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里罗1936年11月20日出生在纽约市福特汉姆区的一个意大利移民家庭，童年时曾随父母迁居宾夕法尼亚州东部的波维尔市。1954年，德里罗进入福特汉姆大学学习神学、哲学和历史。现代派绘画、爵士乐、欧洲电影和格林尼治村的先锋艺术带给他乐趣和教益。从小受到的天主教教育一直影响着他。在教堂的神秘气氛、仪式、教义中，他看到虚构的抽象体系、教条、信念如何操纵人的思想与行为，并驱使他们走向极端，这一点深深地影响了德里罗后来的创作。1958年大学毕业后，德里罗就职于一家广告代理公司，并开始在业余时间从事文学创作。如今成为美国当代四大文豪之一，后现代小说阵营中独具魅力的领军人物，美国艺术与文学科学院院士，在学术界享有盛誉，已出版了14部长篇小说、3本剧作及诸多短篇小说、散文。他的作品题材广泛，多以反映美国当代历史、政治、文化危机为主，尤为关注美国的大众媒体、消费文化、意识形态等对人的行为、思想、心理和情感等各方面的影响。因其著作颇丰和其对后现代生存境遇的描绘，有人称他是“另一种类型的巴尔扎克”。2005年美国《纽约时报书评》杂志评选了自1980年以来美国最佳的小说，其中，德里罗有3部小说人选，《白色噪音》《天秤星座》和《地下世界》。
　　德里罗发表于2007年5月15日的《坠落的人》，一经推出，即得到了评论界的一致好评，尽管前后已有不少聚焦“9-11”创伤和后“9·11”社会综合征的作品，但德里罗的小说《坠落的人》被认为是迄今最出色的一部，堪与德里罗的巅峰之作《白色噪音》(White Noise,1985)比肩齐名。
　　这是一幅震惊世界的照片。2001年9月11日上午9：41分15秒，美国遭遇“9·11”恐怖袭击的当天，当纽约世贸大厦双子塔被浓烟和火焰笼罩的时候，一位名叫理查德，德鲁的美国摄影师拍下了这张名为“坠落的人”(The Falling Man)的照片。当时摄影师正好将镜头对准北塔。事后，德鲁说：“你可以听到他们坠楼的声音，那是重重的撞击。就像成袋成袋的水泥落在地上一样。”这名在浓烟火海中绝望跳楼的男子名叫乔纳森·布里雷，43岁的他是世贸大厦北塔顶部一家餐馆的音响工程师。乔纳森绝望跳楼的场景，成了“9·11”恐怖袭击中最著名、也最令人悲痛的画面之一。几年来，乔纳森的家人一直以为他死在了世贸大厦的废墟中。在乔纳森跳楼丧生的当天早晨，他还和妻子希拉里吻别，然后才来到曼哈顿世贸大厦北塔顶部的“世界之窗”餐馆上班。上午8时45分，乔纳森开始上班还不到一小时，被恐怖分子劫持的美国航空公司客机就撞进了北塔。
　　作家唐·德里罗正是从这样一幅照片中得到了灵感，创作出了《坠落的人》(alling Man)这部作品，作家在小说中就曾借助女主人公丽昂的视角描述过这张照片：第一次在报纸上看见照片时，丽昂“心里产生了极大的震撼。那名男子脑袋朝下，身后是塔楼。巨大的楼体填满了整个画面。那个人在坠落，她感觉塔楼在他身后随时会倒塌。巨大的线条刺破天际，垂直的支柱形成条纹。男子身上的衬衣血迹斑斑，或许那是燃烧的痕迹；他身后的支柱产生了强烈的构图效果：近处的塔楼——北塔——是颜色较深的线条，另外一座塔楼是比较明亮的线条，画面是巨大的楼体，那个男子几乎就在明暗两种线条之间。她心里想，脑袋朝下，自由落体；这个画面在她心灵上烧了一个洞，亲爱的上帝，他是一位坠落的天使，他的美丽令人感到恐怖”。
　　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9·11恐怖袭击事件的幸存者，小说讲述的是那一天的经历给他随后的生活所带来的影响。小说的幕布徐徐拉开，一位39岁的律师，凯斯·诺戴克(Keith Neudecker)，逃离了自己位于世贸大厦的办公室。从恐怖事件中死里逃生的他，伤口不住地流着血，不知所措的他手里提着别人的公文包，在慌乱中穿过惊恐不安的人群和满是瓦砾、废墟的街道，回到自己以前的寓所。现在那里住着已经和他分居的妻子丽昂，以及他们7岁的儿子贾斯汀。分居后的凯斯就住在世贸大厦附近，这样他可以走路去上班。突遭变故的凯斯出现在丽昂面前，脸上还残留着玻璃碎片，虽然丽昂的母亲极力反对女儿再次接纳凯斯，但丽昂不忍心，还是带着凯斯去医院治伤。双方也都在为修复几近破裂的婚姻关系做着努力。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凯斯逐渐从生理与心理创伤中恢复过来，他和丽昂重新过上了正常的居家生活。然而好景不长，凯斯和另外一名中年黑人妇女弗洛伦斯发生了婚外情。事情的起因是，凯斯在慌乱中误拿了弗洛伦斯的公文包，在还包给她的时候，得知对方也是这起事件的幸存者。或许是同病相怜的缘故，他们在对方身上找到了些许慰藉，直至后来发生了婚外情。但后来凯斯还是逐渐地和她断绝了关系。灾难过后的凯斯再也无法回到从前，陷入扑克牌赌博不能自拔，借机寻找排遣和刺激。虽然丽昂原本希望恢复他们的家庭关系，结果却发现彼此之间渐行渐远。凯斯成了一名职业扑克牌手，周游世界，参加各种扑克牌比赛。但在此期间，他不断地回忆起那位在“9·11”事件中丧生的牌友，而“9·11”事件成了他挥之不去的梦魇。作家所要表现的恰恰正是和凯斯一样的许多纽约人在经历了“9·11”事件之后，他们的生活从此满是失落与悲伤，情感世界也变得满目疮痍。
　　小说还讲述了凯斯的前妻丽昂的境况。她为一些老年痴呆症患者办了一个写作班，鼓励老人们去书写自己的生活感悟，与疾病抗争。丽昂的父亲就是由于对老年痴呆症的恐惧而自杀了，这对她的刺激很大。丽昂的母亲是一位退休的艺术史教授，风烛残年，体质逐渐虚弱，在丽昂看来，无情的岁月才是人类生命的最大敌手。此外，令丽昂特别无法忍受的就是一位邻居总是循环不断地播放中东地区的音乐，这无疑勾起人们对“9·11”事件的痛苦回忆。此外，唐·德里罗还描绘了另外两个男人的故事，他们几次出现在小说中，一个是一名行为艺术家，在“9·11”事件发生十天之后，开始在纽约市的各大建筑物上表演，他身着正装、系着领带、穿着皮鞋，总是头朝下脚朝上用绳索把自己悬挂在半空，保持着不动的坠落姿态，不时引”，起人们的围观。其实，行为艺术家所表现出的这种特殊的感受和隐喻，作家以女主人丽昂的视角展现在了读者的面前：“坠落的人’在列车经过时从高架上跳下，“车上的人有的会看见他站在这里，有的会看见他跳下，他们都会受到巨大冲击，从幻想中，从正在阅读的报纸中，从目瞪口呆地对着手机讲话的行为中震醒”。那些乘客不知道他是系着安全带的。他们只能看到他坠落下来，离开他们的视线。在丽昂的猜想中，那些人会用手机向别人描述自己见到或者邻座人看见、试图向他们描述的情景。“从根本上说，他们要说的只有一件事情。有人坠落了。坠落的人。”读到此，读者应该能身临其境，领会到这位行为艺术家的意图：提醒人们不要忘记从世贸大厦上落下的人们。德里罗还有意将这位艺术家的行为 与照片中的影像联系起来，让人回想起世贸双子塔楼里陷入火海的人摔下或者被迫跳下的可怕情景：一个自由落体的男子，脑袋朝下，双手靠在身体两侧，一条腿弯曲，身后是隐隐出现的塔楼支柱外墙；另一个男人则是一个名叫哈默德的劫机分子，他是在汉堡的伊斯兰极端小组的成员，后潜入美国，参与了劫机冲撞世贸大厦双子塔的行动。德里罗不仅形象地描述了哈默德在阿富汗“基地”接受训练、在德国汉堡秘谋恐怖主义袭击、在佛罗里达州接受飞行训练、甚至后来驾机撞楼的经历，而且还细致地刻画了哈默德是如何走上这样一条不归之路的，以及他在撞机之前的心理状态。小说将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围绕着一个巨大的历史事件的生活全面展示了出来，逼真地表现了美国人所处的时代氛围和心理境况。
　　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作家唐·德里罗在创作这部小说时的良苦用心。《坠落的人》的英文题目“FailingMan’’其实是语带双关的。根据上海译文出版社陆谷孙主编的《英汉大词典》(1998)fall一词的英文含义，除表示“落下、降落、跌落”之外，还有“堕落，(在地位、权力、声誉等方面)下降、失势、垮台，(城市、阵地等)陷落、被攻克”的含义。“9·11”事件对美国人的心灵震撼是无比巨大的，使美国人的安全感丧失了，看别人的目光中好像充满了怀疑和恐惧，已经和原来的清澈、单纯、热情大不一样了。美国社会趋于保守，对穆斯林的不信任、文化的分裂，美国人开始怀疑那些和他们文化与种族不一样的人。德里罗刻意挑选的fall一词，不仅辛辣地讽刺了恐怖主义分子人性的堕落，而且还批评了在“9·11”事件之后的美国人在精神上的不振与堕落。作为一个密切观察社会走向的作家，唐·德里罗把他的触角也延伸到这场事件中，以一个幸存者的体验来折射“9·11”事件对美国人的影响。
　　《坠落的人》是一部“美妙却令人困惑”的小说，不要期待阅读它能像阅读其他主流作品那样，故事情节会带着你开始一场直线之旅。而这部小说的情节却是圆形的，带着读者围绕这一个中心点来回地绕圈，最终又回到了故事发生的地方——因两架遭劫持的喷气式客机的撞击濒临倒塌的世贸大厦：小说的结尾，读者仿佛和凯斯一道走出了大楼，觉得“这就是灾难发生的现场，就在他周围，一切都在坠落，路牌、人，还有他无法说出的东西”。读者也会顺着凯斯的目光，看见空中飘过一件衬衣，“看见它坠落，两袖挥舞，仿佛置身于另外一个世界”。
　　作者德里罗自己曾说过：“对我而言，小说的终极目标就是制造一个谜团，总要留下许多让人无法回答的问题。”通过《坠落的人》，德里罗帮助读者透视生命的脆弱，作家以复杂而充满睿智的语句将宏大的历史事件在个人层面上展现出来，无比精准地刻画了“9·11”事件过后的岁月中纽约人所深刻感受到的那种情感上的空虚与隐约的绝望。虽然学界普遍认为，德里罗是美国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作家，有意思的是，在一次访谈中作家却表示自己是一个现代主义作家，与乔伊斯、福克纳、多斯帕索斯等人一脉相承。在创作中，他自称是受到语言的驱使，试图在文字中创造一种融视觉、听觉、意义为一体的多重效果。德里罗既寄身其中又置身其外，这种独特的视角让他能敏锐地意识到我们正处在一个充满危机的时代，恐怖无处不在。同时，作为一名社会批评家，德里罗将生活在社会边缘视为作家的一种特权。在他看来，一个作家越是边缘化，他的作品越显得重要，因为他最终的目标是让小说永葆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