大打折扣。另外企业没有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缺乏成本意识，对利润不敏感；同时又由于自主经营权不完整，无法及时地调整经营决策执行这些政策工具。在目标的设定上企业往往把环境、健康和安全等问题作为规避的对象和风险来加以管理，而不是尽可能地利用市场导向在上述问题上寻求新的机遇。一些大型企业处于垄断的地位，而小型企业缺乏技术与成本—收益的信息，这都会影响企业对市场激励作出反应。
3.2 政府行政管理能力的欠缺
在命令—控制型的手段下，对政府的行政管理能力要求相对较低。长期以来政府行政能力不足，工作效率低下，公务人员的寻租行为，机构设置的臃肿，限制了市场环境政策工具作用的有效发挥。同时地方政府重经济、轻环保，对违规的企业姑息迁就，致使企业缺乏对环保的投资，加剧了市场环境政策工具实施的难度。
3.3 市场环境政策工具设计中存在的问题
由于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无论是税还是费的征收过程中存在着征收体系设置过于繁琐，征收未能与实际的排放量直接联系，诸如在实践中，排污许可证制度已经转变为注册制度，对企业来说是零成本或是低成本，这样，企业超标排污成为必然，污染物总量实际上无法得到有效控制。市场政策手段本身所具有的刺激功能难以发挥出来。
3.4 市场环境政策工具应用中存在的问题
虽如上所述我国有多项市场政策工具已在应用，但从整体来讲，市场手段仍显单一，应用面窄，随着情况的变化，上述手段的使用已显不足；新开展的SO2收费、生态环境补偿费等征收工作在地域上受到较大的限制；原有的手段在使用中因为缺乏配套的工具其效果也大打折扣。
3.5 社会公众的抵制
目前，我国公众环境意识普遍不强，环境决策参与不足，环境道德欠缺，而市场环境政策工具给公众带来的利益通常不易察觉，但所付出的成本却很容易看到，因为市场导向的政策鼓励将环境成本与收益联系起来。这也降低了市场政策工具带给人们的激励。
4.市场环境政策工具在我国实施与完善的对策
针对上述市场环境政策工具在我国应用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本文认为，应该进行以下方面政策调整，使我国的市场环境政策工具进一步完善，发挥其激励功能。
4.1 外部条件的建立
通过市场的建立，为市场工具作用的发挥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促进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共同提高。建立市场意味着提供交易的机会或者创造交易的条件，交易的对象一般是排污权或循环利用的物资。具体有三种形式可以利用：排污许可证交易、市场干预、责任保险。排污许可证交易是当前受到各国关注的环境经济政策，所以本文重点讨论此项市场工具。
完善排污许可证交易制度。排污许可证交易（marketable pollution permits）即建立污染者有限的“污染权”交易的市场。这种方法允许在存在多个污染排放源的条件下，通过许可证交易可以使有些排放源突破原有的限额进行排放。交易的目的在于确保污染削减在污染者之间得到有效分配。美国从1976年开始实施可交易的许可证制度。主要包括：空气污染许可证、汽油含铅量许可证、向水体排放污染物许可证等。美国的《清洁空气法》规定，允许进行排污交易，交易包括补偿（offsets）、容量节余（netting）、泡泡（bubbles）和银行（banking）等制度。我国可以借鉴国际经验，在总量控制的情况下，逐步建立可交易的许可证制度。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已经分别在上海黄浦江上游进行了排污权交易，在包头、开元、柳州、太原、平顶山、贵阳六城市进行了大气排污权交易政策试点，对污染的控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由于目前仍然存在着市场条件不完善、经济粗放型增长难以进行总量控制、交易成本过高可能导致排污权交易市场的低效等问题，需要在排污权的初始分配、排污权交易的激励、发挥政府在排污权交易中的作用等方面进行大量的改进。
4.2 市场环境政策工具的完善
收费、补贴、产品税、改进庇古税，完善“污染者付费原则”（PPP），实施排污收费制度。通过对市场手段的利用，发挥价格配给的作用。将庇古的经济手段即环境资源的税收和收费等建立在科学、可靠的计量信息基础上[7]。根据厂商或污染源产生的排污量征收税费。厂商理性选择时将污染削减到边际控制成本等于税率这一水平上。而排污收费制度的一个难点是制定合理的税率，理想状态下，它应等于污染削减的边际收益，这时效率最高。然而，从美国的实践来看，由于政策结构上的问题或者是制定的收费水平过低，美国大部分的污染收费政策似乎并没有显示出“庇古税”的激励效果[8]。我国尽管在2003年出台了《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并规定直接向环境排放污染物的单位或个体户，应当按规定缴纳排污费。但是现行的排污费标准偏低，与污染治理成本相比是杯水车薪。鉴于这种情况，要想使排污收费不变成“付费即可排污”，政府就应该加强监管，制定合理的收费标准，具体可按照Baumol和Oates提出的为达到特定的排放削减水平而征收排污费，收费至少等于厂商间的边际削减成本，并进而为污染治理的总投资提供最佳的费用—效益刺激因素[9]。
至于补贴，是监管者给于生产者的某种形式的财务支持。其目的是鼓励削减污染或者是为削减所必需的措施提供资助。补贴通常采用的三种形式是拨款、贷款和税金减免。虽然，这一市场手段在法国、意大利等国家有所使用，但是OECD在经济手段中排除了补贴。因为当存在生产者进出一个行业时，补贴会增加社会的总体污染。Lewis（1994）给出的例子也证明即使监管者能够很好地衡量污染对于环境所带来的货币损失，但是在存在信息不对称，私人信息导致“信息租”的情况下，补贴仍然是低效率的[10]。对于我国在信息不对称的现象广泛存在及监管措施不力的情况下应该慎用补贴的手段，以免造成大量的低效生产行为的存在。
4.3 加强政府监管，建立责任制，使企业真正成为污染削减的责任人
通过政府的有效干预，利用市场与弥补市场之不足。建立责任制激励厂商去考虑他们的决策对环境的潜在影响，提供“成本—效益”方面的激励。责任制存在于罚款、押金返还制度、绩效债券三种形式中。罚款是一种重要的激励机制。基于Holmstrom（1982）关于企业中行为激励的研究，Xepapadeas提出一套随机惩罚机制来促使污染者提供恰当的污染控制。该机制提出如果总体环境浓度超过了标准，监管者就会随即选择至少一个生产者来罚款，再把收取的罚金减去社会损害之后的一部分返还给其他生产者。这一机制提高了不进行污染控制的预期成本，减少污染的排放。
押金返还制度规定，潜在污染性产品的购买者要预先支付一笔额外的费用，当他们把污染性产品或其包装物送回到回收中心再利用或处理的时候，再把这种额外的费用退还给他们。押金的大小应基于产品非法处置引致的社会成本。这一制度能提高回收和再利用率，因此也被描述成鼓励更高水平的物资循环利用机制。世界上许多国家都采取了这种制度来处理仪器和饮料包装、杀虫剂包装、电池、轮胎、润滑剂和塑料等物品。但是由于押金的设定如果太低，起不到经济刺激的效果；过高，消费者和物价管理部门就会抵制。目前我国还没有相关的应用，但是我国的彩电等电器对欧盟的出口已经面临此类问题，因此，这种政策在我国的实施已经迫在眉睫。
绩效债券虽然证明有许多优点，但是Shogren（1993）阐述了道德风险，流动性约束、合同的法律约束三个关键性的限制因素，从而使得绩效债券的现实应用很困难。
4.4 实施信息披露，推动公众参与，提高群众基础
具有充分信息的生产者和消费者能使市场功能得到更好的发挥，因此信息披露能够促进市场导向环境政策工具的形成。从国外的经验看主要是通过信息公开（information disclosure）这种方式让公众进行监督。一方面是实行生态标志计划，如北欧国家对工业产品使用生态标志（白天鹅）、澳大利亚采用了标明能源效率的星级生态标志、印度尼西亚实行了《污染治理、评价和分级计划》、菲律宾启动了《工业生态监督计划》等；另一方面是在重大项目的环境评价中要求进行公众听证。公众参与要通过政府、非政府组织、企业、贸易协会、社会团体之间建立新的伙伴关系，以顺利表达公众的意愿，还需要提高以社区为基础对环境与资源进行管理的能力建设。提高我国的污染削减水平，发挥市场导向环境政策工具同样离不开广大公众的积极参与。我国在1996年12月时发布的《全国环境宣传教育行动纲要（1996~2010）》中明确提到了环境教育和宣传的重要性，1996年5月出台的《水污染防治法》中明确提出公众意见对建设项目决策所起的重要作用。但是和发达国家居民的污染削减意识相比，我们还有很大的差距。在市场手段发挥作用的同时，强调公民承担环境责任的同时，扩大公众的环境权益，通过责权利的规定来激励公众对污染环境的行为进行监督和制约。政府也应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通过产品加贴标签，提高消费者的信息知晓度，定期举行信息披露制度，提高公众对厂商行为的了解，也给厂商形成削减污染的压力。
中国面临的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使得环境经济学家把设计和制定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环境政策作为研究的重点，因此，基于市场的环境政策工具在我国的运用就显得尤为重要。然而，在污染的消减过程中，新的符合市场经济体制的环境政策工具和手段还需不断补充和完善，在实践中存在着可接受性差及成效不十分确定等问题和障碍，有些政策工具的执行还缺乏相应的制度基础，必须的理论基础也还显薄弱，还需要进行积极的探索和实践。
注 释：
①
国际上对环境政策最新的分类是四类，分别为利用市场、创建市场、行政手段和信息及公众参与。为了方便比较，本文采用传统的分类方法。
参考文献：
[1]吕晨光，周珂.英国环境保护：命令控制与经济激励的综合运用[J].法学杂志，2004，（25）：41-44.
[2] OECD.Enviorment and Economics,OECD,Paris,1985.
[3] John Alder ＆ David Wilkinson,Envivonmental Law ＆ Ethics,1999,chapter7,p.211.
[4] [5] [6]保罗·R．伯特尼，罗伯特·N．史蒂文斯[美].环境保护的公共政策[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7]曾凡银，李茹兰.提高我国国际竞争力的制度设计与政策框架—基与环境的角度[J].财经问题研究，2004，（6）：42-49.
[8]保罗·R．伯特尼，罗伯特·N．史蒂文斯[美].环境保护的公共政策[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55.
[9]徐波等.发达国家环境管理经济手段的类型与选择[J].人文杂志，2003，（1）：122-126.
[10]姚志勇等.环境经济学[M].中国发展出版社，2002:55.
［作者简介］张玲（1971-），女，陕西大荔人，西安理工大学经济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制度经济学。
杨文选（1964-），男，硕士，西安理工大学人文学院经济系副教授，主要从事发展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
［收稿日期］2007-06-11
（责任编辑：梅文）
关键词：市场环境政策工具；必要性；问题；对策
中图分类号：F124.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7)05-0074-03
1.问题的提出
从1960年开始，环境和自然资源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已经成为全球日益关注的焦点。环境政策工具大体上划分为两类：基于政府的命令与控制的规制工具和基于市场的经济激励工具①，前一种工具在使用过程中存在着灵活性的缺乏，执行成本过高，阻碍污染控制技术的发展等明显的缺陷。为了降低执行成本，同时获得理想的环境效果，无论是市场经济国家，还是经济转型国家都越来越倾向于采用具有激励作用的市场政策工具。发达国家的实践也验证了这一趋势：英国最早在1909年首次采用市场手段—环境税[1]，美国1976年开始实施可交易的污染许可证制度，德国在制定环境政策中偏重于经济激励手段的应用或者称之为基于市场的政策工具的应用。根据OECD的调查，在14个成员国中，共有150种经济手段得到应用[2]。目前市场政策工具已然成为环境政策工具讨论中的热点问题。
我国经济正处于转轨过程中，正面临着环境和资源的巨大压力，如何选择合适的政策工具来削减污染、节约能源，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经济与环境的协调，是摆在环境政策制定者和相关学者面前的一个巨大挑战。我国当前的环境政策是从计划经济体制中脱胎而来，仍带有浓厚的计划经济的烙印，主要以命令—控制型手段为主。虽然这种手段对于环境质量的提高、污染排放量的减少一度发挥过重要的作用，但其缺陷越来越明显。环保总局制定实施的各种环境行政命令流于形式，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最终导致环境政策的无效率以及不经济。我国1994年颁布的《中国21世纪议程》指出，要有效地利用经济手段和其他面向市场的方法。我国已经运用的市场环境政策工具主要包括对污染企业征收的排污费和超标排放费、对汽车用户征收的汽油税、对一般用户征收的垃圾费等。因此，有必要研究基于市场的政策工具在我国污染削减中的应用，寻求更有效的环境政策工具，在环境保护和社会福利之间找到最理想的平衡点[3]。
2.市场环境政策工具实施的必要性
基于市场的环境政策工具并不是一个新的政策主张，早在大约80年前，经济学家首次提出了用矫正税收来内化环境成本解决外部性问题，这之后50年，潜在的经济激励政策工具组合扩展到包括基于数量的控制机制在内[4]。基于市场的环境政策工具是指鼓励通过市场信号来作出行为决策，而不是通过制定明确的污染控制水平或方法来规范人们的行动[5]，通常被称为“借助市场的力量”。这种政策工具以“利用市场力量为特征”，核心是发挥市场所具有的激励功能。它属于间接的宏观调控方式，以市场为中介，把保护与改善环境的责任由政府转交给了污染者，从而既有助于调动污染者减少排污和促进技术革新的积极性，也有助于降低政策的执行成本。如果这些政策工具得以很好地设计和执行，将促成厂商或个人在实现自身利益的同时客观上实现污染控制目标的实现，并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
基于市场的环境政策工具的两个最为显著的特征是它具有低成本高效率的特点和技术革新及扩散的持续激励[6]。经过一些经济学家的理论分析和一些发达国家的实践经验表明，市场的环境政策工具有如下的优越性：（1）作为命令—控制手段的有益补充。基于市场的工具为减少污染提供额外的刺激，为污水处理、废弃物收集和处置等环境措施提供资金的来源，弥补命令—控制手段的不足。（2）灵活性及应用领域的广泛性。市场手段一般包括收费、税收、补贴、押金—退款制度、创建市场（排污权交易）、执行刺激等多种形式，在末端治理、清洁生产等领域都能应用。（3）有比较高的效率。市场型的政策工具力求使每个厂商污染削减的边际成本相等，而污染削减成本最低的企业被激励去进行最大数量的污染削减，污染控制的费用最小，以激励企业去采取更为经济和成熟的污染控制技术。（4）节约信息。基于市场的环境政策工具所需的信息比命令—控制型手段所需的信息少，减少信息的不对称所造成的污染，达到污染的削减。（5）政治上的可接受性。市场环境政策工具由于充分地利用了市场力量，透明度较高，已经在发达国家得到广泛接受。这一点可从美国和OECD成员国应用市场环境政策工具数量的快速增长中得到证明。
3.市场环境政策工具在我国应用中存在的问题
鉴于市场环境政策工具在发达国家环境治理中的重要作用，我国也应该利用这一工具，但是，市场环境政策工具在我国应用中存在以下问题：
3.1 外部条件的限制
基于市场的环境政策工具在应用过程中，主要是要发挥市场所具有的激励和约束功能，然而，我国的市场体系的不完善，使得市场政策工具作用的发挥缺乏一种良好的外部环境，使其作用大打折扣。另外企业没有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缺乏成本意识，对利润不敏感；同时又由于自主经营权不完整，无法及时地调整经营决策执行这些政策工具。在目标的设定上企业往往把环境、健康和安全等问题作为规避的对象和风险来加以管理，而不是尽可能地利用市场导向在上述问题上寻求新的机遇。一些大型企业处于垄断的地位，而小型企业缺乏技术与成本—收益的信息，这都会影响企业对市场激励作出反应。
3.2 政府行政管理能力的欠缺
在命令—控制型的手段下，对政府的行政管理能力要求相对较低。长期以来政府行政能力不足，工作效率低下，公务人员的寻租行为，机构设置的臃肿，限制了市场环境政策工具作用的有效发挥。同时地方政府重经济、轻环保，对违规的企业姑息迁就，致使企业缺乏对环保的投资，加剧了市场环境政策工具实施的难度。
3.3 市场环境政策工具设计中存在的问题
由于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无论是税还是费的征收过程中存在着征收体系设置过于繁琐，征收未能与实际的排放量直接联系，诸如在实践中，排污许可证制度已经转变为注册制度，对企业来说是零成本或是低成本，这样，企业超标排污成为必然，污染物总量实际上无法得到有效控制。市场政策手段本身所具有的刺激功能难以发挥出来。
3.4 市场环境政策工具应用中存在的问题
虽如上所述我国有多项市场政策工具已在应用，但从整体来讲，市场手段仍显单一，应用面窄，随着情况的变化，上述手段的使用已显不足；新开展的SO2收费、生态环境补偿费等征收工作在地域上受到较大的限制；原有的手段在使用中因为缺乏配套的工具其效果也大打折扣。
3.5 社会公众的抵制
目前，我国公众环境意识普遍不强，环境决策参与不足，环境道德欠缺，而市场环境政策工具给公众带来的利益通常不易察觉，但所付出的成本却很容易看到，因为市场导向的政策鼓励将环境成本与收益联系起来。这也降低了市场政策工具带给人们的激励。
4.市场环境政策工具在我国实施与完善的对策
针对上述市场环境政策工具在我国应用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本文认为，应该进行以下方面政策调整，使我国的市场环境政策工具进一步完善，发挥其激励功能。
4.1 外部条件的建立
通过市场的建立，为市场工具作用的发挥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促进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共同提高。建立市场意味着提供交易的机会或者创造交易的条件，交易的对象一般是排污权或循环利用的物资。具体有三种形式可以利用：排污许可证交易、市场干预、责任保险。排污许可证交易是当前受到各国关注的环境经济政策，所以本文重点讨论此项市场工具。
完善排污许可证交易制度。排污许可证交易（marketable pollution permits）即建立污染者有限的“污染权”交易的市场。这种方法允许在存在多个污染排放源的条件下，通过许可证交易可以使有些排放源突破原有的限额进行排放。交易的目的在于确保污染削减在污染者之间得到有效分配。美国从1976年开始实施可交易的许可证制度。主要包括：空气污染许可证、汽油含铅量许可证、向水体排放污染物许可证等。美国的《清洁空气法》规定，允许进行排污交易，交易包括补偿（offsets）、容量节余（netting）、泡泡（bubbles）和银行（banking）等制度。我国可以借鉴国际经验，在总量控制的情况下，逐步建立可交易的许可证制度。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已经分别在上海黄浦江上游进行了排污权交易，在包头、开元、柳州、太原、平顶山、贵阳六城市进行了大气排污权交易政策试点，对污染的控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由于目前仍然存在着市场条件不完善、经济粗放型增长难以进行总量控制、交易成本过高可能导致排污权交易市场的低效等问题，需要在排污权的初始分配、排污权交易的激励、发挥政府在排污权交易中的作用等方面进行大量的改进。
4.2 市场环境政策工具的完善
收费、补贴、产品税、改进庇古税，完善“污染者付费原则”（PPP），实施排污收费制度。通过对市场手段的利用，发挥价格配给的作用。将庇古的经济手段即环境资源的税收和收费等建立在科学、可靠的计量信息基础上[7]。根据厂商或污染源产生的排污量征收税费。厂商理性选择时将污染削减到边际控制成本等于税率这一水平上。而排污收费制度的一个难点是制定合理的税率，理想状态下，它应等于污染削减的边际收益，这时效率最高。然而，从美国的实践来看，由于政策结构上的问题或者是制定的收费水平过低，美国大部分的污染收费政策似乎并没有显示出“庇古税”的激励效果[8]。我国尽管在2003年出台了《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并规定直接向环境排放污染物的单位或个体户，应当按规定缴纳排污费。但是现行的排污费标准偏低，与污染治理成本相比是杯水车薪。鉴于这种情况，要想使排污收费不变成“付费即可排污”，政府就应该加强监管，制定合理的收费标准，具体可按照Baumol和Oates提出的为达到特定的排放削减水平而征收排污费，收费至少等于厂商间的边际削减成本，并进而为污染治理的总投资提供最佳的费用—效益刺激因素[9]。
至于补贴，是监管者给于生产者的某种形式的财务支持。其目的是鼓励削减污染或者是为削减所必需的措施提供资助。补贴通常采用的三种形式是拨款、贷款和税金减免。虽然，这一市场手段在法国、意大利等国家有所使用，但是OECD在经济手段中排除了补贴。因为当存在生产者进出一个行业时，补贴会增加社会的总体污染。Lewis（1994）给出的例子也证明即使监管者能够很好地衡量污染对于环境所带来的货币损失，但是在存在信息不对称，私人信息导致“信息租”的情况下，补贴仍然是低效率的[10]。对于我国在信息不对称的现象广泛存在及监管措施不力的情况下应该慎用补贴的手段，以免造成大量的低效生产行为的存在。
4.3 加强政府监管，建立责任制，使企业真正成为污染削减的责任人
通过政府的有效干预，利用市场与弥补市场之不足。建立责任制激励厂商去考虑他们的决策对环境的潜在影响，提供“成本—效益”方面的激励。责任制存在于罚款、押金返还制度、绩效债券三种形式中。罚款是一种重要的激励机制。基于Holmstrom（1982）关于企业中行为激励的研究，Xepapadeas提出一套随机惩罚机制来促使污染者提供恰当的污染控制。该机制提出如果总体环境浓度超过了标准，监管者就会随即选择至少一个生产者来罚款，再把收取的罚金减去社会损害之后的一部分返还给其他生产者。这一机制提高了不进行污染控制的预期成本，减少污染的排放。
押金返还制度规定，潜在污染性产品的购买者要预先支付一笔额外的费用，当他们把污染性产品或其包装物送回到回收中心再利用或处理的时候，再把这种额外的费用退还给他们。押金的大小应基于产品非法处置引致的社会成本。这一制度能提高回收和再利用率，因此也被描述成鼓励更高水平的物资循环利用机制。世界上许多国家都采取了这种制度来处理仪器和饮料包装、杀虫剂包装、电池、轮胎、润滑剂和塑料等物品。但是由于押金的设定如果太低，起不到经济刺激的效果；过高，消费者和物价管理部门就会抵制。目前我国还没有相关的应用，但是我国的彩电等电器对欧盟的出口已经面临此类问题，因此，这种政策在我国的实施已经迫在眉睫。
绩效债券虽然证明有许多优点，但是Shogren（1993）阐述了道德风险，流动性约束、合同的法律约束三个关键性的限制因素，从而使得绩效债券的现实应用很困难。
4.4 实施信息披露，推动公众参与，提高群众基础
具有充分信息的生产者和消费者能使市场功能得到更好的发挥，因此信息披露能够促进市场导向环境政策工具的形成。从国外的经验看主要是通过信息公开（information disclosure）这种方式让公众进行监督。一方面是实行生态标志计划，如北欧国家对工业产品使用生态标志（白天鹅）、澳大利亚采用了标明能源效率的星级生态标志、印度尼西亚实行了《污染治理、评价和分级计划》、菲律宾启动了《工业生态监督计划》等；另一方面是在重大项目的环境评价中要求进行公众听证。公众参与要通过政府、非政府组织、企业、贸易协会、社会团体之间建立新的伙伴关系，以顺利表达公众的意愿，还需要提高以社区为基础对环境与资源进行管理的能力建设。提高我国的污染削减水平，发挥市场导向环境政策工具同样离不开广大公众的积极参与。我国在1996年12月时发布的《全国环境宣传教育行动纲要（1996~2010）》中明确提到了环境教育和宣传的重要性，1996年5月出台的《水污染防治法》中明确提出公众意见对建设项目决策所起的重要作用。但是和发达国家居民的污染削减意识相比，我们还有很大的差距。在市场手段发挥作用的同时，强调公民承担环境责任的同时，扩大公众的环境权益，通过责权利的规定来激励公众对污染环境的行为进行监督和制约。政府也应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通过产品加贴标签，提高消费者的信息知晓度，定期举行信息披露制度，提高公众对厂商行为的了解，也给厂商形成削减污染的压力。
中国面临的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使得环境经济学家把设计和制定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环境政策作为研究的重点，因此，基于市场的环境政策工具在我国的运用就显得尤为重要。然而，在污染的消减过程中，新的符合市场经济体制的环境政策工具和手段还需不断补充和完善，在实践中存在着可接受性差及成效不十分确定等问题和障碍，有些政策工具的执行还缺乏相应的制度基础，必须的理论基础也还显薄弱，还需要进行积极的探索和实践。
注 释：
①
国际上对环境政策最新的分类是四类，分别为利用市场、创建市场、行政手段和信息及公众参与。为了方便比较，本文采用传统的分类方法。
参考文献：
[1]吕晨光，周珂.英国环境保护：命令控制与经济激励的综合运用[J].法学杂志，2004，（25）：41-44.
[2] OECD.Enviorment and Economics,OECD,Paris,1985.
[3] John Alder ＆ David Wilkinson,Envivonmental Law ＆ Ethics,1999,chapter7,p.211.
[4] [5] [6]保罗·R．伯特尼，罗伯特·N．史蒂文斯[美].环境保护的公共政策[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7]曾凡银，李茹兰.提高我国国际竞争力的制度设计与政策框架—基与环境的角度[J].财经问题研究，2004，（6）：42-49.
[8]保罗·R．伯特尼，罗伯特·N．史蒂文斯[美].环境保护的公共政策[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55.
[9]徐波等.发达国家环境管理经济手段的类型与选择[J].人文杂志，2003，（1）：122-126.
[10]姚志勇等.环境经济学[M].中国发展出版社，2002:55.
［作者简介］张玲（1971-），女，陕西大荔人，西安理工大学经济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制度经济学。
杨文选（1964-），男，硕士，西安理工大学人文学院经济系副教授，主要从事发展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
［收稿日期］2007-06-11
（责任编辑：梅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