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汉代的大家、中家和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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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的大家、中家和小家,都属于政府的编户齐民,其划分依据是家资。大家家资在百万以上;中家为十万以上,百万以下;而小家为十万以下,小家中二万以下的即为贫民。西汉之初政府重视保护中小之家,但因不抑兼并,豪富大家得以发展并出现兼役中小之家的现象。汉武帝时期曾一度采取打压豪强大家的政策,但也未能从根本上改善豪强大家兼役中小之家的趋势。直到西汉灭亡、王莽代汉,这一问题都未得到解决。东汉之初,政府对保护中小之家格外关注,豪强大家对中小之家的兼役得到一定的抑制。但随着东汉政权的衰颓以及地方豪强势力的发展,政府保护中小之家的政策也显得苍白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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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四十年来,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为代表的民国档案史料集的出版,为中华民国史的学科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不仅为民国史研究论著的撰写提供了便捷查阅和征引的档案史料,也有助于对于中华民国史对象和体系的再思考。而近年来民国档案史料刊行和开放的新局面,无疑有助于将民国史学科发展提升至新的境界。
1987年系美国1787年宪法制定两百周年,为了纪念这一重要历史事件和立国文本,美国官方和学界组织了声势浩大的各类庆祝活动,在欢庆宪法的历史贡献之余,借此反思美国政治体制,延续历史记忆,塑造国家认同。20世纪80年代正值中美交往和学术交流日益密切的历史时期,有些中国学者亲历了美国的这场宪法纪念活动,也有一批美国学者来到中国,参与中国学界组织的纪念性研讨会。在双方的合作之下,中国学界出现了一大批翻译和介绍美国宪法的论著,推动了中国人对美国宪法经验的了解与认识,也成为中国学界摄取西学的一个重要篇章。
论及20世纪初期留日学界的思想走向时,辛亥革命史研究者一般认为经历了从改良到革命的转变过程(章开沅、林增平合作主编的《辛亥革命史》以及金冲及、胡绳武合著的《辛亥革命史稿》等,均持此观点)。从留日学界的整体情况来看,这个结论应该说合乎实际。但检阅20世纪初年陈天华的言行,笔者觉得他所经历的恰恰是一条相反的走向——不是从改良走向革命,而是从革命走向改良。笔者拟对此略作辨析。
本书是一本集中研究韩愈思想的著作。作者刘真伦先生在对韩集文本充分解读的基础上,用十六章分别论述韩愈的成长背景、生平经历、宇宙论、人性论、心性论、国家治理学说及其政治、经济、教育、文学思想,最后归结于道统并总结韩学的历史地位及影响。
近代中国仁人志士赴汤蹈火,所为者,就是民族的复兴大业。回溯中国数千年来,其间虽也有兴有衰,但整体上看,与其他国家、民族相比,一直处于世界前列,是世界上的强盛之邦、富庶之邦和文明之邦,被称为“天朝上国”。
从美国建国开始,北部自由州先后制定了人身自由法,给予所谓的逃奴以基本的普通法权利。联邦最高法院在1842年普利格诉宾夕法尼亚案中,判定北部州的人身自由法违宪。同年10月,废奴主义者以乔治·拉蒂默逃奴案为契机,发起了一场大规模的反逃奴法运动,推动马萨诸塞州议会在1843年制定了新的人身自由法。该法律的制定,推动了马萨诸塞州反奴隶制政治力量的兴起,激发了其他北部州制定内容相似的人身自由法。在制定该法律的过程中,废奴主义者提出了全面的反联邦逃奴法思想,挑战了内战前美国法律界盛行的法律实证主义理念,促进了废奴运动
郑谦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充分吸收和借鉴了学界的各种新史料、新理论、新方法和新观点,对现代中国六十年的发展脉络和规律进行了系统梳理和阐释,在突出国史的"通史"特点的同时,展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全貌。该书对现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作了准确判断和客观阐发,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失误和挫折进行了客观分析,并把失误和挫折置于一个比较合适的位置。该书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学术水准和鲜明的学术特色。但是,在共和国史的探索方面,是书依然给我们留下了巨大的思考空间。诸如如何看待现代中国发展的主流;怎样看待改革开放,如何看
2017年12月16-17日,由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主办的"2017年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来自全国各地高校和研究机构的15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此次会议,提交学术论文99篇。在会议上,专家学者们围绕史学理论与史学史重要问题、唯物史观与历史研究、中西史学比较与融通等主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新论迭出,研讨热烈。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创立以来,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独特品质。它顺应时代发展并回应时代提出的重大问题,为时代问题的解决提供历史智慧,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它立足于中国的历史实际,继承了中国优秀的史学传统,注重发挥史学的致用功能,同时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时代性与民族性的统一,立足中国现实而继承中国史学传统,顺应时代发展而着力回应中国现实问题,既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品质,也是创建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的根本保障。
近代以来,中国几乎任何领域都笼罩着中西关系的问题。近些年,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不仅没有减弱,反而愈益激烈起来。以学术界而言,主要就是中国大陆学者如何面对西方的"中国学"以及与中国本土的"中国学",在史学领域则是如何看待和认识西方的"中国史"学和中国本土的"中国史"学。所谓"中国史"学界,并非专指中国史学界,而是整个从事中国史研究的学界,其中也包括西方学者。所谓西方,指欧美国家和地区,但也不是铁板一块,不同国家的影响力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