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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近代以来，中国一直面临着文化安全问题。所谓“西学东渐”，伴随的是资本主义体系的不断扩张；而所谓的“中体西用”根本不成立，仅是宿儒们的一厢情愿。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实践已充分证明：中国一直积极主动加入世界文化浪潮、融入全球化。努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充分彰显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是应对文化安全危机的正确策略选择。而文化载体建设与创新既是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的基本诉求，也是维护文化安全的有效途径。鉴于此，通过多学科、多渠道的综合研究与透彻分析，形成文化全球化视域下中国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载体建设的理论体系，正是王景云《文化安全视域下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载体建设研究》这部专著的根本旨归。既要在国家文化安全战略上，也要在制度和技术层面上深入探讨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载体理论，这部专著为我们开创了一个新的理论域。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 文化载体； 文化安全
DOI：10.15938/j.cnki.iper.2015.06.018
中图分类号： 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749（2015）06-0073-03
一
毫无疑问，在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中，中国近代以来一直面临着文化安全问题。
所谓西学东渐，并不是一个纯粹的文化蔓延过程，背后伴随的是资本主义体系的不断扩张。至少1840年以来，中国人就发现自己面临着异常痛苦的抉择：要么主动把西方的东西引进来，要么西方的东西强行进入。这两种选择哪一种都意味着东方文化的失落。也有人提倡“中体西用”，在保持民族文化主体地位的前提下，借鉴和吸收西方文化。但马克思说得很冷酷：随着世界市场的建立，“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1]马克思当年所说的“世界文学”，即指“全球文化”。按照这一判断，“中体西用”根本不能成立，只能成为宿儒们的一厢情愿。不仅文化如此，经济一体化、政治一体化同样是世界市场的必然结果。上个世纪90年代初，美国哲学家罗伊·韦瑟福德惊叹：“世界各地的爱国主义和沙文主义者最恐惧的事情就要变成现实了：我们最终要成为‘一个世界、一个政府、一种文化’了。”[2]在韦瑟福德看来，世界的一体化就是美国主导的一体化，美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体系散布全球，其他国家和民族将消失在这个超级大国的阴影中。
韦瑟福德显然高估了美国的能力。且不说美国独霸世界从来都是妄想，即使像马克思说的那样，形成一种“世界文学”，这“世界文学”也不一定就是西方文化，东方文化未必在资本主义全球化洪流中被吞噬、被掩埋。这一点已由毛泽东领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所证实。为了保持中国革命的先进性，同时不使民族文化失去独立性，毛泽东及其领导集体采取了从两个角度思考问题的办法：一个是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思考中国问题，中国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中国要积极而不是被动地加入世界进步文化浪潮中去；另一个是从中国角度思考马克思主义，则中国有自己独立的民族形式，加入世界体系绝不意味着民族文化在全球化过程中的消解。这样，文化安全和民族独立、国家现代化的矛盾得到了很好的解决：第一，中国要融入全球化过程中去，成为现代世界体系中的一员，而不是恢复到落后封闭的状态；第二，中国走向现代化要通过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第三，中国在把社会主义作为根本目标的同时，必须担负起资本主义的历史任务；第四，正确处理民族形式与现代世界体系之间的关系，对外国的东西不能生吞活剥地吸收。作为文化安全危机问题的总解决，中国要建立起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这种文化“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但它并不排斥外来进步文化，而是与其他民族的先进文化一道共同形成“世界的新文化”[3]。哪怕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也时刻保持着警惕，要求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发挥其作用。事实证明，这个思路是正确的，也是成功的。
建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同样是处理当前全球化背景下国家文化安全问题的基本途径。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12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讲得很透彻：“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要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以人们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方式推广开来，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继承传统优秀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4]
二
然而，当前国家文化安全也面临着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对此王景云博士作了五个方面的分析：
一是网络技术的文化传播对人们价值观念的冲击。以数字化、高速化和互联性为主要特征的互联网技术打破了传统时空观，创造了一个跨国界的信息交换平台，高度信息化的世界成了切切实实的“地球村”。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统计报告，截至2014年6月底，我国网民达6.32亿，其中手机网民占83.4%。本来这是好事，但问题在于，主导网络信息技术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却把互联网演变成了传播其文化价值观念的巨大平台，西化和分化发展中国家的核心价值观，潜移默化中抽空其民族文化信仰根基，在互联网上进行着一场不见硝烟的思想文化战争。文化安全遇到了文化载体革新的新挑战。
二是超越制度的文化交融对人们理想信念的动摇。国际文化产业和文化市场体系的形成，使整个世界不同国别、不同社会制度的文化、经济和政治联成一个有机整体，事实上构成了所谓“全球文化”，即马克思所称谓的“世界文学”。如果这种全球文化是在各民族国家和社会制度相互影响、相互借鉴、共同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统一体，倒没什么可担忧的；但情况并不是这样，相反，文化交融的不对等性导致西方文化学说和政治思想成为世界文化市场的主旋律，结果导致发展中国家民众思想产生混乱，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理想信念被动摇、甚至全盘否定，一些人转而崇拜西方理想信念和社会文化制度。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 文化载体； 文化安全
DOI：10.15938/j.cnki.iper.2015.06.018
中图分类号： 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749（2015）06-0073-03
一
毫无疑问，在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中，中国近代以来一直面临着文化安全问题。
所谓西学东渐，并不是一个纯粹的文化蔓延过程，背后伴随的是资本主义体系的不断扩张。至少1840年以来，中国人就发现自己面临着异常痛苦的抉择：要么主动把西方的东西引进来，要么西方的东西强行进入。这两种选择哪一种都意味着东方文化的失落。也有人提倡“中体西用”，在保持民族文化主体地位的前提下，借鉴和吸收西方文化。但马克思说得很冷酷：随着世界市场的建立，“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1]马克思当年所说的“世界文学”，即指“全球文化”。按照这一判断，“中体西用”根本不能成立，只能成为宿儒们的一厢情愿。不仅文化如此，经济一体化、政治一体化同样是世界市场的必然结果。上个世纪90年代初，美国哲学家罗伊·韦瑟福德惊叹：“世界各地的爱国主义和沙文主义者最恐惧的事情就要变成现实了：我们最终要成为‘一个世界、一个政府、一种文化’了。”[2]在韦瑟福德看来，世界的一体化就是美国主导的一体化，美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体系散布全球，其他国家和民族将消失在这个超级大国的阴影中。
韦瑟福德显然高估了美国的能力。且不说美国独霸世界从来都是妄想，即使像马克思说的那样，形成一种“世界文学”，这“世界文学”也不一定就是西方文化，东方文化未必在资本主义全球化洪流中被吞噬、被掩埋。这一点已由毛泽东领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所证实。为了保持中国革命的先进性，同时不使民族文化失去独立性，毛泽东及其领导集体采取了从两个角度思考问题的办法：一个是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思考中国问题，中国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中国要积极而不是被动地加入世界进步文化浪潮中去；另一个是从中国角度思考马克思主义，则中国有自己独立的民族形式，加入世界体系绝不意味着民族文化在全球化过程中的消解。这样，文化安全和民族独立、国家现代化的矛盾得到了很好的解决：第一，中国要融入全球化过程中去，成为现代世界体系中的一员，而不是恢复到落后封闭的状态；第二，中国走向现代化要通过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第三，中国在把社会主义作为根本目标的同时，必须担负起资本主义的历史任务；第四，正确处理民族形式与现代世界体系之间的关系，对外国的东西不能生吞活剥地吸收。作为文化安全危机问题的总解决，中国要建立起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这种文化“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但它并不排斥外来进步文化，而是与其他民族的先进文化一道共同形成“世界的新文化”[3]。哪怕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也时刻保持着警惕，要求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发挥其作用。事实证明，这个思路是正确的，也是成功的。
建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同样是处理当前全球化背景下国家文化安全问题的基本途径。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12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讲得很透彻：“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要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以人们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方式推广开来，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继承传统优秀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4]
二
然而，当前国家文化安全也面临着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对此王景云博士作了五个方面的分析：
一是网络技术的文化传播对人们价值观念的冲击。以数字化、高速化和互联性为主要特征的互联网技术打破了传统时空观，创造了一个跨国界的信息交换平台，高度信息化的世界成了切切实实的“地球村”。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统计报告，截至2014年6月底，我国网民达6.32亿，其中手机网民占83.4%。本来这是好事，但问题在于，主导网络信息技术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却把互联网演变成了传播其文化价值观念的巨大平台，西化和分化发展中国家的核心价值观，潜移默化中抽空其民族文化信仰根基，在互联网上进行着一场不见硝烟的思想文化战争。文化安全遇到了文化载体革新的新挑战。
二是超越制度的文化交融对人们理想信念的动摇。国际文化产业和文化市场体系的形成，使整个世界不同国别、不同社会制度的文化、经济和政治联成一个有机整体，事实上构成了所谓“全球文化”，即马克思所称谓的“世界文学”。如果这种全球文化是在各民族国家和社会制度相互影响、相互借鉴、共同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统一体，倒没什么可担忧的；但情况并不是这样，相反，文化交融的不对等性导致西方文化学说和政治思想成为世界文化市场的主旋律，结果导致发展中国家民众思想产生混乱，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理想信念被动摇、甚至全盘否定，一些人转而崇拜西方理想信念和社会文化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