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的时候，一位我尊敬的兄长向我描绘蓝图：“当高铁全部铺好以后，这个速度你可以想象一下，我们从北京出发，到全国任何一个地方，都会在6个小时内到达。整个国家成了一个棋盘，这对中国的改变会有多大?”而这两天再看他，脸上的表情已经让我不忍提起这个话题。酝酿这篇稿子的时候，一个朋友在MSN上问我：“请教：对于各种失望无助该怎么办?”最后的结论是——出国。
　　这两个朋友，都被各种调查机构归入中产阶层的行列，他们被“7·23”动车追尾事故深深地震撼了。
　　当年的三聚氰胺事件举国震惊，但中产阶层表现出更多的是义愤，他们会给自己孩子买更好的奶粉，去趟香港也不是什么难事。“地沟油”等各种有毒食品出来的时候，他们隐隐有担忧之色，但更好的餐厅可以规避这个问题。所以他们还可以理性地去探讨，在各类愤青言论中，中产阶层扮演者温和理性的角色，他们既对出身的那个阶层抱有同情，也对政局持有尽量的理解，这个阶层实际上是社会的一道减压阀。
　　7月22日，41人殒命京珠高速的大客车，我看到各类声音只是惊呼了一下，公路上的车祸太多了。但当7月23日，动车追尾脱轨，我看到一个人群的表情写着深刻的绝望。
　　动车，是中国速度的象征，是自主知识产权的旗帜，是西方生活方式的复制，但这只是浅表的原因，更深的，是一个人群对动车背后的结构性溃烂所产生的恐惧与迷惘。
　　中产阶层在中国是干什么的?他们都买了房子，对房价的飞涨嘲讽居多愤怒偏少，汶川地震的时候，他们开车跋涉千里送去私下募捐的帐篷，他们不相信红十字会，他们在社区竞选业主委员会，他们在社区论坛组织小区维权，开着私家车淡定地上路表达诉求，他们对杨佳抱有同情，但并不认同他的做法。他们相信时间的力量，相信这个世界会慢慢变好，重要的是耐心。但两列动车，和他们的理性建设性之梦追了尾。
　　媒体人石扉客讲他的故事，他年逾七旬的父母，7月11日坐高铁去沪，那天火车没出任何问题。但一想起前后数天，京沪线上的火车都是故障连连，一直到这次温州又酿出追尾灾难。他就不寒而栗。这种巨大的不安全感，触手可及，随时可能降临到我们每个人身上。
　　这次动车灾难对中产阶级是一次空前的震撼，他们本来是这个国家的稳定器，崇尚渐进，反对革命，不愿社会崩盘，认同渐进改良。中国的中产阶层并不强大，他们还没有形成庞大而稳定的阶层，只是表现出了少年时期的中产价值观。这个阶层肩负着重要的使命，要推动中国逐渐进步，同时保持理性，使它缓慢但有效地转型，改变一个国家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但当他们发现自己命运危如累卵，机构部门已完全不可信任，这个阶层表现出了它的沮丧、无助、愤懑和缺少安全感。由于表达能力突出，善于使用传播工具，这种情绪具有强大的传染性和破坏力。
　　近日也巧，接触了各种人，有生活艰难的农民，有城市贫民，有遭到地方政府伤害的老板，还有正在迷惘的中产。我惊讶地发现，几乎所有阶层，都正同时遭受着公权力的蹂躏和摧残，内心都有对一切不确定的恐惧。
　　这样集体爆发的中产阶级之怒，去年有胶州路大火，中产阶层最发达的上海第一次展示了他们的实力。那次事件的进程，在悲伤的气氛中展示了中产阶层理性的力量，所有民众以及政府都被这种理性震撼，也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崭新的新势力的出现。但这次动车，让我目睹了中产阶层梦想破灭时的另一面。
　　朋友谢勇说，这次车难，最直接后果是触发了中产之怒，对中国而言，改良也渐渐不成为选项。
　　我以为，这才是“7·23”动车事故中最严重的“次生灾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