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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时代都有艺术家交恶的例子，比如米开朗琪罗曾对达·芬奇的老套画法进行过不留情面的讥讽，而作为长辈的达-芬奇不甘示弱，说做雕塑的人太脏，总把弄得自己跟刷墙、烤面包的工匠一样。如何让友谊翻船，这两位大师做了“很好”的示范。
透纳和康斯太勃尔是19世纪初英国最为闪耀的两位艺术家，他们很少交谈，但只要彼此的作品聚在一起，必将引发一番波涛汹涌的暗斗。
透纳是工作狂，终生未婚，个性锋芒毕露;康斯太勃尔有些腼腆，是典型的英国绅士，直到54岁才成为皇家艺术学院的正式会员，整整比透纳晚了28年，所以憋了一肚子气。
1832年，两人同时参加皇家艺术学院举办的沙龙，他们的作品被安排在同一面墙上并列展出。康斯太勃尔的画法相对古典，他用两年时间完成的《滑铁卢桥的落成》色彩斑斓，十分惹眼;而透纳的《海景》画面比较单调，只是汹涌的海浪和几只帆船。
当时沙龙允许艺术家在开幕前三天对作品进行调整，以保持画面色泽鲜亮。那天，康斯太勃尔正对作品进行最后的修改，透纳不时来到展厅，悄悄观察他的进展，并趁他外出时在自己的作品上添了个红点，然后迅速离开。康斯太勃尔回来后发现了那个红点，自言自语道：“他来过了.还向自己的画开了一炮。”
开幕前一天，透纳再次出现，把那个红点改成一只漂在海上的浮标，画面瞬间生动起来，而旁边康斯太勃尔的作品显得有些笨拙，最终沦为陪衬。近200年过去，这两幅画仍按最初的方式被挂在英国泰特美术馆中，“较劲”还在继续。
其实透纳的做法情有可原，因为康斯太勃尔做过更过分的事。他曾凭借在展览委员会中的地位，用自己的画换掉了透纳原本展于主厅的画，并将其挂在一个不太起眼的侧厅里。透纳一直对此耿耿于怀，伺机较量，终于在那次沙龙中翻盘。
在印象派的代表人物中，塞尚属于不合群者，偏执且少言，文学家爱弥尔·左拉与他相识较早，算是他为数不多的朋友。从艺术到文学，从生活到感情，他们无话不谈。
1886年，这段友谊出现转折。左拉在小说中以塞尚为原型，描述了一个失败画家的艺术生涯。塞尚对此极其厌恶，收到书后回了一封字少事大的绝交信，“亲爱的左拉，非常感谢你寄给我的新小说——你曾经的挚友塞尚。”
“曾经的挚友”，意思再明确不过。此后的十多年间，两人再没联系过，直到1902年左拉逝世，塞尚闻讯悲伤不已，而此时他正经受病痛的折磨，脾气愈发暴躁。四年后，塞尚也匆匆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印象派大师德加终生未婚，甚至连一段真正的恋爱也没谈过。他的情感问题曾引发外界各种猜测，凡·高、左拉和博纳尔常开他的玩笑，马奈更是直接说“德加无力爱女人”。
生活中的玩笑，德加不会放在心上，因为对他来说画画才是最重要的，他可以对任何不尊重自己作品的朋友翻脸。
德加曾送给马奈一幅《马奈与夫人》，画中的夫人正在弹钢琴，马奈则懒散地坐在沙发上，目光游離。马奈看到画时非常不爽，认为德加画出了他们夫妻之间冷淡的关系：夫人背向马奈，而马奈满不在乎。马奈当时正与女画家莫里索玩暖昧，他觉得德加知道的太多了，于是剪掉了画面的右半部分。对这种故意破坏自己作品的行为，德加大发雷霆，两人的友谊也暂时走到尽头。
比起上面几位，贾科梅蒂与萨特的相遇和诀别更文艺。
1939年，贾科梅蒂照例在咖啡馆逗留到很晚，大部分客人已回家，只剩临桌的一个烟斗男。片刻，烟斗男朝他探身，说：“我常在这里看到您，觉得我们会是知己。今天我碰巧没带钱，您能帮我付账吗？”贾科梅蒂答应了，随后两人聊了起来，颇为投缘。
几年后，这个叫萨特的烟斗男完成哲学著作《存在与虚无》，用文字深刻地剖析社会，逐渐成名;而贾科梅蒂将手中的雕塑反复打磨，使刹那凝为永恒。
后来贾科梅蒂被一位女士酒后开车撞到，成为跛足，但他非常乐观，若无其事地住进医院疗养。萨特却觉得贾科梅蒂的生活太无聊，在文章中写道：“贾科梅蒂的生活中总算发生了一件事情。”贾科梅蒂知道后非常生气，说：“他几乎天天见我，还能写出这样的句子，只能证明他完全不了解我，我的生活中每天都有事情发生！”从此，贾科梅蒂再不愿见萨特。
1945年，36岁的培根与23岁的弗洛伊德相识于伦敦。也许因为祖辈上的相似——培根是文艺复兴时期著名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的后人，弗洛伊德则是精神分析学派始祖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孙子，两人第一次见面就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
此后他们几乎天天见面，并常在酒吧讨论艺术。那时他们籍籍无名，对肖像画有着不同的认识。培根认为传统肖像画几乎无法表现动态，更谈不上体现丰富的心理活动。弗洛伊德的绘画则建立在素描功底上，但在培根的影响下，他渐渐放弃以往的绘画方式，“我想，培根自由的画法促使我变得大胆，当我意识到自己是在描线而不是绘画时便非常恼火，此后多年没再画过素描。”正是这些差异，为两人的友谊埋下隐患。
1971年，巴黎大皇宫为培根举办大型回顾展，这是他在艺术生涯中的巨大成就。展览开幕前两天，培根的伴侣因服药过量死在酒店，使他的脾气愈发暴躁。不久，他与弗洛伊德在一次剧烈争吵后不欢而散，最终彻底决裂。
后来，培根公开说：“我其实并不是很喜欢弗洛伊德，只不过他老是不停地给我打电话。”而弗洛伊德如此回应，“当我的作品逐渐成功时，培根就变得刻薄又恶毒了。他真正介意的是我的作品不断增值，有时会忽然转过头来对我说：‘当然了，你现在多有钱！’这种感觉很奇怪。”
友谊虽终结，两人的艺术成就却不容忽视。在混乱的20世纪，他们的作品共同显示了一种反理想主义的倾向，那是对所处时代最真实自然的回应。
透纳和康斯太勃尔是19世纪初英国最为闪耀的两位艺术家，他们很少交谈，但只要彼此的作品聚在一起，必将引发一番波涛汹涌的暗斗。
透纳是工作狂，终生未婚，个性锋芒毕露;康斯太勃尔有些腼腆，是典型的英国绅士，直到54岁才成为皇家艺术学院的正式会员，整整比透纳晚了28年，所以憋了一肚子气。
1832年，两人同时参加皇家艺术学院举办的沙龙，他们的作品被安排在同一面墙上并列展出。康斯太勃尔的画法相对古典，他用两年时间完成的《滑铁卢桥的落成》色彩斑斓，十分惹眼;而透纳的《海景》画面比较单调，只是汹涌的海浪和几只帆船。
当时沙龙允许艺术家在开幕前三天对作品进行调整，以保持画面色泽鲜亮。那天，康斯太勃尔正对作品进行最后的修改，透纳不时来到展厅，悄悄观察他的进展，并趁他外出时在自己的作品上添了个红点，然后迅速离开。康斯太勃尔回来后发现了那个红点，自言自语道：“他来过了.还向自己的画开了一炮。”
开幕前一天，透纳再次出现，把那个红点改成一只漂在海上的浮标，画面瞬间生动起来，而旁边康斯太勃尔的作品显得有些笨拙，最终沦为陪衬。近200年过去，这两幅画仍按最初的方式被挂在英国泰特美术馆中，“较劲”还在继续。
其实透纳的做法情有可原，因为康斯太勃尔做过更过分的事。他曾凭借在展览委员会中的地位，用自己的画换掉了透纳原本展于主厅的画，并将其挂在一个不太起眼的侧厅里。透纳一直对此耿耿于怀，伺机较量，终于在那次沙龙中翻盘。
在印象派的代表人物中，塞尚属于不合群者，偏执且少言，文学家爱弥尔·左拉与他相识较早，算是他为数不多的朋友。从艺术到文学，从生活到感情，他们无话不谈。
1886年，这段友谊出现转折。左拉在小说中以塞尚为原型，描述了一个失败画家的艺术生涯。塞尚对此极其厌恶，收到书后回了一封字少事大的绝交信，“亲爱的左拉，非常感谢你寄给我的新小说——你曾经的挚友塞尚。”
“曾经的挚友”，意思再明确不过。此后的十多年间，两人再没联系过，直到1902年左拉逝世，塞尚闻讯悲伤不已，而此时他正经受病痛的折磨，脾气愈发暴躁。四年后，塞尚也匆匆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印象派大师德加终生未婚，甚至连一段真正的恋爱也没谈过。他的情感问题曾引发外界各种猜测，凡·高、左拉和博纳尔常开他的玩笑，马奈更是直接说“德加无力爱女人”。
生活中的玩笑，德加不会放在心上，因为对他来说画画才是最重要的，他可以对任何不尊重自己作品的朋友翻脸。
德加曾送给马奈一幅《马奈与夫人》，画中的夫人正在弹钢琴，马奈则懒散地坐在沙发上，目光游離。马奈看到画时非常不爽，认为德加画出了他们夫妻之间冷淡的关系：夫人背向马奈，而马奈满不在乎。马奈当时正与女画家莫里索玩暖昧，他觉得德加知道的太多了，于是剪掉了画面的右半部分。对这种故意破坏自己作品的行为，德加大发雷霆，两人的友谊也暂时走到尽头。
比起上面几位，贾科梅蒂与萨特的相遇和诀别更文艺。
1939年，贾科梅蒂照例在咖啡馆逗留到很晚，大部分客人已回家，只剩临桌的一个烟斗男。片刻，烟斗男朝他探身，说：“我常在这里看到您，觉得我们会是知己。今天我碰巧没带钱，您能帮我付账吗？”贾科梅蒂答应了，随后两人聊了起来，颇为投缘。
几年后，这个叫萨特的烟斗男完成哲学著作《存在与虚无》，用文字深刻地剖析社会，逐渐成名;而贾科梅蒂将手中的雕塑反复打磨，使刹那凝为永恒。
后来贾科梅蒂被一位女士酒后开车撞到，成为跛足，但他非常乐观，若无其事地住进医院疗养。萨特却觉得贾科梅蒂的生活太无聊，在文章中写道：“贾科梅蒂的生活中总算发生了一件事情。”贾科梅蒂知道后非常生气，说：“他几乎天天见我，还能写出这样的句子，只能证明他完全不了解我，我的生活中每天都有事情发生！”从此，贾科梅蒂再不愿见萨特。
1945年，36岁的培根与23岁的弗洛伊德相识于伦敦。也许因为祖辈上的相似——培根是文艺复兴时期著名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的后人，弗洛伊德则是精神分析学派始祖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孙子，两人第一次见面就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
此后他们几乎天天见面，并常在酒吧讨论艺术。那时他们籍籍无名，对肖像画有着不同的认识。培根认为传统肖像画几乎无法表现动态，更谈不上体现丰富的心理活动。弗洛伊德的绘画则建立在素描功底上，但在培根的影响下，他渐渐放弃以往的绘画方式，“我想，培根自由的画法促使我变得大胆，当我意识到自己是在描线而不是绘画时便非常恼火，此后多年没再画过素描。”正是这些差异，为两人的友谊埋下隐患。
1971年，巴黎大皇宫为培根举办大型回顾展，这是他在艺术生涯中的巨大成就。展览开幕前两天，培根的伴侣因服药过量死在酒店，使他的脾气愈发暴躁。不久，他与弗洛伊德在一次剧烈争吵后不欢而散，最终彻底决裂。
后来，培根公开说：“我其实并不是很喜欢弗洛伊德，只不过他老是不停地给我打电话。”而弗洛伊德如此回应，“当我的作品逐渐成功时，培根就变得刻薄又恶毒了。他真正介意的是我的作品不断增值，有时会忽然转过头来对我说：‘当然了，你现在多有钱！’这种感觉很奇怪。”
友谊虽终结，两人的艺术成就却不容忽视。在混乱的20世纪，他们的作品共同显示了一种反理想主义的倾向，那是对所处时代最真实自然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