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翼鉴先生是江西知名的教育家，著有《吴翼鉴教育文集》、《教育人生》等专著。《吴翼鉴教育文集》，收录了作者从1980~2003年撰写的200多篇论文中的57篇精华；《教育人生》则是自传和回忆录，讲述吴先生从事教育事业近60年的风雨历程。吴先生著述颇丰，专著和主编的书籍18种，参编撰写部分内容的书籍25种，在刊物发表文章195篇，通讯报道1 083篇，其中与体育相关的69篇。他虽然是教育界名人，但学术领域宽广，对心理学、教育学、体育学都有涉猎。多年的教育经历以及教育行政管理经验使吴先生对教育基本理论有深刻的认识。在体育基本理论的研究方面，吴先生同样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成为与徐英超、林笑峰、韩丹等齐名的学者，是体育的教育本质观的拥护者。2010年岁末，笔者专程到庐山北麓、甘棠湖畔对吴先生进行了拜访。
　　
　　张军献(以下简称张)：您是江西省知名的教育家，主要从事的是教育实践和教育行政管理工作，什么时候开始关注体育并且发表对体育的观点的？
　　吴翼鉴(以下简称吴)：我一生从事教育，小学教师出身，在小学、初中、高中、中等师范、大学都教过书。体育在我一生当中大部分时间——特别是前30年——不太被重视，当时要的是“政治挂帅、思想领先”。当然，我担任领导时在学校里面，体育还是搞得比较好的。就我本身来说，在前30年中，德、智、体三育我最不重视的莫过于体育了。当时不是突出政治，就是智育第一，体育总是放在“老三”的位置。“德智体”全面发展，少了“体”什么也干不成。这是个基础，是个物质条件。品质再好，身体不行也不能为人民服务；学问再好，身体不行，也不能发挥作用。我是从实践中认识到体育的作用。1954年起担任过学校的支部书记、校长和教育局局长等职务，在实际工作当中，体会到体育不能不抓。
　　后来发现青少年儿童的体质状况不如人意，自己的年龄也在增大，许多事力不从心，深感健康的可贵，因而对体育开始学习和研究。关注青少年儿童的健康，才能弥补我对数以万计的学生欠下的“健康债”。
　　林笑峰是华南师范大学第一任体育学科硕士生导师，我真正对体育下功夫是看到林笑峰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主要是谈体育概念问题。他认为体育和竞技是两码事，有质的不同，不能混为一谈。我看了之后觉得非常有新意，也就从此开始涉足体育领域。
　　张：您亲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体育本质大讨论”，您能回忆下当时的情形吗？1982年，体育科学理论专题学术研讨会在烟台举行，会后国家体委的同志对林笑峰展开学术批判，您是否知道这件事情？
　　吴：看到老林的文章之后，我就给他写了信，后来与老林成了莫逆之交。老林告诉我说，发表了那篇文章之后，国家体委在山东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他做了大会发言，从各方面论证体育就是体质教育，不能与竞技混同。主张搞竞技的人按竞技规律抓好竞技、搞体育的人按教育规律抓好体育。不要认为抓了竞技之后就等于抓了体育。那时候是1982年，离现在有近30年了，他是旗帜最鲜明的一个。当时还有一个贾世仪，北京师范大学体育系主任，他也同意林笑峰的观点，同样遭受到了国家体委的批判。批判来势很猛，内部发出了通报。这在林笑峰的单位有很大反应，当时他的单位是东北师范大学，据说受到了系、校两级领导的批判，暂停了授课资格，甚至领稿纸的数量都要限制他，规定只能领多少张纸。他家里条件很不好，连个办公的地方都没有，要等孩子做完功课睡觉了，才能做点研究。希望到学校办公室“开夜车”，到那里电灯都被关掉。学校以断电、不给科研用品的方式限制他传播自己的思想。认为他的观点是洪水猛兽，说他崇洋媚外，反对国家体委、反对竞技。实际上老林并不是反对竞技，他本人就是运动员出身。只是在实际工作之后，看了很多书，自己悟到体育和竞技是两个不同质的东西。
　　张：据说学术思想大讨论后来演变成为了学术思想大批判，您怎么看待这件事？
　　吴：1983年无意中看到他在《武汉体育学院学报》发表的文章——《自然体育和现代体育科学化》，我同意他的观点，后来就同他联系。他说：我正在遭受批判，你是不是要注意一下。我说：我是教育系统的，对你打击报复也搞不到我。于是我也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关于“体育”概念讨论的意义何在》，支持他的观点，发表在《武汉体育学院学报》上。文章发表之后，有一定的影响力。这个杂志的编委会也打算把这个讨论深入下去，但是有关领导知道了，指示编辑部再不能发表这类文章，要终止这个讨论。这样就引起了林老和我的不满。各人都可以发表个人的观点，你不同意也可以写文章反对，“扣帽子”、“抓辫子”的做法，实际上是“左倾”流毒没有肃清，是不允许的。学术领域应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
　　那时我被江西省体委上报批准为中国体育科学学会的优秀会员，参加了国家体委在重庆召开的一次会议。有位国家体委副主任恰巧参加我们小组的讨论。我就不客气地提了：“对林笑峰的批判是不公平的，怕人家发表意见有什么用？学术问题不要与政治混为一谈，与崇洋媚外要加以区别。即使是政治问题，也应该用说理的办法，不能用封口的办法，封口又封不了。”当时这位领导涵养比较好，没有发表意见。从此我跟老林的关系就比较密切。
　　实际上“体质教育”这个词，不是老林发明的，是北京体育学院徐英超教授首先提出来的。体育就是体质教育，是增强学生体质的教育，体育是教育的范畴，不是娱乐。老林发展了徐老的体育思想。即使老林不发表，别人也会发表。这样，他们说你们属于一派，是“体质派”。认为体质派的人是“唯生物论”、“不讲心理”、“不讲社会”、“单讲体质”。这是“唯生物论”的观点。但是我们不同意，按照一元论的观点，身心是联系在一起的。灵魂不存在了，肉体就不存在了；肉体不存在了，灵魂也就不存在了，怎么能说成两码事？讲到社会，教育就是社会活动，体育是教育的一部分当然也是社会活动。凡是教育包含的活动，体育都可以包含。
　　这个争论现在还在进行，一直没有基本统一的结论。但是与以前不同，有一个很大的转变。前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说过一句话：“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我只做了前半句话，没有做到后半句。这是我工作当中的失误，我现在意识到了，但是晚了30年。”他的观点不是一般人的观点，至少曾担任过国家体育方面的最高领导。他说竞技这个事情应该由专门的部门负责，政府应该着重抓体育。
　　张：通过这件事您和林笑峰老师就成了知己，后来您同林老一直有联系吗？您是否把自己归入“真义体育”的阵营？
　　吴：从此以后就分成了两个阵营——“大体育”和“真义体育”派。实际上毛泽东就讲过“体育的真义”，很多了解体育的革命先烈都讲过类似的话。人家说我是体质派，是否有点贬义，不介意，我说我愿意当体质派，我愿意“抬轿子”当“吹鼓手”。为了几亿青少年的健康，摇旗呐喊有什么不好。
　　我与笑峰通信谈的都是体育的事，每年来来往往，都好几封信。现在老林身体也不行了，坐轮椅了。写字手都发抖，现在根本不能写信了。老林后来的情况很好，他原来户口也没有、组织介绍信也没有、职称也没有转。华南师范大学比较开放，给他重新建了户口、建立了档案、评了职称，他很早就是正教授了。还是硕士生导师、国务院学位评议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全国政协委员。他是有贡献的，他还创办了《体育学通讯》，在他手上改名为《体育学刊》。
　　张：我看到您质疑胡小明老师的文章。1999年他写了《人文体育观的渐入与生物体育观的淡出》，您写了《增强人的体质，是体育无“人”吗？》进行商榷。您在文章中写到：“人文主义往往被用来宣扬资产阶级的人性论、人权论、人道论，有其时代的局限性。”现代社会许多观念都已经变了，也都在讲“以人为本”、“人道主义”，您怎么看待？
　　吴：过去林笑峰担任学刊主编时，清一色的“真义体育观”的文章。那些大体育观的文章是不登的。我说老林呀你要登。你是林笑峰，你不能利用权力封住别人的口。让大家来评论，让群众自己去判断，一个声音不一定是好事。但是他没有采纳我的意见，他以为他们的都是“假义体育”，是“转义体育”，不是真正的体育。
　　我不能接受像胡小明文章的观点，我不是反对竞技，竞技也是必要的，一个国家怎么能没有竞技呢，竞技的国际影响力是很大的。运动员很辛苦，流血、流汗，甚至牺牲自己的健康，为国家赢得荣誉。他们的功绩是应该肯定的。不能因为竞技就排斥。
　　“人道主义”，我同意；“以人为本”，非常正确。这个把它划在人本主义里面，要正确对待。我并不否定“人道主义”。比如“人性”与“党性”，我认为首先要有人性，人性都没有了，哪里还有党性？人道主义、人性、以人为本这些观点，我完全可以接受，而且赞成。对于人文主义体育观反对增强体质，我是不敢苟同的。生物体育观并没有什么不好，增强体质即能“以人为本”，因为增强体质是人民的最大利益，健康是第一位的。我反对的是胡小明在文章中的好多解释，为什么生物观要退出？这样的观点，我不赞同。
　　张：您是否觉得他们对“生物体育观”的理解太狭隘？
　　吴：我主张生物体育观，一个人首先是生物，是物质基础。生物体育观应该肯定。但是他们加了个“唯”字，我们没有讲自己是“唯生物体育观”。那么意思变掉了，你不讲心理，不讲社会。你们是“一条腿”，我们是“三条腿”，一条腿站不稳要跌倒，三条腿站得稳。还有几个教授、博士生导师发表的文章，我写了文章进行反驳。他们说了很多观点，比如体育要野蛮、要追求极限等等，都是竞技的观点，我也不赞成。
　　张：从您的著作中看到您与体育界的许多名人都有书信往来，徐英超、林诗娟，还有韩丹老师。对于他们的学术思想和观点您是否赞同？
　　吴：徐英超是元老，北体的创始人、副院长。你说的这些都是“体质派”的人物，北京的徐英超、广东的林笑峰、上海的黄震、福建的陶德悦、山西的董安生。这些人现在都是80岁左右，有的已经过世了。韩丹也已经77岁了，他是哈尔滨体育学院的，写的文章很有深度，不是像我那样泛泛而论。韩丹原来从某角度主张大体育观点，后来转变为真义体育观，曾写了很多篇文章，来叙述“真义体育观”。吉林有一批教授，如王俊山等，最先是他提出愿意为林笑峰“抬轿子”，真义体育的“吹鼓手”也是他最先说的。他说林笑峰不是有权势的人，我支持他是因为他讲得对。这些人都是“体质派”的，我们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
　　张：您现在离休在家，是否还关注当前的体育科研？
　　吴：我看的体育文章，主要是围绕怎么样能增强体质的文章；课改、课程改革的方向问题。第二，对有争论的问题我特别感兴趣，我都要参加一下。我很少表示沉默，哪怕我错了，认识了就改正。有些问题我跟笑峰有不同的观点，他反对用“竞技体育”这样的提法。他用词非常严格，主张“竞技”不要加上“体育”，竞技不是体育。我认为你讲竞技体育也可以。但真心是拥护林笑峰的观点，因为现在已经成为了法律，国家写到《体育法》里面。你怎么能否定《体育法》？老林认为是翻译上的问题，将sport统统翻译为体育是一个误区，现在要纠正过来。我写文章将竞技与体育分开，同老林一样，但是在竞技后面加括弧——竞技体育。表面上看是有点调和、有点折中。习惯了的东西、传统的东西是很难改变的，往往不能得到别人的理解，你分清楚不就行了。实际上老林的观点，从科学的角度看是正确的。从哲学和逻辑学的观点来讲，老林是站得住脚的；从群众的观点、大家一般所说的，那样也可以，承认这种习惯，但习惯了的东西不一定都科学。
　　张：是约定俗成了，但是那样不是科学研究，科学研究要讲究概念没有歧义。现在好多的争论都不是在一个层面上，一方用的是科研的概念，另一方用的是日常概念，这样的争论根本形不成交锋。
　　吴：实际上我是很浅薄的，我不是讲谦虚话，没有像林笑峰、韩丹那样深入地钻进去。我就是很简单，主要是从实际来看，学校里学生参加体育就是要身体健康。我的主要科研在教育管理领域。在教育管理方面的文章占大多数，体育方面的文章只占少数。我曾经编写了《教育学》、《教育心理学》、《教育管理学》等里面都谈到体育问题。
　　张：有人认为您是一个知识型领导？
　　吴：我统计了一下，一生教过的科目有22门。小学教过语文、算术、美术；初中教过英语、平面几何；高中教过语文、政治、农业基础知识；中等师范教过共同纲领、宪法；党校教过共产党员修养、中共党史；大学教过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教育心理学、邓小平理论、教育学、教育行政学、学校管理学、中国现代史、马列经典选读。研究生的课程我只教过一门。1987年，华南师范大学林笑峰教授邀请我给研究生们开课讲体育哲学，为期一个月，基本上隔天讲一次。其实，我对这门课还缺乏深入的学习与研究。或许我以往撰写的体育文章中，经常用哲学观点来阐述一些体育的理论问题。讲座得到了学生们的认可，林笑峰和同学们都鼓励我将讲稿写成著作。我用了10年时间，将讲义写成了这个小册子(即《体育的哲学思考》)。
　　张：现在对“体育哲学”的研究成果不多。
　　吴：我不敢用“体育哲学”4个字，用体育的哲学思考，这个要求要比较低。体育哲学它的结构、逻辑都要求更高。这个范围广一点，你可以有你的思考，我可以有我的思考。我们都是用哲学观点来解释体育。我这个是有批判性的，每一章都对不同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为了写这本小册子，我也读了古今中外有关体育和健身的文献几百万字，也看了不少书，但是没有老林看得多，他英文、日文、俄文都看得懂，都看原著。我不敢称这本书为“体育哲学”，是因为书里不一定是按照“体育哲学”这门学科的科学体系编写的。讲的主要是体育而不是哲学。
　　张：这一点我很赞同，因为有些学者认为根本不存在“体育哲学”这样的学科。哲学是母学科，无非是使用哲学来分析体育而已。
　　吴：您可以欣赏我的看法，但是不同的观点你可以说这个观点我同吴老师不一样。我最主张一个人独立思考，要繁荣学术环境，就是要百家争鸣，完全一种声音并不是好事。学术问题不需要哪个人当裁判员，时间久了好的观点自然被接受，不好的观点就逐渐被淘汰。
　　张：您的《教育文集》收录了57篇文章，其中33篇都是争鸣性质的论文，能否谈谈您的学术之道？
　　吴：我这人是有什么就讲什么，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我底子薄，肚子里货色不多。你们将来都能够后来居上的，这么大的钻劲，将来一定前途无量。我们要扶持你们，不能泼冷水。不同的学术观点，要给人家留有余地，不能一棍子打死。商榷文章要做到针对观点不对人。我以前写文章口气都大了点，现在争取将文章的口气缓和一些。
　　做学问本身是件苦差事，要乐于去搞，你要学会苦中作乐。现在青年老师能够下苦功夫的不多，名利思想非常严重。另外，做科研切忌六大弊端：人云亦云，老生常谈；千人一面，似曾相识；旧调重弹，加个例子；四平八稳，随大流走；引经据典，毫无新意；克隆文章，没有风险。脑袋要长在自己的肩膀上，做文章要言之有物，不写空话。
　　张：作为一个从教这么多年的老教师，您对青年教师有什么寄语？
　　吴：我对讲课非常感兴趣，体育方面的就是讲座，在上海师大、华东师大、东北师大、华南师大、江西师大都讲过。当老师比当“官”好，当老师可以和学生融为一体，特别是当学生喜欢听我的课，是对我最好的回报。当官要为人民利益办事才有意义。用自己的权力谋私利，我不干。现在官场的作风，我看不惯。当官要听上面的，我的思想不是这样。你对的，我听；你不对的，我表面上照着你的做，按组织原则办事，实际上我往往按照自己认为对的去做。与自己想法不一致的，贯彻就不够得力。
　　年轻学生的生命之气，永远是教师生命活力的源泉。我的人生之所以多彩，最根本的原因是从事了教师这个职业，很大程度上归结于我一辈子都在教书。家里有血缘关系的27个人当老师，老伴也是教师。对于当个好老师，首先，要热爱自己的事业，不要看到别人赚的钱多、职务高就三心两意，我就是要传授我的知识，忠于自己的事业，这是最要紧的事。第二，人品很要紧，一个人的人格、人品很重要。一个人最重要的是名，不是权位而是名誉、名声。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只有这样才能得到人们的尊重、人们的爱戴。第三，要有高度的责任心和事业心。教育学生也是一样的，首先要教会他们做好人，然后才是传授知识。
　　(访谈内容经吴翼鉴本人审阅)
　　
　　后记：
　　吴翼鉴先生已达耄耋之年，听说一名青年学子要来拜访，仍欣然同意并且将平生所写的体育相关的文章列出目录，用颤抖的手誊写了全部69篇文章的题目、刊载刊物、发表时间等信息。内容详尽、书写工整。在身患多种“毛病”、乐观地与帕金森综合症做抗争的情况下，抽出两个小时来接受访问，更让我感动不已。而我则是抱着认识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聆听体育学界前辈教诲的心态去采访。虽拟访谈提纲，但更多是以聊天的方式进行，拉拉家常，并且随时插话。两个小时的访谈始终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进行。《体育的哲学思考》印刷了1万册，但是目前只有3本，吴老师仍然亲笔签名盖章赠我一册。这本书的扉页就是林笑峰先生手书：“恒无欲以观其妙此一阶，恒有欲以观其徼此二阶。阶之又阶乃思考之升华，知妙识徼乃认识之要道。悟道须先无欲而后有欲，无欲有欲知妙识徼则智。”林老为这本书写了长篇的序言，认为吴翼鉴老师虽然从事教育但是并没有将体育置之度外，对体育实践及理论中的诸多问题有深入的了解和分析，做到了高屋建瓴。
　　赠送的另一本书《补遗与续篇》中，收录了作为自传的《教育人生》中出于顾虑而删除的“反右、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两章，这两章体现了吴翼鉴先生“不惟书、不惟上、不惟师、只惟实”的学者本色和高尚人格。通过《以文会友集》的续篇，我了解到了吴翼鉴老师与体育学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形成了以学术研究为凝聚力的交往网络。他将与朋友的通信都收录在这些著作中，比如林笑峰在信中写到：“忆往事，我在非常难过走投无路风雨飘摇的日子里，得您的指点和鼓励，使我脱离险境南下谋生，永不忘怀。您的思想境界高明，是与人为善的楷模。”但是对自己曾经给予林先生的支持和鼓励，访谈中吴老只字未提，谈的更多的是林先生的学识和自己的“肤浅”，显示出虚怀若谷的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