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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是教育报道相对不那么扎眼的一年。
我们应当庆幸这种不扎眼。因为，与前几年相比，中小学虽然也有孩子辍学，但原因不会是交不起学杂费；贫困家庭孩子上大学仍要为学费发愁，但不会走投无路到选择自杀；大学生仍在为扩招苦恼，但那种大规模的扩招行动已经成了明日黄花。
这几年，最棘手、最有争议的教育话题，已经因为政策的调整和中央财政的支持，“高烧”的症状大为缓解。然而，“高烧”虽退，“低烧”犹存。教育始终关系着千家万户的利益，也因此为这个国家的亿万人所关注。
我们梳理这一年的教育事件，希望留下这一年的教育生态记录，寻找来日的“退烧”良方。或许，没有新闻，对教育而言是最好的新闻。
国务院关于撤点并校的条款经常被某些地方政府断章取义地引用
2011年，正是撤点并校走过的第10个年头。然而，在这一年的最后两个月，两次校车事故让撤点并校又置身于舆论的漩涡之中。
12月12日，江苏徐州丰县首羡镇发生一起运送小学生车辆侧翻事故，共造成15名学生死亡，11人受伤。
另一次事故更为惨烈，11月16日，甘肃省庆阳市正宁县榆林子小博士幼儿园一辆运送幼儿的校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21人死亡 （其中幼儿19人）、43人受伤。当时，这辆核载人数为9人的面包车上，却装进去了64人。
其实，这一年，还有更多的校车发生交通事故，只是没有造成像上述那么大的伤害，因此被零星地淹没在了信息的海洋中。但每一起校车事故的背后，经常会浮现撤点并校这一根本原因。
但校车事件还只是某些撤点并校带来的一个悲剧，因为这一公共政策酿成的后果是非常多元的，且在这一年不时见诸媒体。
撤并早在上世纪90年代末就已经有所行动，在2001年国务院出台一份名为《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的文件后，“撤点并校”以狂风骤雨般的态势横扫了中国广袤的农村，成为了地方政府教育布局调整的“一场狂欢”。
该文件第十三条要求地方政府“因地制宜调整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表示要“按照小学就近入学、初中相对集中、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的原则，合理规划和调整学校布局。农村小学和教学点要在方便学生就近入学的前提下适当合并，在交通不便的地区仍需保留必要的教学点，防止因布局调整造成学生辍学。学校布局调整要与危房改造、规范学制、城镇化发展、移民搬迁等统筹规划。调整后的校舍等资产要保证用于发展教育事业。在有需要又有条件的地方，可举办寄宿制学校。”
对上述条款的完整引用非常有必要，因为事实上，这一条款经常被某些地方政府断章取义地引用，从而导致强行撤并事件时有发生。一些地区在调整农村中小学布局时，把撤并当成了唯一的目的，上述的政策精髓及实施条件却弃之不顾。
许多悲剧也经常由此引发。
像发生校车事故的江苏徐州丰县首羡镇，如果没有撤并，孩子们中的大部分本可以在该镇张后屯村小上学。然而，2005年，在合班并校中，张后屯小学初中部被撤，并进了首羡镇中学。2009年，又一轮合班并校启动，有着70年办学历史的张后屯小学被合并到首羡中心小学。
孩子们上学的路途由此变得漫长而遥远，最远的学生离学校有10里地，许多家长只能骑电动车接送孩子上学。而且，中国青年报驻江苏记者采访发现：“学校也没有食堂，中午不管饭，孩子们中午放学后就被学校赶出了校门，只能到附近居民办的小饭桌去吃饭。”
无论老师怎么劝说，家长和孩子都不愿回学校
教育部统计资料显示，1997年全国农村小学数为512993所，2009年为234157所，减少学校数合计278836所，总量减少了一半多，平均每天减少学校数为64所。
撤并的理由当然很充分，也是大势所趋，如生源的减少、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考虑、农村孩子到城镇上学有利于缩小城乡教育差距等，然而，从更广阔更深层次的背景上审视，这一公共政策也引发了许多问题。
首先，每一所学校的减少，往往意味着这所学校周边学生上学路途的增加，虽然由于计划生育的影响，农村人口也逐年下降，但下降的只是绝对人数，村庄并没有消亡。由于农村路况的糟糕和交通工具的落后，由此经常发生交通事故，导致悲剧。
撤并的另一直接后果是，学校集中后，一些中心小学变成了巨无霸，巨型班级里人数多得连课桌椅都摆不开，由此给学校的管理和教育资源的分配等方面带来巨大难题。
而且，即使发展了农村寄宿制学校，但由于学生人数太多，学校资源不够，这些学校学生的住宿、吃饭、运动、卫生、安保等条件也都存在短缺问题，几十甚至上百个学生挤一个房间的现象并不鲜见，有些学校因为提供不了午餐，导致孩子饿肚子，由此也导致免费午餐项目成为了今年蔚为壮观的民间公益行动。
但问题远远不止这些，中国青年报驻云南记者在当地采访时就发现，因住宿学生增加，教职员工承担了大量本该由家长承担的养育教育任务，承受了很大的精神压力。同时，年龄太小的孩子住校学习，生活也难以自理。
上学路途遥远，不论寄宿与否，都会使农村家庭教育成本增加，即使在西部偏远地区，这种增加额度也在千元以上，这也由此导致在农村一些地区出现了较多的辍学现象。
中国青年报驻云南记者发现，就在今年，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丘北县天鲜乡发白村完小学校5年级的一个班就有10个学生辍学，“
无论老师怎么劝说，家长和孩子都不愿回学校。”
撤点并校漠视了受教育者的权益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康健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认为，上述问题还只是容易暴露的表面问题，“甚至称不上主要问题。”
他认为，撤并村校带来的亲情的断裂和乡土认同的迷失，是更值得反省的问题。“一个五六岁的孩子离开父母，来到寄宿制学校，家庭的温暖、家人的温情被剥离了，但亲情教育是最重要的教育，这会对孩子的成长产生深远影响。”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也认为，朗朗书声在很多农村消失，农村越发显得缺乏生气。因为读书声是乡村文化的重要的元素，乡村也会因为有学校而变得完整，同时，乡村教师作为乡间的“知识分子”，也扮演着无可替代地推崇知识和传播文化的角色，但撤点并校却切割了文化与乡土之间的联系。
因此，在2011年，无从是从媒体报道的情况看，还是从学术调查研究结论看，很明显，撤点并校在某些地区不仅没有带来农村教育的欣欣向荣景象，反而导致上学难、辍学增多、公共安全事故频发等问题。甚至还有研究显示，缩小城乡教育之间差距的愿望也未实现，反而有进一步拉大之势。
有媒体援引美国的经验称，美国也曾经掀起过一场轰轰烈烈的“撤点并校”运动，全美国的学区由1961年的36402个下降到1970年的17995个。然而，即使美国在撤点并校中做了充分投入，在校车等教育资源的供给上做了充分准备，但仍有多项研究表明在教学质量、 教学投入、学生成长等方面，合并学校不一定有什么裨益，还可能带来坏处。因此，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美国又开始了一场“小规模学校”运动，让办学更加多元化。
熊丙奇认为，在他看来，各地政府之所以十分积极地“撤点并校”，在于想由此减少办学点、进而减少教育投入，更方便地管理学校，“根本不是什么提高教育质量，为乡村学生着想”。
他认为，由政府主导的教育决策，如果只顾政府的“利益”，而不尊重教育规律和受教育者权益，就会出现各种形式的漠视受教育者权益事件。只有改变教育决策机制，给受教育者（家长）参与教育管理、决策、监督、评价的权力，才能让受教育者的权益得到切实维护。
康健教授也认为，撤点并校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一刀切”，“事实上应该征求老百姓的意见，他们愿不愿意撤了村小、乡小？如果他们就愿意在自己村里接受最基本的教育，那么政府就得尊重他们的意见。”
他认为，一些地方政府作规划时，总喜欢拿一些纸面的数据说话，比如说孩子上学的距离，有时候地图上直线距离只有两三公里，而由于地形崎岖，山路绵延，实际距离可能七八公里。“这些不能停留在纸面上，需要深入实地考察调研”。
康健说，撤点并校政策已经实施10年了，“现在需要做大量的实际效果评估，以评估这个政策是否真的有效。”
(记者 叶铁桥)
我们应当庆幸这种不扎眼。因为，与前几年相比，中小学虽然也有孩子辍学，但原因不会是交不起学杂费；贫困家庭孩子上大学仍要为学费发愁，但不会走投无路到选择自杀；大学生仍在为扩招苦恼，但那种大规模的扩招行动已经成了明日黄花。
这几年，最棘手、最有争议的教育话题，已经因为政策的调整和中央财政的支持，“高烧”的症状大为缓解。然而，“高烧”虽退，“低烧”犹存。教育始终关系着千家万户的利益，也因此为这个国家的亿万人所关注。
我们梳理这一年的教育事件，希望留下这一年的教育生态记录，寻找来日的“退烧”良方。或许，没有新闻，对教育而言是最好的新闻。
国务院关于撤点并校的条款经常被某些地方政府断章取义地引用
2011年，正是撤点并校走过的第10个年头。然而，在这一年的最后两个月，两次校车事故让撤点并校又置身于舆论的漩涡之中。
12月12日，江苏徐州丰县首羡镇发生一起运送小学生车辆侧翻事故，共造成15名学生死亡，11人受伤。
另一次事故更为惨烈，11月16日，甘肃省庆阳市正宁县榆林子小博士幼儿园一辆运送幼儿的校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21人死亡 （其中幼儿19人）、43人受伤。当时，这辆核载人数为9人的面包车上，却装进去了64人。
其实，这一年，还有更多的校车发生交通事故，只是没有造成像上述那么大的伤害，因此被零星地淹没在了信息的海洋中。但每一起校车事故的背后，经常会浮现撤点并校这一根本原因。
但校车事件还只是某些撤点并校带来的一个悲剧，因为这一公共政策酿成的后果是非常多元的，且在这一年不时见诸媒体。
撤并早在上世纪90年代末就已经有所行动，在2001年国务院出台一份名为《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的文件后，“撤点并校”以狂风骤雨般的态势横扫了中国广袤的农村，成为了地方政府教育布局调整的“一场狂欢”。
该文件第十三条要求地方政府“因地制宜调整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表示要“按照小学就近入学、初中相对集中、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的原则，合理规划和调整学校布局。农村小学和教学点要在方便学生就近入学的前提下适当合并，在交通不便的地区仍需保留必要的教学点，防止因布局调整造成学生辍学。学校布局调整要与危房改造、规范学制、城镇化发展、移民搬迁等统筹规划。调整后的校舍等资产要保证用于发展教育事业。在有需要又有条件的地方，可举办寄宿制学校。”
对上述条款的完整引用非常有必要，因为事实上，这一条款经常被某些地方政府断章取义地引用，从而导致强行撤并事件时有发生。一些地区在调整农村中小学布局时，把撤并当成了唯一的目的，上述的政策精髓及实施条件却弃之不顾。
许多悲剧也经常由此引发。
像发生校车事故的江苏徐州丰县首羡镇，如果没有撤并，孩子们中的大部分本可以在该镇张后屯村小上学。然而，2005年，在合班并校中，张后屯小学初中部被撤，并进了首羡镇中学。2009年，又一轮合班并校启动，有着70年办学历史的张后屯小学被合并到首羡中心小学。
孩子们上学的路途由此变得漫长而遥远，最远的学生离学校有10里地，许多家长只能骑电动车接送孩子上学。而且，中国青年报驻江苏记者采访发现：“学校也没有食堂，中午不管饭，孩子们中午放学后就被学校赶出了校门，只能到附近居民办的小饭桌去吃饭。”
无论老师怎么劝说，家长和孩子都不愿回学校
教育部统计资料显示，1997年全国农村小学数为512993所，2009年为234157所，减少学校数合计278836所，总量减少了一半多，平均每天减少学校数为64所。
撤并的理由当然很充分，也是大势所趋，如生源的减少、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考虑、农村孩子到城镇上学有利于缩小城乡教育差距等，然而，从更广阔更深层次的背景上审视，这一公共政策也引发了许多问题。
首先，每一所学校的减少，往往意味着这所学校周边学生上学路途的增加，虽然由于计划生育的影响，农村人口也逐年下降，但下降的只是绝对人数，村庄并没有消亡。由于农村路况的糟糕和交通工具的落后，由此经常发生交通事故，导致悲剧。
撤并的另一直接后果是，学校集中后，一些中心小学变成了巨无霸，巨型班级里人数多得连课桌椅都摆不开，由此给学校的管理和教育资源的分配等方面带来巨大难题。
而且，即使发展了农村寄宿制学校，但由于学生人数太多，学校资源不够，这些学校学生的住宿、吃饭、运动、卫生、安保等条件也都存在短缺问题，几十甚至上百个学生挤一个房间的现象并不鲜见，有些学校因为提供不了午餐，导致孩子饿肚子，由此也导致免费午餐项目成为了今年蔚为壮观的民间公益行动。
但问题远远不止这些，中国青年报驻云南记者在当地采访时就发现，因住宿学生增加，教职员工承担了大量本该由家长承担的养育教育任务，承受了很大的精神压力。同时，年龄太小的孩子住校学习，生活也难以自理。
上学路途遥远，不论寄宿与否，都会使农村家庭教育成本增加，即使在西部偏远地区，这种增加额度也在千元以上，这也由此导致在农村一些地区出现了较多的辍学现象。
中国青年报驻云南记者发现，就在今年，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丘北县天鲜乡发白村完小学校5年级的一个班就有10个学生辍学，“
无论老师怎么劝说，家长和孩子都不愿回学校。”
撤点并校漠视了受教育者的权益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康健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认为，上述问题还只是容易暴露的表面问题，“甚至称不上主要问题。”
他认为，撤并村校带来的亲情的断裂和乡土认同的迷失，是更值得反省的问题。“一个五六岁的孩子离开父母，来到寄宿制学校，家庭的温暖、家人的温情被剥离了，但亲情教育是最重要的教育，这会对孩子的成长产生深远影响。”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也认为，朗朗书声在很多农村消失，农村越发显得缺乏生气。因为读书声是乡村文化的重要的元素，乡村也会因为有学校而变得完整，同时，乡村教师作为乡间的“知识分子”，也扮演着无可替代地推崇知识和传播文化的角色，但撤点并校却切割了文化与乡土之间的联系。
因此，在2011年，无从是从媒体报道的情况看，还是从学术调查研究结论看，很明显，撤点并校在某些地区不仅没有带来农村教育的欣欣向荣景象，反而导致上学难、辍学增多、公共安全事故频发等问题。甚至还有研究显示，缩小城乡教育之间差距的愿望也未实现，反而有进一步拉大之势。
有媒体援引美国的经验称，美国也曾经掀起过一场轰轰烈烈的“撤点并校”运动，全美国的学区由1961年的36402个下降到1970年的17995个。然而，即使美国在撤点并校中做了充分投入，在校车等教育资源的供给上做了充分准备，但仍有多项研究表明在教学质量、 教学投入、学生成长等方面，合并学校不一定有什么裨益，还可能带来坏处。因此，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美国又开始了一场“小规模学校”运动，让办学更加多元化。
熊丙奇认为，在他看来，各地政府之所以十分积极地“撤点并校”，在于想由此减少办学点、进而减少教育投入，更方便地管理学校，“根本不是什么提高教育质量，为乡村学生着想”。
他认为，由政府主导的教育决策，如果只顾政府的“利益”，而不尊重教育规律和受教育者权益，就会出现各种形式的漠视受教育者权益事件。只有改变教育决策机制，给受教育者（家长）参与教育管理、决策、监督、评价的权力，才能让受教育者的权益得到切实维护。
康健教授也认为，撤点并校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一刀切”，“事实上应该征求老百姓的意见，他们愿不愿意撤了村小、乡小？如果他们就愿意在自己村里接受最基本的教育，那么政府就得尊重他们的意见。”
他认为，一些地方政府作规划时，总喜欢拿一些纸面的数据说话，比如说孩子上学的距离，有时候地图上直线距离只有两三公里，而由于地形崎岖，山路绵延，实际距离可能七八公里。“这些不能停留在纸面上，需要深入实地考察调研”。
康健说，撤点并校政策已经实施10年了，“现在需要做大量的实际效果评估，以评估这个政策是否真的有效。”
(记者 叶铁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