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巴山重庆老知青剪影》里的五百余张照片诉说的是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照片上的主人公都是1964～1965年间到四川省达县地区的达县、邻水、大竹、宣汉、平昌、通江、南江、巴中和万源九个县的社办林场、茶场和畜牧场(以下简称社办场)落户的重庆知青。照片记载了他们从中学毕业、上山下乡、插队落户、回城参加工作到退休下岗的经历，反映了中国社会的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在过去四十年的坎坷命运。透过他们的追求、奋斗、挫折、失落、醒悟和超脱，读者能够多少窥视中国社会在过去四十年里的沧桑，感悟人性的清浊与善恶。
　　
　　一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古老的中国来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中华民族面临又一次决定命运的选择。1962至1965年间，以刘少奇和邓小平为首的务实派领导人卓有成效地对中国经济结构进行了宏观调整，对城市的重工业进行了压缩，在农村实行了有限的包产到户，调动了几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从而使中国经济从“大跃进”后的低谷和持续三年的“自然灾害”的阴影中走出，人民重新享受温饱，市场重新展现生机，社会重新焕发活力。然而计划经济的模式没有受到根本触动，市场没有发挥对经济发展应起的杠杆作用，中国的经济仍然跟世界市场隔绝，在低技术、低管理、低效率的层次上发展。与此同时，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婴儿潮”和五十年代实行的盲目的鼓励生育政策，中国城镇人口持续增长，对本来就“一穷二白”的经济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
　　也就在同一时期，中国的政治天平迅速向左倾斜。在1962年9月召开的中共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正式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条口号。这条口号反映了毛泽东对国际和国内的形势的错误估计，为中国政治定下了危险的基调。
　　六十年代初期，中国在国际上面临腹背受敌的困境。一方面，美国对中国的围堵有增无已；另一方面，中国和苏联两个共产大国的关系却每况愈下。中、苏两国领导人不仅在意识形态上分道扬镳，而且在东西方关系、台湾海峡局势、中印边境冲突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采取截然对立的立场。苏联自苏共二十大以后发生的社会和政治变化引起中国领导人的高度警惕，苏联领导人在国内和国外的一系列政策被解释成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主义和世界革命的公然背叛，苏联的“现代修正主义”领导集团被视为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最大威胁。
　　中国和苏联在意识形态上的这场争论的谁是谁非本身今天看来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主席对国际共产主义阵营里的“修正主义”的认识导致中国内政的灾变。毛泽东认定一个对立面的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