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的诞生》一书中，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以古希腊艺术为研究对象，认为悲剧并非产生于希腊人精神上的和谐与静穆，而是根植于他们所意识到的人生苦难和冲突。这种与生俱来的苦难和冲突并不是人生悲剧论，而是以艺术为媒介来对抗存在的荒诞，为苦难和冲突中的生命形式寻找价值意义和存在的合理性。不论是戏剧还是神话，都能在古希腊文明里找到原型，换句话说，古希腊便是文明的源头。基于此种理论，他进一步提出了“酒神精神”与“日神精神”的概念。这两个概念在常荪波所著《尼采的悲剧学说》中得到了更为切合中国语境的解剖和对比，即日神对世界持哲学般冷静的态度，酒神则沉溺其中；日神以对梦的自觉享有梦境，酒神则完全将自己变成一件艺术品，在忘我的境界中投入自然和藝术；日神始终与世界保持距离，以一种审美的方式认识世界，酒神则将自身化为世界的一部分，是审美本体。
　　穆旦作为现代诗学史上最具受难品格的诗人，他与其他西南联大作家的最大区别在于其自由意志对生命现象的强力肯定，而这种肯定是以酒神式狂欢来呈现的。他的诗歌在悲剧中充盈着生命的力感，被“现在”逼迫，却不肯放弃“自我”与“生命”，到处寻找“拯救”；他以“自我”生命强力向险恶现实突进，不断冒险挑战宿命，抗拒生的虚空与荒芜，由此来界定生命存在的意义。他的“自我”是破碎的、不可捉摸的，但他相信生的意义在于“自我——破碎”“希望——幻灭”“再希望——活下去”的内在循环。在他的诗歌中，自我的剧烈毁弃与“新生”相伴，“重新发现自我”是面对黑暗现实进行孤独抗争后的慰藉，强烈的生命意志使他摆脱了现实世态的纷扰成为观审者，在对世态和人生悲剧的体认中意会到酒神式的愉悦。
　　丰富和丰富的痛苦
　　穆旦的“丰富和丰富的痛苦”是建立在“分裂和分裂的痛苦”之上的，面对战争的残酷和现实的破碎不堪，诗人毫不掩饰地展示自我的全部矛盾、痛苦与撕裂，以直面乃至藐视死亡的孤独姿态和切近生命本体的悲剧意识做自我的解剖和生命意义的探寻。在穆旦的诗歌中出现了中国诗歌史上从未有过的“残缺”的“自我”，他疾声呼喊：“让我们自己就是他的残缺”。他排拒中国传统的平和与平衡，站在不断分裂、破碎的自我与存在于永远的矛盾张力上的自我之间，令其相互撞击，撕裂，或是纠结为一团。“就把我们囚进现在，呵上帝！/在犬牙的甬道中让我们反复行进，/让我们相信你句句的紊乱是一个真理。/而我们是皈依的，/你给我们丰富，/和丰富的痛苦。”（《出发》）诗人认为即便是我们愿意皈依的“上帝”，“上帝”给我们的依然是“丰富，和丰富的痛苦”，这“痛苦”来自何处？
　　生命存在的意义的思考与价值信仰的重建意识将穆旦逼近丰富的痛苦。“污泥里的猪梦见生了翅膀，/从天降生的渴望着飞扬，/当他醒来时悲痛地呼喊。/胸里燃烧了却不能起床，/跳蚤，耗子，在他的身上粘着：你爱我吗？/我爱你，他说……”（《还原作用》）这首诗以现代感的抽象化抒情表达了诗人对于现代人身处荒诞与无奈生活的体悟，他以深陷污泥的猪来暗喻现代人的生存困境，虽然“渴望着飞扬”，却被清醒时发现的现实击碎，幻灭之余还要忍受“跳蚤”“耗子”的袭扰，生命被现实挖成“空壳”，陷落在尘世的网中，只能任其变形，梦想的花园破灭成大片的荒原，而生命只能在这无边的迟缓中虚耗。“花园”到“荒原”的转变，与艾略特《荒原》的精神内质（文明解体，信念、方向迷失）相通，不同的是艾略特指的是宗教信仰丧失下的人性陷落和生存困境，穆旦则是从社会、现实、历史等层面揭露社会压抑下的人性扭曲和生存困境，是盘踞在诗人灵魂深处的苦闷无有出路的痛苦与迷茫。“而我只是夏日的飞蛾，/凄迷无处，哪儿有我的一条路。”（《蛇的诱惑》）“在我们的前面有一条道路/在这路的前面有一个目标/这条引导我们又隔离我们/走向那个目标，/在我们黑暗的孤独里有一线微光/这一线微光使我们留恋黑暗/这一线微光给我们幻象的骚扰/在黎明确定我们的虚无以前。”（《祈神二章·之二》）在这里，道路和目标飘忽不定，黑暗中孤独的微光不可确信，与虚无纠缠，混沌不明。
　　穆旦丰富的痛苦也存于对社会习俗、传统与历史的冲击与反思之中，他认为这些因素吞噬着人生存的希望和激情，带给现代社会过多的因袭的重负和病恹空虚，造成精神危机乃至精神的荒原（仅就中国语境而言）。威廉·巴雷特在《非理性的人》一书中也指出，“习惯和常规是一块遮蔽存在的大幕布。只要这块大幕布位置牢靠，我们就不需要考虑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它的意义似乎已经充分体现在日常习惯的胜利之中了。但是一旦社会的结构破裂了，人就突然被抛在外头，离开了他一度无意识地接受的那套习惯和规则。站在外面，他的问题就冒出来了。”人们在习俗下寻求庇护，在庸常中往下滑去，生命萎缩困顿由此而生。穆旦对现代人遭受习俗传统围困的痛苦处境有着深刻的警醒与自觉。“让我们在岁月流逝的嘀响中/固守着自己的孤岛”是固守的姿态，诗人接下来便通过种种写实性意象来展现社会结构破裂后生命的被抛在外和现代人的生存背谬，狂涛汹涌、洪水泛滥，“道德法规都流去了，无情地，/这样深的根它们向我诉苦……”“一个更紧的死亡追在后头，/因为我听见了洪水，随着巨风，/从远而近，在我们的心里拍打，/吞噬着古旧的血液和骨肉！”（《从空虚到充实》）当习惯和常规不再提供庇护，诗人不得不面对旧我逝去，新我未建的复杂与痛苦。在这里，诗人感受到中国从传统向现代艰难迈步的种种复杂体验，感受到在传统和历史积习中生命的痛苦和孤独命运，“像一只逃奔的鸟，/我们的生活孤单着，/永远在恐惧下进行”。（《不幸的人们》）
　　更为直接的痛苦来源于战争，来源于战争带给人们的生存境遇，以及战争中所看到的人的麻木与庸常。防空洞里：“他笑着，你不应该放过这个消遣的时机，/这是上海的申报，唉！这五光十色的新闻，/让我们坐过去，那里有一线暗黄的光……谁知道农夫把什么种子洒在这土里？/我正在高楼上睡觉，一个说，我在洗澡。/你想最近的市价会有变动吗？府上是？/哦哦，改日一定拜访，我最近很忙。”（《防空洞里的抒情诗》）洞外：“那些个残酷的，为死亡恫吓的人们。”尽管外面有无数人死亡，但常人的生命就在那庸常的人生表面永远地滑落下去。诗人通过戏剧性的对话形式，不动声色间展现出战争现实中常人苟安于世俗的麻木沉沦心理。丰富的“我”却有着不同于常人的生命体验：“我是独自走上了被炸毁的楼，/而发现我自己死在那儿/僵硬的，满脸上是欢笑，眼泪，和叹息”。看似荒诞的“生”与“死”，满眼是普通民众的市侩人生，庸常与死亡的强烈对照，一声叹息怎能足够。
　　现代文明下个体与群体的隔离也是穆旦的孤独的痛苦。“原来你的窗子是个美丽的装饰，/我下楼时就看见了坚厚的墙壁，/他诱惑别人却关住了自己”（《窗》）隐喻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冷漠和难以沟通，个体成为脱离群体的所在。这脱离使诗人焦虑不安，他说：“孤独的时候，安闲在陌生的人群里，/在商店的窗前我整理一下衣襟，/我的精神是我的，没有机会能够放松。”（《华参先生的疲倦》）这种无处皈依的孤独感在诗作《我》中达到极致，“从静止的梦离开了群体，/痛感到时流，没有什么抓住，/不断的回忆带不回自己，‖遇见部分时一起哭喊，/是初恋的狂喜，想冲出藩篱，/伸出双手来抱住了自己，‖幻化的形象，是更深的绝望，/永远是自己，锁在荒野里。”诗人惶恐于现代人的生命再没有什么完满和可抓之物，生命似乎被锁入文明社会的无尽的荒野里。即使是穿行在骚乱的人群，即使是亲切也夹杂陌生与疏离，试图冲破禁锢，却步入更深的生的永恒困惑：“穿来，穿去，带着陌生的亲切，/和亲切中永远的隔离。/寂寞，锁住每个人。/生命树被剑守住了，/人们渐渐离开它，绕着圈子走。/而感情和理智，枯落的空壳，/播种在日用品上，也开了花，/‘我是活着吗？我活着吗？我活着/为什么？’/为了第二条鞭子的抽击。”（《蛇的诱惑》）传统和谐而稳定的群体关系被现代文明隔断，现代人的生命最终枯落成空壳，无法逃脱被鞭打的不幸，这痛苦不止是诗人自己的，更是整个时代的。
　　过去、现在、未来，这些生命体验纠结在诗人的精神深处，不断挤压着诗人的心灵，使得他的诗在自我的分裂和他我的关照中呈现出焦虑的负重状态，扭曲多节的语言，几乎满载到超载的情感内涵，这一切都在表达着他的丰富和丰富的痛苦。这痛苦永不能脱离诗人，使得诗人具有了“酒神”的受难品格，为现代众生寻求着救赎。（待续）
　　【作者单位：山东莒县第二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