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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革新之路——回首JIP在甘肃》一书记录着值得我再次学习的以马培芳主任为首的团队历经辛勤奋斗所获得的丰富的开创性科研成果，亦激起了我对著名教育家李秉德教授的深切怀念，以及1993年为“JIP计划”做鉴定时与甘肃同行们愉快合作的亲切场景。我自大学毕业以后一直在教育领域工作，经历过三个不同的工作岗位：教师、教育行政人员和科研工作者。“JIP计划”对这三个岗位的工作都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JIP计划”充分反映了教育工作者执着追求教育理想的崇高境界
“JIP计划”在甘肃省的执行时期正值我国进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期。自1985年党中央召开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发出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以后，我国中小学教育进入了以体制改革为突破口的全面改革时期，当时采取的重大措施除改革管理体制外，还包括有步骤地实施九年义务教育、改革德育工作和教学工作、改革农村和城市的教育、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大力发展教育科学研究事业等。通过全面改革，在全国初步构建了中小学教育的新格局，开创了中小学教育的新局面。正是顺应了这样的形势，马主任团队大胆引进国际教育合作项目，以大力推动甘肃省基础教育改革、尽快提高教育质量为目标，设计和实施了这么一项大规模的、在国际上和对省内外基础教育改革产生了震动和影响的综合性教育革新实验。为了这个项目，马主任团队在一年内走村串校，跑遍了第一批参与项目的100所实验校，后又走遍了全省的各个县市，常常夜以继日地工作。“好多老师自己带着干粮从很远的公社赶到县城参加项目培训学习”“有些民办学校教师一个月只有25元的薪酬”，团队中有些人忙成了经常“过家门而不入”的家庭成员。书中列举了无数反映这种执着追求教育理想的崇高境界的事例，令人动容。
二、“JIP计划”创造了行动研究领域的典型案例
李秉德教授曾经这样评价“JIP计划”：“说它是国际合作计划也好，项目也好，实验也罢，我们只能将其理解为‘工作加研究’的一个实验方案。”我非常赞同李教授的说法，“工作加研究”实际上就是行动研究的方法。这是我阅读这本书之后的新的认识。行动研究方法在20世纪80—90年代开始在世界范围内推广，我们在做项目鉴定时尚未认识到这种方法。行动研究方法的特点是：课题出自实际工作需要;研究在实际工作中进行;研究队伍有实际工作者参加;研究成果为实际工作者理解、掌握和应用;研究以解决实际问题，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和效益、改进教育教学工作为首要目标。行动研究具有开放性，在研究实践中可以综合运用其他不同的研究方法，包括实验法等。它还具有动态性，强调在研究过程中不断地进行“考察—反思—调整”，根据实践情况和评估的结果随时对研究方案、假设、方法等进行必要的调整和修正，以便更好地适应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行动研究的精髓在于其过程呈螺旋式上升，即计划、行动、考察、反思（反馈）与调整，含有反思（反馈）的环节，才称得上行动研究。甘肃省“JIP计划”具有上述特点，并且从论证、调查研究、设计方案、实施方案到总结推广的全过程都执行得十分规范、严谨和科学，堪称是行动研究的一个经典案例。
三、“JIP计划”树立了“行政支持、科研导向、基层参与”的工作机制范例
我认为“行政支持、科研导向、基层参与”的工作机制不仅有效应用在了“JIP计划”实施的全过程中，还可以普遍应用在日常工作中。因为它指向如何处理教育行政部门与教育科研机构和学校基层的工作关系，并为我们在处理好这三者相互依存关系方面树立了一个典范。
“JIP计划”的工作机制向我们提出了以下启示。教育行政部门应该领导和支持科研机构和基层学校的工作;要依靠科研机构为重大决策和重要措施提供科学依据;要依靠基层学校参与实践，以验证决策措施的正确性和可行性，并根据实践结果加以改进和完善;要“俯下身”去，向基层学校学习。科研机构要提高为教育行政决策和学校实践服务的自觉性;学习基层的实践经验并将实践经验提升到理性认识的高度。基层学校要在上级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和科研机构的帮助指导下积极参与力所能及的科研活动，以保证在一定理论的指导下，更好地掌握规律，在不断深化改革、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和学校管理水平以及提高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方面取得实效。三者的关系处理好了，将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
四、“JIP計划”展示了科研成果推广的有效经验
“JIP计划”的实施过程中最后的环节是“由行政推广扩散成果”。该项目重视科研成果推广工作的做法（从100所学校推广到1000所学校，从研究小学迁移到研究中学，从一个省推广到其他五个省等）是值得全国教育科研机构认真学习借鉴的经验。我看到本书序的第一页中马主任写到，由于一定的主客观原因，“对于项目成果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重视程度不够”，至今“成果未能形成完整、系统的文献资料”时，我立即反思到：我在担任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秘书长和基础教育学科组组长时，对成果的推广工作重视不够，不少优秀成果被束之高阁，仅止于做完鉴定工作，以至于成果的推广成为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的软肋。居里夫人有句名言：在科学上，重要的是研究产生的成果，而不是科学家本人。自然科学上如此，教育科学上也是如此。现在再次阅读这本书，不由得生起愧疚之心。
五、“JIP计划”揭示了许多有价值和值得进一步探讨的学术理论问题
这些学术理论问题在书中尚未来得及深入挖掘。例如，教育基本原理中的教育目的与教育功能问题;教学论中的教学内部各因素之间的联系问题;教育经济学中的教育投资利用效率问题;教育社会学中的教育系统与社会系统的相互关系问题;教育管理学中的教育行政管理领导作用的问题;教育文化学中的学校教育对家庭文化的导正问题;教育科学研究中的教育科学研究的任务问题等。书中的内容对上述蕴含的学术理论问题都有所涉及，虽没有做进一步的理论阐述，但具体事例已对教育工作者在理论上有所启示，并且激发起教育工作者对这些学术理论问题做进一步探讨的兴趣。
编辑 朱婷婷
一、“JIP计划”充分反映了教育工作者执着追求教育理想的崇高境界
“JIP计划”在甘肃省的执行时期正值我国进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期。自1985年党中央召开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发出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以后，我国中小学教育进入了以体制改革为突破口的全面改革时期，当时采取的重大措施除改革管理体制外，还包括有步骤地实施九年义务教育、改革德育工作和教学工作、改革农村和城市的教育、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大力发展教育科学研究事业等。通过全面改革，在全国初步构建了中小学教育的新格局，开创了中小学教育的新局面。正是顺应了这样的形势，马主任团队大胆引进国际教育合作项目，以大力推动甘肃省基础教育改革、尽快提高教育质量为目标，设计和实施了这么一项大规模的、在国际上和对省内外基础教育改革产生了震动和影响的综合性教育革新实验。为了这个项目，马主任团队在一年内走村串校，跑遍了第一批参与项目的100所实验校，后又走遍了全省的各个县市，常常夜以继日地工作。“好多老师自己带着干粮从很远的公社赶到县城参加项目培训学习”“有些民办学校教师一个月只有25元的薪酬”，团队中有些人忙成了经常“过家门而不入”的家庭成员。书中列举了无数反映这种执着追求教育理想的崇高境界的事例，令人动容。
二、“JIP计划”创造了行动研究领域的典型案例
李秉德教授曾经这样评价“JIP计划”：“说它是国际合作计划也好，项目也好，实验也罢，我们只能将其理解为‘工作加研究’的一个实验方案。”我非常赞同李教授的说法，“工作加研究”实际上就是行动研究的方法。这是我阅读这本书之后的新的认识。行动研究方法在20世纪80—90年代开始在世界范围内推广，我们在做项目鉴定时尚未认识到这种方法。行动研究方法的特点是：课题出自实际工作需要;研究在实际工作中进行;研究队伍有实际工作者参加;研究成果为实际工作者理解、掌握和应用;研究以解决实际问题，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和效益、改进教育教学工作为首要目标。行动研究具有开放性，在研究实践中可以综合运用其他不同的研究方法，包括实验法等。它还具有动态性，强调在研究过程中不断地进行“考察—反思—调整”，根据实践情况和评估的结果随时对研究方案、假设、方法等进行必要的调整和修正，以便更好地适应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行动研究的精髓在于其过程呈螺旋式上升，即计划、行动、考察、反思（反馈）与调整，含有反思（反馈）的环节，才称得上行动研究。甘肃省“JIP计划”具有上述特点，并且从论证、调查研究、设计方案、实施方案到总结推广的全过程都执行得十分规范、严谨和科学，堪称是行动研究的一个经典案例。
三、“JIP计划”树立了“行政支持、科研导向、基层参与”的工作机制范例
我认为“行政支持、科研导向、基层参与”的工作机制不仅有效应用在了“JIP计划”实施的全过程中，还可以普遍应用在日常工作中。因为它指向如何处理教育行政部门与教育科研机构和学校基层的工作关系，并为我们在处理好这三者相互依存关系方面树立了一个典范。
“JIP计划”的工作机制向我们提出了以下启示。教育行政部门应该领导和支持科研机构和基层学校的工作;要依靠科研机构为重大决策和重要措施提供科学依据;要依靠基层学校参与实践，以验证决策措施的正确性和可行性，并根据实践结果加以改进和完善;要“俯下身”去，向基层学校学习。科研机构要提高为教育行政决策和学校实践服务的自觉性;学习基层的实践经验并将实践经验提升到理性认识的高度。基层学校要在上级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和科研机构的帮助指导下积极参与力所能及的科研活动，以保证在一定理论的指导下，更好地掌握规律，在不断深化改革、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和学校管理水平以及提高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方面取得实效。三者的关系处理好了，将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
四、“JIP計划”展示了科研成果推广的有效经验
“JIP计划”的实施过程中最后的环节是“由行政推广扩散成果”。该项目重视科研成果推广工作的做法（从100所学校推广到1000所学校，从研究小学迁移到研究中学，从一个省推广到其他五个省等）是值得全国教育科研机构认真学习借鉴的经验。我看到本书序的第一页中马主任写到，由于一定的主客观原因，“对于项目成果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重视程度不够”，至今“成果未能形成完整、系统的文献资料”时，我立即反思到：我在担任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秘书长和基础教育学科组组长时，对成果的推广工作重视不够，不少优秀成果被束之高阁，仅止于做完鉴定工作，以至于成果的推广成为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的软肋。居里夫人有句名言：在科学上，重要的是研究产生的成果，而不是科学家本人。自然科学上如此，教育科学上也是如此。现在再次阅读这本书，不由得生起愧疚之心。
五、“JIP计划”揭示了许多有价值和值得进一步探讨的学术理论问题
这些学术理论问题在书中尚未来得及深入挖掘。例如，教育基本原理中的教育目的与教育功能问题;教学论中的教学内部各因素之间的联系问题;教育经济学中的教育投资利用效率问题;教育社会学中的教育系统与社会系统的相互关系问题;教育管理学中的教育行政管理领导作用的问题;教育文化学中的学校教育对家庭文化的导正问题;教育科学研究中的教育科学研究的任务问题等。书中的内容对上述蕴含的学术理论问题都有所涉及，虽没有做进一步的理论阐述，但具体事例已对教育工作者在理论上有所启示，并且激发起教育工作者对这些学术理论问题做进一步探讨的兴趣。
编辑 朱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