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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一汽建成投产并生产出新中国第一辆解放牌载重汽车。毛主席在讲述《论十大关系》时高兴地说:“我国开始能制造汽车了。”又说:“哪一天我们开会的时候,能坐上我们自己生产的小汽车就好了。”一汽职工没有辜负毛主席的殷切期望,于1958年制造出了我国自行设计的第一辆“东风”牌轿车,并迅速亮相于中南海怀仁堂后花园,且时间正好安排在5月份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期间,意义非凡。前来观看的中央领导人、党内高级干部和普通群众络绎不绝,都非常兴奋。当时,我受服务科委派临时到怀仁堂值班,目睹了毛主席、周总理等领导同志观看小轿车时的场面,听到了他们为此展开的交流对话。通过毛主席和周总理的言谈举止,我感觉到他们两人都十分高兴,但也有所不同,毛主席是乐中有甜,周总理是笑中带苦。
争气厂,争气车
50多年前,中国第一汽车制造厂在刚刚进入批量生产“解放”牌大卡车的基础上,紧跟形势,再接再厉,开展了多品种运动。“东风”牌轿车(当时称“东风”牌小客车)是继翻斗车、煤气车之后,新推出的一种四门六座轿车。它结合了欧洲几种同类轿车的优势和我国具体情况试制而成,外表美观大方,车厢内部宽敞舒适,细节装饰带有民族风格,比较适合一般机关或出租使用。
当时八大二次会议正在怀仁堂进行,休息时间,很多代表纷纷来到后花园,围着这辆白色顶、红色身,品味十足的“东风”牌轿车不停地赞叹、议论。第一机械工业部的值班同志抓紧这个短暂的时间,向大家介绍:一、该车原计划定于1958年底试制完成,但在整风运动中全厂职工提出了向八大二次会议献礼的光荣口号。经过层层努力,刻苦攻关,终于提前半年完成该车的试制任务。二、我们国家长期是一个“万国汽车的展览馆”,从中华民国早期算起,先后曾进口和使用过130多种厂牌的汽车,可是没有一辆是中国自己制造的。三、新中国成立后,在共产党、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只用了3年多的时间就建成了第一个国营大型汽车制造厂,从此有了自己的牌子——“解放”牌汽车。而“东风”牌轿车,从图纸设计到制成整车,只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它的诞生,标志着中国不能自制轿车的历史结束了,这是“大跃进”的成果。代表们听了介绍非常激动,热烈鼓掌,有的说:“这次我们来北京开会,有幸聆听了毛主席的讲话,刘少奇、邓小平同志的报告和周总理的发言,受到了极大的教育和鼓舞。现在又亲眼见到了这么漂亮的第一辆国产小客车,真是太好了!相信有了第一辆,一定会有第二辆、第三辆,现在我们这一代虽然还不敢说能普遍坐上,但只要继续努力,下一代是一定会坐上的。”有的代表还情不自禁地上前反复抚摸车身和牌饰,甚至兴奋地落下热泪。大家都清楚,国家要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没有自己制造的汽车不行;人民要不断改善和提高生活水平,没有自己制造的汽车也不行。所以有人称赞一汽是“争气厂”,它造的轿车是“争气车”。
毛主席坐上了“东风”牌轿车
记得八大二次会议开到过半的时候,在一个天气晴朗的下午,毛主席特地邀请中央政治局委员林伯渠和他一起到怀仁堂后花园看车。
林伯渠同志比毛主席大7岁,他革命资历深,学识渊博,立场坚定,心气平和,既有领导指挥才能又有普通百姓“小我”的品格,是非常受人尊敬的老革命家、政治家,在党内人们亲切地称呼他为“林老”。
两位革命老战友见面后,没有急着去看车,而是先进谈话室就大会发言情况交换了看法。当谈到“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时,毛主席笑着对林老说:“就拿‘东风’牌小客车来讲,都是工人和技术人员自发搞起来的,并不是中央向他们下达的命令。仔细想来,你我坐的都是苏联汽车,现在从中央到地方许多负责人办事,坐的也是苏联汽车,我们总不能老坐下去呀!今天请你和我一起观看这辆自己造的新车,也算是大跃进的成果吧。没有敢想、敢说、敢做的气魄,恐怕不会有现在这辆车和别的什么新东西。”林老接话:“从实践看,是一个敢不敢跨越的问题。我国生产关系改变以后,生产力的发展是必然的。问题是党的思想、理论、政策如何能及时地、更好地保护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说到这里,林老停了一停,若有所思地提出:“在当前全国上下都想大干快上的形势下,中央压力自然会大,‘三大平衡’问题(财政收支平衡、银行信贷平衡和物资供需平衡)的确比较突出了,但我们一定要相信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依靠他们,办法总会有的。归根结底,财富是人民创造的。”
毛主席点点头,同意林老的看法,并补充说道:“你讲的实际上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学习的问题,一个是调整的问题。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是在党的领导下有计划进行的。五年建设计划,就是要在发展总体上求得阶段性的平衡。但是,客观事物常常会无情地冲破旧的束缚,使人感到很不适应。领导者的任务,就是要通过调整,达到新的平衡,然而这种新的平衡也只能是暂时的,它又会被新的不平衡所取代。正是因为有了这种矛盾,所以人就会变得聪明起来。总之事物的发展,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至于学习问题这还是十几年前在延安对你讲过的老话,学习马列要从立场、观点、方法三个方面去努力。我看你学得不错,年纪这么大了,身体又比较衰弱,仍然坚持到群众中去搞调查研究,坚定地站在工人阶级这一边,大力支持他们敢想、敢说、敢做的革命大无畏精神,你的发言、谈话是马列主义的,是革命的。”
林老谦虚地回答:“这都是按照主席思想去做的。不过说到深入群众搞调研,我去年在外地视察时,难得亲眼看见一些小厂尽管设备简陋,但做出来的产品质量很好,完全符合广大农民的生产需要。工人们那种不怕困难、忘我劳动的主人翁态度,以及他们的聪明才智和高贵品质无不深深地教育着我。”毛主席说:“是啊,人要活到老學到老,但要学得好,也确实不容易!这次会议,我看开得不错,纠正了一些比较严重的错误观点,有的人也可能因此会不舒服,没有办法,慢慢来吧;同时对‘反冒进’的同志,也是一个很好的帮助。”谈话进行了一个小时,毛主席看了看放在茶几上的《东风牌小客车简介》,起身对林老说:“走,看看中国人自己造的小客车去。”
此时,怀仁堂后花园的工作人员,早已齐聚在那里等候了。见到两位首长有说有笑地走来,都异常兴奋。毛主席在“东风”牌轿车前停住,乐呵呵地和介绍车况的同志聊了几句后,便让打开车门坐了进去,他轻轻地晃动身子问:“能开起来吗?”司机回答“能”。于是林老也坐进车内。轿车很快就发动起来,在草坪上稳稳当当地转了一圈(约行驶150米左右)后,原地停下。毛主席跨出车门笑着对林老说:“我今天坐上我们自己造的小客车了。”林老也笑着回答:“好啊!”大家看这两位首长如此高兴,就激动地鼓起掌来,以致祝贺。
周总理的神情与问话
周总理观看“东风”牌小轿车,是在八大二次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好像是临时决定的。当时只有服务科的人在值班,幸亏有别人陪同,才顺利回答了总理问到的诸如:刹车灵不灵?刹车后的最大惯性距离是多少?启动是否迅速?车门好不好开?车门的密闭性好不好?等等基本质量问题。在得到明确答复后,周总理很快将目光集中到小轿车亮洁流畅的车壳上,问道:“它是怎么做出来的?”回答:“是老师傅同技术人员一起用手工一点儿一点儿敲出来的,有的地方弯度较大,铁器不能直接撞击,就垫上木头轻轻地敲成。”周总理听后十分高兴地笑了起来并赞许地说:“工人真了不起,真了不起啊!”参观结束后,他回到怀仁堂东休息室对陪他看车的有关同志讲:“现在要把设计试制小客车的资料好好总结研究一下,还要继续实践。尽管目前还是试制阶段,但能做到这种程度已经很不容易了。大跃进确实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气象,要说大跃进好啊!要拥护大跃进啊!”这时陪同人员插话说:“我们打算协助一汽厂,继续加强东风牌小客车的研究试制班子。”周总理说:“好。”并指示:“一定要重视和保护老师傅和技术人员的创造性和积极性。我希望在不远的将来,马路上开的有中国自己制造的小客车。”首长虽如是说,但他十分明白在短时间内,还不可能解决专用钢材和专用设备问题,而且技术上的真正过关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我从周总理审慎的态度和凝重的神情中感觉到,他的笑声更多的是体现在对工人们的赞许和钦佩上,看起来有些苦,显然有难言之隐。
因为就在几天前,除了中央主要领导和少数会务工作人员外,大家哪能想到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要在大会上作7300多字的发言,对1956年的“反冒进”进行检讨。这是怎么回事呢?1956年,针对经济建设中急躁冒进的倾向,中央确定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党的八大坚持了这一方针。然而,这次八大二次会议却严厉批评了这一方针,认为“反冒进”造成了我国经济发展的“马鞍形”,即1956年的高潮,1957年的低潮(实际上并不是低潮),1958年的低潮。这种批评是很武断的,然而周总理做了检讨,而且做得非常坦然。他开头就说:“我是这个错误的主要负责人,应该从这个错误中得到更多的教训。现在我谈谈自己的体会……”这位中国杰出的“总管家”,面对各种矛盾集中到一起的时候,为了党的团结,他挺身而出,不顾个人荣辱,把主要责任通通揽在自己身上,从而有力地保护了包括陈云副总理在内的一大批“反冒进”的高级干部。
“车展”结束前的惊喜
“东风”牌小轿车在怀仁堂后花园展出结束前,我和另一位同志向车展负责人提出坐车转一圈的请求,没想到他很痛快地答应了。我们美美地在后花园的草坪上转了一圈。兴奋之余我感觉,这辆车子的稳定性还不是很好,坐在里面晃动幅度较大;另外就是沙发的座垫偏软,减震效果略为欠缺。有这种感觉是因为之前坐过苏联的“吉姆”牌小轿车,故而难免拿来和它比较,但能够有机会坐上国产第一辆“东风”牌小轿车,已经是很幸运了,更何况这车又是毛主席和林老亲自坐过的。坐完車,又请人拍了两张相片,一张是我倚在车门外照的,另一张是我坐在司机位置上照的,现在它已经成了那段历史的见证。
至于我留下的那份《东风牌小客车简介》,实在是个意外。八大二次会议期间,我值班较多。一天,我接到卫士一组(毛主席处)电话通知:首长下午3时要到怀仁堂观看“东风”牌小客车,可能会休息或找人谈话,请将谈话室准备好,并要备一份有关“东风”牌小客车的简要文字材料。后来因为毛主席看过车后没有到谈话室休息,所以我就将这份资料带回学习室,当成一件纪念品保存下来,上面还附了这样一句拿红笔标注的话:“毛主席乘坐(其他首长也有)在怀仁堂后花园,本人有照片。”
这次展出让一汽职工受到莫大鼓舞,乘胜前进。不久,“东风”牌轿车经过改进,更名为“红旗”牌轿车。1959年,新中国成立10周年阅兵时,总指挥和国防部部长分别乘坐着我们自己的“红旗”牌敞篷车进行了检阅,使全国人民倍感振奋。但作为“大跃进”运动的产儿,国产轿车生产不能不受“左”的路线的干扰,经历了一次大上大下、大起大落的过程。“红旗”牌轿车在实际使用过程中暴露出不少质量问题,在紧接着的三年困难时期,基本处于停产整顿状态。周总理的担忧是有道理的。直到1966年,首批20辆经过改进换型的三排座“红旗”牌轿车送到北京,成为中央领导的专车,并且换下了当时接待国宾用的“吉斯”车,才真正实现了1956年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的愿望。这就是后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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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气厂,争气车
50多年前,中国第一汽车制造厂在刚刚进入批量生产“解放”牌大卡车的基础上,紧跟形势,再接再厉,开展了多品种运动。“东风”牌轿车(当时称“东风”牌小客车)是继翻斗车、煤气车之后,新推出的一种四门六座轿车。它结合了欧洲几种同类轿车的优势和我国具体情况试制而成,外表美观大方,车厢内部宽敞舒适,细节装饰带有民族风格,比较适合一般机关或出租使用。
当时八大二次会议正在怀仁堂进行,休息时间,很多代表纷纷来到后花园,围着这辆白色顶、红色身,品味十足的“东风”牌轿车不停地赞叹、议论。第一机械工业部的值班同志抓紧这个短暂的时间,向大家介绍:一、该车原计划定于1958年底试制完成,但在整风运动中全厂职工提出了向八大二次会议献礼的光荣口号。经过层层努力,刻苦攻关,终于提前半年完成该车的试制任务。二、我们国家长期是一个“万国汽车的展览馆”,从中华民国早期算起,先后曾进口和使用过130多种厂牌的汽车,可是没有一辆是中国自己制造的。三、新中国成立后,在共产党、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只用了3年多的时间就建成了第一个国营大型汽车制造厂,从此有了自己的牌子——“解放”牌汽车。而“东风”牌轿车,从图纸设计到制成整车,只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它的诞生,标志着中国不能自制轿车的历史结束了,这是“大跃进”的成果。代表们听了介绍非常激动,热烈鼓掌,有的说:“这次我们来北京开会,有幸聆听了毛主席的讲话,刘少奇、邓小平同志的报告和周总理的发言,受到了极大的教育和鼓舞。现在又亲眼见到了这么漂亮的第一辆国产小客车,真是太好了!相信有了第一辆,一定会有第二辆、第三辆,现在我们这一代虽然还不敢说能普遍坐上,但只要继续努力,下一代是一定会坐上的。”有的代表还情不自禁地上前反复抚摸车身和牌饰,甚至兴奋地落下热泪。大家都清楚,国家要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没有自己制造的汽车不行;人民要不断改善和提高生活水平,没有自己制造的汽车也不行。所以有人称赞一汽是“争气厂”,它造的轿车是“争气车”。
毛主席坐上了“东风”牌轿车
记得八大二次会议开到过半的时候,在一个天气晴朗的下午,毛主席特地邀请中央政治局委员林伯渠和他一起到怀仁堂后花园看车。
林伯渠同志比毛主席大7岁,他革命资历深,学识渊博,立场坚定,心气平和,既有领导指挥才能又有普通百姓“小我”的品格,是非常受人尊敬的老革命家、政治家,在党内人们亲切地称呼他为“林老”。
两位革命老战友见面后,没有急着去看车,而是先进谈话室就大会发言情况交换了看法。当谈到“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时,毛主席笑着对林老说:“就拿‘东风’牌小客车来讲,都是工人和技术人员自发搞起来的,并不是中央向他们下达的命令。仔细想来,你我坐的都是苏联汽车,现在从中央到地方许多负责人办事,坐的也是苏联汽车,我们总不能老坐下去呀!今天请你和我一起观看这辆自己造的新车,也算是大跃进的成果吧。没有敢想、敢说、敢做的气魄,恐怕不会有现在这辆车和别的什么新东西。”林老接话:“从实践看,是一个敢不敢跨越的问题。我国生产关系改变以后,生产力的发展是必然的。问题是党的思想、理论、政策如何能及时地、更好地保护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说到这里,林老停了一停,若有所思地提出:“在当前全国上下都想大干快上的形势下,中央压力自然会大,‘三大平衡’问题(财政收支平衡、银行信贷平衡和物资供需平衡)的确比较突出了,但我们一定要相信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依靠他们,办法总会有的。归根结底,财富是人民创造的。”
毛主席点点头,同意林老的看法,并补充说道:“你讲的实际上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学习的问题,一个是调整的问题。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是在党的领导下有计划进行的。五年建设计划,就是要在发展总体上求得阶段性的平衡。但是,客观事物常常会无情地冲破旧的束缚,使人感到很不适应。领导者的任务,就是要通过调整,达到新的平衡,然而这种新的平衡也只能是暂时的,它又会被新的不平衡所取代。正是因为有了这种矛盾,所以人就会变得聪明起来。总之事物的发展,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至于学习问题这还是十几年前在延安对你讲过的老话,学习马列要从立场、观点、方法三个方面去努力。我看你学得不错,年纪这么大了,身体又比较衰弱,仍然坚持到群众中去搞调查研究,坚定地站在工人阶级这一边,大力支持他们敢想、敢说、敢做的革命大无畏精神,你的发言、谈话是马列主义的,是革命的。”
林老谦虚地回答:“这都是按照主席思想去做的。不过说到深入群众搞调研,我去年在外地视察时,难得亲眼看见一些小厂尽管设备简陋,但做出来的产品质量很好,完全符合广大农民的生产需要。工人们那种不怕困难、忘我劳动的主人翁态度,以及他们的聪明才智和高贵品质无不深深地教育着我。”毛主席说:“是啊,人要活到老學到老,但要学得好,也确实不容易!这次会议,我看开得不错,纠正了一些比较严重的错误观点,有的人也可能因此会不舒服,没有办法,慢慢来吧;同时对‘反冒进’的同志,也是一个很好的帮助。”谈话进行了一个小时,毛主席看了看放在茶几上的《东风牌小客车简介》,起身对林老说:“走,看看中国人自己造的小客车去。”
此时,怀仁堂后花园的工作人员,早已齐聚在那里等候了。见到两位首长有说有笑地走来,都异常兴奋。毛主席在“东风”牌轿车前停住,乐呵呵地和介绍车况的同志聊了几句后,便让打开车门坐了进去,他轻轻地晃动身子问:“能开起来吗?”司机回答“能”。于是林老也坐进车内。轿车很快就发动起来,在草坪上稳稳当当地转了一圈(约行驶150米左右)后,原地停下。毛主席跨出车门笑着对林老说:“我今天坐上我们自己造的小客车了。”林老也笑着回答:“好啊!”大家看这两位首长如此高兴,就激动地鼓起掌来,以致祝贺。
周总理的神情与问话
周总理观看“东风”牌小轿车,是在八大二次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好像是临时决定的。当时只有服务科的人在值班,幸亏有别人陪同,才顺利回答了总理问到的诸如:刹车灵不灵?刹车后的最大惯性距离是多少?启动是否迅速?车门好不好开?车门的密闭性好不好?等等基本质量问题。在得到明确答复后,周总理很快将目光集中到小轿车亮洁流畅的车壳上,问道:“它是怎么做出来的?”回答:“是老师傅同技术人员一起用手工一点儿一点儿敲出来的,有的地方弯度较大,铁器不能直接撞击,就垫上木头轻轻地敲成。”周总理听后十分高兴地笑了起来并赞许地说:“工人真了不起,真了不起啊!”参观结束后,他回到怀仁堂东休息室对陪他看车的有关同志讲:“现在要把设计试制小客车的资料好好总结研究一下,还要继续实践。尽管目前还是试制阶段,但能做到这种程度已经很不容易了。大跃进确实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气象,要说大跃进好啊!要拥护大跃进啊!”这时陪同人员插话说:“我们打算协助一汽厂,继续加强东风牌小客车的研究试制班子。”周总理说:“好。”并指示:“一定要重视和保护老师傅和技术人员的创造性和积极性。我希望在不远的将来,马路上开的有中国自己制造的小客车。”首长虽如是说,但他十分明白在短时间内,还不可能解决专用钢材和专用设备问题,而且技术上的真正过关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我从周总理审慎的态度和凝重的神情中感觉到,他的笑声更多的是体现在对工人们的赞许和钦佩上,看起来有些苦,显然有难言之隐。
因为就在几天前,除了中央主要领导和少数会务工作人员外,大家哪能想到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要在大会上作7300多字的发言,对1956年的“反冒进”进行检讨。这是怎么回事呢?1956年,针对经济建设中急躁冒进的倾向,中央确定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党的八大坚持了这一方针。然而,这次八大二次会议却严厉批评了这一方针,认为“反冒进”造成了我国经济发展的“马鞍形”,即1956年的高潮,1957年的低潮(实际上并不是低潮),1958年的低潮。这种批评是很武断的,然而周总理做了检讨,而且做得非常坦然。他开头就说:“我是这个错误的主要负责人,应该从这个错误中得到更多的教训。现在我谈谈自己的体会……”这位中国杰出的“总管家”,面对各种矛盾集中到一起的时候,为了党的团结,他挺身而出,不顾个人荣辱,把主要责任通通揽在自己身上,从而有力地保护了包括陈云副总理在内的一大批“反冒进”的高级干部。
“车展”结束前的惊喜
“东风”牌小轿车在怀仁堂后花园展出结束前,我和另一位同志向车展负责人提出坐车转一圈的请求,没想到他很痛快地答应了。我们美美地在后花园的草坪上转了一圈。兴奋之余我感觉,这辆车子的稳定性还不是很好,坐在里面晃动幅度较大;另外就是沙发的座垫偏软,减震效果略为欠缺。有这种感觉是因为之前坐过苏联的“吉姆”牌小轿车,故而难免拿来和它比较,但能够有机会坐上国产第一辆“东风”牌小轿车,已经是很幸运了,更何况这车又是毛主席和林老亲自坐过的。坐完車,又请人拍了两张相片,一张是我倚在车门外照的,另一张是我坐在司机位置上照的,现在它已经成了那段历史的见证。
至于我留下的那份《东风牌小客车简介》,实在是个意外。八大二次会议期间,我值班较多。一天,我接到卫士一组(毛主席处)电话通知:首长下午3时要到怀仁堂观看“东风”牌小客车,可能会休息或找人谈话,请将谈话室准备好,并要备一份有关“东风”牌小客车的简要文字材料。后来因为毛主席看过车后没有到谈话室休息,所以我就将这份资料带回学习室,当成一件纪念品保存下来,上面还附了这样一句拿红笔标注的话:“毛主席乘坐(其他首长也有)在怀仁堂后花园,本人有照片。”
这次展出让一汽职工受到莫大鼓舞,乘胜前进。不久,“东风”牌轿车经过改进,更名为“红旗”牌轿车。1959年,新中国成立10周年阅兵时,总指挥和国防部部长分别乘坐着我们自己的“红旗”牌敞篷车进行了检阅,使全国人民倍感振奋。但作为“大跃进”运动的产儿,国产轿车生产不能不受“左”的路线的干扰,经历了一次大上大下、大起大落的过程。“红旗”牌轿车在实际使用过程中暴露出不少质量问题,在紧接着的三年困难时期,基本处于停产整顿状态。周总理的担忧是有道理的。直到1966年,首批20辆经过改进换型的三排座“红旗”牌轿车送到北京,成为中央领导的专车,并且换下了当时接待国宾用的“吉斯”车,才真正实现了1956年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的愿望。这就是后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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