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常说，懂一门语言便等于打开一个世界。近代中国一个典型的叙述，是西方的坚船利炮敲开了中国的大门。但反向观之，对中国而言，则是翻译西文让国人了解西方。自1862年，京师同文馆，商务印书馆，国立编译馆遂相设立。无论林琴南的《茶花女遗事》，抑或严复的《天演论》《群己权界论》，每次文字西来，皆引起吾华夏士林之震动。及梁任公，更甚言：“今日之中国欲自强，第一策，当以译书为第一事。” 此可谓近代译书之开端。
　　后来，国人通过译文，知道了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知道了莎士比亚、果戈里。但对于读者而言，有多少人知他们背后的周扬、朱生豪？因堂吉诃德而知女先生杨绛？所以，译者在名著文豪面前是一种自我的隐退，心甘情愿地为大师做嫁衣裳。可同时我们要知道，译书家们往往也有深刻的洞见，他们通过译著进行言说，只是我们往往因为此种言说方式而忽略了他们的直接表达。
　　基于这样的想法，四川文艺出版社便组织策划了这套针对翻译者思想、定名为“译家之言”的随笔集系列丛书。本次出版共四部作品，杨武能《译海逐梦录》、郭宏安《斑驳的碎片》、董乐山《沉默的竖琴》以及我所负责编辑的柳鸣九先生的《种自我的园子》。
　　吾生也晚。我知道鸣九先生是我在读大学期间。那时为了扩充阅读，也因为兴趣之故，对萨特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直接读他的《存在与虚无》，翻了几页，便只感到虚无而完全找不到存在。于是，就找来萨特的相关研究与他的演讲《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参照阅读。在这过程中，便与鸣九先生大名遇合撞见，由此而知鸣九先生是上世纪80年代引进萨特第一人。先生对于萨特的研究及理解，精准而直搭命脈，比如先生名文《给萨特以历史地位》，一言道出存在主义何以在二战以后风靡法兰西：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的力量在于，它一方面指出了现实的荒诞，另一方面又给苦于在荒诞之中挣扎的人们指出了一条出路：自我选择。只此一语，便是萨特“是英雄使自己成为英雄，是懦夫使自己成为懦夫”的最佳注脚。
　　这次编书，与鸣九先生更有了直接的接触。初次电话，即与鸣九先生在电话里聊了近20分钟。这20分钟，足以让我感受到老一代知识分子待人的风度与做派。做派这个词，现多贬义，但在这里，是一种格调。只举一例，比如“阁下”一词，在我印象中基本完全是书面语，从未耳闻。而先生称呼对方一口一个“阁下”，称呼自己则一口一个“敝人”，不仅令我见到老一辈知识分子的谦虚与修养，更同时让后学晚辈羞煞惶恐。心中暗想，我们在书中所见对马一浮、钱锺书、朱光潜，包括先生本人写到的波伏娃的那种带有名士风度的优雅，原不过认为是一种形容性的描述，但今次与先生相交，原来确是一种写实。钱锺书虽早有蛋与鸡的戏言，但是作为人文领域，恐怕与老辈学人的实际接触不亚于只是吃鸡蛋的营养。所谓人格魅力，实际就是行为世范，就是你看见他，就想仿效他，这也就是贯常所说的人文影响。人文不能只有文而没有人，在后学的效仿过程中，实际也就是“超我”部分的逐渐型塑，人一旦缺失了自我认定的“超我”，也就难谈“自律”的形成。
　　所以我很庆幸，虽生也晚，但能眼见老一辈的学人风度，亲见天下之斯文。这是我对鸣九先生除学术、译著以外，所认为的最可宝贵的价值所在。
　　（作者系四川文艺出版社编辑，曾编辑出版《权力之路：林登·约翰逊传》等人文社科类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