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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泓冰先生曾经说过一段话：“对遥远的乡村来说，每一个学校，是一堆火；每一个老师，是一盏灯，那光虽是暗淡，却明明灭灭地闪了几千年，是烛照中国乡村的一线微芒，温暖踏实。”
乡村小学：消亡与重生的纠结
在我国广大农村几乎每过1小时，就有4所农村学校消失。
凋敝的乡村，萧索的小学，老旧的教室，白发苍苍的老师，几个脸被冻得通红的留守儿童……在城镇化过程中，作为“教育末端”的农村地区村级小学（下称村小）“越来越少，越来越小”似乎成了大势所趋：生源大幅度减少，班额逐年萎缩，办学举步维艰，学校面临硬件、经费、师资和生源等多方面问题。
基层教育工作者认为，在合理调整农村教育布局的同时，改善村小的教学条件，加大对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的投入力度，以更好适应城镇化和人口转移的趋势，也许才是未来之路。
“教育末端”之困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发布的《农村教育布局调整10年评价报告》显示，在2000年到2010年间，我国农村平均每天消失63所小学、30个教学点、3所初中，几乎每过1小时，就有4所农村学校消失。十年间，农村小学减少22.94万所，减少52.1%；教学点减少11.1万个，减少六成。
近年来，随着城镇化的加速，农村人口向乡镇、乡镇人口向县城“梯度转移”的趋势日益明显，加上人口出生率下降导致适龄儿童减少，作为“教育末端”的村小或者因生源减少，或者因乡镇撤并而大量“消亡”。
三峡库区移民大县云阳县在2005年，有村小482所（100人以上村小287所），学生近4.7万人，而到2012年，村小数量减少到254所（100人以上村小仅35所），学生总人数也降至近1万人，7年时间消亡了228所，减少学生3.7万人。即使是偏远的贫困山区，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地处秦巴山区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的巫溪县，是重庆最偏远的区县，这些年村小也呈现生源大幅度减少、班额逐年萎缩的趋势。该县胜利乡中心小学5年前下属有8所村小，而今只剩下了1所，仅有学生12名。
在外出务工人员多的西部区县，村小生源大幅度减少，班额逐年萎缩的情况更为明显。开县是重庆外出务工第一大县，常年有50多万人在外打工，一些偏远的村小每年减少二三十名学生。一些基层教育工作者告诉本刊记者：“近些年，平均一个区县一年会消失村小30所左右。”
与一些专家学者的观点不同，基层的教育工作者认为，将村小大量“消亡”的根本原因归结于“撤点并校”不一定客观，城镇化和农村人口转移的速度明显加快才是村小减少的“时代大背景”，村小主要因生源减少而“自然消亡”，因行政命令进行“撤并”的是少数。比如，云阳近7年来减少的228所村小中，教委发文确认撤并的仅4所，其他都是“自然消亡”。巫溪县凤凰镇施家村村小，是过去条件还算不错的村小，2010年有学生100多人，2011年减少到70多人，而今年则只有31个学生。校长向吉万说：“因为生源日渐减少，我们只能是隔年招生，现在外出打工的父母把子女带出去的不少，加上这几年交通环境有了改善，路修通了，很多人就把孩子送到县城去读书了。”
运转艰难苦支撑
9名孩子在一间老旧不堪的教室里上着课，教师没有任何电子化的教学设备，窗户上多块玻璃已经破碎，屋外雨夹雪的寒意直入教室。在屋外，一个只有半个羽毛球场大的操场，在雨里已是泥泞不堪，操场四周，就是菜地……这是记者在国家级贫困县巫溪县下堡镇桔林村看到的场景。
乡村老师反映，虽然国家近年来加大了对农村教育的投入力度，但像这样条件的小学仍然很普遍。硬件差、经费少和师资短缺等问题比较突出，音乐、体育、美术、卫生、综合实践、科技活动等六大功能室更是“想都不敢想”。
离县城2个多小时车程的中梁镇中梁村小是巫溪县较为偏远的一所农村小学，56岁的朱时乾是该校唯一的老师，给全校6名孩子上课。他说：“学校连跳绳、篮球这些最基本的体育器材都缺乏，上体育课只能带几个孩子做一做最简单的游戏。”
除了硬件设施条件差，教育公用经费紧张也是一大问题。按现行标准，西部地区小学生平均公用经费为每年500元。村小由于学生少，经费就少，而城镇学校生源多，经费多，这就形成了“马太效应”。同时，在“乡镇中心校-村小”的两级管理模式下，公用经费由中心校来分配，村小很难足额配备到位，保障正常运转都困难。
此外，村小教师年龄偏大、师资结构不合理，一人教几门课程的“包课”现象很普遍。在记者走访的村小中，教师年龄普遍都在50岁以上，以“民转公”教师为主，多已临近退休，而年轻教师又多在30岁以下，流动性很强。基层教育部门人士说，再过几年老教师退休了，年轻教师又留不住，新教师招不来，村小真要面临“有校无师”的尴尬局面。
老人教小学，年轻人教高中
“爷爷奶奶教小学，叔叔阿姨教初中，哥哥姐姐教高中，就是师资队伍年龄结构不合理的形象写照。”武城县教育局的吴广峰说，他曾在调研中发现，在农村45岁以上的大部分教师都是原民办转正教师，知识结构陈旧，难以适应新课改的要求。“农村中小学英语、音乐、体育、美术、计算机等学科专业教师严重不足，很多学校让教师‘中途改行’或兼课，难以满足当前素质教育开全课程的要求。”
“我的学生经常抱怨，农村的条件很艰苦，很多理论知识无法有效地传达给学生，有电脑无网线，有电视无信号。”平原师范学校的邱兰英告诉记者，她是围绕加大对农村中小学投资做的提案。她作为师范学校的老师已有近30年，自己的很多学生加入到了农村教师的行列，但是她所得到的反馈令她深有感触，农村教师工资太低，有的甚至无法保障正常生活。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非常严重，那就是城乡教育资源差异的问题，县城中小学很多都覆盖了多媒体，而城镇或村里的学校虽有电脑，但是无法利用。”吴广峰说，如果不改善，这样会导致农村更弱城市更强。禹城齐鲁中学的韦建辉委员说，光说城乡差别可能有些空洞，举一个例子，有的农村小学因为缺乏足够的吸引力，一个班仅有十几人，而县城附小的一个班级竟达到八九十人。 德州市新湖南路小学的赵强委员认为，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许多优秀农村教师通过各种渠道进入城市学校，使得本来就处于劣势的农村中小学校更是雪上加霜，农村优秀教师的缺失加重了城乡之间教育发展不均衡。农村学生大量涌入城市学校使得农村学校生源流失严重，教学质量每况愈下，农村教育管理者怨声载道。
教育部：暂停“撤点并校”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发布的《农村教育布局调整十年评价报告》，将农村撤点并校的现象用一组数据表现了出来。这组数据的背后，是大量的小学低年级孩子因为路途遥远、上学不便等问题入学困难。
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我国在这十年间如此大规模的对义务教育学校进行布局调整？当这种调整产生出众多新的突出矛盾与问题时，未来我们将寻求怎样的解决思路与办法？就此，教育部基础教育一司副司长王定华在接受专访时给予回应。
来自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报告数据的确惊心动魄，杨东平院长还毫不客气地评价说：有些地方的盲目作为，会使一部分孩子没有或没能很好地接受义务教育，同时，乡村文明进一步凋敝，城乡、地区以及学校的差距仍然在拉大。要平衡好教育公平、质量、效益三者的关系，王定华副司长对此也有着清晰的认识，不过当初选择农村校的布局调整也是顺应时代的选择。他给记者讲述了这项政策出台的大背景，而主要推动因素与新世纪以来农村学生减少、农民群众期待孩子能“上好学”以及各地的不断推进有关。
农村的布局调整是在广泛的经济社会背景下发生的事情，总体上提高了教育质量，提高了教师的配置，提高了教育的效益。
不过，王定华也并不讳言，随着社会发展变化，这种调整也出现了执行上的一些偏差，以及过快过急导致的一些问题。
王定华认为，学生上学变远，交通工具跟不上，路途出现安全的隐患，同时增加了群众的经济负担，还有就是寄宿制学校的条件跟不上，出现了住宿和吃饭的一些问题。
在杨东平的眼中，还有更突出的问题，那就是大规模的撤点并校，荒了土地，荒了老人，荒了婆姨，荒了孩子。而让河北省教育厅巡视员、中国教育学会农村教育分会理事长韩清林更为痛心的是，如果农村校继续撤并，每年可能产生上百万新文盲。其实，对农村校布局调整这个重要而敏感的课题，从国家层面来讲并非无所作为。王定华介绍说：国办专门下发了《关于规范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的意见》，正是有针对性地来解决当前的问题，其中一个重点就是要重新科学制定农村校布局，所有地区眼下都必须暂停撤并教学点。
教育部根据国办文件的精神，也正在对后续的工作提出更加明确、具体的要求，对于各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方案要进行重新的审视，各省要在修订之后上报国家教育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来审核。审核备案之前，各省一定要停止撤并学校和教学点。
农村并校问题面临两难
的确，农村并校问题面临两难状况，一方面适龄儿童减少和人员外流导致原来的学校和教学点生源严重不足，没法再继续办下去；但另一方面，学校的减少也导致学生上学远、上学贵、上学难。
如何办好农村的学校？如何科学制定农村学校的布局规划？教育部对此有哪些考量？
王定华副司长强调说，农村教学点的变化首先要尊重农村的实际情况，严格撤并程序。该设置就设置，该保留就保留，学生的发展需要是最高原则。
根据学生的人数，群众的需求，办学的条件来定，如果由于学生过少，教育质量难以保障，撤并这个学校也要经过严格的程序，包括要进行论证，要听取村民的意见，要解决后续可能的问题，如果是多数的村民不同意，这样的学校就不能撤并。
科学的基础上，还要最大程度地保障学生能就近上学，这的确需要政府部门开动脑筋，平衡处理好提高质量和就近上学的关系。
要办好必要的村小和教学点，1～3年级的学生原则上都要在村里边来上学，不搞寄宿制更不搞长途的跋涉，不要把学生很多的时间和精力花在上学的路上。小学高年级的学生也是尽量的不寄宿，确有寄宿的要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初中的学生选择寄宿或者是走读。
另外，王定华还补充说，要加强农村寄宿制学校的建设和管理；在有需要的地方增加公共交通的车辆，增设公交站点、补助学生车贴，还会对一些地方提供校车服务。
我们对于社会上学校布局调整的议论也是非常关注的，好的意见建议都是充分的研究、充分的吸纳。我相信随着国办文件在各地的贯彻执行，我们一定会把这个问题解决好。
撤并拉长了上学路，学生们或翻山越岭，或坐上颠簸于乡野的“黑校车”，这跟“就近原则”相悖，也放大上学的安全风险；在寄宿制下，学校住宿、卫生等条件的“掉链子”，承载不起学生规模扩张的需求，寄宿制也损害亲情涵养；教育成本堆高，让辍学现象增多；废校空置等，都蚕食了农村学生的教育权益。
乡村学校，本是乡土文明的命脉所系。乡邑教化，也是在给乡土文明埋下火种。如今，教育部重申“听取家长意见”“可适当恢复”，也是在修复乡土文明的缺角，增进均衡教育的希望。给盲目撤并刹车，丰实农村教育的内核，才契合“反哺”之义。失序的撤并，给教育带来公平的阵痛，是时候对它意义重估了。（据《瞭望》、中国广播网、《齐鲁晚报》等相关资料整合）
的确，农村并校问题面临两难状况，一方面适龄儿童减少和人员外流导致原来的学校和教学点生源严重不足，没法再继续办下去；但另一方面，学校的减少也导致学生上学远、上学贵、上学难。
乡村小学：消亡与重生的纠结
在我国广大农村几乎每过1小时，就有4所农村学校消失。
凋敝的乡村，萧索的小学，老旧的教室，白发苍苍的老师，几个脸被冻得通红的留守儿童……在城镇化过程中，作为“教育末端”的农村地区村级小学（下称村小）“越来越少，越来越小”似乎成了大势所趋：生源大幅度减少，班额逐年萎缩，办学举步维艰，学校面临硬件、经费、师资和生源等多方面问题。
基层教育工作者认为，在合理调整农村教育布局的同时，改善村小的教学条件，加大对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的投入力度，以更好适应城镇化和人口转移的趋势，也许才是未来之路。
“教育末端”之困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发布的《农村教育布局调整10年评价报告》显示，在2000年到2010年间，我国农村平均每天消失63所小学、30个教学点、3所初中，几乎每过1小时，就有4所农村学校消失。十年间，农村小学减少22.94万所，减少52.1%；教学点减少11.1万个，减少六成。
近年来，随着城镇化的加速，农村人口向乡镇、乡镇人口向县城“梯度转移”的趋势日益明显，加上人口出生率下降导致适龄儿童减少，作为“教育末端”的村小或者因生源减少，或者因乡镇撤并而大量“消亡”。
三峡库区移民大县云阳县在2005年，有村小482所（100人以上村小287所），学生近4.7万人，而到2012年，村小数量减少到254所（100人以上村小仅35所），学生总人数也降至近1万人，7年时间消亡了228所，减少学生3.7万人。即使是偏远的贫困山区，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地处秦巴山区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的巫溪县，是重庆最偏远的区县，这些年村小也呈现生源大幅度减少、班额逐年萎缩的趋势。该县胜利乡中心小学5年前下属有8所村小，而今只剩下了1所，仅有学生12名。
在外出务工人员多的西部区县，村小生源大幅度减少，班额逐年萎缩的情况更为明显。开县是重庆外出务工第一大县，常年有50多万人在外打工，一些偏远的村小每年减少二三十名学生。一些基层教育工作者告诉本刊记者：“近些年，平均一个区县一年会消失村小30所左右。”
与一些专家学者的观点不同，基层的教育工作者认为，将村小大量“消亡”的根本原因归结于“撤点并校”不一定客观，城镇化和农村人口转移的速度明显加快才是村小减少的“时代大背景”，村小主要因生源减少而“自然消亡”，因行政命令进行“撤并”的是少数。比如，云阳近7年来减少的228所村小中，教委发文确认撤并的仅4所，其他都是“自然消亡”。巫溪县凤凰镇施家村村小，是过去条件还算不错的村小，2010年有学生100多人，2011年减少到70多人，而今年则只有31个学生。校长向吉万说：“因为生源日渐减少，我们只能是隔年招生，现在外出打工的父母把子女带出去的不少，加上这几年交通环境有了改善，路修通了，很多人就把孩子送到县城去读书了。”
运转艰难苦支撑
9名孩子在一间老旧不堪的教室里上着课，教师没有任何电子化的教学设备，窗户上多块玻璃已经破碎，屋外雨夹雪的寒意直入教室。在屋外，一个只有半个羽毛球场大的操场，在雨里已是泥泞不堪，操场四周，就是菜地……这是记者在国家级贫困县巫溪县下堡镇桔林村看到的场景。
乡村老师反映，虽然国家近年来加大了对农村教育的投入力度，但像这样条件的小学仍然很普遍。硬件差、经费少和师资短缺等问题比较突出，音乐、体育、美术、卫生、综合实践、科技活动等六大功能室更是“想都不敢想”。
离县城2个多小时车程的中梁镇中梁村小是巫溪县较为偏远的一所农村小学，56岁的朱时乾是该校唯一的老师，给全校6名孩子上课。他说：“学校连跳绳、篮球这些最基本的体育器材都缺乏，上体育课只能带几个孩子做一做最简单的游戏。”
除了硬件设施条件差，教育公用经费紧张也是一大问题。按现行标准，西部地区小学生平均公用经费为每年500元。村小由于学生少，经费就少，而城镇学校生源多，经费多，这就形成了“马太效应”。同时，在“乡镇中心校-村小”的两级管理模式下，公用经费由中心校来分配，村小很难足额配备到位，保障正常运转都困难。
此外，村小教师年龄偏大、师资结构不合理，一人教几门课程的“包课”现象很普遍。在记者走访的村小中，教师年龄普遍都在50岁以上，以“民转公”教师为主，多已临近退休，而年轻教师又多在30岁以下，流动性很强。基层教育部门人士说，再过几年老教师退休了，年轻教师又留不住，新教师招不来，村小真要面临“有校无师”的尴尬局面。
老人教小学，年轻人教高中
“爷爷奶奶教小学，叔叔阿姨教初中，哥哥姐姐教高中，就是师资队伍年龄结构不合理的形象写照。”武城县教育局的吴广峰说，他曾在调研中发现，在农村45岁以上的大部分教师都是原民办转正教师，知识结构陈旧，难以适应新课改的要求。“农村中小学英语、音乐、体育、美术、计算机等学科专业教师严重不足，很多学校让教师‘中途改行’或兼课，难以满足当前素质教育开全课程的要求。”
“我的学生经常抱怨，农村的条件很艰苦，很多理论知识无法有效地传达给学生，有电脑无网线，有电视无信号。”平原师范学校的邱兰英告诉记者，她是围绕加大对农村中小学投资做的提案。她作为师范学校的老师已有近30年，自己的很多学生加入到了农村教师的行列，但是她所得到的反馈令她深有感触，农村教师工资太低，有的甚至无法保障正常生活。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非常严重，那就是城乡教育资源差异的问题，县城中小学很多都覆盖了多媒体，而城镇或村里的学校虽有电脑，但是无法利用。”吴广峰说，如果不改善，这样会导致农村更弱城市更强。禹城齐鲁中学的韦建辉委员说，光说城乡差别可能有些空洞，举一个例子，有的农村小学因为缺乏足够的吸引力，一个班仅有十几人，而县城附小的一个班级竟达到八九十人。 德州市新湖南路小学的赵强委员认为，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许多优秀农村教师通过各种渠道进入城市学校，使得本来就处于劣势的农村中小学校更是雪上加霜，农村优秀教师的缺失加重了城乡之间教育发展不均衡。农村学生大量涌入城市学校使得农村学校生源流失严重，教学质量每况愈下，农村教育管理者怨声载道。
教育部：暂停“撤点并校”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发布的《农村教育布局调整十年评价报告》，将农村撤点并校的现象用一组数据表现了出来。这组数据的背后，是大量的小学低年级孩子因为路途遥远、上学不便等问题入学困难。
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我国在这十年间如此大规模的对义务教育学校进行布局调整？当这种调整产生出众多新的突出矛盾与问题时，未来我们将寻求怎样的解决思路与办法？就此，教育部基础教育一司副司长王定华在接受专访时给予回应。
来自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报告数据的确惊心动魄，杨东平院长还毫不客气地评价说：有些地方的盲目作为，会使一部分孩子没有或没能很好地接受义务教育，同时，乡村文明进一步凋敝，城乡、地区以及学校的差距仍然在拉大。要平衡好教育公平、质量、效益三者的关系，王定华副司长对此也有着清晰的认识，不过当初选择农村校的布局调整也是顺应时代的选择。他给记者讲述了这项政策出台的大背景，而主要推动因素与新世纪以来农村学生减少、农民群众期待孩子能“上好学”以及各地的不断推进有关。
农村的布局调整是在广泛的经济社会背景下发生的事情，总体上提高了教育质量，提高了教师的配置，提高了教育的效益。
不过，王定华也并不讳言，随着社会发展变化，这种调整也出现了执行上的一些偏差，以及过快过急导致的一些问题。
王定华认为，学生上学变远，交通工具跟不上，路途出现安全的隐患，同时增加了群众的经济负担，还有就是寄宿制学校的条件跟不上，出现了住宿和吃饭的一些问题。
在杨东平的眼中，还有更突出的问题，那就是大规模的撤点并校，荒了土地，荒了老人，荒了婆姨，荒了孩子。而让河北省教育厅巡视员、中国教育学会农村教育分会理事长韩清林更为痛心的是，如果农村校继续撤并，每年可能产生上百万新文盲。其实，对农村校布局调整这个重要而敏感的课题，从国家层面来讲并非无所作为。王定华介绍说：国办专门下发了《关于规范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的意见》，正是有针对性地来解决当前的问题，其中一个重点就是要重新科学制定农村校布局，所有地区眼下都必须暂停撤并教学点。
教育部根据国办文件的精神，也正在对后续的工作提出更加明确、具体的要求，对于各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方案要进行重新的审视，各省要在修订之后上报国家教育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来审核。审核备案之前，各省一定要停止撤并学校和教学点。
农村并校问题面临两难
的确，农村并校问题面临两难状况，一方面适龄儿童减少和人员外流导致原来的学校和教学点生源严重不足，没法再继续办下去；但另一方面，学校的减少也导致学生上学远、上学贵、上学难。
如何办好农村的学校？如何科学制定农村学校的布局规划？教育部对此有哪些考量？
王定华副司长强调说，农村教学点的变化首先要尊重农村的实际情况，严格撤并程序。该设置就设置，该保留就保留，学生的发展需要是最高原则。
根据学生的人数，群众的需求，办学的条件来定，如果由于学生过少，教育质量难以保障，撤并这个学校也要经过严格的程序，包括要进行论证，要听取村民的意见，要解决后续可能的问题，如果是多数的村民不同意，这样的学校就不能撤并。
科学的基础上，还要最大程度地保障学生能就近上学，这的确需要政府部门开动脑筋，平衡处理好提高质量和就近上学的关系。
要办好必要的村小和教学点，1～3年级的学生原则上都要在村里边来上学，不搞寄宿制更不搞长途的跋涉，不要把学生很多的时间和精力花在上学的路上。小学高年级的学生也是尽量的不寄宿，确有寄宿的要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初中的学生选择寄宿或者是走读。
另外，王定华还补充说，要加强农村寄宿制学校的建设和管理；在有需要的地方增加公共交通的车辆，增设公交站点、补助学生车贴，还会对一些地方提供校车服务。
我们对于社会上学校布局调整的议论也是非常关注的，好的意见建议都是充分的研究、充分的吸纳。我相信随着国办文件在各地的贯彻执行，我们一定会把这个问题解决好。
撤并拉长了上学路，学生们或翻山越岭，或坐上颠簸于乡野的“黑校车”，这跟“就近原则”相悖，也放大上学的安全风险；在寄宿制下，学校住宿、卫生等条件的“掉链子”，承载不起学生规模扩张的需求，寄宿制也损害亲情涵养；教育成本堆高，让辍学现象增多；废校空置等，都蚕食了农村学生的教育权益。
乡村学校，本是乡土文明的命脉所系。乡邑教化，也是在给乡土文明埋下火种。如今，教育部重申“听取家长意见”“可适当恢复”，也是在修复乡土文明的缺角，增进均衡教育的希望。给盲目撤并刹车，丰实农村教育的内核，才契合“反哺”之义。失序的撤并，给教育带来公平的阵痛，是时候对它意义重估了。（据《瞭望》、中国广播网、《齐鲁晚报》等相关资料整合）
的确，农村并校问题面临两难状况，一方面适龄儿童减少和人员外流导致原来的学校和教学点生源严重不足，没法再继续办下去；但另一方面，学校的减少也导致学生上学远、上学贵、上学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