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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形象学为视角，对《桃花源记》进行翻译，并按文中乌托邦形象构建的三个方面分别对其英译本进行分析，并总结形象学视角下构建乌托邦形象的翻译策略和方法，指出翻译应考虑文本创作背景和作者欲求。
【关键词】《桃花源记》;形象学;乌托邦
【Abstract】In this paper， Peach Village was translat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magology， and analysis of its English translation was carried out from three aspects of utopian image construction. Translation strategies and methods of constructing utopian images is summarized. Moreover， it is pointed out that in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on， creation background of the source text and the author’s desire should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Key words】Peach Village;Imagology; Utopia
【作者简介】马梦晨（1993.11-），女，回族，云南大理人，云南师范大学，硕士;（通讯作者）孙兴文，云南师范大学，研究方向：英语笔译。
一、引言
《桃花源记》是东晋诗人陶渊明的名篇之一，其中乌托邦形象的构建与西方文学中乌托邦形象的构建有异曲同工之妙。形象学视角下，本文选取了《桃花源记》的林语堂译本和自译本，对其中乌托邦形象的构建进行英译对比研究，探索形象学角度下《桃花源记》中乌托邦形象构建的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以便更好地传播中国优秀的古籍文献。
二、乌托邦内涵及文学作品
“乌托邦”的原提出者是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1551 年，英国作家托马斯·莫尔用拉丁文完成了《乌托邦》的创作。 “乌托邦”即“乌有之地”，是人们心中那个美好而又永远无法实现的地方，而“乌托邦文学作品指的是描写现实中不存在的、作家虚构的理想社会的作品”。继“乌托邦”之后，“就出现了一个延绵不绝的乌托邦文学系列，规模宏大，影响不容小视”。除《乌托邦》外，类似作品还有很多：从国外的《鲁滨孙漂流记》《消失的地平线》到国内的《山海经》和《聊斋志异》，“这些作品中都有着对乌托邦社会的强烈追求，尤其是东晋诗人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记》，更是中国文学作品中阐释乌托邦的典范”。《桃花源记》虚构了一个小国寡民的世界，它远离战乱，风景优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三、形象学概述
欧洲形象学之父狄泽林克将形象学引入比较文学，研究一国文学中对“异国”形象的塑造或描述。“这里的异国形象并不是现实的复呈，而是形象塑造者根据自己的理解和欲求创造出来的，他可能是虚构的、 不真实的。”（陈斌， 2017：283）狄泽林克指出：文学或者非文学层面的 “他形象”和“自我形象”的发展过程及其缘由是形象学的研究重点（狄泽林克，2007：153）。因此，从形象学视角出发，《桃花源记》的翻译不能仅停留在简单的文字转换，还需要在译文中重建原文的“异国”形象，将作者的时代背景和欲求即上文所提到的异国形象的成因和影响考虑进去。
四、《桃花源记》中乌托邦形象的构建
以《桃花源记》为例，文本将从隐蔽的地理环境、理想的生活状态和难以实现的追求三个方面阐述陶渊明笔下《桃花源记》中的乌托邦形象构建。并通过对比研究，就如何在英译文本中重建乌托邦形象作出案例分析，意在于形象学背景下提出乌托邦形象构建的翻译策略和翻译技巧。
1.隐蔽的地理環境。在乌托邦文学作品中，一般会构建一个隐蔽的地理环境，而乌托邦小说的主人翁一般以意外的形式进入“异国”，从而突显地理环境的隐蔽与神秘，如《鲁滨孙漂流记》中的海难和《消失的地平线》中的飞机失事。因此《桃花源记》中渔人“误入桃花源”要在译文中得以体现。
该句交代了武陵人误入桃花源的背景。林译本中，“walking along a bank”，属于直译，有其合理性。但在形象学视角下，没有译出武陵人“误”入桃花源，不足以体现桃花源位置的隐蔽和缺少故事的合理性。文学通常用虚实相间的手法构建乌托邦形象，此处为写实，所以译者将其处理为“drifting along the flow of water”。“drifting”一词有随波逐流的意思， 水流的方向不定，也显出了渔人的漫不经心，才导致意外的发生，使情节不仅具有合理性，而且符合乌托邦形象的构建，即主人翁因为意外进入“异国”。
2.理想的生活图景。乌托邦有一重要属性，那就是美好。所以乌托邦文学作品中，从环境到制度再到生活都有大量关于美好的阐述，如在《消失的地平线》中，居民奉行中庸之道、推崇适度美德。同样的，翻译时应将桃花源中的美好表达出来，这样才能构建让人向往的乌托邦形象。
该句描写渔人在桃花源中看到的农业景象。形象学下，形象的成因是研究重点之一。当时的社会动荡不安，可以说桃花源的构建是与现实社会的对立。原文用“平旷”“俨然”“良” “美”这样的词极力凸显“世外桃源”的美好。相较林译本的省译，译者将他们如实还原，既构建了美好的乌托邦形象，也表现出陶渊明在战乱时代背景下对美好生活的欲求。
3.难以实现的追求。在乌托邦的形象构建中，一个关键词就是“难以实现”。《桃花源记》以渔人重寻无果为结局，让桃花源处在真实与虚幻之间，求而不得的桃花源才是真正的乌托邦。
原文的最后两句表达了桃花源再难寻觅，追求难以实现。两个译本差别不大，还有共通之处。从形象学角度出发，译者要重构求而不得的乌托邦形象，突出对世外桃源求而不得的无奈和遗憾，让读者与作者最大限度地共情。译者一面使用 “in high spirit”， 表现寻找的迫切，一面又用了大量否定词和转折词，如“few”“however”，来增加遗憾伤感之情，以此构建一个美好却无法实现的世外桃源形象，让人向往而又让人难觅踪迹。
五、总结
《桃花源记》可谓中国的《乌托邦》，其中虚构了一个宁静、美好的世外桃源，体现了古代中国的贤达之士对庶民生活的关注和对当时社会的反思，表达了对现实的不满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对《桃花源记》进行英译的过程中，译者以形象学为视角，关注文中乌托邦形象的构建、探索形象构建背后的原因和影响，从而指出翻译不应该仅停留在文字层面， 要注重原文中“异国”形象的翻译，考虑“他者”形象创作背后，原作者的欲求和渴望。只有这样，才能准确传递原文的精神和内涵，从而更好地传播中国优秀的典籍文化。
参考文献：
[1]陈斌.形象学视角下对中国文学外译问题的思考[J].翻译理论与实践，2017（06）：283-285
[2]狄泽林克（Hugo Dysefinck），方维规.比较文学形象学[J].中国比较文学，2007，68（3）：152-167.
[3]魏慧珊.一个意识形态化与乌托邦的混合体——试论希尔顿的《消失的地平线》[J].兰州交通大学学报，2012（05）：32-35.
[4]张艳.桃花源与和神国——乌托邦的“真实”和“虚幻”[J].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05）：92-94.
[5]林语堂.扬州瘦马[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30-35.
【关键词】《桃花源记》;形象学;乌托邦
【Abstract】In this paper， Peach Village was translat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magology， and analysis of its English translation was carried out from three aspects of utopian image construction. Translation strategies and methods of constructing utopian images is summarized. Moreover， it is pointed out that in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on， creation background of the source text and the author’s desire should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Key words】Peach Village;Imagology; Utopia
【作者简介】马梦晨（1993.11-），女，回族，云南大理人，云南师范大学，硕士;（通讯作者）孙兴文，云南师范大学，研究方向：英语笔译。
一、引言
《桃花源记》是东晋诗人陶渊明的名篇之一，其中乌托邦形象的构建与西方文学中乌托邦形象的构建有异曲同工之妙。形象学视角下，本文选取了《桃花源记》的林语堂译本和自译本，对其中乌托邦形象的构建进行英译对比研究，探索形象学角度下《桃花源记》中乌托邦形象构建的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以便更好地传播中国优秀的古籍文献。
二、乌托邦内涵及文学作品
“乌托邦”的原提出者是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1551 年，英国作家托马斯·莫尔用拉丁文完成了《乌托邦》的创作。 “乌托邦”即“乌有之地”，是人们心中那个美好而又永远无法实现的地方，而“乌托邦文学作品指的是描写现实中不存在的、作家虚构的理想社会的作品”。继“乌托邦”之后，“就出现了一个延绵不绝的乌托邦文学系列，规模宏大，影响不容小视”。除《乌托邦》外，类似作品还有很多：从国外的《鲁滨孙漂流记》《消失的地平线》到国内的《山海经》和《聊斋志异》，“这些作品中都有着对乌托邦社会的强烈追求，尤其是东晋诗人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记》，更是中国文学作品中阐释乌托邦的典范”。《桃花源记》虚构了一个小国寡民的世界，它远离战乱，风景优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三、形象学概述
欧洲形象学之父狄泽林克将形象学引入比较文学，研究一国文学中对“异国”形象的塑造或描述。“这里的异国形象并不是现实的复呈，而是形象塑造者根据自己的理解和欲求创造出来的，他可能是虚构的、 不真实的。”（陈斌， 2017：283）狄泽林克指出：文学或者非文学层面的 “他形象”和“自我形象”的发展过程及其缘由是形象学的研究重点（狄泽林克，2007：153）。因此，从形象学视角出发，《桃花源记》的翻译不能仅停留在简单的文字转换，还需要在译文中重建原文的“异国”形象，将作者的时代背景和欲求即上文所提到的异国形象的成因和影响考虑进去。
四、《桃花源记》中乌托邦形象的构建
以《桃花源记》为例，文本将从隐蔽的地理环境、理想的生活状态和难以实现的追求三个方面阐述陶渊明笔下《桃花源记》中的乌托邦形象构建。并通过对比研究，就如何在英译文本中重建乌托邦形象作出案例分析，意在于形象学背景下提出乌托邦形象构建的翻译策略和翻译技巧。
1.隐蔽的地理環境。在乌托邦文学作品中，一般会构建一个隐蔽的地理环境，而乌托邦小说的主人翁一般以意外的形式进入“异国”，从而突显地理环境的隐蔽与神秘，如《鲁滨孙漂流记》中的海难和《消失的地平线》中的飞机失事。因此《桃花源记》中渔人“误入桃花源”要在译文中得以体现。
该句交代了武陵人误入桃花源的背景。林译本中，“walking along a bank”，属于直译，有其合理性。但在形象学视角下，没有译出武陵人“误”入桃花源，不足以体现桃花源位置的隐蔽和缺少故事的合理性。文学通常用虚实相间的手法构建乌托邦形象，此处为写实，所以译者将其处理为“drifting along the flow of water”。“drifting”一词有随波逐流的意思， 水流的方向不定，也显出了渔人的漫不经心，才导致意外的发生，使情节不仅具有合理性，而且符合乌托邦形象的构建，即主人翁因为意外进入“异国”。
2.理想的生活图景。乌托邦有一重要属性，那就是美好。所以乌托邦文学作品中，从环境到制度再到生活都有大量关于美好的阐述，如在《消失的地平线》中，居民奉行中庸之道、推崇适度美德。同样的，翻译时应将桃花源中的美好表达出来，这样才能构建让人向往的乌托邦形象。
该句描写渔人在桃花源中看到的农业景象。形象学下，形象的成因是研究重点之一。当时的社会动荡不安，可以说桃花源的构建是与现实社会的对立。原文用“平旷”“俨然”“良” “美”这样的词极力凸显“世外桃源”的美好。相较林译本的省译，译者将他们如实还原，既构建了美好的乌托邦形象，也表现出陶渊明在战乱时代背景下对美好生活的欲求。
3.难以实现的追求。在乌托邦的形象构建中，一个关键词就是“难以实现”。《桃花源记》以渔人重寻无果为结局，让桃花源处在真实与虚幻之间，求而不得的桃花源才是真正的乌托邦。
原文的最后两句表达了桃花源再难寻觅，追求难以实现。两个译本差别不大，还有共通之处。从形象学角度出发，译者要重构求而不得的乌托邦形象，突出对世外桃源求而不得的无奈和遗憾，让读者与作者最大限度地共情。译者一面使用 “in high spirit”， 表现寻找的迫切，一面又用了大量否定词和转折词，如“few”“however”，来增加遗憾伤感之情，以此构建一个美好却无法实现的世外桃源形象，让人向往而又让人难觅踪迹。
五、总结
《桃花源记》可谓中国的《乌托邦》，其中虚构了一个宁静、美好的世外桃源，体现了古代中国的贤达之士对庶民生活的关注和对当时社会的反思，表达了对现实的不满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对《桃花源记》进行英译的过程中，译者以形象学为视角，关注文中乌托邦形象的构建、探索形象构建背后的原因和影响，从而指出翻译不应该仅停留在文字层面， 要注重原文中“异国”形象的翻译，考虑“他者”形象创作背后，原作者的欲求和渴望。只有这样，才能准确传递原文的精神和内涵，从而更好地传播中国优秀的典籍文化。
参考文献：
[1]陈斌.形象学视角下对中国文学外译问题的思考[J].翻译理论与实践，2017（06）：283-285
[2]狄泽林克（Hugo Dysefinck），方维规.比较文学形象学[J].中国比较文学，2007，68（3）：152-167.
[3]魏慧珊.一个意识形态化与乌托邦的混合体——试论希尔顿的《消失的地平线》[J].兰州交通大学学报，2012（05）：32-35.
[4]张艳.桃花源与和神国——乌托邦的“真实”和“虚幻”[J].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05）：92-94.
[5]林语堂.扬州瘦马[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30-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