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78年11月下旬某日，母亲获悉，原水产部副部长、中共郑州市第三届委员会委员、郑州市副市长金城的追悼会将于11月29日在郑州举行。尽管当时母亲还没有被完全落实政策，但是她仍决定以个人身份赴郑州参加金城伯伯的追悼会！
　　11月29日，金城伯伯的追悼会在河南省革委会礼堂举行。会场中央安放着金城伯伯的遗像和骨灰盒。
　　国务院副总理余秋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谭震林送了花圈。
　　中共河南省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金城同志治丧委员会主任刘鸿文主持追悼会，中共郑州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委会主任于一川致悼词：
　　金城同志是河北省饶阳县人。一九二五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在天津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历任党支部书记、区委书记、天津市委组织部长。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金城同志先后担任冀中三地委军事部长，十地委组织部长，七地委、八地委书记，冀中区党委委员、副书记兼冀中军区副政委，华北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秘书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共河北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河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水产部部长助理、副部长，轮流下放河南省任郑州市副市长等职。一九六五年当选为中共郑州市第三届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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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亲着一身深蓝色呢子装，纹丝不动，面目严肃，全神贯注地聆听着每一句悼词。
　　于一川致悼词后，母亲缓缓地走到金城伯伯遗像前，长时间地凝视着金城伯伯的遗像，然后对着遗像深深地三鞠躬。当母亲依依不舍地走出追悼大厅时，我看到她的脸上挂满了泪珠。直到回到住处，母亲都没说几句话，一直在看金城伯伯的悼词。
　　从母亲的一举一动中，我感觉到母亲对金城伯伯十分敬仰！后来，在阅读母亲留下的回忆录时，我才找到了答案：母亲敬仰金城伯伯是因为金城伯伯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生。除此之外，我还知道金城伯伯像慈父般地關心着母亲，曾两次牵线搭桥给母亲找对象。

二

　　母亲韩启民，河北清苑县人。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炮声一响，揭开了冀中为期八年的抗日战争序幕。9月，母亲经表嫂张榴伍的介绍参加了张仲翰支持的妇女抗日救国会，成为一名妇救会员，从此走上了革命征途。
　　11月，母亲光荣地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实现了她渴望已久的愿望。从那天开始，母亲就发誓将自己的一生献给党，献给共产主义伟大事业。
　　1938年初，母亲任中共清苑地方工作委员会委员，并任县妇救会主任。在此期间，母亲带领大家积极开展工作，建立区、村妇救会，办识字班，号召广大妇女做军鞋军袜，募捐慰劳，进行男女平等和反对虐待妇女的教育工作，并积极配合农救会开展减租减息，反对苛捐杂税等斗争。
　　1940年3月，母亲被调到博野县工作，历任县委委员、妇委书记、妇救会主任等职。6月，母亲由博野县被调到冀中七分区妇救会任宣传部部长，后改任组织部部长。9月，组织上通知母亲到路西北方分局党校第一期高级班学习。
　　从路西学习回到冀中后，母亲任冀中八分区妇救会副主任，后任主任兼党组书记。在此期间，母亲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抗日救国之中。特别是当母亲得知堂妹韩朝新在1941年的一次反“扫荡”突围中不幸壮烈牺牲的消息后，悲痛万分，这让母亲更加鼓起勇气，直面悲痛，与敌人进行更加猛烈的斗争。
　　当时任八分区地委书记的金城伯伯，看在眼里，急在心中。因为当时母亲已经24岁了，在忙碌的工作中，根本没考虑自己的婚姻问题。
　　一次，金城伯伯把母亲找去，亲切地说：“大韩，抗日是持久战，不能非坚持打走日本鬼子再结婚，婚姻大事该考虑了。”
　　母亲说：“我的确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
　　金城伯伯笑了：“那好，过去没考虑过，现在应当考虑了，这也是组织上交给你的一项任务。”当时还有几个人在场，民运部部长王凤斋说：“我看郭陆顺不错。”
　　郭陆顺的名字母亲听说过，他是冀中军区回民支队的政治委员，是参加过长征的一位老干部，很有声望。金城伯伯说：“陆顺是一位很好的同志，要说缺点嘛，也有一点，那就是身体差些，身上负伤十四处。你们结合了，你的身体好，还可以照顾他一下。”
　　母亲说：“我谁也不照顾，女同志还有女同志的工作，干吗照顾别人？”
　　金城伯伯哈哈地笑了：“好好，不要你照顾，不要你照顾，那些事都属于个人的家庭事了，我这个地委书记不干涉内政。”
　　几个人被金城伯伯的话逗乐了。
　　没几天，由金城伯伯亲自安排，母亲和陆顺伯伯见面了。据母亲回忆：
　　他瘦瘦的，两只眼睛炯炯有神。他当时29岁，是湖南人，说话还能听懂。他待人亲切诚恳，生活艰苦朴素，是一位善于团结同志的领导干部。他说起话来，不紧不慢，但是非常有分量。他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6年参加革命，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参加了贺龙率领的红二方面军，任过班长、排长、连长、党总支书记、政治指导员、教导员。七七事变后，红军部队实行整编，他被分到120师359旅某团任政治部主任，1939年随贺龙经晋绥、晋察冀，转战千里来到冀中，同年9月任回民支队政治委员。他有勇有谋，战功赫赫，在长征途中，曾一个人俘虏敌人一个班。
　　从接触中，母亲感到非常合得来。一次，陆顺伯伯对母亲说：“如果你觉得可以，我们就把事办了吧，斗争形势使我们没有过多的时间去谈情说爱。”
　　母亲觉得他的话有道理，就点头同意了。母亲这一点头，不料陆顺伯伯的话就多了起来，他笑着说：“平时同志们都问我，政委你都快三十岁的人了，还不结婚，要等到什么时候？我还告诉他们，战争年代，年岁虽大了一些，也不能着急结婚。待打走了日本鬼子，我们每个人找个老婆不成问题。看来，我也自食其言了，没赶走日本鬼子，我就成了你的‘俘虏’。” 　　母亲深深地感到，和陆顺伯伯在一起是那样和谐随便。1942年3月底，母亲和陆顺伯伯结婚了，从介绍见面到结婚，只有两个月的时间。
　　婚礼举行得非常简单，只有司政机关的同志们一起吃了顿粉条牛肉烩菜，母亲和大家见了个面，说了几句话。马本斋伯伯、郭陆顺伯伯和陪母亲去的同志一块吃了顿饭，就算结婚了。
　　母亲和陆顺伯伯结婚的第二天，马本斋伯伯请母亲和陆顺伯伯吃饭，他的夫人孙淑芳阿姨等作陪。席间，他还开玩笑说：“韩主任找郭政委算找准了，经过长征，作战有功，指挥有方，体贴战士，反正他老郭对我马本斋帮助不小。”从他话语中可以听出，他对郭陆顺是非常尊重的。他还说：“军区能把老郭派来当政委，说明共产党把我们这支部队当成和红军、老八路一样的部队看待了！政委就是党代表，有了党的直接领导，有老红军给我们做榜样，我们就能建成打不败、拖不垮的铁军。”
　　这时，陆顺伯伯在一边插话了：“本斋，你怎么吹了起来。”马本斋伯伯说：“好好，你不叫我在你夫人面前说，我就不说了。”然后笑笑，又往母亲碗里夹菜。从那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中，母亲觉得马本斋和郭陆顺的关系非常融洽，相互尊重，相互支持，感情很深。由于两个领导人的带头作用，部队团结一致，打了许多漂亮仗。
　　母亲和陆顺伯伯结婚没几天，反“扫荡”开始了。在村口的大柳树下，母亲和陆顺伯伯默默无言，对视了很久。最后还是陆顺伯伯先开口：“大‘扫荡’开始了，你要多加小心。”
　　母亲说：“我也是这样祝愿你，你也多加小心。”
　　他们久久相握，依依分手。走出很远很远了，当母亲回首眺望村口时，陆顺伯伯还站在那里，举起右手再次招呼，像是迎接胜利的旗帜。
　　母亲万万没想到，这一次竟是她和陆顺伯伯的永别。
　　进入4月下旬，敌人调集了大批兵力，对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空前的大“扫荡”。不久，传来消息，回民支队在陈庄战斗中损失很大，牺牲了100多人，陆顺伯伯也壮烈牺牲了。
　　母亲一听，好像晴天霹雳一样。
　　第二天一早，回民支队一名同志骑着一匹马，牵着一匹马，來到这里，说马本斋司令员让接母亲到他那里去。
　　一见面，马本斋第一句话就说：“大韩同志，你责备我吧，是我没有保护好政委。”接着，他把郭陆顺牺牲的经过详细地说了一遍：“4月27日，我们与敌人展开了激战，从拂晓一直打到天黑，打退了敌人的数十次进攻。傍晚，郭政委非要到前沿阵地去，我阻拦他，他不听，最后还是去了。在前沿阵地，他仔细询问了战斗情况，然后站在一墩荆条坡上用望远镜观察敌方阵地。这时一颗子弹飞来，打中了郭政委的头部。”马本斋回忆这一切的时候异常地沉痛。马本斋是个坚强的汉子，轻易不掉眼泪，但是，郭陆顺伯伯牺牲后，他痛哭了一场。埋葬陆顺伯伯时，他还取出自己心爱的围脖，给陆顺伯伯围上，以表示对陆顺伯伯的哀悼。他站在陆顺伯伯的墓前，深深地说：“郭政委是对回民支队帮助最大的一个。”
　　1942年春，陆顺伯伯牺牲后，母亲精神上受到很大打击，决心不再结婚了。回想结婚前那种无忧无虑的战斗生活，想起婚后三日相处，常常以快乐和痛苦比较，有时陷入苦闷之中。同志们看透了母亲的心思，当着面谁也不对母亲提她的个人问题，怕母亲伤心。两年后，同志们又关心起来了。

三

　　金城伯伯一次对分区妇救会宣传部原部长、时任地委宣传干事的黎烈炎阿姨说：“大黎，你的工作失职了，知道吗？”
　　黎烈炎阿姨问：“怎么失职了？”
　　金城伯伯说：“大韩的事，你不关心，不是失职吗？”
　　其实，烈炎阿姨早想和母亲谈，但不敢说。金城伯伯这么一说，她就好像有了尚方宝剑似的，便理直气壮地和母亲谈了起来。母亲说：“才安定点，可别提这事了。”
　　烈炎阿姨热情而严肃地说：“你安定，我可不安定啊。共产党员就抱独身主义吗？你是我们的妇女榜样，处处都得做表率，照顾各方面的影响啊！”烈炎阿姨的一番话，使母亲很受感动。
　　1944年春的一天，母亲到地委汇报工作。汇报完成后，金城伯伯说：“大韩，你等下再走，有件事和你谈谈。你个人问题是怎么考虑的？”他这么一问，母亲又感激又难过：金城对妇女工作很重视，对妇女干部很关怀，生活上也很关心。两年前和陆顺的结合，他积极支持；两年后他又主动地关心我，我内心十分感激。但母亲思想上一下子转不过弯来。她说：“金城同志，我不想再结婚了，只想干一辈子革命。”
　　金城伯伯微微一笑：“是不是想学西方资产阶级的独身主义啊？”
　　母亲说：“不，我是革命者，学西方资产阶级干吗？我想再结婚不如自己好好工作愉快。”
　　金城伯伯又说：“马克思、恩格斯，包括列宁同志，都是职业革命家，但是，他们同时又是勇敢的爱情追求者。郭陆顺同志牺牲，你心里难过，这能理解，但革命者是不该永远在痛苦中过日子的。”金城伯伯讲的这些话，母亲默默地听着，觉得句句有理，都像锤子一样敲打在自己的心坎上。
　　金城伯伯看母亲不说话，稍微停顿了一下，接着便温和地说：“有这么一个同志你可以考虑一下，可能比你大两三岁，工人出身，政治上很坚强，思想意识很好，有工作能力，身体也好，只是文化程度不高，但能写东西，名字叫张萍，现在区党委政工部门干事。”金成伯伯说着，母亲还是默默地听着，没接他的话茬。金城伯伯见母亲不说话，微微一笑：“大韩，今天就谈到这里，你回去可以考虑考虑。”母亲点了下头，“嗯”了一声就走了。
　　回去后，对金城伯伯和黎烈炎阿姨的那些话，母亲反复考虑着。找还是不找？母亲犹豫得很，思想上也乱得很，越考虑越糊涂，考虑了几天，也没个结果。
　　时间过了不久，一天傍晚，金城伯伯派通信员来找母亲，叫母亲和黎烈炎阿姨去他那里。去后母亲看到，金城伯伯正在北面屋门的台阶上和一名男同志谈话。金城伯伯见母亲来了，笑着说：“大韩，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跟你介绍过的张萍，他调咱们地委任敌工部副部长了。”母亲朝张萍点了下头，张萍也向母亲点了点头。金城伯伯继续笑着说：“我看你们可以谈谈，相互了解了解，我只做红娘，不强迫。” 　　他转身又对烈炎阿姨说：“大黎，你可多负些责任啊。”母亲这是第一次和父亲张萍见面，这次见面只用了几分钟时间。当母亲要走的时候，金城伯伯特意走下台阶送母亲，并亲切地对母亲说：“对你的婚姻大事，地委的同志们常挂在心上，追求你的人我们都知道，比较起来，我看张萍最合适，希望你好好考虑考虑。”又对烈炎阿姨说：“大黎也要好好参谋参谋。”
　　晚上，烈炎阿姨又特地去找母亲，悄悄问母亲：“怎么样啊？”而且告诉母亲：“金城同志和他谈了，他同意了，就看你了。”
　　从此，在组织和同志们的热情关怀下，母亲同意和父亲谈。从几次接触了解中，母亲感到父亲是个忠诚老实、思想品德很好的同志。她心想，有这样一位同志做终身伴侣，可能是幸福的，就更坚定了与父亲继续谈的决心。
　　1945年3月，地委派父亲张萍去区党委请示问题。早已调任区党委副书记的金城、抗联会主任李国华等就积极催促，让父亲和母亲赶紧举行婚礼。各团体的同志们更是热情张罗操办，买了些花生和枣，从村公所借了两条破被子。晚上同志们集合起来，开了个祝贺会，大家边吃边谈，有说有笑，欢乐愉快地过了一个晚上。这就是母亲和父亲的婚礼。
　　第二天清晨，金城伯伯和夫人李焕文阿姨从五里以外的村庄赶来，表示祝贺。林铁、罗玉川特别叫李国华转达了他们的祝贺。
　　1945年8月，父亲张萍由地委敌工部部长调任冀中区党委联络部副部长，并兼任冀中军分区联络部副部长，主持全面工作。
　　母亲和父亲结婚后，生活一直非常和睦，先后生下了我们兄妹四人。母亲回忆说：父亲性情稳重，遇事谨慎，涵养好，对什么问题都好思而不善言。我性情急躁，好交心畅谈，遇到什么问题爱评论。开始我们都有些不习惯，时间长了，彼此更了解了，也就相互谅解了。我們都努力克服自己的不足，取长补短，感情日益发展。因为工作的需要，我们虽然聚少离多，但是我们的关系就如同恋爱中的朋友，信件往来成为我们交流感情的重要形式。每次相逢既亲切又客气，不论我去他那里，还是他来我这里，都宾客相待。在物质生活上，我们总是相互关心，互相谦让，没有发生过一次不同意见。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母亲对待爷爷奶奶就如同对待自己父母一样尊重和关心。
　　回忆那时，母亲深深地感到，党组织和同志们对干部是多么关怀，生活在革命的大家庭里是多么温暖啊！这对干部的鼓励是十分巨大的。
　　缅怀母亲，情不自禁地会缅怀起像慈父般关怀母亲的金城伯伯。虽然没有见过金城伯伯，但是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