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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作家赫塔·米勒(Herta Miller迄今共出版了22部作品，其中包括3部短篇小说集、6部长篇小说以及相关散文与诗歌等。统观其创作，笔者认为，米勒的小说内容事实上可简约概括为这样一句话，即：个体伤痕的文学阐释与个人叙事的反抗精神。就创作来看，米勒是一位拒绝遗忘悲伤的作家，她不断用写作叙述着个体生存的经历与精神反抗，在个人化的叙事中展现了齐奥塞斯库时期罗马尼亚的社会背景以及芸芸众生的痛苦挣扎。
一、个人记忆建构的文学世界
文学创作的灵感往往源于作家的个体经验，作家也常借用文学这一媒介来记录自身的生存经历，尤其是那些曾经对个体生命产生重大创伤的经历，并以此建构起独特的具有鲜明个人色彩的文学世界。赫塔·米勒正是这样一位作家，其小说中对往事的回忆，对历史的反思，对被压迫者命运的描写，同她在齐奥塞斯库极权统治时期的生存经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米勒1953年8月17日生于罗马尼亚西部蒂米什县小镇一个说德语的日耳曼少数民族村庄，由于其独特的少数民族身份(德裔罗马尼亚人)而备受排挤，米勒大学期间为了追求创作自由，抗议当时罗马尼亚领导人齐奥塞斯库的专制统治，曾加入了罗马尼亚的一个德裔青年作家组织“巴纳特行动小组”，后来又因拒绝与国家安全部门合作而不断遭受恐吓和审讯。幼年时农村生活体验和后来极度压抑的精神困苦为米勒的文学创作囤积了宝贵的写作素材。
1982年，米勒的处女作、短篇小说集《低地》出版，此书多是以第一人称的口吻，从一个孩子的视角审视记忆中的故乡，书中对农村压抑破败环境的描写、对村民愚钝麻木性格的刻画、对冷漠混乱的人际关系的揭露、对故乡既眷恋又厌恶的矛盾心态，都可看作是作者个人记忆在文学中的映射。1986年米勒以自己申办出国护照的经历为基础创作的《人是世界上的一只大野鸡》，同样以作者记忆中的农村生活为背景，反映了作者记忆中罗马尼亚德语乡村的移民现象，讲述了德裔温迪施一家为了移民不得不以牺牲女儿为代价，人变得卑微、渺小、毫无尊严、无所皈依，只能像一只大野鸡一样活着，这种深刻的感悟正是建立在作者亲身经历的基础之上。
由于不堪忍受秘密警察的骚扰和精神的极度紧张与绝望，米勒与作家丈夫理查德·瓦格纳1987年移民西德。过去不堪回首的经历成了米勒心中永难抹去的伤痕，记忆中挥之不去的梦魇成了她取之不尽的写作素材。米勒曾说：“对我来说，最有意义的生活便是在罗马尼亚集权统治下的那段经历。德国的生活非常简单，而就在几百公里外，便是我那些过去的记忆。”虽然离开故国已经二十余年，但是米勒拒绝遗忘，毅然回到心灵受创的地方，继续把个体记忆诉诸文字，1989年齐奥塞斯库倒台之后，米勒陆续创作了一系列带自传色彩的反映罗马尼亚高压统治的长篇小说：《狐狸那时已是猎人》(1992)《心兽》(1994)《今天我不愿面对自己》(1997)。前者以被迫害与逃逸为小说主线，阿迪娜受到秘密警察的监视，每天下班回家，都发现挂在卧室中的狐皮围脖短了一截，死亡的威胁在向她一步步靠近。狐狸围脖象征着的正是步步紧逼的生命威胁，小说字里行间都充斥着恐惧、屈辱和绝望，这正是作者记忆中风雨飘摇的罗马尼亚。在统治者的眼里人民是可以随意猎杀的狐狸，无法反抗的猎物，然而他们却不曾明白，狐狸那时已是猎人。同阿迪娜一样，作者也曾经是“狐狸”，也曾受到猎人的威胁，为了避免迫害而选择逃逸。《心兽》中的个人色彩更为明显，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有一个心兽，“心兽”象征着恐怖统治压迫下挣扎、悸动的人心，或者说是人的天性、生的本能。“心兽”的选择，决定着我们的生活。小说描写了一群大学生的悲惨遭遇，“我”的两个朋友相继被杀，“我”和埃德加因为选择了反抗而受到监视和威胁，终日生活在恐惧之中。最后“我”和埃德加侥幸逃生，定居西德，却难以忘记过去的遭遇。小说中的“我”和埃德加很明显带有米勒和丈夫理查德·瓦格纳的影子，“我”受到的监视与威胁和作者遭受秘密警察骚扰、传讯的经历也极为相似，小说中大量的心理描写更是可以看成对作者个人心态的描述。“罗马尼亚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和米勒近期的《呼吸秋千》也带有鲜明的自传色彩。作为一名流散作家，米勒以一个边缘人的视角，以写作为媒介，以记忆中齐奥塞斯库统治下的罗马尼亚为背景，以个体伤痕为素材，用第3,称的口吻，用一种近乎独自的声音诉说着她成长中的痛苦、不满、反抗和无奈，建构起一个独属于赫塔，米勒的文学世界。
二、个人叙事建构的时代记忆
一个个体的故事，就是一个社会的缩影。文学创作虽然含有作家"iX的虚构与想象，但难免会带有时代的影子，尤其是反映一个特定时期的文学作品可以说就是那个时代的缩影。赫塔·米勒的小说成功地通过个人叙事建构起一个时代的记忆，在个人悲欢的叙述背后隐含着宏大的历史叙事，她力图将个人记忆织入“宏大叙事”，使两者达到一种巧妙的缝合，从她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齐奥塞斯库极权统治下罗马尼亚的社会缩影。这充分体现了“个人叙事”与“宏大叙事”之间的张力，也加深了作品的广度与深度。
法国哲学家利奥塔在《后现代状况》一书中认为所谓“个人叙事”也称“小叙事”，就是“利用故事唤起被主流叙述所遮蔽的叙述方式”，用个体经历替代集体“文献记录”的叙事话语。赫塔-米勒正是采用个人叙事的方法，叙事者从个体的生存经验出发，讲述关于自己的故事，书写一种“个人化”的历史记忆，描写一个个小人物的悲惨遭遇。作者虽然没有对齐奥赛斯库统治时期的历史做全景式的“宏大叙事”，也不是站在时代的高度描写全体大众的苦难。但是从其作品中我们则能看到一种不同于史料记载的个人记录，作品中对个体存在的背景与环境的描写能够唤起我们对那个时代的回忆。正如作者自己所说：“我是在书桌前，不是在鞋店里”，作家的使命就是要回到书桌前，书写时代和人生。长篇小说《今天我不愿面对自己》以主人公“我”乘电车去接受传讯为线索，用意识流的写作手法串联起“我”的半生经历和周围人的生存状态：“我”被迫接受秘密警察无休止的询问，女友莉莉因为与一名退休军官一起偷越国境而被枪杀，丈夫保罗靠整日酗酒来缓解精神压力等等。随着主人公个人记忆的慢慢展开，一副病态、压抑、沉闷而又颓废动荡的社会图景展现在读者面前，小说通过“我”的回忆建构起整个时代的精神面貌。米勒2009年的最新力作《呼吸秋千》则虚构了一个17岁男孩儿列奥伯得·奥贝格由于不堪忍受劳动营的非人待遇，最终摒弃道德求生存的悲惨遭遇。在“二战”结束60多年的今天，米勒通过为一个被历史铁轮碾碎的小人物树碑立传，力现了“二战”后纳粹盟国罗马尼亚将8万德裔罗马尼亚人强制送往前苏联劳改营的那段历史。作品中，米勒依据个体生存体验塑造的“我”和17岁男孩儿，都是生活在一个特定时代的个人，他们身上所承 载的不仅仅是具体的、个人化的、情感化的历史，也是一个时代的历史缩影。如此一来，小说中看似简单的个人叙事也被赋予了更宽阔的广度和更深刻的内涵。
在今天所谓的后现代语境中，人们不再相信人为的“神话”，伟大的“主题”，在“宏大叙事”遭到解构，现实世界被还原为意义消解、价值解体的凡人世界的语境下，赫塔·米勒的写作价值就在于她认为“诗在世界里，而不在语言里”。即作家写作的意义，其本质的追求在于对“世界”的诗的表现，而不是形式的表达，因而，她以叙事的真实再现现实的世界，并以个人化的叙事建构起时代的记忆，重构生存的意义与价值，使之构成了她所经历的齐奥塞斯库极权统治下罗马尼亚社会日常生活的编年史。
三、文本持续的个体反抗精神
“赫塔·米勒以诗歌的精炼和散文的直白，描绘了无依无靠的人群的生活图景”。米勒本身就是一个被放逐的漂泊无根的人，齐奥赛斯库独裁统治时期的生存经历使她的创作生涯充满了反抗和战斗，从罗马尼亚到德国，从过去到现在，米勒始终以一种反抗者的姿态审视现实，不断用写作反抗齐奥赛斯库的专制统治和对个人自由的压制。
由于社会环境、政治气候等因素的影响，赫塔·米勒小说中的反抗精神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82—1987年，这一时期的罗马尼亚，秘密警察横行，个人自由被剥夺，疯狂和病态成为社会常态。失业、审讯和恐吓并没有使米勒丧失自身的独立意识，她为了追求创作自由曾加入“巴纳特行动小组”，试图通过文学创作来反抗非人性的独裁统治，控诉专制独裁对人性的残害。创作于这一时期的《低地》就是为了“反抗强加于我的德国人身份，反抗巴纳特的德国农村，反抗失语而压抑的童年”。可见作者在创作之初就试图凭借文学创作来抒发个人痛苦和绝望，发出自己的声音，反抗现实。用赫塔·米勒的话说，即：写作是思想的肉体表达，写作不再让我默默无闻。但是，由于这一时期米勒仍然生活在罗马尼亚，创作有所顾忌，所以，小说中的反抗多采用隐喻、暗示的形式。“它的反抗太微弱了，链子都是多余的”。在《乡村纪事》中，即以描写一幅贫困、落后、衰老、死亡、充满暴力的
乡村图景来隐喻当时的社会状况。第二阶段是1987年至今，这一时期，米勒离开了罗马尼亚，使之得以一种超脱剥离的外来眼光重新审视过去，进而创作了一系列批判罗马尼亚专制高压统治的长篇小说，其中的反抗意识也更加突出、明显。最能体现作者个体反抗精神的小说应属她的代表作《今天我不愿面对自己》。书中依据是否被传讯与是否发疯的标准把人分成四类，“我”和保罗属于社会上最少的一类人：被传讯，但从不发疯。“我”既是受压迫者，也是清醒的反抗者。“我”一直是一名反抗者的形象，“我”为了逃离国境，在送往外国的衣物之中夹带了10张“我等你”的纸条并被当作间谍，反抗的失败使“我”陷入更加艰难的境地：失业、被迫接受秘密警察无休止的传讯。传讯使“我”的精神极度紧张：十点接受传讯，却从凌晨三点开始“我就听到闹钟滴答滴答的声音：传讯，传讯，传讯……”但是，“我”没有被摧毁，也没有“发疯”，而是以另一种反抗的姿态全神贯注地应对每次传讯。虽然每个问题都能把“我”推向深渊，但“我”每次都更小心地面对。与小说中的“我”相比，米勒是幸运的，她逃离了罗马尼亚，用写作继续自己无声的反抗，而“我”想逃却无路可逃，唯有面对。但并非被现实击垮，而是更加清醒、认真、决绝地应对审讯，继续前行。
“我们曾经是少数人，但我们许多人留了下来。”无论时空如何变化，米勒始终是“少数人”，即反抗者中的坚持者。她始终站在反抗的立场控诉独裁专制对个人意志和自由的剥夺，对人性的残害。在极权专制的社会中，米勒看到了现实的残忍，但无法说出事实，只能以文本方式付诸文字，用写作发出自己的声音。这是沉默的批判，无声的抗议。即使逃离受压抑的环境后，米勒的反抗也没有终止，而是继续用文字记录过去的一切。米勒反抗的深刻性在于她认识到：虽然齐奥赛斯库已经倒台，但历史的舞台上只不过是换了另一些面孔，人民的生活依旧，真正的自由远未到来。所以，米勒仍然要用自己的文字去阐释，去批判，去揭露，去呐喊!
纵观赫塔·米勒的小说，其写作始终没有脱离乡土背景、自传成分、个体反抗。其文本指向与其说是一个个完整的故事，不如说是与作者个体痛苦记忆相链接的历史本象。米勒在个体伤痕的阐述过程中不仅建构了一种个人化的时代记忆，也传达了作者对自由的追求和对极权的反抗。我们在米勒的小说中能够真切体会到：文学是人类的良心，是人类精神的形象展示。
一、个人记忆建构的文学世界
文学创作的灵感往往源于作家的个体经验，作家也常借用文学这一媒介来记录自身的生存经历，尤其是那些曾经对个体生命产生重大创伤的经历，并以此建构起独特的具有鲜明个人色彩的文学世界。赫塔·米勒正是这样一位作家，其小说中对往事的回忆，对历史的反思，对被压迫者命运的描写，同她在齐奥塞斯库极权统治时期的生存经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米勒1953年8月17日生于罗马尼亚西部蒂米什县小镇一个说德语的日耳曼少数民族村庄，由于其独特的少数民族身份(德裔罗马尼亚人)而备受排挤，米勒大学期间为了追求创作自由，抗议当时罗马尼亚领导人齐奥塞斯库的专制统治，曾加入了罗马尼亚的一个德裔青年作家组织“巴纳特行动小组”，后来又因拒绝与国家安全部门合作而不断遭受恐吓和审讯。幼年时农村生活体验和后来极度压抑的精神困苦为米勒的文学创作囤积了宝贵的写作素材。
1982年，米勒的处女作、短篇小说集《低地》出版，此书多是以第一人称的口吻，从一个孩子的视角审视记忆中的故乡，书中对农村压抑破败环境的描写、对村民愚钝麻木性格的刻画、对冷漠混乱的人际关系的揭露、对故乡既眷恋又厌恶的矛盾心态，都可看作是作者个人记忆在文学中的映射。1986年米勒以自己申办出国护照的经历为基础创作的《人是世界上的一只大野鸡》，同样以作者记忆中的农村生活为背景，反映了作者记忆中罗马尼亚德语乡村的移民现象，讲述了德裔温迪施一家为了移民不得不以牺牲女儿为代价，人变得卑微、渺小、毫无尊严、无所皈依，只能像一只大野鸡一样活着，这种深刻的感悟正是建立在作者亲身经历的基础之上。
由于不堪忍受秘密警察的骚扰和精神的极度紧张与绝望，米勒与作家丈夫理查德·瓦格纳1987年移民西德。过去不堪回首的经历成了米勒心中永难抹去的伤痕，记忆中挥之不去的梦魇成了她取之不尽的写作素材。米勒曾说：“对我来说，最有意义的生活便是在罗马尼亚集权统治下的那段经历。德国的生活非常简单，而就在几百公里外，便是我那些过去的记忆。”虽然离开故国已经二十余年，但是米勒拒绝遗忘，毅然回到心灵受创的地方，继续把个体记忆诉诸文字，1989年齐奥塞斯库倒台之后，米勒陆续创作了一系列带自传色彩的反映罗马尼亚高压统治的长篇小说：《狐狸那时已是猎人》(1992)《心兽》(1994)《今天我不愿面对自己》(1997)。前者以被迫害与逃逸为小说主线，阿迪娜受到秘密警察的监视，每天下班回家，都发现挂在卧室中的狐皮围脖短了一截，死亡的威胁在向她一步步靠近。狐狸围脖象征着的正是步步紧逼的生命威胁，小说字里行间都充斥着恐惧、屈辱和绝望，这正是作者记忆中风雨飘摇的罗马尼亚。在统治者的眼里人民是可以随意猎杀的狐狸，无法反抗的猎物，然而他们却不曾明白，狐狸那时已是猎人。同阿迪娜一样，作者也曾经是“狐狸”，也曾受到猎人的威胁，为了避免迫害而选择逃逸。《心兽》中的个人色彩更为明显，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有一个心兽，“心兽”象征着恐怖统治压迫下挣扎、悸动的人心，或者说是人的天性、生的本能。“心兽”的选择，决定着我们的生活。小说描写了一群大学生的悲惨遭遇，“我”的两个朋友相继被杀，“我”和埃德加因为选择了反抗而受到监视和威胁，终日生活在恐惧之中。最后“我”和埃德加侥幸逃生，定居西德，却难以忘记过去的遭遇。小说中的“我”和埃德加很明显带有米勒和丈夫理查德·瓦格纳的影子，“我”受到的监视与威胁和作者遭受秘密警察骚扰、传讯的经历也极为相似，小说中大量的心理描写更是可以看成对作者个人心态的描述。“罗马尼亚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和米勒近期的《呼吸秋千》也带有鲜明的自传色彩。作为一名流散作家，米勒以一个边缘人的视角，以写作为媒介，以记忆中齐奥塞斯库统治下的罗马尼亚为背景，以个体伤痕为素材，用第3,称的口吻，用一种近乎独自的声音诉说着她成长中的痛苦、不满、反抗和无奈，建构起一个独属于赫塔，米勒的文学世界。
二、个人叙事建构的时代记忆
一个个体的故事，就是一个社会的缩影。文学创作虽然含有作家"iX的虚构与想象，但难免会带有时代的影子，尤其是反映一个特定时期的文学作品可以说就是那个时代的缩影。赫塔·米勒的小说成功地通过个人叙事建构起一个时代的记忆，在个人悲欢的叙述背后隐含着宏大的历史叙事，她力图将个人记忆织入“宏大叙事”，使两者达到一种巧妙的缝合，从她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齐奥塞斯库极权统治下罗马尼亚的社会缩影。这充分体现了“个人叙事”与“宏大叙事”之间的张力，也加深了作品的广度与深度。
法国哲学家利奥塔在《后现代状况》一书中认为所谓“个人叙事”也称“小叙事”，就是“利用故事唤起被主流叙述所遮蔽的叙述方式”，用个体经历替代集体“文献记录”的叙事话语。赫塔-米勒正是采用个人叙事的方法，叙事者从个体的生存经验出发，讲述关于自己的故事，书写一种“个人化”的历史记忆，描写一个个小人物的悲惨遭遇。作者虽然没有对齐奥赛斯库统治时期的历史做全景式的“宏大叙事”，也不是站在时代的高度描写全体大众的苦难。但是从其作品中我们则能看到一种不同于史料记载的个人记录，作品中对个体存在的背景与环境的描写能够唤起我们对那个时代的回忆。正如作者自己所说：“我是在书桌前，不是在鞋店里”，作家的使命就是要回到书桌前，书写时代和人生。长篇小说《今天我不愿面对自己》以主人公“我”乘电车去接受传讯为线索，用意识流的写作手法串联起“我”的半生经历和周围人的生存状态：“我”被迫接受秘密警察无休止的询问，女友莉莉因为与一名退休军官一起偷越国境而被枪杀，丈夫保罗靠整日酗酒来缓解精神压力等等。随着主人公个人记忆的慢慢展开，一副病态、压抑、沉闷而又颓废动荡的社会图景展现在读者面前，小说通过“我”的回忆建构起整个时代的精神面貌。米勒2009年的最新力作《呼吸秋千》则虚构了一个17岁男孩儿列奥伯得·奥贝格由于不堪忍受劳动营的非人待遇，最终摒弃道德求生存的悲惨遭遇。在“二战”结束60多年的今天，米勒通过为一个被历史铁轮碾碎的小人物树碑立传，力现了“二战”后纳粹盟国罗马尼亚将8万德裔罗马尼亚人强制送往前苏联劳改营的那段历史。作品中，米勒依据个体生存体验塑造的“我”和17岁男孩儿，都是生活在一个特定时代的个人，他们身上所承 载的不仅仅是具体的、个人化的、情感化的历史，也是一个时代的历史缩影。如此一来，小说中看似简单的个人叙事也被赋予了更宽阔的广度和更深刻的内涵。
在今天所谓的后现代语境中，人们不再相信人为的“神话”，伟大的“主题”，在“宏大叙事”遭到解构，现实世界被还原为意义消解、价值解体的凡人世界的语境下，赫塔·米勒的写作价值就在于她认为“诗在世界里，而不在语言里”。即作家写作的意义，其本质的追求在于对“世界”的诗的表现，而不是形式的表达，因而，她以叙事的真实再现现实的世界，并以个人化的叙事建构起时代的记忆，重构生存的意义与价值，使之构成了她所经历的齐奥塞斯库极权统治下罗马尼亚社会日常生活的编年史。
三、文本持续的个体反抗精神
“赫塔·米勒以诗歌的精炼和散文的直白，描绘了无依无靠的人群的生活图景”。米勒本身就是一个被放逐的漂泊无根的人，齐奥赛斯库独裁统治时期的生存经历使她的创作生涯充满了反抗和战斗，从罗马尼亚到德国，从过去到现在，米勒始终以一种反抗者的姿态审视现实，不断用写作反抗齐奥赛斯库的专制统治和对个人自由的压制。
由于社会环境、政治气候等因素的影响，赫塔·米勒小说中的反抗精神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82—1987年，这一时期的罗马尼亚，秘密警察横行，个人自由被剥夺，疯狂和病态成为社会常态。失业、审讯和恐吓并没有使米勒丧失自身的独立意识，她为了追求创作自由曾加入“巴纳特行动小组”，试图通过文学创作来反抗非人性的独裁统治，控诉专制独裁对人性的残害。创作于这一时期的《低地》就是为了“反抗强加于我的德国人身份，反抗巴纳特的德国农村，反抗失语而压抑的童年”。可见作者在创作之初就试图凭借文学创作来抒发个人痛苦和绝望，发出自己的声音，反抗现实。用赫塔·米勒的话说，即：写作是思想的肉体表达，写作不再让我默默无闻。但是，由于这一时期米勒仍然生活在罗马尼亚，创作有所顾忌，所以，小说中的反抗多采用隐喻、暗示的形式。“它的反抗太微弱了，链子都是多余的”。在《乡村纪事》中，即以描写一幅贫困、落后、衰老、死亡、充满暴力的
乡村图景来隐喻当时的社会状况。第二阶段是1987年至今，这一时期，米勒离开了罗马尼亚，使之得以一种超脱剥离的外来眼光重新审视过去，进而创作了一系列批判罗马尼亚专制高压统治的长篇小说，其中的反抗意识也更加突出、明显。最能体现作者个体反抗精神的小说应属她的代表作《今天我不愿面对自己》。书中依据是否被传讯与是否发疯的标准把人分成四类，“我”和保罗属于社会上最少的一类人：被传讯，但从不发疯。“我”既是受压迫者，也是清醒的反抗者。“我”一直是一名反抗者的形象，“我”为了逃离国境，在送往外国的衣物之中夹带了10张“我等你”的纸条并被当作间谍，反抗的失败使“我”陷入更加艰难的境地：失业、被迫接受秘密警察无休止的传讯。传讯使“我”的精神极度紧张：十点接受传讯，却从凌晨三点开始“我就听到闹钟滴答滴答的声音：传讯，传讯，传讯……”但是，“我”没有被摧毁，也没有“发疯”，而是以另一种反抗的姿态全神贯注地应对每次传讯。虽然每个问题都能把“我”推向深渊，但“我”每次都更小心地面对。与小说中的“我”相比，米勒是幸运的，她逃离了罗马尼亚，用写作继续自己无声的反抗，而“我”想逃却无路可逃，唯有面对。但并非被现实击垮，而是更加清醒、认真、决绝地应对审讯，继续前行。
“我们曾经是少数人，但我们许多人留了下来。”无论时空如何变化，米勒始终是“少数人”，即反抗者中的坚持者。她始终站在反抗的立场控诉独裁专制对个人意志和自由的剥夺，对人性的残害。在极权专制的社会中，米勒看到了现实的残忍，但无法说出事实，只能以文本方式付诸文字，用写作发出自己的声音。这是沉默的批判，无声的抗议。即使逃离受压抑的环境后，米勒的反抗也没有终止，而是继续用文字记录过去的一切。米勒反抗的深刻性在于她认识到：虽然齐奥赛斯库已经倒台，但历史的舞台上只不过是换了另一些面孔，人民的生活依旧，真正的自由远未到来。所以，米勒仍然要用自己的文字去阐释，去批判，去揭露，去呐喊!
纵观赫塔·米勒的小说，其写作始终没有脱离乡土背景、自传成分、个体反抗。其文本指向与其说是一个个完整的故事，不如说是与作者个体痛苦记忆相链接的历史本象。米勒在个体伤痕的阐述过程中不仅建构了一种个人化的时代记忆，也传达了作者对自由的追求和对极权的反抗。我们在米勒的小说中能够真切体会到：文学是人类的良心，是人类精神的形象展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