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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的扛鼎之作《甄嬛传》在2013年传出“出宫”的喜讯，据制片方透露，该剧目前已经签约了美国一家制片公司，有望在美国电视台播出——而且还是HBO这样的主流电视台。消息一出，即刻在广大甄粉中激起千层浪，“小主们要用英语斗嘴了”“这真真是极好的！”用“甄嬛体”来说：“本宫得了这远赴重洋的懿旨，原本私心想着，一路上千山万水重重关隘，叫本宫情绪如何稳定？方才听说此事八字已得了一撇，想来若是能在美国开枝散叶，倒也不负恩泽”。
都说福无双至，然而好戏还在后头——曾先后在中央八套和一套轮番播出的史诗大戏《木府风云》更厉害，据中央电视台电视剧管理中心的项目主任周亚平说，该剧已经在韩国、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美国、加拿大等国家播出，非洲已经和49个国家签约，预计到明年，该剧会在全世界80多个国家播出。
消息很振奋。其振奋程度大抵相当于在新闻里看到中国的银幕数又激增了票房又破纪录了。面对如此傲人的成绩单，咱们揣着点“与有荣焉”的激动情绪，也在情理之中。然而在这些红红火火的数据背后，我们必须正视这样一个现实：
2012年我们的电视剧产量高达1.7万集。这意味着如果一名观众每天晚上看两集的话，全年无休，需要23年才能看完。如此庞大的产量，却只有两部能够走出去，不得不说有点尴尬；与此同时，在一些重要的国际电视节上，也很难觅到中国人的身影。都说中国电影已经连续8年与奥斯卡无缘，其实电视剧更惨，40多年历史的国际艾美奖，中国也仅何琳一人拿过奖。说到这儿，一些民族主义者该不服气了：我们有13亿人口哇！这是多么庞大的市场多么巨大的优势，即时全世界部不看中国的电视剧又如何？我们完全可以自给自足，自娱自乐，凭什么就得取悦那些“非我族类”？
三次问鼎普利策奖的美国作家托马斯·曼提出一个著名的论点：“世界是平的”。意思就是说在全球化的今天，任谁都不能跳出规则之外。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中国电影在世界文化市场上仅占4%的份额，经济奇迹与文化贫瘠形成了非对称性的困局。就拿电视剧的出口来说，韩国2012年以电视剧为主的文艺产品出口额达7亿美元，其中竟然有超过一半的赢利来自海外市场，是我们的N倍。与美剧、日剧、韩剧在中国市场的“攻城掠地”相比，中国电视剧的国际市场愈走愈窄中国电视剧的海外收入只占电视剧总收入的不到二成，包括电视剧在内的文化产品贸易逆差高达10—15倍，中国电视剧在全球市场上影响力微弱。
因此，我们是时候该放弃门户之见了——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中，中国电视剧不可避免地要融入到国际竞争中去，这显然对于市场初步成型、经营尚不完善、缺乏核心竞争力的国产剧来说是一场残酷的竞争，但亦是生存和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国产剧只有进入大资本市场，有效利用资本的资源整合功能对电视剧产业进行重组与兼并，从而扩大产业规模，提高经济效益，形成大规模的多媒体、跨媒体、跨行业影视集团，唯有如此，才能提升中国电视剧的核心竞争力。
“文化交流要强调一个交字，出入应该基本等同，入超和出超都不恰当。”季羡林的警句确实值得每一个影人警醒与反思。事实上，早在一百年前，曾引领启蒙运动的梁启超就提出“中国历史文化发展的三阶段论”，即“中国的中国”“亚洲的中国…世界的中国”。而现在我们却拦腰卡在第三关，动弹不得，就像漫画里那个自食其果的硕鼠。
问题既然水落石出，那么接下来就该考虑如何走出去。
有人说，“走不出去”是因为翻译。
文艺作品翻译，素来讲究“信、达、雅”。我们先说“信”。“想必也是极好的”“贱人就是矫情”“赏你一丈红”这些引发中国网友共鸣无数的“金句”，如何才能与外国观众共享？三宫六院那么多“妃”“嫔”“贵人”“常在”“答应”，如果都按照现代英语翻译成“妻子”，那么对亚洲面孔患有“脸盲症”的美国观众，又是否能够记得住谁是甄嬛、谁又是华妃呢？
其实，无论是美剧、英剧还是中剧的翻译，要想让每个角色的说话方式既符合原意，又能获得不同地区观众的共鸣，都绝非易事。最近刚好看刘瑜的《观念的水位》，书里也提到这个问题，“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词汇很难译成英文，比如‘突击手’‘不折腾’‘精神文明’‘班子建设’……要是谁能译出‘血染的风采’，那我简直想给他送一面锦旗。”看来翻译作为一个问题确实困扰了很多人，连在剑桥教过书的刘师都束手无策，更何况遍地白丁的娱乐圈了。都说语言是桥梁，可如果我们输出的净是些断桥、独木桥，也难怪抵达成谜。可退一步想，语言不仅仅是为了沟通，更是一个国家文化、历史、传统乃至意识形态的总和。一个词很难译成其它语言，肯定有很多原因。可能的原因之一，就是这个词所指向的现象本身其实含糊不清。在这个前提下，所谓的翻译障碍其实只是对外的烟雾弹、对己的遮羞布；在这个前提下，确实也闹了不少国际笑话，诸如《赤壁》被译成“Red Cliff”（红岩）；《霸王别姬》被译成“Farewell My Concubine”（再见，我的小老婆）；《刘三姐》被译成“Third Sister Liu”（第三个姐姐刘）；《炮打双灯》被译成“Red Firecracker，Green Firecracker”（红鞭炮，绿鞭炮）；《烈火金刚》被译成“Steel Meets Fire”（钢遇上了火）……我承认，一个简单好记且信息传播对等的片名对票房很重要——《德赛克巴莱》不就吃了名字的亏嘛！但是陈凯歌的“再见，我的小老婆”在海外的成绩单依然不俗。可见老外还是很识货的！所以，叫“芙蓉”还是“凤姐”根本不重要，如果你长得堪比李嘉欣。都21世纪了，别再拿翻译当幌子了，别人又不是评诺贝尔，你拍的又不是唐诗宋词。
与古装戏比起来，现代戏肯定不存在翻译问题。但矛盾的是：古装剧仍是老外们的最爱！（《媳妇的美好时代》是在非洲播出了，但它毕竟是政治交流下的产物；况且它的质地确实上乘，在国内也属罕见的精品，应当获此礼遇。）《步步惊心》《还珠格格》《甄嬛传》《仙剑奇侠传》《倾世皇妃》《天外飞仙》等以及金庸武侠剧的人气都很高。除了古装剧，琼瑶剧也有不少忠实的欧美粉丝，许多观众会被琼瑶剧里缠绵悱恻的感情感动得泪流满面。由此可见，翻译只是一个伪问题，只要你作品足够好，便可以获得在世界流通的价值。 近几年来，由于卫视频道激增，对电视剧的需求也水涨船高，中国电视剧无论是产量还是质量都是一次飞跃。电视剧是一种特殊的文化产品，对资本投入的要求比较高。电视剧市场的竞争，已经越来越体现为一种资本的竞争。一部电视剧的市场的成功，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其前期投入到策划、剧本、拍摄和后期制作及其发行费用数额的多少。大投资、大制作的电视剧往往会成为市场竞争的优胜者。在国际电视剧市场上，无论美国还是日韩，电视剧制作费用都远远高出国内。有资料显示，美国电视剧一般剧集，成本都在200—400万美元，最便宜的情景喜剧成本也在100万美元左右；而韩国电视剧制作成本也在逐年增长。国内电视剧近两年的制作成本也开始水涨船高，但大部分是被明星瓜分，剩下的制作成本屈指可数。很难想象，制作成本相差几十甚至上百倍的两种产品进行竞争。况且在国内脸熟的明星，让制片人花了辣价钱，可一旦走出国门，便无人辨识，价值呈几何递减。这问题说来比较大，涉及我们的编播体制，不是一时半会能够扭转的。但我相信，这个问题反映的又不仅仅是体制的问题，还是大家对电视剧品质的集体失声！宁愿粗制滥造、宁愿用明星潜补也不愿意把精力花在刀刃上。归根结底，还是说明大家的不敬业，体制不过是个借口。
有人说，“走出去也不行”是因为文化冲突——也就是说，是文化无法翻译。
这我就奇怪了。不都说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吗？况且每个人都有好奇心，对未知世界充满一探究竟的猎奇心理。因此许多瞄准海外的作品，不都是在强调异域景观和民族符号吗？在不久的曾经，为了走出去，我们“借船出海”，搞中外合拍片，失败后，又要“造船出海”。然而，不管是借还是造，重点都应该落在“船”上。没错，中国电影的国际传播不可避免地遭遇到东西方文化差异性的阻隔，尤其是中西方之间存在的价值观的差异。但文化的差异只是表面，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仍然拥有许多文化的“共通之处”以及“价值共同体”。比如英剧《唐顿庄园》，该剧涉及许多英国古典文化与风俗，但主题却轻巧地越过了文化藩篱，直接拷问人类灵魂的“共通之处”。它不仅在本国大受欢迎，而且在全世界都取得上佳的成绩。这难道不值得的我们学习和反省吗？
除了“文化冲突”，近两年，有人又发明了一个新词叫“文化折扣”。意思是“对于产品所反映的风格、价值观、信仰、历史、社会制度等内容不熟悉的消费者，文化产品的吸引力、影响力大大降低的现象”。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各种复杂原因，西方观众对中国文化普遍感到陌生。许多西方人甚至把中国文化等同于汉语、孔子、故宫、长城等表象的符号。说白了，这还是因为我们向世界输出的文化太少，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体系，才会给外人碎片化和概念化的印象。可是当我们想要输出文化时，又会发明创造出成吨的借口，简直就是“贪吃蛇”似的恶性循环。中国电影海外推广公司总经理周铁东表示，“中国电影人在讲故事策略上跟好莱坞电影有所不同，总是把一个简单的传统故事讲得很复杂，外国观众如果不了解中国历史，很难看懂。而最容易受到国际电影市场认可的是简单、连贯、有趣的小故事。只要讲故事的策略得当，文化折扣自然会慢慢消失。”
你看，我们把新概念的泡沫挤破，得出的结论依然不容乐观。简单，还是复杂，这真是一个问题。在编剧大师麦基看来，“中国银幕上的人物个性都非常强烈，但却缺少复杂的心态，而被世界认可的故事中的人物却都拥有复杂的心态。没错，性格刚烈的人容易出彩，但是对人性和生命要义的探索却流于表面。”这句话从侧面肯定了《霸王别姬》之所以在西方获得成功，正是由于它深入了故事的腹地，展现了人性这片隐秘而波澜壮阔的地带。在好莱坞，即便是《蜘蛛侠》这样的“爆米花电影”，编导也是通过塑造双重人格的路线来获得观众的认同。
还有人说，“走不好”是因为海外营销问题——这貌似很严重，翻译过来不外乎是：外国的卖片人没有向外国观众“翻译”清这部电影，或者说译得不好。有媒体对此大做文章，许是因为这种说法比较新鲜，能轻易地调动起东西方意识形态的落差。但是，当我们把这种说项——甚至包括前面提到的所有“客观”说项全都打包回炉，再拆皮拆骨地分析，便得出一个非常消极的结论：错在媒介，与己无关。我虽然没有学过经济，但我清楚一个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常识
没有商人跟钱有仇。所以，与其埋怨排片不理想，不如反思为何缺乏观众缘。我就不相信《张思德》这样的电影排在黄金档票房就能赚得盆满钵满；《青春期撞上更年期》这样的电视剧搁到HBO会迷倒一片鬼佬。更显而易见的道理是：把老鼠搁在锅里，只会浪费一锅好粥。
一部作品，不管是电影还是电视剧在海外发行时，都需要聘请外国制作人员重新剪辑、翻译、包装，作品经过“二次包装”方能吸引外国观众。还拿《甄嬛传》说事。76集的容量被HBO电视台剪成了6集，费用高达700万美元，几乎相当于再造一部《甄嬛传》。国产剧若想“嫁出去”当务之急就是开展海外市场调研，全面掌握海外观众的观影习惯，观影心理和观影期待，摸清观众群体在年龄、性别、职业、收入、消费等方面的构成，以适应海外观众的审美需求。日本在这方面显然觉醒得较早。大映公司的制片人提出“日本影片要让外国人看得懂，题材以艺妓和武士为好，出场人物要少，不超过4个人，片名要通俗易懂，要有异国情调，人与人的关系要单纯一些。”这个忠告很有意义。其实，中国电影产品不妨以此划分两大类：内需型和内外兼修型。必须把纯意识形态管理变成适应市场观众需求的经济管理的一种方法。真正把电影当商品的一个概念。因此，一个制片人必须要对自家产品有清晰明确的市场定位，方能做到适销对路。
都说福无双至，然而好戏还在后头——曾先后在中央八套和一套轮番播出的史诗大戏《木府风云》更厉害，据中央电视台电视剧管理中心的项目主任周亚平说，该剧已经在韩国、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美国、加拿大等国家播出，非洲已经和49个国家签约，预计到明年，该剧会在全世界80多个国家播出。
消息很振奋。其振奋程度大抵相当于在新闻里看到中国的银幕数又激增了票房又破纪录了。面对如此傲人的成绩单，咱们揣着点“与有荣焉”的激动情绪，也在情理之中。然而在这些红红火火的数据背后，我们必须正视这样一个现实：
2012年我们的电视剧产量高达1.7万集。这意味着如果一名观众每天晚上看两集的话，全年无休，需要23年才能看完。如此庞大的产量，却只有两部能够走出去，不得不说有点尴尬；与此同时，在一些重要的国际电视节上，也很难觅到中国人的身影。都说中国电影已经连续8年与奥斯卡无缘，其实电视剧更惨，40多年历史的国际艾美奖，中国也仅何琳一人拿过奖。说到这儿，一些民族主义者该不服气了：我们有13亿人口哇！这是多么庞大的市场多么巨大的优势，即时全世界部不看中国的电视剧又如何？我们完全可以自给自足，自娱自乐，凭什么就得取悦那些“非我族类”？
三次问鼎普利策奖的美国作家托马斯·曼提出一个著名的论点：“世界是平的”。意思就是说在全球化的今天，任谁都不能跳出规则之外。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中国电影在世界文化市场上仅占4%的份额，经济奇迹与文化贫瘠形成了非对称性的困局。就拿电视剧的出口来说，韩国2012年以电视剧为主的文艺产品出口额达7亿美元，其中竟然有超过一半的赢利来自海外市场，是我们的N倍。与美剧、日剧、韩剧在中国市场的“攻城掠地”相比，中国电视剧的国际市场愈走愈窄中国电视剧的海外收入只占电视剧总收入的不到二成，包括电视剧在内的文化产品贸易逆差高达10—15倍，中国电视剧在全球市场上影响力微弱。
因此，我们是时候该放弃门户之见了——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中，中国电视剧不可避免地要融入到国际竞争中去，这显然对于市场初步成型、经营尚不完善、缺乏核心竞争力的国产剧来说是一场残酷的竞争，但亦是生存和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国产剧只有进入大资本市场，有效利用资本的资源整合功能对电视剧产业进行重组与兼并，从而扩大产业规模，提高经济效益，形成大规模的多媒体、跨媒体、跨行业影视集团，唯有如此，才能提升中国电视剧的核心竞争力。
“文化交流要强调一个交字，出入应该基本等同，入超和出超都不恰当。”季羡林的警句确实值得每一个影人警醒与反思。事实上，早在一百年前，曾引领启蒙运动的梁启超就提出“中国历史文化发展的三阶段论”，即“中国的中国”“亚洲的中国…世界的中国”。而现在我们却拦腰卡在第三关，动弹不得，就像漫画里那个自食其果的硕鼠。
问题既然水落石出，那么接下来就该考虑如何走出去。
有人说，“走不出去”是因为翻译。
文艺作品翻译，素来讲究“信、达、雅”。我们先说“信”。“想必也是极好的”“贱人就是矫情”“赏你一丈红”这些引发中国网友共鸣无数的“金句”，如何才能与外国观众共享？三宫六院那么多“妃”“嫔”“贵人”“常在”“答应”，如果都按照现代英语翻译成“妻子”，那么对亚洲面孔患有“脸盲症”的美国观众，又是否能够记得住谁是甄嬛、谁又是华妃呢？
其实，无论是美剧、英剧还是中剧的翻译，要想让每个角色的说话方式既符合原意，又能获得不同地区观众的共鸣，都绝非易事。最近刚好看刘瑜的《观念的水位》，书里也提到这个问题，“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词汇很难译成英文，比如‘突击手’‘不折腾’‘精神文明’‘班子建设’……要是谁能译出‘血染的风采’，那我简直想给他送一面锦旗。”看来翻译作为一个问题确实困扰了很多人，连在剑桥教过书的刘师都束手无策，更何况遍地白丁的娱乐圈了。都说语言是桥梁，可如果我们输出的净是些断桥、独木桥，也难怪抵达成谜。可退一步想，语言不仅仅是为了沟通，更是一个国家文化、历史、传统乃至意识形态的总和。一个词很难译成其它语言，肯定有很多原因。可能的原因之一，就是这个词所指向的现象本身其实含糊不清。在这个前提下，所谓的翻译障碍其实只是对外的烟雾弹、对己的遮羞布；在这个前提下，确实也闹了不少国际笑话，诸如《赤壁》被译成“Red Cliff”（红岩）；《霸王别姬》被译成“Farewell My Concubine”（再见，我的小老婆）；《刘三姐》被译成“Third Sister Liu”（第三个姐姐刘）；《炮打双灯》被译成“Red Firecracker，Green Firecracker”（红鞭炮，绿鞭炮）；《烈火金刚》被译成“Steel Meets Fire”（钢遇上了火）……我承认，一个简单好记且信息传播对等的片名对票房很重要——《德赛克巴莱》不就吃了名字的亏嘛！但是陈凯歌的“再见，我的小老婆”在海外的成绩单依然不俗。可见老外还是很识货的！所以，叫“芙蓉”还是“凤姐”根本不重要，如果你长得堪比李嘉欣。都21世纪了，别再拿翻译当幌子了，别人又不是评诺贝尔，你拍的又不是唐诗宋词。
与古装戏比起来，现代戏肯定不存在翻译问题。但矛盾的是：古装剧仍是老外们的最爱！（《媳妇的美好时代》是在非洲播出了，但它毕竟是政治交流下的产物；况且它的质地确实上乘，在国内也属罕见的精品，应当获此礼遇。）《步步惊心》《还珠格格》《甄嬛传》《仙剑奇侠传》《倾世皇妃》《天外飞仙》等以及金庸武侠剧的人气都很高。除了古装剧，琼瑶剧也有不少忠实的欧美粉丝，许多观众会被琼瑶剧里缠绵悱恻的感情感动得泪流满面。由此可见，翻译只是一个伪问题，只要你作品足够好，便可以获得在世界流通的价值。 近几年来，由于卫视频道激增，对电视剧的需求也水涨船高，中国电视剧无论是产量还是质量都是一次飞跃。电视剧是一种特殊的文化产品，对资本投入的要求比较高。电视剧市场的竞争，已经越来越体现为一种资本的竞争。一部电视剧的市场的成功，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其前期投入到策划、剧本、拍摄和后期制作及其发行费用数额的多少。大投资、大制作的电视剧往往会成为市场竞争的优胜者。在国际电视剧市场上，无论美国还是日韩，电视剧制作费用都远远高出国内。有资料显示，美国电视剧一般剧集，成本都在200—400万美元，最便宜的情景喜剧成本也在100万美元左右；而韩国电视剧制作成本也在逐年增长。国内电视剧近两年的制作成本也开始水涨船高，但大部分是被明星瓜分，剩下的制作成本屈指可数。很难想象，制作成本相差几十甚至上百倍的两种产品进行竞争。况且在国内脸熟的明星，让制片人花了辣价钱，可一旦走出国门，便无人辨识，价值呈几何递减。这问题说来比较大，涉及我们的编播体制，不是一时半会能够扭转的。但我相信，这个问题反映的又不仅仅是体制的问题，还是大家对电视剧品质的集体失声！宁愿粗制滥造、宁愿用明星潜补也不愿意把精力花在刀刃上。归根结底，还是说明大家的不敬业，体制不过是个借口。
有人说，“走出去也不行”是因为文化冲突——也就是说，是文化无法翻译。
这我就奇怪了。不都说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吗？况且每个人都有好奇心，对未知世界充满一探究竟的猎奇心理。因此许多瞄准海外的作品，不都是在强调异域景观和民族符号吗？在不久的曾经，为了走出去，我们“借船出海”，搞中外合拍片，失败后，又要“造船出海”。然而，不管是借还是造，重点都应该落在“船”上。没错，中国电影的国际传播不可避免地遭遇到东西方文化差异性的阻隔，尤其是中西方之间存在的价值观的差异。但文化的差异只是表面，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仍然拥有许多文化的“共通之处”以及“价值共同体”。比如英剧《唐顿庄园》，该剧涉及许多英国古典文化与风俗，但主题却轻巧地越过了文化藩篱，直接拷问人类灵魂的“共通之处”。它不仅在本国大受欢迎，而且在全世界都取得上佳的成绩。这难道不值得的我们学习和反省吗？
除了“文化冲突”，近两年，有人又发明了一个新词叫“文化折扣”。意思是“对于产品所反映的风格、价值观、信仰、历史、社会制度等内容不熟悉的消费者，文化产品的吸引力、影响力大大降低的现象”。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各种复杂原因，西方观众对中国文化普遍感到陌生。许多西方人甚至把中国文化等同于汉语、孔子、故宫、长城等表象的符号。说白了，这还是因为我们向世界输出的文化太少，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体系，才会给外人碎片化和概念化的印象。可是当我们想要输出文化时，又会发明创造出成吨的借口，简直就是“贪吃蛇”似的恶性循环。中国电影海外推广公司总经理周铁东表示，“中国电影人在讲故事策略上跟好莱坞电影有所不同，总是把一个简单的传统故事讲得很复杂，外国观众如果不了解中国历史，很难看懂。而最容易受到国际电影市场认可的是简单、连贯、有趣的小故事。只要讲故事的策略得当，文化折扣自然会慢慢消失。”
你看，我们把新概念的泡沫挤破，得出的结论依然不容乐观。简单，还是复杂，这真是一个问题。在编剧大师麦基看来，“中国银幕上的人物个性都非常强烈，但却缺少复杂的心态，而被世界认可的故事中的人物却都拥有复杂的心态。没错，性格刚烈的人容易出彩，但是对人性和生命要义的探索却流于表面。”这句话从侧面肯定了《霸王别姬》之所以在西方获得成功，正是由于它深入了故事的腹地，展现了人性这片隐秘而波澜壮阔的地带。在好莱坞，即便是《蜘蛛侠》这样的“爆米花电影”，编导也是通过塑造双重人格的路线来获得观众的认同。
还有人说，“走不好”是因为海外营销问题——这貌似很严重，翻译过来不外乎是：外国的卖片人没有向外国观众“翻译”清这部电影，或者说译得不好。有媒体对此大做文章，许是因为这种说法比较新鲜，能轻易地调动起东西方意识形态的落差。但是，当我们把这种说项——甚至包括前面提到的所有“客观”说项全都打包回炉，再拆皮拆骨地分析，便得出一个非常消极的结论：错在媒介，与己无关。我虽然没有学过经济，但我清楚一个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常识
没有商人跟钱有仇。所以，与其埋怨排片不理想，不如反思为何缺乏观众缘。我就不相信《张思德》这样的电影排在黄金档票房就能赚得盆满钵满；《青春期撞上更年期》这样的电视剧搁到HBO会迷倒一片鬼佬。更显而易见的道理是：把老鼠搁在锅里，只会浪费一锅好粥。
一部作品，不管是电影还是电视剧在海外发行时，都需要聘请外国制作人员重新剪辑、翻译、包装，作品经过“二次包装”方能吸引外国观众。还拿《甄嬛传》说事。76集的容量被HBO电视台剪成了6集，费用高达700万美元，几乎相当于再造一部《甄嬛传》。国产剧若想“嫁出去”当务之急就是开展海外市场调研，全面掌握海外观众的观影习惯，观影心理和观影期待，摸清观众群体在年龄、性别、职业、收入、消费等方面的构成，以适应海外观众的审美需求。日本在这方面显然觉醒得较早。大映公司的制片人提出“日本影片要让外国人看得懂，题材以艺妓和武士为好，出场人物要少，不超过4个人，片名要通俗易懂，要有异国情调，人与人的关系要单纯一些。”这个忠告很有意义。其实，中国电影产品不妨以此划分两大类：内需型和内外兼修型。必须把纯意识形态管理变成适应市场观众需求的经济管理的一种方法。真正把电影当商品的一个概念。因此，一个制片人必须要对自家产品有清晰明确的市场定位，方能做到适销对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