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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闿运 （1833—1916），晚清经学家、文学家、历史学家、教育家，也是晚清最著名的帝王学实践者。字壬秋，又字壬父，号湘绮，世称湘绮先生。咸丰二年 （1852） 举人，曾任肃顺家庭教师，后入曾国藩幕府。光绪四年 （1878年） 十一月入川，主持成都尊经书院。辛亥革命后任清史馆馆长。著有 《湘军志》 《湘绮楼诗集》 《湘绮楼文集》 《湘绮楼日记》 等。在任曾府幕僚期间，曾力推帝王学。
钱钟书所记 《石语》 里，陈石遗对钱钟书谈及王闿运，认为其“人品极低，仪表亦恶”。“仪表恶”是着眼于王闿運个子矮小;“人品低”则无进一步解释，大抵是指他佯狂、倾心权贵、自视甚高吧。钱钟书也认为，王晚年的作品纯然打油诗而已。早年 《雪夜集》 中的七言绝句，已不免是英雄欺人了。才子论人，未及其余。这样的看法，未必客观公允。诚如近代学人郑逸梅先生所言，近百年来，金声玉振、举世倾倒的王闿运被“施以五颜六色的打扮”。很显然，他就是历史学里所言的“箭垛式的人物”。
可以说，千古之下，能够彪炳湖湘称为学术北斗的，除了屈原、贾谊、杜甫、王船山之外，晚清湖湘文化中最为特立独行者，当非王闿运莫属。他的一生折射出晚清变局的种种氛围，是颇为光怪陆离的一生。晚清笔记中有“一个半湘潭举人”的说法：“一个”指王闿运，“半个”指左宗棠。左宗棠在当婚之年，入赘湘潭周氏。夫人周贻端在湘潭周氏桂在堂居住十有余年，女婿历来被称为“半子”，所以称“半个”。以左宗棠彪炳千秋之武功，王闿运辉映天地的锦心绣口，两人虽功名仅为举人，成就却在文武两道，均是璀璨其极。王有恩于左，而左素来厌烦文人，尤其不喜欢游走于权力之间的王闿运，两人的恩恩怨怨，构成了晚清官场的一道风景。
王闿运的先祖在明代从江西徙居于湖南省衡阳西乡，居住数世之后，搬到了湘潭乡下。王闿运在少年时候就成为孤儿，由叔父抚养长大。据说他自幼资质愚钝，但十分好学，颇得塾师蔡先生的赏识，并将女儿许之为妻。
王闿运一生里，最为辉煌的时期是从25岁到55岁这漫长的30年，文名惊江湖，见识撼官场。25岁中举，他结识了“湘中第一人”曾国藩，随后结交了“朝中第一人”肃顺，进入四川后，结交了“川中第一人”丁宝桢。王闿运与一般文人竭力吮痈舐痔不同，他是反其道而行之，所谓“见大官则藐之”的战术被他运用得十分娴熟，既要不卑不亢，又要具让官场对自己的学识产生“饥饿感”。这还是在于他学问充实于心，浩然之气充实于心。王闿运曾在日记中写下一段文字：“达官贵人穿着金貂皮，平头百姓想见他们，必须打通各种关节，就像一条狗钻入金貂群中，忍受别人的冷眼。袁枚有诗：‘金貂满堂，狗来必笑’，说的就是这回事。”可见，他早有心理准备。
王闿运考中举人后，进京参加礼部考试。王闿运的同学龙汝霖当时受聘为户部尚书肃顺的家庭教师，经他引荐，肃顺见识了这个少年老成、志在社稷的好青年。肃顺是郑亲王第六子，少年时纨绔无赖，成人后金盆洗手，有澄清天下之大志。在大臣中，他敢于任事，而且铁面无私，深得咸丰皇帝的信任和倚重。有见于晚清时局困厄，他主张延揽天下精英，无分满汉，唯才是举。
有一次王闿运为肃顺代写折子，皇帝看了叫好，就问肃顺是谁写的。肃顺有心推举，回答是湖南举人王闿运。皇帝问这样的人才为何不出来做官？肃顺说此人心志太高，不是穿貂的官不肯做。当时翰林才能穿貂。皇帝就说，这有何难，就赏他穿貂！但王闿运却认为这个位置是出于思赏，“自视甚高”者不能轻易放下身段，就没有接受。
王闿运深知肃顺好谋而缺智，刚直而乏柔，终究难成大事。自己若一门心思绑在这棵树上，很可能会殃及池鱼。于是，他听从好友严正基的规劝，托故去山东云游。咸丰皇帝在热河驾崩，以肃顺为首的8位“顾命大臣”，连各自的性命都顾全不得了，一股脑儿成了刀下之鬼。肃顺被杀后，人人都想与之撇清关系，王闿运并非忘恩负义之徒，说：“人诋逆臣，我自府主！”话很明白：人人都说肃顺是逆臣，我却认他为“府主”。虽然是事后评论，但足以显示王闿运的异见。
牛刀小试之后，王闿运成为了曾国藩的幕僚。
野史记载，举世之中总共只有三人能让修心功夫超一流的曾国藩彻夜失眠。一是太平天国的天王洪秀全。曾国藩视这位扰乱大清国运的“大逆”为眼中钉，一日不除，则寝食难安;二是慈禧太后。她喜怒无常、重猜忌，曾国藩自知功高震主，如履垒卵，又怎能睡得踏实？三就是大才子王闿运。
有一次，王闿运去拜访曾国藩，正好曾国藩有事没时间接见他。第二天曾国藩派人去请他吃饭，王闿运极为不满，说：“我大老远过来，就是为了吃他顿饭的吗？”坚决不去！坐船就走了。这一是倨傲，二是摆谱。他希望曾国藩对自己心悦诚服。
从曾国藩咸丰十年 （1860年） 六月初十到八月十八的日记中，可以找到一些他们交往的痕迹。在这70天中，曾国藩与王闿运14次长谈。其中七月十六日一则：“傍夕与王壬秋久谈，夜不成寐。”而到了八月中旬，曾国藩收到弟弟曾国荃和湘军将领李元度的信，提醒他“文人好为大言，毫无实用者，戒其勿近”。没有不透风的墙，王闿运与之的交谈已经引起旁人关注了。
王闿运苦口婆心，说服曾国藩“养寇自用”，不要急于攻打太平军，应该将天下大局逐渐导向三足鼎立之势。鉴于大清王朝根基已朽，太平天国内耗严重，惟有湘军的势力如日中天，可以坐观成败，然后徐图进取，最终收拾残局。大好河山之主即可由爱新觉罗改姓为曾。
王闿运滔滔雄辩，手舞足蹈，根本没有注意到沉默的曾国藩低头用手蘸着茶水在茶几上不停地写写划划。突然有人来禀报，说有要客来拜访，曾国藩对王闿运拱拱手说：“先生请稍坐片刻，我去去就来。”说完就出去了。王闿运起身，这才发现曾国藩蘸着茶水在几案上写的竟然全是“妄”“谬”等字。等曾国藩回来，王闿运依旧谈笑如故……但王闿运明白，自己的宏大构想，在曾国藩眼中不过是“妄人”的狂想。事隔多年，王闿运告诉自己的门生、杨度的胞弟杨钧，他与曾国藩私下议事时曾进言：“大帅功高望重，将士用命，何不乘机夺取江山，自己做皇帝，何苦白白替别人出力？”说明他的确是饥不择食地忘情推进帝王学的。
帝王学是后起之词，比它渊源更早的一个词是“帝王术”，最早出现在 《史记·商君列传》。司马迁在评价商鞅的为人时说：商鞅是“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其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卬，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可见司马迁对“帝王术”是明显贬损的。商鞅乃法家的人物，可见“帝王术”并不是纵横家的专利，而是权力聚光灯下，各色人物的一种飞蛾扑火的技术。
在我看来，王闿运的帝王学就是经学的权力化、实用化，即把经学运用于当下的意识形态，化学为用，并产生积极影响。所以，王闿运的帝王學并非一般意义上所讲的如何成为皇帝的秘术，也不是马基雅维利的铁血统治之技。王闿运谈纵横、好大略，讲究辅佐非常之人成就辉煌大业，所以，他的“帝王之学”实质上是正宗儒家“内圣外王”之学。可是，这又几乎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畅想录，在纸上可以成立，如何可能得到落地呢？这就注定了王闿运的晚年寂寞。
他曾与弟子说：“尧、舜、孔子可以为师，杨、墨百家可以为友。”道、墨诸家俱得先贤经学的一个方面，各有其长，济世当博采各家之长，而不能画地为牢。王闿运区分了正宗儒家与伪儒家，用他的话来讲乃是崇孔避儒，认为孔子是不可及的大圣，但孔子的后世包括孟子、荀子都是榆木脑袋，不足以“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孔子避而不谈性理，而孟子、荀子引儒入性理的空房子，到了等而下之的宋儒更是揉入了佛家之禅意，居静主敬，毫不注意经世实学的根本，所以他们心目中的人才只能是一帮伪道士，一到危难之际，“平生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恩”，一死了之，怎敢望这样的人修身、持家、治国、平天下？王闿运经常痛诋“宋学害心术”，讽刺朱熹的“道统”为“稻桶”。
在王闿运的一生里，“帝王之学”执行有两条明显线索：第一，自己动手，寻找同路人。毕竟是书生，书生当然有“致君尧舜”的理想主义。帝王学要大行天下，需要权力助推，一定要与合适的权势人物合作。第二，退而求其次，培养“通经致用”的人才，让他们去实现自己的、也是经学使命的宏大抱负。
鉴于之前聘请王闿运未果，估计是邀请人分量不够。光绪四年 （1878年） 十一月，四川学政张之洞说服四川总督丁宝桢，由他出面聘请一代大儒王闿运入川，担任四川尊经书院山长。这一次，王闿运同意了。
官场人士总是渴望利用亲上加亲来拧成一股绳。张之洞督四川时，王闿运托人将女儿许与张之洞曾经过继出去的儿子，丁宝桢任四川总督期间，他又将自己的第七女王莪许与丁宝桢的第八子丁体晋。
大儒与一省总督就此成为亲家，并由此保持了与四川大员的深刻关系。大儒总是目光如炬，审时度势，献言献策，张之洞每年奉送六百金与他，丁宝桢、刘岘庄都有同样的举动，因此他在成都与湘潭之间奔波，也是生活得有滋有味。他的日记中充斥了饮宴、打牌、玩乐的闲适生活记录。
丁宝桢早在其任湖南岳州知府时就曾延请王闿运入幕，但王因故未至。后来王在信中谈起此事不无愧意：“前临鄙郡，辱荷知延。荏苒一纪，久疏民敬。”（《湘绮楼诗文集》 第937页）丁宝桢对王闿运极为敬重和信任。王曾有言云：“闿运在蜀，危行高谈，颇不便于道，以公宽容，乃有直绳之客;羊质虎皮，终当遭射，幸无官守，亦不必以保全累明公也。”（《湘绮楼诗文集》 第946页）可以想见，丁宝桢曾有过荐举王闿运的想法，但王谢绝了。
入蜀之后，王闿运不但游历了乐山、峨眉、五通、夹江、眉州、宜宾等地，西蜀坝子周边的青城山、都江堰、华阳县、天彭阕、彭县丹景山牡丹、新都的桂湖和宝光寺、金堂沱江风光均一一涉猎，留下了不少名篇佳作。至于成都范围内的名胜古迹，诸如洗马池、欢喜院、少城、浣花溪、锦官驿等，自然不会错过。
王闿运还曾为杜甫草堂工部祠撰有一副对联：“自许诗成风雨惊，将平生硬语愁吟，开得宋贤两派;莫言地僻经过少，看今日寒泉配食，远同吴郡三高。”这是一番实打实的赞美：一生忧怀家国，写下了多少“惊风雨，泣鬼神”的鸿篇巨制，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沉郁苍凉的风格;影响到宋代诗坛，开创了江西以及剑南诗派，多少人薪尽火传，继承其创作传统。草堂早不复当年旧貌了，如你所慨叹的那样地僻村幽，无人拜访。看看今天，追崇您的诗人山谷、陆放翁，已经配享在你的祠堂里，一同受到后人祭扫，远胜苏州的三高祠，声名远播，佳话流传。溢美之余，显然暗含有王闿运奔波半生、如今置身偏僻西蜀的无限感慨。
作为亲戚，王闿运与丁宝桢无话不谈。他在一封致丁宝桢的信中说：“公与闿运，皆一时不可多得之人才。”说的真是实话。有一次他们同游峨眉，夜宿合江县，眼前水波漾漾，水天一色。古人心性天真，他们谈到志向，丁宝桢问王闿运：你的志向如何？王闿运答：少年时代仰慕鲁仲连义不帝秦的高义为人，如今我年齿渐老，志在做申屠蟠那样隐居田园的学问家。丁宝桢笑道：我生平颇以诸葛孔明自许，但愿能做到张居正那样，也就心满意足了。
张居正是明朝万历年间的铁血宰相，从性格、行事风格而言，丁宝桢确实与张居正颇为相似。丁宝桢是难得的务实之人，更有一般官员不具备的长远眼光。他已洞悉英国人窥伺西藏的心机，请王闿运入川办学，就是想多多储备人才。对于这一点，王闿运看得一清二楚，他那冷却了近二十年的帝王之学又开始死灰复燃。他向丁宝桢献了一道万全之策：印度与英、荷是宿世之仇，现在我们可以趁着西藏无事，多补充兵员，作为印度的坚强后盾，印度既已结援于中国，就会拼死抵抗英、荷的侵凌，成为西藏牢不可破的屏藩。丁宝桢对王的这一战略计划“大称善”（费行简 《近代名人小传》，第5页），并说：“印度必为战地，英人谋出缅、藏，欲建重镇于藏内，设谍孟拉间以边防。”（《湘绮楼日记》 第764页）丁宝桢并立刻付诸实施。可惜天不假年，因操劳过度而蘧然病逝。宏伟的计划自然也就随之而泡汤。
1886年，67岁的丁宝桢死于四川总督任所。由于俸金多数用于济困助教，所剩宦银仅有区区400两，是靠门生和属下捐助，灵柩才得以运回山东。而且这位封疆大吏病危时竟然债台高筑，他只好含泪上奏朝廷：“所借之银，今生难以奉还，有待来生含环以报。”光绪帝动容而称“遽闻溘逝，悼惜殊深”。丁宝桢的灵柩运回济南，葬于历城九华山麓。是年四月，王闿运由长沙至济南，参加丁宝祯丧仪。对这位亲家的品行与为人，王闿运早在光绪五年四月廿六日的日记里特意记载了一件亲历事件：丁宝桢在成都，时值他六十大寿，为了避免幕僚的祝寿送礼，其故意留在偏僻的都江堰督河堤“岁修”，度过生日…… 丁宝桢去世时，王闿运非常伤感，既伤命运偃蹇，又感知己凋零。他在 《祭丁文诚诔》 中感叹道：“每对食而忘餐，思环海之受兵……时冉冉而多留，老骎骎其欺人。谓圣贤之无如何，增志士之悲辛！”
张之洞出面，集资在成都文庙西街西侧南校场附近的石牛寺旧址上修建的尊经书院，于光绪元年 （1875）春季建成开学。入主尊经书院的第一天，王闿运就对学生传授学经的心法：“治经于 《易》，必先知易字含数义，不当虚衍卦名;于 《书》，必先断句读;于 《诗》，必先知男女赠答之辞，不足以颁学官，传后世，一洗三陋，乃可言《礼》。《礼》 明然后治 《春秋》。”又说：“说经以说字为贵，而非识 《说文解字》 之字为贵。”“文不取裁放古则亡法，文而毕摹乎古则亡意。”当时蜀学蔽塞，亦步亦趋，更无通儒，听到王闿运的这些议论，士生才知道研诵注疏诸史文选。
初来乍到，王闿运在尊经书院迅速施行“息讼、禁烟、明礼”等管理举措，使尊经书院院风得以根本改变。王闿运提倡通经致用，用经、史、词章之学来培育四川书院的实学学风，设尊经书局刻书以化育诸生。在其掌教期间，终将尊经书院办成蜀中的模范书院。尊经书院的办学方式，开四川书院改制风气之先，促进了四川书院的改制。
王闿运把 《湘军志》 书稿带到了成都予以修订，因被曾国荃认为轻诋湘军及曾国藩而遭毁版，后由成都尊经书院学生出资重刻。王闿运的弟子中，涌現出了刘光弟、廖平、宋育仁、吴之英等俊杰，而以廖平学术成就最大。但廖平远非倜傥的老师所喜欢类型。廖平口讷，曾漏夜抄写宋人之作，而王闿运早年尽管抄写过二十三史，但如今是不屑于此道的。某马屁精给王闿运送来一个仕女，王闿运在 《日记》 里就有“况氏送来一婢，神似井研廖生。年十五矣，高仅三尺，即挥之去”的记载。有人推荐廖平管理尊经书局，王闿运也不同意。廖平晚年曾经这样评价自己的老师：“湘潭长于文学，而头脑极旧，贪财好色，常识缺乏，而自持甚高，唇吻抑扬，行藏狡狯，善钓虚誉。故其学说去国家社会最远。远则遨游公廨，不为所忌，依隐玩世，以无用自全。”（见 《吴之英评传》，四川人民出版社2011年10月版，第103—104页）学生对老师竟然有这番评价，足以看出师生都在误读对方。
白云苍狗，风流云散。王闿运临死前，为自己做了一幅挽联：“春秋表仅成，赖有佳儿习诗礼;纵横计不就，空留高咏满江山。”后一联是慨叹自己帝王之学不见用于世，前一联有自我安慰之意，说晚年能够以教书授徒为乐。是否如此，不得而知。
1916年10月20日，83岁的王闿运无疾而终。当时的总统黎元洪亲作神道碑文，湖南、四川等省均致公祭之文，享誉极盛。可是，上海某报刊出一副恶作剧的挽联：“学富文中子，形同武大郎。”王闿运个子矮，故有“武大郎”比拟。“文中子”是隋朝人王通的弟子给老师私拟的谥号。王通平生以“圣人”自命，模仿孔子，作了6部“经书”，称 《续六经》。在这个谱系下，王通是一个妄人，武大郎是个丑角，王闿运的价值竟落脚于妄、丑这两个字？不禁令人扼腕长叹！
（选自《看历史》2018年第8期）
“第一人”结交术
钱钟书所记 《石语》 里，陈石遗对钱钟书谈及王闿运，认为其“人品极低，仪表亦恶”。“仪表恶”是着眼于王闿運个子矮小;“人品低”则无进一步解释，大抵是指他佯狂、倾心权贵、自视甚高吧。钱钟书也认为，王晚年的作品纯然打油诗而已。早年 《雪夜集》 中的七言绝句，已不免是英雄欺人了。才子论人，未及其余。这样的看法，未必客观公允。诚如近代学人郑逸梅先生所言，近百年来，金声玉振、举世倾倒的王闿运被“施以五颜六色的打扮”。很显然，他就是历史学里所言的“箭垛式的人物”。
可以说，千古之下，能够彪炳湖湘称为学术北斗的，除了屈原、贾谊、杜甫、王船山之外，晚清湖湘文化中最为特立独行者，当非王闿运莫属。他的一生折射出晚清变局的种种氛围，是颇为光怪陆离的一生。晚清笔记中有“一个半湘潭举人”的说法：“一个”指王闿运，“半个”指左宗棠。左宗棠在当婚之年，入赘湘潭周氏。夫人周贻端在湘潭周氏桂在堂居住十有余年，女婿历来被称为“半子”，所以称“半个”。以左宗棠彪炳千秋之武功，王闿运辉映天地的锦心绣口，两人虽功名仅为举人，成就却在文武两道，均是璀璨其极。王有恩于左，而左素来厌烦文人，尤其不喜欢游走于权力之间的王闿运，两人的恩恩怨怨，构成了晚清官场的一道风景。
王闿运的先祖在明代从江西徙居于湖南省衡阳西乡，居住数世之后，搬到了湘潭乡下。王闿运在少年时候就成为孤儿，由叔父抚养长大。据说他自幼资质愚钝，但十分好学，颇得塾师蔡先生的赏识，并将女儿许之为妻。
王闿运一生里，最为辉煌的时期是从25岁到55岁这漫长的30年，文名惊江湖，见识撼官场。25岁中举，他结识了“湘中第一人”曾国藩，随后结交了“朝中第一人”肃顺，进入四川后，结交了“川中第一人”丁宝桢。王闿运与一般文人竭力吮痈舐痔不同，他是反其道而行之，所谓“见大官则藐之”的战术被他运用得十分娴熟，既要不卑不亢，又要具让官场对自己的学识产生“饥饿感”。这还是在于他学问充实于心，浩然之气充实于心。王闿运曾在日记中写下一段文字：“达官贵人穿着金貂皮，平头百姓想见他们，必须打通各种关节，就像一条狗钻入金貂群中，忍受别人的冷眼。袁枚有诗：‘金貂满堂，狗来必笑’，说的就是这回事。”可见，他早有心理准备。
王闿运考中举人后，进京参加礼部考试。王闿运的同学龙汝霖当时受聘为户部尚书肃顺的家庭教师，经他引荐，肃顺见识了这个少年老成、志在社稷的好青年。肃顺是郑亲王第六子，少年时纨绔无赖，成人后金盆洗手，有澄清天下之大志。在大臣中，他敢于任事，而且铁面无私，深得咸丰皇帝的信任和倚重。有见于晚清时局困厄，他主张延揽天下精英，无分满汉，唯才是举。
有一次王闿运为肃顺代写折子，皇帝看了叫好，就问肃顺是谁写的。肃顺有心推举，回答是湖南举人王闿运。皇帝问这样的人才为何不出来做官？肃顺说此人心志太高，不是穿貂的官不肯做。当时翰林才能穿貂。皇帝就说，这有何难，就赏他穿貂！但王闿运却认为这个位置是出于思赏，“自视甚高”者不能轻易放下身段，就没有接受。
王闿运深知肃顺好谋而缺智，刚直而乏柔，终究难成大事。自己若一门心思绑在这棵树上，很可能会殃及池鱼。于是，他听从好友严正基的规劝，托故去山东云游。咸丰皇帝在热河驾崩，以肃顺为首的8位“顾命大臣”，连各自的性命都顾全不得了，一股脑儿成了刀下之鬼。肃顺被杀后，人人都想与之撇清关系，王闿运并非忘恩负义之徒，说：“人诋逆臣，我自府主！”话很明白：人人都说肃顺是逆臣，我却认他为“府主”。虽然是事后评论，但足以显示王闿运的异见。
让曾国藩失眠的人
牛刀小试之后，王闿运成为了曾国藩的幕僚。
野史记载，举世之中总共只有三人能让修心功夫超一流的曾国藩彻夜失眠。一是太平天国的天王洪秀全。曾国藩视这位扰乱大清国运的“大逆”为眼中钉，一日不除，则寝食难安;二是慈禧太后。她喜怒无常、重猜忌，曾国藩自知功高震主，如履垒卵，又怎能睡得踏实？三就是大才子王闿运。
有一次，王闿运去拜访曾国藩，正好曾国藩有事没时间接见他。第二天曾国藩派人去请他吃饭，王闿运极为不满，说：“我大老远过来，就是为了吃他顿饭的吗？”坚决不去！坐船就走了。这一是倨傲，二是摆谱。他希望曾国藩对自己心悦诚服。
从曾国藩咸丰十年 （1860年） 六月初十到八月十八的日记中，可以找到一些他们交往的痕迹。在这70天中，曾国藩与王闿运14次长谈。其中七月十六日一则：“傍夕与王壬秋久谈，夜不成寐。”而到了八月中旬，曾国藩收到弟弟曾国荃和湘军将领李元度的信，提醒他“文人好为大言，毫无实用者，戒其勿近”。没有不透风的墙，王闿运与之的交谈已经引起旁人关注了。
王闿运苦口婆心，说服曾国藩“养寇自用”，不要急于攻打太平军，应该将天下大局逐渐导向三足鼎立之势。鉴于大清王朝根基已朽，太平天国内耗严重，惟有湘军的势力如日中天，可以坐观成败，然后徐图进取，最终收拾残局。大好河山之主即可由爱新觉罗改姓为曾。
王闿运滔滔雄辩，手舞足蹈，根本没有注意到沉默的曾国藩低头用手蘸着茶水在茶几上不停地写写划划。突然有人来禀报，说有要客来拜访，曾国藩对王闿运拱拱手说：“先生请稍坐片刻，我去去就来。”说完就出去了。王闿运起身，这才发现曾国藩蘸着茶水在几案上写的竟然全是“妄”“谬”等字。等曾国藩回来，王闿运依旧谈笑如故……但王闿运明白，自己的宏大构想，在曾国藩眼中不过是“妄人”的狂想。事隔多年，王闿运告诉自己的门生、杨度的胞弟杨钧，他与曾国藩私下议事时曾进言：“大帅功高望重，将士用命，何不乘机夺取江山，自己做皇帝，何苦白白替别人出力？”说明他的确是饥不择食地忘情推进帝王学的。
王闿运与帝王学
帝王学是后起之词，比它渊源更早的一个词是“帝王术”，最早出现在 《史记·商君列传》。司马迁在评价商鞅的为人时说：商鞅是“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其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卬，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可见司马迁对“帝王术”是明显贬损的。商鞅乃法家的人物，可见“帝王术”并不是纵横家的专利，而是权力聚光灯下，各色人物的一种飞蛾扑火的技术。
在我看来，王闿运的帝王学就是经学的权力化、实用化，即把经学运用于当下的意识形态，化学为用，并产生积极影响。所以，王闿运的帝王學并非一般意义上所讲的如何成为皇帝的秘术，也不是马基雅维利的铁血统治之技。王闿运谈纵横、好大略，讲究辅佐非常之人成就辉煌大业，所以，他的“帝王之学”实质上是正宗儒家“内圣外王”之学。可是，这又几乎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畅想录，在纸上可以成立，如何可能得到落地呢？这就注定了王闿运的晚年寂寞。
他曾与弟子说：“尧、舜、孔子可以为师，杨、墨百家可以为友。”道、墨诸家俱得先贤经学的一个方面，各有其长，济世当博采各家之长，而不能画地为牢。王闿运区分了正宗儒家与伪儒家，用他的话来讲乃是崇孔避儒，认为孔子是不可及的大圣，但孔子的后世包括孟子、荀子都是榆木脑袋，不足以“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孔子避而不谈性理，而孟子、荀子引儒入性理的空房子，到了等而下之的宋儒更是揉入了佛家之禅意，居静主敬，毫不注意经世实学的根本，所以他们心目中的人才只能是一帮伪道士，一到危难之际，“平生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恩”，一死了之，怎敢望这样的人修身、持家、治国、平天下？王闿运经常痛诋“宋学害心术”，讽刺朱熹的“道统”为“稻桶”。
在王闿运的一生里，“帝王之学”执行有两条明显线索：第一，自己动手，寻找同路人。毕竟是书生，书生当然有“致君尧舜”的理想主义。帝王学要大行天下，需要权力助推，一定要与合适的权势人物合作。第二，退而求其次，培养“通经致用”的人才，让他们去实现自己的、也是经学使命的宏大抱负。
王闿运入川
鉴于之前聘请王闿运未果，估计是邀请人分量不够。光绪四年 （1878年） 十一月，四川学政张之洞说服四川总督丁宝桢，由他出面聘请一代大儒王闿运入川，担任四川尊经书院山长。这一次，王闿运同意了。
官场人士总是渴望利用亲上加亲来拧成一股绳。张之洞督四川时，王闿运托人将女儿许与张之洞曾经过继出去的儿子，丁宝桢任四川总督期间，他又将自己的第七女王莪许与丁宝桢的第八子丁体晋。
大儒与一省总督就此成为亲家，并由此保持了与四川大员的深刻关系。大儒总是目光如炬，审时度势，献言献策，张之洞每年奉送六百金与他，丁宝桢、刘岘庄都有同样的举动，因此他在成都与湘潭之间奔波，也是生活得有滋有味。他的日记中充斥了饮宴、打牌、玩乐的闲适生活记录。
丁宝桢早在其任湖南岳州知府时就曾延请王闿运入幕，但王因故未至。后来王在信中谈起此事不无愧意：“前临鄙郡，辱荷知延。荏苒一纪，久疏民敬。”（《湘绮楼诗文集》 第937页）丁宝桢对王闿运极为敬重和信任。王曾有言云：“闿运在蜀，危行高谈，颇不便于道，以公宽容，乃有直绳之客;羊质虎皮，终当遭射，幸无官守，亦不必以保全累明公也。”（《湘绮楼诗文集》 第946页）可以想见，丁宝桢曾有过荐举王闿运的想法，但王谢绝了。
入蜀之后，王闿运不但游历了乐山、峨眉、五通、夹江、眉州、宜宾等地，西蜀坝子周边的青城山、都江堰、华阳县、天彭阕、彭县丹景山牡丹、新都的桂湖和宝光寺、金堂沱江风光均一一涉猎，留下了不少名篇佳作。至于成都范围内的名胜古迹，诸如洗马池、欢喜院、少城、浣花溪、锦官驿等，自然不会错过。
王闿运还曾为杜甫草堂工部祠撰有一副对联：“自许诗成风雨惊，将平生硬语愁吟，开得宋贤两派;莫言地僻经过少，看今日寒泉配食，远同吴郡三高。”这是一番实打实的赞美：一生忧怀家国，写下了多少“惊风雨，泣鬼神”的鸿篇巨制，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沉郁苍凉的风格;影响到宋代诗坛，开创了江西以及剑南诗派，多少人薪尽火传，继承其创作传统。草堂早不复当年旧貌了，如你所慨叹的那样地僻村幽，无人拜访。看看今天，追崇您的诗人山谷、陆放翁，已经配享在你的祠堂里，一同受到后人祭扫，远胜苏州的三高祠，声名远播，佳话流传。溢美之余，显然暗含有王闿运奔波半生、如今置身偏僻西蜀的无限感慨。
作为亲戚，王闿运与丁宝桢无话不谈。他在一封致丁宝桢的信中说：“公与闿运，皆一时不可多得之人才。”说的真是实话。有一次他们同游峨眉，夜宿合江县，眼前水波漾漾，水天一色。古人心性天真，他们谈到志向，丁宝桢问王闿运：你的志向如何？王闿运答：少年时代仰慕鲁仲连义不帝秦的高义为人，如今我年齿渐老，志在做申屠蟠那样隐居田园的学问家。丁宝桢笑道：我生平颇以诸葛孔明自许，但愿能做到张居正那样，也就心满意足了。
张居正是明朝万历年间的铁血宰相，从性格、行事风格而言，丁宝桢确实与张居正颇为相似。丁宝桢是难得的务实之人，更有一般官员不具备的长远眼光。他已洞悉英国人窥伺西藏的心机，请王闿运入川办学，就是想多多储备人才。对于这一点，王闿运看得一清二楚，他那冷却了近二十年的帝王之学又开始死灰复燃。他向丁宝桢献了一道万全之策：印度与英、荷是宿世之仇，现在我们可以趁着西藏无事，多补充兵员，作为印度的坚强后盾，印度既已结援于中国，就会拼死抵抗英、荷的侵凌，成为西藏牢不可破的屏藩。丁宝桢对王的这一战略计划“大称善”（费行简 《近代名人小传》，第5页），并说：“印度必为战地，英人谋出缅、藏，欲建重镇于藏内，设谍孟拉间以边防。”（《湘绮楼日记》 第764页）丁宝桢并立刻付诸实施。可惜天不假年，因操劳过度而蘧然病逝。宏伟的计划自然也就随之而泡汤。
1886年，67岁的丁宝桢死于四川总督任所。由于俸金多数用于济困助教，所剩宦银仅有区区400两，是靠门生和属下捐助，灵柩才得以运回山东。而且这位封疆大吏病危时竟然债台高筑，他只好含泪上奏朝廷：“所借之银，今生难以奉还，有待来生含环以报。”光绪帝动容而称“遽闻溘逝，悼惜殊深”。丁宝桢的灵柩运回济南，葬于历城九华山麓。是年四月，王闿运由长沙至济南，参加丁宝祯丧仪。对这位亲家的品行与为人，王闿运早在光绪五年四月廿六日的日记里特意记载了一件亲历事件：丁宝桢在成都，时值他六十大寿，为了避免幕僚的祝寿送礼，其故意留在偏僻的都江堰督河堤“岁修”，度过生日…… 丁宝桢去世时，王闿运非常伤感，既伤命运偃蹇，又感知己凋零。他在 《祭丁文诚诔》 中感叹道：“每对食而忘餐，思环海之受兵……时冉冉而多留，老骎骎其欺人。谓圣贤之无如何，增志士之悲辛！”
纵横计不就
张之洞出面，集资在成都文庙西街西侧南校场附近的石牛寺旧址上修建的尊经书院，于光绪元年 （1875）春季建成开学。入主尊经书院的第一天，王闿运就对学生传授学经的心法：“治经于 《易》，必先知易字含数义，不当虚衍卦名;于 《书》，必先断句读;于 《诗》，必先知男女赠答之辞，不足以颁学官，传后世，一洗三陋，乃可言《礼》。《礼》 明然后治 《春秋》。”又说：“说经以说字为贵，而非识 《说文解字》 之字为贵。”“文不取裁放古则亡法，文而毕摹乎古则亡意。”当时蜀学蔽塞，亦步亦趋，更无通儒，听到王闿运的这些议论，士生才知道研诵注疏诸史文选。
初来乍到，王闿运在尊经书院迅速施行“息讼、禁烟、明礼”等管理举措，使尊经书院院风得以根本改变。王闿运提倡通经致用，用经、史、词章之学来培育四川书院的实学学风，设尊经书局刻书以化育诸生。在其掌教期间，终将尊经书院办成蜀中的模范书院。尊经书院的办学方式，开四川书院改制风气之先，促进了四川书院的改制。
王闿运把 《湘军志》 书稿带到了成都予以修订，因被曾国荃认为轻诋湘军及曾国藩而遭毁版，后由成都尊经书院学生出资重刻。王闿运的弟子中，涌現出了刘光弟、廖平、宋育仁、吴之英等俊杰，而以廖平学术成就最大。但廖平远非倜傥的老师所喜欢类型。廖平口讷，曾漏夜抄写宋人之作，而王闿运早年尽管抄写过二十三史，但如今是不屑于此道的。某马屁精给王闿运送来一个仕女，王闿运在 《日记》 里就有“况氏送来一婢，神似井研廖生。年十五矣，高仅三尺，即挥之去”的记载。有人推荐廖平管理尊经书局，王闿运也不同意。廖平晚年曾经这样评价自己的老师：“湘潭长于文学，而头脑极旧，贪财好色，常识缺乏，而自持甚高，唇吻抑扬，行藏狡狯，善钓虚誉。故其学说去国家社会最远。远则遨游公廨，不为所忌，依隐玩世，以无用自全。”（见 《吴之英评传》，四川人民出版社2011年10月版，第103—104页）学生对老师竟然有这番评价，足以看出师生都在误读对方。
白云苍狗，风流云散。王闿运临死前，为自己做了一幅挽联：“春秋表仅成，赖有佳儿习诗礼;纵横计不就，空留高咏满江山。”后一联是慨叹自己帝王之学不见用于世，前一联有自我安慰之意，说晚年能够以教书授徒为乐。是否如此，不得而知。
1916年10月20日，83岁的王闿运无疾而终。当时的总统黎元洪亲作神道碑文，湖南、四川等省均致公祭之文，享誉极盛。可是，上海某报刊出一副恶作剧的挽联：“学富文中子，形同武大郎。”王闿运个子矮，故有“武大郎”比拟。“文中子”是隋朝人王通的弟子给老师私拟的谥号。王通平生以“圣人”自命，模仿孔子，作了6部“经书”，称 《续六经》。在这个谱系下，王通是一个妄人，武大郎是个丑角，王闿运的价值竟落脚于妄、丑这两个字？不禁令人扼腕长叹！
（选自《看历史》2018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