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书》（河南文艺出版社2014年3月出版）是台湾诗人痖弦与河南舞钢作家杨稼生两位先生的通信集。全书于中原文化、台湾时政、教子育人、养生保健的侃侃杂谈中，渗透着一种深切的文化关怀与责任担当，一种立人达人而功成不居的仁者风范，一种上善若水、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的思想境界。该书所体现的二位作者的精神品格可以概括为一句话，这就是“大爱无疆，大道低回”。大爱无疆，一种大气、包容、宽广的文明积淀；大道低回，一种清雅、内敛、谦卑的行事原则。读痖弦的信，仿佛面前站着一位来自远方的智者，那种博大胸襟、洞察世事、人情练达、诙谐幽默令人惊喜。读杨稼生的信，则如同与一位朴实的山民对话，那种善气迎人、古道热肠、人淡如菊、心素如简令人感动。
　　阅读书的前半部分——痖弦致杨稼生的书信，我从中看到了一位诗坛巨子、副刊编辑家的德善情怀。痖弦对河南故乡、南阳故里的那种眷恋和深情使我想到了另一位中原骄子——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获得者崔琦。崔琦12岁的时候离开家乡宝丰到香港读书，后来成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他在1998年接受杨澜的采访时，一提到家乡、提到父母，就流下了眼泪。他于2007年捐资在家乡建起了一所希望小学，并于2014年4月携全家回到阔别63载的范庄村探望。颇为相似的是，痖弦接受台湾华文作家龙应台采访时，一谈到自己当年离家、从军的情景，就不由得流泪了。尽管他在台湾文坛地位显赫，但他始终没有忘记养育他的家乡和亲人。2008年，76岁的痖弦与女儿小米一起跨越五千公里行程，把父亲的魂灵象征性地借用一把黄土从青海劳改农场的废墟地带回到河南南阳杨庄营母亲的坟头，完成了他晚年最大的心愿。在家国同构的传统观念下，仁爱之心首先体现为爱父母、爱家乡。痖弦和崔琦都是如此。
　　痖弦和崔琦的经历和情感有诸多共同之处：少小离家，身处海外；晚年探乡，拳拳深情。他们都由父母之爱延展到了家国之爱、人类之爱。这种爱超越了地域和政治，是一种至善至美的胸怀和境界。痖弦多次回到大陆访问、讲学、送书。他向台湾文坛推介了大批河南作家，仅仅在他写给杨稼生的书信中提到的河南作家就有近30位之多，如：苏金伞、孙荪、周大新、曲令敏、樊洛平、邓万鹏、王连明、席根、高春林、南豫见、于黑丁、庞嘉季、周同宾等。这些人的名字能够出现在痖弦的书信中，这本身就是一种对河南文艺的宣传和鼓励。痖弦的笔一头连着大陆，一头连着台湾，他把这些来自家乡的文化信息传递到台湾，同时，也不断向家乡报告着台湾文坛的状况，余光中、林海音、杨牧、三毛、白先勇、洛夫、叶嘉莹、琦君等这些台湾文化名人的消息不断出现在痖弦的笔端。痖弦就是以这样的方式把海峡两岸的文坛联系在一起了，把中原大地与台湾宝岛的文化气息融合在一起了。
　　痖弦的仁厚宽广不仅表现在他的家国之爱上，还表现在他的敬业精神上。他给海内外投稿作者写的书信数量之大、信息密度之高都是惊人的。许多作者从他的书信中感受到温暖和鼓舞，并由此成长为知名作家，这正如痖弦自己所说：“我有一种能力，能闻到天才的香味，当年我帮过忙的人，今天都成为重要作家。”我们知道，在这种发现人才的睿智背后，蕴含着高尚牺牲精神。他给那些不曾谋面的投稿作者写了无数的书信，却荒芜了自己的诗歌园地。
　　读完《两岸书》的第二部分——杨稼生给痖弦的书信时，我脑海里自然蹦出孙犁这位当代优秀散文家的形象。从创作历程到创作风格，再到个性禀赋、处世为人等，杨稼生与孙犁都有很多相似之处。从创作历程来说，两人都有长达20余年的写作中断期。从作品风格来说，杨稼生、孙犁两人都善于记述生活中细小的事情，以小见大。不管是描写荷花淀里的战斗者还是描写北湾那些勤劳的山民，二人都能够从日常故事中折射出时代风云。从行事为人来说，两人都十分低调，不事张扬，淡泊名利。就他们作品的文学价值来说，杨稼生的《叩问童心》《海蓝海蓝的眼睛》《我女儿必经此地》《杨稼生散文》《今天，您好》《北湾》与孙犁的《耕堂劫后十种》相比，毫不逊色！
　　道如行路，靠德承载。杨稼生的“大道”之中包涵着无尽的善良和广博的仁爱。这种品质体现在多个方面：
　　首先，杨稼生具有感恩情结。他有一颗感恩之心，知恩必报的思想在他的书信里表现得非常突出。在他给痖弦的信中有一个问题被四次反复提及。这就是他对曾经给自己作品写过评论的高柏园先生身份的追问。自己的作品被陌生的读者评论，这本是一件极平常的事情，杨稼生却心存感激，多次念叨！
　　其次，杨稼生具有悲悯情怀。他的善良还表现在他对农民怀有悲悯、恻隐之心。“恻隐之心，仁之端也！”他在写给痖弦的信中谈到了一双拖鞋的最终归宿。那是痖弦在舞钢杨家小住时穿过的黄色拖鞋，它被杨稼生送给了一个赤脚的卖瓜农民。杨稼生在给痖弦的信中写道：“去年初秋，一位乡下卖瓜人，赤脚站在门前，我把这双拖鞋脱给他，他那份感激，使我心酸，想到了我们的父辈。这双拖鞋最后的归属是很意外的，绝非施舍，物薄而意重。”从杨稼生赠送拖鞋的情景自然很容易联想到鲁迅在《一件小事》中记述的一个情节：“我”没有思索地从外套袋里抓出一大把铜元，请巡警转交车夫。不难想象，当杨稼生把自己正穿在脚上的拖鞋脱给卖瓜农民时，他同样是没有思索的，那种下意识的动作正体现了对劳动者天然的亲近和无限的关切。这种关切源自对农民的深深理解和感恩。只有具有大爱之心的人才会向那些地位低微的劳动者致以尊重。
　　杨稼生的善良和仁爱还表现在他向被自己忽略的朋友真诚道歉、向自己责难过的邮递员道歉、焚香祭奠桥桥、给痖弦寄赠毛衣等方面。
　　书信体现着写信人的品性和志趣，只有当通信人在学识水平相当、思想观念基本一致的情况下，通信才能够持续下去。正如《两岸书》序言的作者温慧敏所写：“书信从产生那天起就以独特的方式传递独特的心灵密码。”痖弦与杨稼生之间已经持续了20多年的通信传递了两人的同心之言，表现了两人的性情和人品。痖弦的博爱中不乏低调，他不大喜欢主动去接近名人、不主张去“烤红火”（在他人官运亨通时主动接近）的行事原则都说明了这一点。杨稼生的大道低回则直接以修德积善、助人为乐为承载。从痖弦与杨稼生之间这193封通信中，可以充分感受到二人在精神品格上的相似之处：宅心仁厚，儒雅博爱；高标做事，低调做人。这就是大爱无疆、大道低回的精神。这正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痖弦和杨稼生以他们的《两岸书》共同诠释了这样的精神品质。
　　（作者为平顶山学院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