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你恰好看过《贫民窟的百万富翁》，笔者很山寨地用了那个横扫8项奥斯卡奖的印度题材电影的叙事方式。离开土地，还是回到土地，是赵二明一生都要面对的选项。
　　
　　2009年初，河南焦作，天旱着。
　　赵家有两个小孩，老大叫大明，老二叫二明。赵二明离开苏州的工厂，回到河南农村种田，在即将年满28岁的早春，他决定再也不离开家乡外出打工。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请选择：
　　A）金融危机了；
　　B）回家抗旱了；
　　C）种田特来钱，新农村堪比大城市；
　　D）一切命中注定。
　　赵二明自己活得可明白了：我是一个返乡民工。
　　非单纯的农民，非职业的工人，没有固守土地，最终也没有离开土地，唯有“返乡民工”这样的精确描述可以显示出赵二明的生活状态和他与土地之间的微妙的亲疏。
　　农村水利建设、农村生产力转移、农产品价格、城乡收入差距、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所有权、土地流转、普选村官。这样一些话题不会有很多人感兴趣，一般城里人不会真正关心农民、农业、农村的“三农问题”。返乡民工赵二明和你一样，也说不清这些貌似高深的名词，但这些名词每天都被他生活着。
　　也许你恰好看过《贫民窟的百万富翁》，笔者很山寨地用了那个横扫8项奥斯卡奖的印度题材电影的叙事方式。离开土地，还是回到土地，是赵二明一生都要面对的选项。
　　To be or not to be？
　　第1题
　　赵二明为什么离开“打工天堂” 苏州？
　　A）炒老板鱿鱼；
　　B）被老板炒鱿鱼；
　　C）工厂关门了；
　　D）想念老婆孩子。
　　赵二明坐在自家堂屋的沙发上，点上一支烟，去掉了一个错误选项。不是老板炒他鱿鱼，是他炒了老板鱿鱼。
　　很难把赵二明的长相与28岁的年纪联系起来，他看起来比大多数城市里的年轻人要更年轻，换个更高级的词，是更单纯。赵二明把自己装在黑色滑雪衫中，瘦而白净，四六开的分头能遮住了眉毛，开口是普通话，语气客气甚至带点谦卑。
　　去年6月赵二明辞职时，金融危机的字眼还没有在工友中流行起来。其时，在他打工的苏州新区，民工们最关心的话题是涨工资。迫于近年来物价上涨的压力，涨工资成为打工仔的共同要求。
　　那次涨薪中，苏州新区的民工工资普遍上涨了200元，以不到2000元的月薪计，涨幅在10%以上。
　　然而赵二明的工资没涨。赵二明为一个台湾老板做电焊工，工厂里200多号工人，除了电焊班的20来个人没涨工资，其他人都涨了。电焊工们憋不住了，问工厂为什么独独不给咱们加工资，没能得到答复。“就是不给涨。”赵二明至今也不明白个中原因。
　　民工有自己的骨气，一下子，十多个电焊工走了。赵二明就是其中之一。
　　“可能是我们工资太高了。”电焊工是工厂里薪水最高的工种，赵二明离开时可以拿到2000元一个月包吃住，“班长的工资是我们的双倍，为什么就不能给我们涨？”这也许是电焊工们集体负气辞职的原因，但也不完全是负气。河南的工人都走了，甘肃的却没走。
　　“后来我明白了，他们（甘肃民工）是不用走，他们那儿结婚只要有个挡雨的屋子就行了，兄弟三个都在一个房子里结婚，花不了2万块。我们这里结婚都要盖房子的，怎么着也要10万块。所以，2000块的工资，他们能做，我们不能做。”
　　赵二明的家在焦作市修武县东长位村，10岁丧父的二明从小生活就很困难，在村里算穷人家。在舅家的帮衬下，二明盖起了结婚的三间瓦房，娶了老婆，儿子已经2岁，加上老母亲，他是家里的支柱和唯一的收入源。當地习俗是大儿子自立门户出去，小儿子养父母。家里母子三个分到6亩地兄弟两个对半分，一家３亩。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赵二明初中毕业就在当地的机械厂当学徒，干了10多年电焊工，早已是老把式，在苏州的工厂里也算是技术好的。
　　南水北调工程即将纵向穿过焦作市中心。焦作地处豫西北太行山脚下，南面是郑州，北面接山西。由于有煤矿，焦作有条件发展工业，诸如机械、钢铁、化工，再加上云台山地质旅游，农业之外有两条腿走路，经济情况在河南还算不错。从前，焦作最知名的是小浪底，现在焦作人更自豪的是出产的四大怀药——地黄、牛膝、山药、菊花。
　　多亏了焦作的工业，很多村镇都有自己的工厂，青年劳动力可以不离开故乡就打工，赵二明的电焊手艺也得益于此。如果他出生在以农业为支柱的豫南，从小不一定有机会学到电焊手艺。
　　2006年底，二明第一次离家，离开母亲和老婆，去苏州打工。这几乎村里每个年轻人都会走的这一步。
　　“那段日子真难熬的。”独自外出打工的痛苦让赵二明的目光都悠远起来，明显焦点迷离了，语言也带着感性。“白天还好，有活儿干不觉得什么。晚上就太难过了，吃了晚饭就开始没有事做。我们民工也不可能出去消费，宿舍里几百人才一台电视机，定时开关，每个人都有想看的，还不如不看。就躺在床上，盯着上铺的床板发呆，想想老婆、儿子和母亲。有时候胡乱看点武侠小说，看着看着就睡着了。一天就这么过去了。”
　　再怎么节省，偶尔买衣服，偶尔和工友出去聚餐，一个月就是500块的开销，赵二明在苏州打工时，每月给家里带来1500元净收入。
　　
　　回到家后，二明在附近村镇打零工，每月也能有1500元收入。但在家过日子的生活成本会低很多，带来的净收入并不会少多少，更重要的是，和家人在一起，不用再去过孤枕难眠的夜。
　　第２题
　　农民怎么会抗旱不积极？
　　A）不差粮；
　　B）不差钱；
　　C）靠天吃饭；
　　D）有政府呢。
　　回家的路不算平坦，二明家门口不能称为有路。水泥路通到村头，村子里田埂路相连。到二明家，下了平整的田埂地还得再走50米的坑坑洼洼的泥地。
　　中原大地，处处是古意。比如修武县，周代之前称宁邑。武王伐纣，大军途经宁邑时遇暴雨三日而不能行，就地驻扎修兵练武，故改宁邑为“修武”，得名已逾3000年。东长位村显然也是一个与军事有关的名字，或许这里曾是周武王东路军的大营。
　　从去年年底开始的干旱让赵二明100多天没见到雨。过年前，大家对干旱都没怎么在意，好几年风调雨顺了，农民家里有粮。过年后，政府部门开始着急了，尤其是2月7日温家宝总理到河南视察旱情后，抗旱成为各级基层政府的头等大事。村干部挨家挨户通知要给麦田浇水。“一下子提升到粮食安全和扩大内需的高度了，我们每个人都有包干任务，督促村民给麦田浇水，农民还不怎么重视。”一个乡干部说，“由于各级政府的强烈干预，农民的认识才慢慢提高，加上政府的投入，旱情基本得到控制。抗旱中农民尤其是青年农民那种小富即安和对农业的轻视心理，应该引起政府的重视。”
　　赵二明当仁不让地担当起家里的抗旱任务。在河南，抗旱的方法颇为简单——灌水。田里密布上世纪90年代以前打下的机井，几乎家家都有柴油抽水机和水管，从井里抽水上来往麦田里灌。实际的困难也有，一是很多机井年久失修，被废弃物堵上，或者地下水位下降，自然干涸了。其二便是柴油的成本，随着机井的深度而增加。东长位村的地下水位已经很深，1亩麦子浇一次水的成本是40元。
　　40元的成本是什么概念呢？二明家的三亩地一年两季，冬种小麦夏种玉米，一季的亩产有800斤，一斤小麦的收购价1元钱多一点，玉米收购价更低。加上国家补贴，不计人工成本，一亩地一年的收益不到1000元。以人均2亩地算，如果光种地的话，一个人年收入还不到2000元。
　　农民的账很明白，如果冬小麦减产20%，一亩地收入也就减少200块钱，于是有人会认为不值得花成本抗旱，不如等天下雨，能收多少算多少。所以乡干部才会有农民不重视的感觉。
　　更深的原因是经济杠杆——种田早已经不是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自然也不可能投入主要精力，这是市场规律无形的手。比如赵二明，打工一个半月就能抵上3亩地一年的收入。这也是为什么种田的主力被戏称作“386199部队”，38——妇女、61——儿童、99——老人。
　　灌水是有效果的，年后返青之前浇过水的麦田，到２月下旬都已经顺利返青，赵二明说会减产，但不会减产很多。返青是种植冬小麦的术语。城里人经常在报上看到枯黄的稻田以说明旱情，其实这是个谬误。北方冬天寒冷，无论旱不旱，长出的麦苗都会被冻黄，天气转暖再有个返青的过程。
　　赵二明还没出生时，他家邻居的闺女小改就已经出去上大学了。在小改记忆中，儿时家乡河水清澈，地下水位也很高，灌溉根本用不上深井。不过现在，地表径流不见了，机井也越打越深，人喝的水要从500米的井中取上来，浅层地下水因为受污染不能喝。
　　话说回来，即使有地面水，也不一定敢用。在上海读博士的江苏丰县人史志高家里种10亩田，他过年回家发现即使河里有水，父亲也不敢引到田里灌溉，“污染过的水会把麦子浇死的。”
　　农村水利设施在100天的干旱面前有点囧。
　　河南周口一个乡干部告诉记者，乡里的机井大概有一半废弃了，很可惜。这些机井大都是历史产物，一部分是农村集体经济时代统一打的。“大包干”以后，各家管各家的一亩三分地，不可能再集体打井，农民也不可能为了自己承包的几亩地专门打井，这不划算。况且，地是承包的，即使中央有政策联产承包30年不变，农民还是会想，现在是我承包，以后不一定是我承包。上世纪90年代，还有一些乡镇通过想农民集资打了一些井，现在，这些井发挥了大作用，尽管多年的疏于维护已经让其功效大减。
　　“现在再打井，是不可能了。”上述乡干部认为，即使集资打井，也很难再行得通，农民对乱收费很反感，谁愿意去做吃力不讨好的事呢。“连以前每年一次的‘羊低头’都不搞了，反正30年不变，也不违反政策。”
　　“羊低头”是对农民土地博弈的一种形象描述，指根据每户人口变化进行土地承包的微调。很多村庄十多年没有调过地，“生儿子的倒霉，负担重还地少，生女儿的负担轻，还地多。”周口淮阳县正在松土的老农告诉记者。
　　第３题
　　赵二明明天做什么？
　　A）种地；
　　B）打工；
　　C）竞选村长；
　　D）创业。
　　赵二明和村里同龄的年轻人们有种不同的气质。自小独立的他有更重的忧患意识，并且更具责任感。他和气，听人说话时会静静微笑，但他内心有焦灼。
　　“我要养家啊，我和他们不一样。打工赚来的钱他们好像花了就是花了，只管自己零花就行，我不行。娶老婆花再多钱，田里有什么活仿佛和他们没什么关系，他们觉得是父母应该做的。”
　　正月二十三了，二明还在家里歇着，并没有打工，他渐渐感到了所谓金融危机的压力。附近乡镇的工厂仍没复工，所以他暂时无活可干。但他还是坚持不去苏州找工作，“苏州也一样的”。二明知道，年前村里一些打工回来的年轻人被老板告知，过完年不用去上班了。
　　焦灼的二明默默地在谋划创业，他从电视里看到国家有農机下乡政策，鼓励返乡民工买农机就业，就上了心。二明十几岁的时候就跟着村里的人开过联合收割机，农忙时不分昼夜地开，他内心里喜欢在麦田里驾驶高大的收割机的感觉。
　　二明找了村里一个有经验的人，想一起买台收割机，两个人就可以合伙做割麦子的生意。从南到北的小麦收割时间不一致，他要做一个一路割麦子的“麦客”。
　　二明特地去了乡里的农机店看了，结果很失望。适合当地土地条件的收割机型号并没有购机补贴，还是9万多块的原价，并且没货。有补贴的型号原价12万，能补贴2万，但是被老农民公认不好用。二明又动了花两三万买个二手收割机的想法，但二手收割机容易出状况，不敢开到外地去，只能在家附近用，收益有限。
　　“要是我们村长能像潘长江那样就好了。”看着电视里在热播的贺岁农村剧《清凌凌的水蓝莹莹的天》，二明挺有感触。
　　选村长的时候，二明在苏州，没有参加，以后他就有机会参加乡村“选战”了。当地乡干部说，村主任人选一般是两种人，一是村里大家族的代表，二是村里先富起来有心当村官的人。普选村官是中国民主试验的前线，也给中国乡村前所未遇的治理形态。“乡长是任命的，村主任是普选的。所以村主任不一定听乡长的话。”
　　中国农村的政治百年来经历了数次天翻地覆的变化。传统的由乡绅主导的乡村自治体系早已荡然无存；国家政权支撑的“干部统制”也在改变；海选村主任是中国乡村的新活力所在也是制度建设完善中的漏洞之一。
　　从乡绅的文化威权治理到官员的行政权力治理是一大步，再到普选的利益博弈治理更是一大步。
　　赵二明不会管这些，但知道村里的大家族出村主任，因为人多票多。对二明来说，既然地不能养家，他要尽快找到养家的活，这才是头等大事。
　　（感谢李仝子、五色石对本文的大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