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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是因危生乱、乱而促变、连锁反应、惊心动魄、迷雾重重的一年。如果说2009年和2010年为一场全面深刻的全球变革触发了机关、奏响了序曲,那么2011年则因其非凡的历史内涵而毫无争议地成为这一变革的重要一幕。在这一变革中,美国首当其冲,挑战和机遇均前所未有。纵观去年奥巴马政府一系列应对举措及战略运筹,虽有些可圈可点之处,却也把不少问题和隐患留到了2012。
巧实力过了头
2011年,西亚北非乱局星火燎原且一发难收,日本地震牵动各国神经并激发地区变动,发达经济体普遍陷入债务困境,经济疲软,而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经济体则继续快速发展,国际局势可谓是“东震西乱”、“北降南升”。乱局催生出巨大的不确定性。在这种形势下,美国的战略重点进一步从“反恐怖”转向“反衰退”和“反衰落”,并在乱中求稳的同时琢磨着稳中谋进。着眼于国际格局生变、主要矛盾生变的新现实,努力推动新一轮战略调整和全球布局,有效应对经济的持续低迷和崛起国家的挑战,并寻找和利用机遇,成为奥巴马政府2011年的核心任务。
综观2011年大部分时间的表现,奥巴马政府的工作思路还是清楚的。比如说,坚定地制定和执行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的计划,为战略重心转向亚太提供条件;在西亚北非乱局中重视多数意见和多边手段,站在所谓“历史正确一边”并坚持“幕后领导”;继续把战略东移作为头号重点,进一步深耕和重塑亚太;把重振经济作为紧迫要务,在加紧国内体制改革的基础上,利用各种场合推动经济合作和出口,等等。这些表现虽难称完美,却扣住了重点、没怎么跑偏,吆喝多出力少、降低了成本,看似“示弱”,却是保住了实惠、减少了批评。因此,2011年11月的一期《时代》周刊还表扬美国“巧实力”用得不错。如果就此给奥巴马政府2011年的外交表现打分,差不多能获个AA 评级吧。
不过,下半年以来尤其是接近年终岁尾时美国的一系列所作所为,却让人们不得不对奥巴马政府是否“巧”过了头产生疑问。概言之,有“弄巧成拙”之嫌者有四:
一是在亚太风光一时,却得罪了中国。“理想的”亚太战略本该是既拢住老盟友、也交下新朋友,在亚洲各国之间搞好“再平衡”。但其结果却是“不平衡”,美国在少数国家和短期考虑的怂恿下放出诸多狠话、猛话,让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普遍感觉到来者不善,厚此薄彼,意有所指。殊不知若得罪了中国,美国的亚太战略便失败一半。
二是在南亚矛头转向,并且操之过急。奥巴马政府南亚战略的基本逻辑是“撤而不离”,工作重点从阿富汗转向巴基斯坦、由反恐转向地缘布局。但美国兔死狗烹、过河拆桥、对巴示强,使巴功苦皆殁,寒心不已,与美龃龉,地区安全反而险象环生,稳不下来;后又抛出“新丝绸之路”,看似是让大中亚国家走向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但其中暗藏玄机又阐释不力,反被视作横亘在地区国家与中俄之间的一道高墙。中俄毕竟有主场之利,若得不到中俄支持,美国的南亚新战略前途难卜。
三是在中东按捺不住,从幕后走向前台。为防欧洲独揽利比亚胜利果实,美国不再甘居幕后;为将乱局祸水引向叙利亚和伊朗,美国开始公开鼓噪,甚至搞了个“驻伊虚拟使馆”挑衅;派出尖端无人机高空侦查,结果出了洋相,反被伊朗抓个现形。若一旦擦枪走火与伊朗发生军事冲突,美国没准将再陷战争泥潭。
四是对俄罗斯指手画脚,断送“重启”果实。俄罗斯杜马选举本是别国内政,普京最烦别人批评要挟,希拉里偏要说三道四,导致两年多的美俄热络关系终结,奥巴马政府的“重大外交成果”付之东流;而且,美国在美中俄这一全球最重要战略三角关系中的相对有利地位亦遭削弱,陷入同时对中俄示强却又力不从心的困境。
“贪”、“急”、“权”:奥氏政府的三宗错
奥巴马政府2011年对外战略的表现之所以先巧后拙,先得后失,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
美国当前面临的形势本就极难应对,需要清晰的战略思路和高超的战略手法。既要防范结束两场战争之后恐怖极端势力再度抬头,又要防范金融危机持续发酵带来经济二次探底;既要应对国内的政治体制失调和极左极右意识形态的双重折腾,又要应对外部的国际秩序松动和新兴国家乃至非西方世界的群体崛起;既要立竿见影地搞定低增长、高通胀、高失业等紧迫问题,又要做出事关经济体制改革和结构转型的长远安排;既要随时应对突发情况,又要坚定不移地推进既定部署。总之,任何一种挑战都够美国应付的了,更何况是多重威胁与考验同时叠加。形势的严峻性和复杂性,恐怕历史少有。这就要求当政者必须全心全意,戒骄戒躁,三思而行,谋定后动。稍有差池,就可能造成难以逆转的不利局面。
奥巴马先前有所斩获,贵在一个“明”字。能坚持务实,紧扣核心,将国内经济工作放在首位,谋划一系列提振和改革经济的举措;在外部则审慎应对、不冒进。能坚持团结,少得罪人,不仅继续修复和巩固同穆斯林世界的关系,而且缓推在欧反导系统,减少对俄直接刺激;高调接待胡主席访美,确立中美“合作伙伴关系”新定位;与此同时注重同土耳其、越南、印尼等区域性国家拉近关系。在坚持团结的同时,还能坚持合作,少搞对抗,以相對和解而非挑拨、建设性而非“解构”性的姿态应对全球经济困局、介入地区事务。应该说,这些都是奥巴马政府在2010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确立的基调,并在2011年上半年坚持得不错。
但后来美国之所以得又复失,毛病就出在“贪”、“急”和“权”这三字上。
所谓“贪”,就是什么地方都要当领导,大中东,大南亚,大东亚,大欧亚,西半球,跨大西洋,跨太平洋,一个都不能少,什么也放不下。认为到处都是机会,到处都是威胁,因而四处出击,该收的不收,结果精力分散,该进的就难以全力以赴。这已经成为美国作为“全球帝国”的结构性缺陷。
所谓“急”,就是做什么都要快速见效,为了博取国内喝彩,急于做出些姿态、搞出点成绩。2011年年底美国在亚太耍的一套“组合拳”,就属此类。看似雷厉风行,其实雷大雨小,反倒折了美国的信誉;况且,“快行总是没好路”,猛药的副作用很可能慢慢显现。
所谓“权”,就是搞平衡蜕化成了搞制衡,不合时宜地再度搞起又拉又打、分而治之、挖人墙角、转移视线、转嫁矛盾的老一套。国际关系中讲究谋略并没有错,错就错在,在各国相互依赖的背景下和需要各国共克时艰的时刻,竟还玩弄权术,搞零和竞争,惟恐天下还不够乱。
这三宗错的直接后果,是让人感觉奥巴马此前的诸多动听宣传,若非虚情假意,就是政治上还不够成熟稳重;不但对美硬实力并不裨益,刚刚修复的软实力又受损伤。以前就是这些毛病害苦了美国,现在改了不久却又再犯。若是这些毛病得不到及时整治,不仅奥巴马政府的外交表现难保AA 评级,恐怕2012年的前景展望也得是“负面”了。
2012:在“危”与“机”的转化中腾挪
前景展望是“积极”还是“负面”,表明的只是个态度。要对未来进行展望,其实并不容易。看看人们此前展望的记录,其准确性常常惨不忍睹。如今的世界正处大盘整、大变革的当口,对埃及和利比亚的未来尚不敢妄下论断,面对2012年世界将向何处去、美国与世界如何互动这样的大问题,恐怕更难做出板上钉钉的判断。不过,事物发展总是有迹可循。无论世界如何变化,大致绕不过以下几类挑战:
一是全球几大经济和政治板块将继续发生深刻变化,并由此开启新的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时代,大国构建新的地缘政治秩序将面临新一轮的互动。二是围绕世界经济出路何在、发展模式孰优孰劣等重大问题,美国国内两党、西方国家内部、西方与非西方国家之间的争论恐怕会进一步升温。三是持续的危机揭示并激化了各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结构性失衡。无论发展阶段、发展模式如何,大多数国家恐怕都要在增长动力减退、政府权威削弱、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抬头的情况下做出痛苦的抉择。四是不仅是主权国家的国家和社会治理难度在增加,原本效率就不高的地区治理和全球治理恐怕更会出现群龙无首或群龙相争的局面。谁说了都不算,但谁都想说两句,恐怕会越来越成为未来国际秩序变革中的常态。
因此,2012仍将是美国外交的高危运行期。美国外交到底表现如何、结果如何,一要看前述已露苗头的毛病能不能及时收敛改进,二就是要看能不能妥善处理这些大的问题。
巧实力过了头
2011年,西亚北非乱局星火燎原且一发难收,日本地震牵动各国神经并激发地区变动,发达经济体普遍陷入债务困境,经济疲软,而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经济体则继续快速发展,国际局势可谓是“东震西乱”、“北降南升”。乱局催生出巨大的不确定性。在这种形势下,美国的战略重点进一步从“反恐怖”转向“反衰退”和“反衰落”,并在乱中求稳的同时琢磨着稳中谋进。着眼于国际格局生变、主要矛盾生变的新现实,努力推动新一轮战略调整和全球布局,有效应对经济的持续低迷和崛起国家的挑战,并寻找和利用机遇,成为奥巴马政府2011年的核心任务。
综观2011年大部分时间的表现,奥巴马政府的工作思路还是清楚的。比如说,坚定地制定和执行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的计划,为战略重心转向亚太提供条件;在西亚北非乱局中重视多数意见和多边手段,站在所谓“历史正确一边”并坚持“幕后领导”;继续把战略东移作为头号重点,进一步深耕和重塑亚太;把重振经济作为紧迫要务,在加紧国内体制改革的基础上,利用各种场合推动经济合作和出口,等等。这些表现虽难称完美,却扣住了重点、没怎么跑偏,吆喝多出力少、降低了成本,看似“示弱”,却是保住了实惠、减少了批评。因此,2011年11月的一期《时代》周刊还表扬美国“巧实力”用得不错。如果就此给奥巴马政府2011年的外交表现打分,差不多能获个AA 评级吧。
不过,下半年以来尤其是接近年终岁尾时美国的一系列所作所为,却让人们不得不对奥巴马政府是否“巧”过了头产生疑问。概言之,有“弄巧成拙”之嫌者有四:
一是在亚太风光一时,却得罪了中国。“理想的”亚太战略本该是既拢住老盟友、也交下新朋友,在亚洲各国之间搞好“再平衡”。但其结果却是“不平衡”,美国在少数国家和短期考虑的怂恿下放出诸多狠话、猛话,让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普遍感觉到来者不善,厚此薄彼,意有所指。殊不知若得罪了中国,美国的亚太战略便失败一半。
二是在南亚矛头转向,并且操之过急。奥巴马政府南亚战略的基本逻辑是“撤而不离”,工作重点从阿富汗转向巴基斯坦、由反恐转向地缘布局。但美国兔死狗烹、过河拆桥、对巴示强,使巴功苦皆殁,寒心不已,与美龃龉,地区安全反而险象环生,稳不下来;后又抛出“新丝绸之路”,看似是让大中亚国家走向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但其中暗藏玄机又阐释不力,反被视作横亘在地区国家与中俄之间的一道高墙。中俄毕竟有主场之利,若得不到中俄支持,美国的南亚新战略前途难卜。
三是在中东按捺不住,从幕后走向前台。为防欧洲独揽利比亚胜利果实,美国不再甘居幕后;为将乱局祸水引向叙利亚和伊朗,美国开始公开鼓噪,甚至搞了个“驻伊虚拟使馆”挑衅;派出尖端无人机高空侦查,结果出了洋相,反被伊朗抓个现形。若一旦擦枪走火与伊朗发生军事冲突,美国没准将再陷战争泥潭。
四是对俄罗斯指手画脚,断送“重启”果实。俄罗斯杜马选举本是别国内政,普京最烦别人批评要挟,希拉里偏要说三道四,导致两年多的美俄热络关系终结,奥巴马政府的“重大外交成果”付之东流;而且,美国在美中俄这一全球最重要战略三角关系中的相对有利地位亦遭削弱,陷入同时对中俄示强却又力不从心的困境。
“贪”、“急”、“权”:奥氏政府的三宗错
奥巴马政府2011年对外战略的表现之所以先巧后拙,先得后失,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
美国当前面临的形势本就极难应对,需要清晰的战略思路和高超的战略手法。既要防范结束两场战争之后恐怖极端势力再度抬头,又要防范金融危机持续发酵带来经济二次探底;既要应对国内的政治体制失调和极左极右意识形态的双重折腾,又要应对外部的国际秩序松动和新兴国家乃至非西方世界的群体崛起;既要立竿见影地搞定低增长、高通胀、高失业等紧迫问题,又要做出事关经济体制改革和结构转型的长远安排;既要随时应对突发情况,又要坚定不移地推进既定部署。总之,任何一种挑战都够美国应付的了,更何况是多重威胁与考验同时叠加。形势的严峻性和复杂性,恐怕历史少有。这就要求当政者必须全心全意,戒骄戒躁,三思而行,谋定后动。稍有差池,就可能造成难以逆转的不利局面。
奥巴马先前有所斩获,贵在一个“明”字。能坚持务实,紧扣核心,将国内经济工作放在首位,谋划一系列提振和改革经济的举措;在外部则审慎应对、不冒进。能坚持团结,少得罪人,不仅继续修复和巩固同穆斯林世界的关系,而且缓推在欧反导系统,减少对俄直接刺激;高调接待胡主席访美,确立中美“合作伙伴关系”新定位;与此同时注重同土耳其、越南、印尼等区域性国家拉近关系。在坚持团结的同时,还能坚持合作,少搞对抗,以相對和解而非挑拨、建设性而非“解构”性的姿态应对全球经济困局、介入地区事务。应该说,这些都是奥巴马政府在2010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确立的基调,并在2011年上半年坚持得不错。
但后来美国之所以得又复失,毛病就出在“贪”、“急”和“权”这三字上。
所谓“贪”,就是什么地方都要当领导,大中东,大南亚,大东亚,大欧亚,西半球,跨大西洋,跨太平洋,一个都不能少,什么也放不下。认为到处都是机会,到处都是威胁,因而四处出击,该收的不收,结果精力分散,该进的就难以全力以赴。这已经成为美国作为“全球帝国”的结构性缺陷。
所谓“急”,就是做什么都要快速见效,为了博取国内喝彩,急于做出些姿态、搞出点成绩。2011年年底美国在亚太耍的一套“组合拳”,就属此类。看似雷厉风行,其实雷大雨小,反倒折了美国的信誉;况且,“快行总是没好路”,猛药的副作用很可能慢慢显现。
所谓“权”,就是搞平衡蜕化成了搞制衡,不合时宜地再度搞起又拉又打、分而治之、挖人墙角、转移视线、转嫁矛盾的老一套。国际关系中讲究谋略并没有错,错就错在,在各国相互依赖的背景下和需要各国共克时艰的时刻,竟还玩弄权术,搞零和竞争,惟恐天下还不够乱。
这三宗错的直接后果,是让人感觉奥巴马此前的诸多动听宣传,若非虚情假意,就是政治上还不够成熟稳重;不但对美硬实力并不裨益,刚刚修复的软实力又受损伤。以前就是这些毛病害苦了美国,现在改了不久却又再犯。若是这些毛病得不到及时整治,不仅奥巴马政府的外交表现难保AA 评级,恐怕2012年的前景展望也得是“负面”了。
2012:在“危”与“机”的转化中腾挪
前景展望是“积极”还是“负面”,表明的只是个态度。要对未来进行展望,其实并不容易。看看人们此前展望的记录,其准确性常常惨不忍睹。如今的世界正处大盘整、大变革的当口,对埃及和利比亚的未来尚不敢妄下论断,面对2012年世界将向何处去、美国与世界如何互动这样的大问题,恐怕更难做出板上钉钉的判断。不过,事物发展总是有迹可循。无论世界如何变化,大致绕不过以下几类挑战:
一是全球几大经济和政治板块将继续发生深刻变化,并由此开启新的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时代,大国构建新的地缘政治秩序将面临新一轮的互动。二是围绕世界经济出路何在、发展模式孰优孰劣等重大问题,美国国内两党、西方国家内部、西方与非西方国家之间的争论恐怕会进一步升温。三是持续的危机揭示并激化了各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结构性失衡。无论发展阶段、发展模式如何,大多数国家恐怕都要在增长动力减退、政府权威削弱、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抬头的情况下做出痛苦的抉择。四是不仅是主权国家的国家和社会治理难度在增加,原本效率就不高的地区治理和全球治理恐怕更会出现群龙无首或群龙相争的局面。谁说了都不算,但谁都想说两句,恐怕会越来越成为未来国际秩序变革中的常态。
因此,2012仍将是美国外交的高危运行期。美国外交到底表现如何、结果如何,一要看前述已露苗头的毛病能不能及时收敛改进,二就是要看能不能妥善处理这些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