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多家媒体关于云南“躲猫猫”舆论事件真相调查的报道中，云南省委宣傳部副部长伍皓被称为调查活动的“策划者” （他本人对此并未否认）。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称谓。“策划者”以前有过多年新闻从业经历，现在是地方宣传部门的官员，这里的“策划”，首先会让人觉得，“躲猫猫”调查其实是一次“新闻策划”。
　　近些年来“新闻策划”似乎颇为流行，不过实务界和学术界对此一直存有警惕与批评。正如论者所言，新闻的本质是由记者记载新近发生的有传播价值的事件，新闻策划则是对新闻规律的“反动”，因为它不是产生于客观世界，而是产生于新闻人的头脑，是新闻人为了推动甚至是创造某种社会事件而进行的报道活动。当然，新闻策划在一些“新闻人”和媒体那里已经成了一种常用手段，争论“要不要新闻策划”已经没有多大意义，而更要看某个新闻策划搞得好不好。
　　那么，云南省组织的这个“躲猫猫”舆论事件真相调查（简称“躲猫猫”调查），是不是一个好的新闻策划呢？这个策划是否同时也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应呢？
　　笔者认为，“躲猫猫”调查的策划者首先低估了网民的判断力。策划者之所以要组织一个有网民参与的调查委员会，前往“躲猫猫”事发地——晋宁县看守所进行实地调查，主要是鉴于网络舆论对晋宁县警方做出的结论（认定在押人员李荞明在玩“躲猫猫”游戏时意外死亡）存在严重不信任。按照策划者的想法，广大网民不相信当地警方的结论，而我们组织的这个调查委员会有网民代表参加，这些网民代表能够集中代表广大网民的诉求，“让网民代表去现场，去复原当时的情景，通过网民自己参与来得出结论”，网民总不应该怀疑了吧。以为只要吸收了几个网民的参与，就能树立调查委员会在广大网民中的权威，缓解网民的焦虑情绪，获得他们的好感与认同，这种想法何其简单也。
　　从“‘躲猫猫’舆论事件真相调查委员会”活动的命名，到高调表示“提供事实的真相和了解真相的机会，就是宣传部门的职责”，策划者从一开始就明白无误地告诉广大网民和参与调查的网民代表，组织这次活动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实地调查，努力发现“躲猫猫”事件的真相。策划者的这种态度，给了广大网民和网民代表一个强烈的暗示，使他们对调查活动产生了很高的预期。然而，调查委员会只是一个临时性组织，不是一个具有法定权力的正式机构，他们到达晋宁县看守所之后，由于法律限制的原因，他们提出的询问事发当时被害人的同室狱友、查看事发监舍的监控录像和其他物证的要求，全都遭到了当地警方和检方的拒绝。最终，调查委员会除了在看守所听了当班民警的“一面之辞”，在晋宁县公安局听该局再次发布了“躲猫猫”事件的调查结果（就是此前遭到舆论质疑的那个结果）外，几乎一无所获。他们发布的调查报告，自然也不可能告诉人们什么真相，因此很快受到了众多网民的质疑和“围攻”。
　　一个以“真相调查”的名义组织起来的调查委员会，到头来连真相的半个影子也没有看到，这个结果不但广大网民不买账，调查活动的策划者也不满意，说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之所以在网上引起这么大的舆论疯炒，就是因为你们没有结论，你们只是把整个调查过程像记流水账似的记了下来”。策划者随即也进行了反思，承认“我之前的想法也很天真，有考虑不周的地方，没想到会有法律障碍，导致他们（指调查委员会）没能进入案发现场”，因此调查委员会没有发现真相，没有得出一个像样的结论，“非不为也，是不能也”。但他又表示，“龚飞（云南省委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也是没有经验，没跟我通气，要不这点儿小障碍我跟县里打个电话也是能解决的。”言下之意，虽然晋宁县警方、检方给调查委员会设置法律限制、法律障碍于法有据，甚至可以说人家这样做是在依法办事，但如果策划者把事情过问得更细一些，比如亲自给晋宁县打个电话，“这点儿小障碍”定能迎刃而解。策划者一方面低估了警方、检方依法办事的能力，另一方面高估了自己“打招呼”解决法律障碍的能力，策划意识有余而法治意识不足之故也。
　　“躲猫猫”调查委员会吸收了网民的参与，并由网民出任正副主任，在调查活动中却未能发挥网民的特点和优势，更未能调查出广大网民翘首以待的真相来。调查委员会的调查刚刚结束，一场调查委员会的调查就在网上紧锣密鼓地展开了。这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网络调查，网友对调查委员会中的网民代表进行“人肉搜索”，发现调查委员会主任、网民“风之末端”很可能是（至少曾经是）昆明某报社工会的宣传干部，调查委员会副主任、网民“边民”则是在当地某电视上经常露脸的“热心观众”，两人的草根网民身份大可怀疑。于是许多网友怀疑“躲猫猫”调查委员会是官方的“托儿”，认为整个调查其实是一场并不成功的“网民参与秀”。如此被动且近乎“失控”的局面，显然是调查委员会始料未及的，更是调查活动的策划者不愿意看到的。
　　除了低估广大网民的判断力和警方、检方依法办事的能力，策划者最大的“失策”，还在于对“扩大网民参与”认识不清、定位不准。须知“网民”并不是一个特殊的身份，不是一个可以随手拿来说事、做文章的道具，从一个宽泛的意义上说，网民就是公众，网络就是社会，某起事件在网上引起了广泛关注，也就是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关注，有关方面对事件的处理，可以采取与网民对话、向网民征求意见、吸收网民参与调查等新颖时髦的举措，但并不会因此自动获得某种特别的公信力与合法性。“躲猫猫”调查委员会中吸收了几个网民代表，也仅仅是吸收了几个网民代表而已（姑且不论他们在网民中具有多大的代表性），在调查委员会中，他们并不能比其他人（其他人多半也是网民，只是其网民身份未被突出、放大）起到更大的作用，非要把此举提升到“扩大网民参与”的高度，就显得过于勉强了。
　　策划者或许有所不知，“扩大网民参与”最好的办法，不是什么新奇的创意和高明的策划，而是让网民在网络上自由地活动、健康地成长，使他们充分发挥“网络调查员”、“网络监督员”的作用，既通过“人肉搜索”等手段搜集各种材料和证据，也通过排山倒海的跟帖、“灌水”、“拍砖”给有关方面施加压力，促使后者不能不对网民呈上的如山之铁证做出回应，不能不对沸腾的舆论有所交代。
　　自互联网勃兴以来，网民一直都在以这样的方式积极参与社会政治生活。从“孙志刚事件”发生后群起呼吁废止收容遣送制度，到锲而不舍穷追“华南虎照”的真伪，从把江苏徐州“一夫二妻”区委书记董锋、南京“天价烟”局长周久耕、浙江东阳“公款按摩局长”韦俊图等一干问题官员拉下马，到这次对警方做出的“躲猫猫”事件结论表示“集体不信任”，对“躲猫猫”调查活动的代表性、合法性及真实性提出质疑，广大网民都表现出了高度的参与热情和强大的参与能力。对网民而言，网络就是他们安身立命的舞台，是他们最好的用武之地，无需他人的恩准、关照和导引，网民自己完全能够不断扩大参与的广度和深度。而如果让网民走下网络的舞台，放弃自己得心应手的网络武器，去从事“躲猫猫”调查这类与网民身份和网络生态没有必然联系，不过是更多地具有象征意义、点缀意义的活动，这非但没有扩大网民的参与，反而限制乃至取消了他们的参与。
　　先是“躲猫猫”事件成为热门新闻，接着“躲猫猫”调查成了比“躲猫猫”本身更热门的新闻，大约可以证明“躲猫猫”调查是一个成功的新闻策划了。而由于主观、客观的种种原因，“躲猫猫”调查未能发现事件的真相，未能促成策划者、警方检方和广大网民的多方“共赢”，并在事实上把“网民参与”变成了“网民参观”，平息网络舆论的努力反而给网络舆论火上浇油，从社会效果上看，“躲猫猫”调查又实在算不上一个好策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