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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的历史背景及反思
前作中的历史背景设置非常简单：4个主人公都是俄罗斯人，穿越到1942年的战场时遇到的是苏联红军和德国军队。这样的背景决定了他们只能加入到苏联红军一方，与德国军队作战。而在《我们来自未来2》中，影片中的历史背景设置就大大复杂化了：4位主人公中除了前作中出现过的费拉托夫（即伯尔曼）和瓦斯列夫（即切列普）外，另2名主人公都是乌克兰人。众所周知，现在俄罗斯和乌克兰已经是2个独立的国家，4名主人公因不同的政治立场，对同一个历史事件存有完全不同的认识。作为乌克兰人，2名主人公对于其国家历史上与俄罗斯的关系基本上持否定态度，这与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历史恩怨是分不开的。早在沙皇时代，俄罗斯就依靠一代又一代人的扩张，从小小的莫斯科公国成长为地跨欧亚大陆的庞大帝国，这期间众多的国家成为其吞并的对象。到了苏联时期尤其是斯大林时代，这种扩张势头仍然不减。再加上苏联在民族政策等方面的一些偏差，导致其国内的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倾向一直存在，这其中就包括乌克兰地区的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
本片中，由乌克兰人扮演党卫军加西利亚师（二战时期，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与德军合作成立的部队，曾于1944年参与镇压华沙起义的行动），俄罗斯人则扮演苏联红军乌克兰第1方面军，重演当年的战争。当年的恩怨加上现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尤先科2005～2009年任乌克兰总统期间更为严重），让这些年轻人之间充满了火药味。
当俄罗斯人费拉托夫和瓦斯列夫刚下汽车时，就碰到了以特拉斯为首的2名乌克兰年轻人。特拉斯称费拉托夫和瓦斯列夫为“莫斯科佬”，并做了一个要绞死他们的动作，另一个乌克兰人则做出了一个枪击动作以示藐视。接着在当晚的舞会上，特拉斯就找茬与瓦斯列夫发生冲突。这时，一名乌克兰青年跳上舞台大叫：“莫斯科佬在袭击我们，上啊，弟兄们！”结果，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打成一团，维持秩序的警察不得不动用高压水龙头进行镇压。最后，特拉斯2人跑出来后，在树林中发现了一个在苏联卫国战争中牺牲的红军战士纪念碑，余怒未消的特拉斯一脚将之踹倒。突然，倒塌的纪念碑开始冒出青烟，并且一阵阴风扫过树林，预示着将有神秘事件发生（这种带有神秘色彩的情境，与前作中亵渎苏联红军战士遗骨的行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第二天，费拉托夫和瓦斯列夫身穿苏联红军制服来到一个高地上废弃的建筑物中。当瓦斯列夫坐在一枚二战时期遗留下来的炸弹上面休息时，特拉斯2人扔了一枚爆竹进来，并嬉笑着说：“去死吧，莫斯科佬！”爆竹爆炸引爆了炸弹，在一片炫目的火焰中，4人穿越到了1944年的同一地区。
4人穿越后首先落到了乌克兰民族主义游击队手中。游击队决定由特拉斯2人枪杀包括费拉托夫和瓦斯列夫在内的苏军被俘人员和与苏军合作的当地人。2人不肯下手，其他人开枪杀死了大部分人，只剩下了费拉托夫和瓦斯列夫，并给特拉斯他们最后一个机会来杀死2名主人公。2人仍然不干，被游击队推入坑内准备一起枪决。就在这时，德军突然进攻营地，趁着混乱4人一起逃了出来。接着他们又落入到苏联红军手中，几经辗转见到了前作中的老熟人——已经晋升为少校的连长戴奥米和女卫生员妮娜。后来，在目睹了几次战斗中德军屠杀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的场面后，特拉斯2人终于逐步认识到自身的偏颇。就在特拉斯踹倒红军战士纪念碑的同一片树林中，特拉斯幡然悔悟，并以下跪表示自己的悔意，然后返身回去参加了战斗。
本片将如此复杂的历史背景作为叙事的基础，有着极深的用意。尽管在苏联时代由于当时的苏共领导人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导致苏联国内各民族之间产生很深的矛盾，但是在面对人类共同的敌人——德国法西斯时，这些矛盾应该退居次要地位。正如片中费拉托夫所说：“我们回到21世纪再继续争论，现在必须团结起来。”当时需要做的是共同对付德国法西斯，正所谓“兄弟阋墙共御外侮”。另外一层用意是针对苏联解体后一些前加盟共和国的过激行为，特拉斯踹倒纪念碑即可解读为影射这类事件。对于历史事件，应该以客观的态度解读，功就是功过就是过，不因功而掩饰过，亦不应以过掩盖功。苏联红军作为二战中对德国法西斯作战的主力，这一功绩是应该得到正确对待的，不应因狭隘的民族主义就将之完全抹杀掉。
当然，影片中所阐述的这种观点对于俄罗斯人来说是非常容易接受的，但对于从原苏联解体的其他国家而言却未必如此。
片中出现的“新面孔”武器
由于《我们来自未来2》是一部续作，因此片中的武器也具有很大的继承性。前作中的大部分轻武器在续作中都有出现，如PPSh-41冲锋枪、1891/1930年式莫辛-纳甘步枪、MP40冲锋枪、毛瑟98K步枪等等；重型武器出现了1943年式T-34/76坦克、1939年式37mm高射炮等装备。此外，还出现了几种前作中未曾出现的“新面孔”，其中包括SVT-40半自动步枪、德军使用的框架式火箭炮等。
SVT-40半自动步枪是SVT-38的改进型号，在二战中曾大量装备苏联红军。除了作为步兵的制式装备外，还曾经装上光学瞄准镜作为狙击步枪使用。德军也将缴获的SVT-40半自动步枪大量装备部队使用，因其射速要远远高于德军制式装备——毛瑟98K步枪。德军甚至将装备己方部队的SVT赋予了德军编号，如将SVT-40称为SIG.259(r)，将SVT-40的狙击型则称为SIG.Zf260(r)。在影片最后那场极具象征意义的战斗中，来自2个国家的4名主人公共同作战，使用的武器分别是PPSh-41冲锋枪、1891/1930年式莫辛-纳甘步枪、MP40冲锋枪和SVT-40半自动步枪。
与大名鼎鼎的苏式“喀秋莎”火箭炮相比，德军火箭炮的名声明显要小得多，但德军在二战中使用的火箭炮的种类还是很多，其中就包括片中出现的火箭炮。这种火箭炮采用木制框架发射箱，每发火箭弹配上导轨，装在一个框架式发射箱内，发射时在发射阵地上架好。一般以4～6发为1个发射单元组配置点火线，靠调节射角来确定发射距离。这种发射箱最大的优点是发射后可以丢弃或回收，战争后期苏军的M-30火箭炮也采用这种发射方式。片中德军使用这种框架式火箭炮，对高地上的苏军造成了巨大杀伤。
片中的武器与战术运用
本片中，双方的武器运用中规中矩，与其他影片相比并没有太大区别，但还是有几个细节值得军迷细品。
瓦斯列夫在片中多数时间是在使用一支PPSh-41冲锋枪，枪本身并没有什么值得过多关注的地方，但他的据枪姿势却是别具一格。大家都知道，PPSh-41冲锋枪可以使用71发弹鼓和35发弹匣2种供弹具，这2种供弹具外形差异大，因此需要不同的据枪姿势。一般来讲，立姿射击时为了提高据枪的稳定性，通常会采取侧身左手握弹匣底部并将上臂和肘部顶在腰部侧面作为支撑，右手持枪抵肩进行射击，这样左臂能够形成一个有依托的三角形支撑，最大程度地提高据枪稳定性。但是，由于PPSh-41使用的弹鼓高度要低于弹匣，如果采取这种姿势可能会造成枪口过低，不能正确构成瞄准线，因此一般采取左手托弹鼓底部或抓住弹鼓左侧进行射击的方式，这样基本上就无法构成有依托的三角形支撑，据枪稳定性会受到影响。但瓦斯列夫却采取了不同于上述的姿势据枪——由于他是左撇子，当PPSh-41冲锋枪配用弹鼓时，他用右手绕过弹鼓抓住弹鼓的左侧边缘，左手持枪进行射击。这样的姿势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克服枪口上跳的影响，因此要好于握弹鼓底部的姿势。
前作中的历史背景设置非常简单：4个主人公都是俄罗斯人，穿越到1942年的战场时遇到的是苏联红军和德国军队。这样的背景决定了他们只能加入到苏联红军一方，与德国军队作战。而在《我们来自未来2》中，影片中的历史背景设置就大大复杂化了：4位主人公中除了前作中出现过的费拉托夫（即伯尔曼）和瓦斯列夫（即切列普）外，另2名主人公都是乌克兰人。众所周知，现在俄罗斯和乌克兰已经是2个独立的国家，4名主人公因不同的政治立场，对同一个历史事件存有完全不同的认识。作为乌克兰人，2名主人公对于其国家历史上与俄罗斯的关系基本上持否定态度，这与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历史恩怨是分不开的。早在沙皇时代，俄罗斯就依靠一代又一代人的扩张，从小小的莫斯科公国成长为地跨欧亚大陆的庞大帝国，这期间众多的国家成为其吞并的对象。到了苏联时期尤其是斯大林时代，这种扩张势头仍然不减。再加上苏联在民族政策等方面的一些偏差，导致其国内的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倾向一直存在，这其中就包括乌克兰地区的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
本片中，由乌克兰人扮演党卫军加西利亚师（二战时期，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与德军合作成立的部队，曾于1944年参与镇压华沙起义的行动），俄罗斯人则扮演苏联红军乌克兰第1方面军，重演当年的战争。当年的恩怨加上现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尤先科2005～2009年任乌克兰总统期间更为严重），让这些年轻人之间充满了火药味。
当俄罗斯人费拉托夫和瓦斯列夫刚下汽车时，就碰到了以特拉斯为首的2名乌克兰年轻人。特拉斯称费拉托夫和瓦斯列夫为“莫斯科佬”，并做了一个要绞死他们的动作，另一个乌克兰人则做出了一个枪击动作以示藐视。接着在当晚的舞会上，特拉斯就找茬与瓦斯列夫发生冲突。这时，一名乌克兰青年跳上舞台大叫：“莫斯科佬在袭击我们，上啊，弟兄们！”结果，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打成一团，维持秩序的警察不得不动用高压水龙头进行镇压。最后，特拉斯2人跑出来后，在树林中发现了一个在苏联卫国战争中牺牲的红军战士纪念碑，余怒未消的特拉斯一脚将之踹倒。突然，倒塌的纪念碑开始冒出青烟，并且一阵阴风扫过树林，预示着将有神秘事件发生（这种带有神秘色彩的情境，与前作中亵渎苏联红军战士遗骨的行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第二天，费拉托夫和瓦斯列夫身穿苏联红军制服来到一个高地上废弃的建筑物中。当瓦斯列夫坐在一枚二战时期遗留下来的炸弹上面休息时，特拉斯2人扔了一枚爆竹进来，并嬉笑着说：“去死吧，莫斯科佬！”爆竹爆炸引爆了炸弹，在一片炫目的火焰中，4人穿越到了1944年的同一地区。
4人穿越后首先落到了乌克兰民族主义游击队手中。游击队决定由特拉斯2人枪杀包括费拉托夫和瓦斯列夫在内的苏军被俘人员和与苏军合作的当地人。2人不肯下手，其他人开枪杀死了大部分人，只剩下了费拉托夫和瓦斯列夫，并给特拉斯他们最后一个机会来杀死2名主人公。2人仍然不干，被游击队推入坑内准备一起枪决。就在这时，德军突然进攻营地，趁着混乱4人一起逃了出来。接着他们又落入到苏联红军手中，几经辗转见到了前作中的老熟人——已经晋升为少校的连长戴奥米和女卫生员妮娜。后来，在目睹了几次战斗中德军屠杀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的场面后，特拉斯2人终于逐步认识到自身的偏颇。就在特拉斯踹倒红军战士纪念碑的同一片树林中，特拉斯幡然悔悟，并以下跪表示自己的悔意，然后返身回去参加了战斗。
本片将如此复杂的历史背景作为叙事的基础，有着极深的用意。尽管在苏联时代由于当时的苏共领导人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导致苏联国内各民族之间产生很深的矛盾，但是在面对人类共同的敌人——德国法西斯时，这些矛盾应该退居次要地位。正如片中费拉托夫所说：“我们回到21世纪再继续争论，现在必须团结起来。”当时需要做的是共同对付德国法西斯，正所谓“兄弟阋墙共御外侮”。另外一层用意是针对苏联解体后一些前加盟共和国的过激行为，特拉斯踹倒纪念碑即可解读为影射这类事件。对于历史事件，应该以客观的态度解读，功就是功过就是过，不因功而掩饰过，亦不应以过掩盖功。苏联红军作为二战中对德国法西斯作战的主力，这一功绩是应该得到正确对待的，不应因狭隘的民族主义就将之完全抹杀掉。
当然，影片中所阐述的这种观点对于俄罗斯人来说是非常容易接受的，但对于从原苏联解体的其他国家而言却未必如此。
片中出现的“新面孔”武器
由于《我们来自未来2》是一部续作，因此片中的武器也具有很大的继承性。前作中的大部分轻武器在续作中都有出现，如PPSh-41冲锋枪、1891/1930年式莫辛-纳甘步枪、MP40冲锋枪、毛瑟98K步枪等等；重型武器出现了1943年式T-34/76坦克、1939年式37mm高射炮等装备。此外，还出现了几种前作中未曾出现的“新面孔”，其中包括SVT-40半自动步枪、德军使用的框架式火箭炮等。
SVT-40半自动步枪是SVT-38的改进型号，在二战中曾大量装备苏联红军。除了作为步兵的制式装备外，还曾经装上光学瞄准镜作为狙击步枪使用。德军也将缴获的SVT-40半自动步枪大量装备部队使用，因其射速要远远高于德军制式装备——毛瑟98K步枪。德军甚至将装备己方部队的SVT赋予了德军编号，如将SVT-40称为SIG.259(r)，将SVT-40的狙击型则称为SIG.Zf260(r)。在影片最后那场极具象征意义的战斗中，来自2个国家的4名主人公共同作战，使用的武器分别是PPSh-41冲锋枪、1891/1930年式莫辛-纳甘步枪、MP40冲锋枪和SVT-40半自动步枪。
与大名鼎鼎的苏式“喀秋莎”火箭炮相比，德军火箭炮的名声明显要小得多，但德军在二战中使用的火箭炮的种类还是很多，其中就包括片中出现的火箭炮。这种火箭炮采用木制框架发射箱，每发火箭弹配上导轨，装在一个框架式发射箱内，发射时在发射阵地上架好。一般以4～6发为1个发射单元组配置点火线，靠调节射角来确定发射距离。这种发射箱最大的优点是发射后可以丢弃或回收，战争后期苏军的M-30火箭炮也采用这种发射方式。片中德军使用这种框架式火箭炮，对高地上的苏军造成了巨大杀伤。
片中的武器与战术运用
本片中，双方的武器运用中规中矩，与其他影片相比并没有太大区别，但还是有几个细节值得军迷细品。
瓦斯列夫在片中多数时间是在使用一支PPSh-41冲锋枪，枪本身并没有什么值得过多关注的地方，但他的据枪姿势却是别具一格。大家都知道，PPSh-41冲锋枪可以使用71发弹鼓和35发弹匣2种供弹具，这2种供弹具外形差异大，因此需要不同的据枪姿势。一般来讲，立姿射击时为了提高据枪的稳定性，通常会采取侧身左手握弹匣底部并将上臂和肘部顶在腰部侧面作为支撑，右手持枪抵肩进行射击，这样左臂能够形成一个有依托的三角形支撑，最大程度地提高据枪稳定性。但是，由于PPSh-41使用的弹鼓高度要低于弹匣，如果采取这种姿势可能会造成枪口过低，不能正确构成瞄准线，因此一般采取左手托弹鼓底部或抓住弹鼓左侧进行射击的方式，这样基本上就无法构成有依托的三角形支撑，据枪稳定性会受到影响。但瓦斯列夫却采取了不同于上述的姿势据枪——由于他是左撇子，当PPSh-41冲锋枪配用弹鼓时，他用右手绕过弹鼓抓住弹鼓的左侧边缘，左手持枪进行射击。这样的姿势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克服枪口上跳的影响，因此要好于握弹鼓底部的姿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