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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浴着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春风，举国上下对未来五到十年全面深化改革，再启中国增长强动力的宏伟蓝图一片欢腾。此时，我不禁又想起已故的中国现代经济地理学的领路人、人文地理学的开拓者，为我国现代人文地理学的发展和中国地理科学走向世界作出了杰出贡献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吴传钧。无论是吴老科学严谨的求学态度，抑或是他那客观超前的思维意识、开拓进取的创新精神，甚至于那句“只要国家需要，我就生命不息，工作不止”的铿锵话语，又再次深深地回响在我的脑海里，使我夜不能寐，灯下挥毫，写就此文，以示怀念。
初识吴传钧是1989年春。当时，我还是一名编辑，到华东师范大学组稿，听闻著名地理学家吴传钧也在，便辗转约访他。吴老先生欣然答应接受我的采访。初次相见，他知识渊博，谈锋甚健，为人谦恭，一副学者的风范，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1998年，正值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建社10周年，我是时任社长，亲自去函邀请吴老题词。吴老欣然写下“繁荣科技出版，为四个现代化服务”的条幅。
2000年春，我赴京参加会议，抽空给吴老打了个电话。此时，虽已82岁高龄，但吴老的公务仍十分繁忙。经安排，4月26日，我在中国科学院地理与资源研究院见到了吴老，就我国的经济地理、人文地理，环境资源、北京沙尘暴和西部大开发等问题进行了一番长谈，吴先生还详细地向我介绍了他的成长道路、学术成就、治学经验和今后打算。
吴传钧（1918—2009），江苏苏州人。1941年毕业于中央大学（现南京大学）地理系，1943年获该校硕士学位。1945年考取公费赴英留学，1948年获英国利物浦大学博士学位。历任中央大学和英国利物浦大学讲师，中国地理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是我国现代经济地理学的学科带头人、现代人文地理学的开拓者，为推动中国地理学界与国际地理学界的合作与交流以及地理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吴老长期从事地理学的综合研究，早在上世纪50年代，他就提出，经济地理学非一般所说的经济科学，而是与自然科学及技术科学密切交错，具有自然-技术-经济三结合特点的边缘科学。上世纪80年代，他提出，地理学的中心研究课题是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发展过程、机理和结构特征，发展趋向和优化调控。这些学术见解推进了地理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他还对土地利用和国土研究与规划提出了系统的理论和方法。
他曾多次率中国地理学家代表团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出访过20多个国家。曾任美国出版的《中国地理学者》、德国出版的《地学季刊》及中国香港出版的《亚洲地理学家》等杂志的编委和顾问。出版了《中国农业地理总论》、《中国土地资源》、《中国区域规划》、《土地与水资源管理》和《中国地理学》等大量中英文著作，参与编写的《中国海岸带与海涂资源调查报告》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地图集》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主编的《中国农业地理总论》、《1∶100万中国土地利用图集》、《中国地理利用》等专著获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一等奖。他还编著了《国土开发整治与规划》、《现代经济地理学》、《中国经济地理》等书。
求学时代
吴传钧，别号任之。1918年4月2日出生于江苏苏州一个书香门第。父亲吴曾善当过司法官，后在东吴大学教法律，曾任苏州律师公会会长，还是著名的书法家，苏州虎丘山门题字“古吴揽胜”以及“别有洞天”均为吴曾善所书。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比较严格，认为“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成年后，吴传钧又接受了“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等思想。
还在少年时代，吴传钧就对地理科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初中阶段，听地理老师介绍孙中山先生的《建国方略》中所描绘的美好前景，激发了他学习地理的兴趣。后来，他就读于江苏省立苏州高级中学，校长是我国著名的地理学家、后任中央大学地理系主任的胡焕庸。1936年，吴传钧中学毕业后考入地处南京的中央大学地理系，开始专攻地理学。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央大学从南京迁到重庆沙坪坝，学习环境相当艰苦。1941年，吴传钧大学毕业后又考入中央大学研究生院地理学部，在胡焕庸指导下学习。1943年毕业，获得该校第一个地理专业硕士学位，随后留校当讲师。1945年，有个招考公费出国留学的机会，其中地理专业有一个名额，吴传钧被录取，由当时英国文化协会驻重庆代表、著名人文地理学家罗士培（P.M.Roxby）介绍，他进入以研究远东地理为中心的英国利物浦大学研究生院深造，1948年取得博士学位。1949年秋，吴传钧毅然返回到正处于动乱之中的祖国，由当时设于南京的中国地理研究所所长林超延聘到该所工作。
初露锋芒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地理研究所改组为“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几十年来，吴传钧一直致力于地理研究，先后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和一些著名大学地理系讲授经济地理和人文地理。
吴传钧对地理科学的所有研究领域，都有着广泛的爱好。最初他侧重于农业地理和土地利用的研究。考虑到我国人口多、耕地少的国情，他提出了“为使全国人民丰衣足食，发展农业生产是最根本的任务”的重要观点。他还认为，农业生产和地理环境的关系比国民经济其他部门要密切得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因此，地理学为农业服务可以展其所长。他在国内外大学所写的3篇毕业论文，都是有关农业地理方面的。他当年的大学毕业论文《中国粮食地理》就是在抗战时后方粮食紧张的情势下写成，1942年由商务印书馆在重庆出版；他的硕士论文《四川威远山区土地利用》，通过著名地理学家翁文灏和黄国璋先生的评审，1944年发表在四川银行《经济集刊》上；他的博士论文《Rice Economy of China（中国稻作经济）》是根据当时中央农业试验所提供的分县农业统计，经过分析研究之后写成的，得到了英国人文地理学家达尔培（H.C.Darby）和经济地理学家斯坦普（DudleyStamp）两位教授的指导。 成就斐然
在地理研究的领域里，吴传钧研究农业地理大都从土地利用入手，他认为土地利用是人类生产活动和自然环境关系表现得最为具体的景观，通过研究土地利用，不仅可了解到农业生产的核心问题，还可了解人地关系的主要问题。解放后，吴传钧进行的第一项研究就是南京市土地利用调查。他编制了我国第一幅大比例尺彩色土地利用图。上世纪50年代，他又结合黑龙江流域综合考察，进行了东北农业区划和土地利用研究。70年代初，他参加了大兴安岭地区农荒地资源考察，到我国东南浙、赣、闽三省和西北甘、青、新三省区进行了农业生产典型调查。70年代后期，吴传钧发起组织全国各地理单位编写《中国农业地理》丛书，并主编了其中的《中国农业地理总论》一书。80年代初，受中国科学院委托，他主持全国1∶100万土地利用图的编制与研究工作，于1990年出版，为国家进行土地管理和农业生产规划提供了重要依据，同时也为世界各国编制全国性土地利用图带了一个好头。
吴传钧对地理学其他领域的研究是适应国家各个阶段经济发展形势而确定的。例如建国初期，为了配合铁路建设，他负责进行了兰州-银川-包头新铁路线的经济选线工作；配合水利建设，他参加了黄河流域初期规划工作。上世纪50年代后期，当时的中苏两国科学院为开发黑龙江流域水利资源组建综合考察队，他参加了有关生产布局工作，受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的指派，到苏联生产力研究委员会系统学习地理综合考察方面的经验。60年代初期，他所在的地理研究所经济地理研究室受华北局计委的委托，调查华北地区工业布局问题，他负责工业用水的调查。80年代初，中央把国土开发整治提到国家议事日程上，吴传钧认为这项任务的很多内容如资源评价、生产布局、环境综合治理、地区国土规划等，都是地理工作者的分内工作。国土开发整治的总目标是理顺和协调好人类生产活动和地理环境的关系，而根据他的理解和认识，地理学就是以研究人地关系的地域体系为核心，它和国土整治的地域性和综合性相结合的特点完全一致。这给地理工作者提供了大好的用武之地。因此，他一方面号召地理界的同行们为国土开发整治服务，同时把自己的科研重点转到了这一方面。
学术论点
从中国地理学的发展全局来看，吴传钧认为有两个方面需要加强，首先是地理学的各个分支发展不够平衡，特别是建国之初按照苏联的模式来发展地理学，强调自然地理而忽视了人文地理，当时在“左”的思潮冲击下甚至把人文地理学视为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伪科学来批判，以致我国地理学出现了畸形发展的局面。1978年，国家战略重点转移到了现代化建设上，社会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人地关系向广度和深度发展，人文地理研究的重要性日益为社会所认识，中央有关领导同志曾先后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出干部的培养要注意学习地理知识，尤其是人文地理知识。在国家“六五”计划中，明确规定要加强人文地理研究。此后，他协同胡焕庸、李旭旦两位老师，积极为发展人文地理而工作。
其次，建国以来我国地理学强调应用，有计划地组织全国地理界的主要力量为社会主义生产建设服务，的确也作出了不少贡献，但美中不足的是未能在实践基础上总结经验并将其上升为理论，以致地理科学本身的理论建树显得十分薄弱。他常要求青年同志在进行一项研究工作之后，要提出三方面的成果才算完成任务，包括根据任务的要求而提出调查研究报告、系统汇总调查地区的素材写成区域地理资料及总结工作的经验和体会写出有关的理论文章等，期望通过任务的完成来带动学科本身的发展。
根据自身实践的点滴体会，吴传钧发表过一些理论见解，例如关于经济地理学的性质和范畴问题，过去我国地理界不少同志受前苏联经济学家的影响，断言经济地理学是经济科学，而且是以研究生产配置为中心；吴传钧认为，经济地理学是一门和自然科学及技术科学关系十分密切的社会科学，也可以理解为具有自然-经济-技术三结合特点的边缘科学，同时他主张经济地理学的研究不能局限于以生产配置为中心的狭义的生产地理学，而应当是以研究经济活动的地域体系的形成过程、结构特点和发展趋向为中心的广义的经济地理学。无论是这些论点还是他后来提出的地理学以研究人地关系的地域体系为中心等论点，都是发前人之所未发，为地理学的理论建树提出的新论点。
新的奉献
吴老在古稀之年最关心的大事有两件，一是如何开创我国地理事业的新局面；二是如何更好培养大批又红又专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青年地理工作者。
为了开创新局面，除了本职工作外，吴先生还兼任一些有关的业务组织工作。在研究所内，他先后当过学科组组长、研究室主任、副所长、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在研究所外，他担任中国地理学会等五六个全国性学术团体的理事长、常务理事、秘书长或顾问，以及《地理学报》等七八种全国性地理学术期刊的主编、副主编、编委或顾问，还受聘于一些名牌大学地理系和地理研究所，任兼职教授、研究员或顾问。特别是主持中国地理学会的工作以来，他对推动和协调地理界有计划地进行某些全国性学术工作作出了一定贡献。对外开放以后，吴先生代表我国地理界，曾先后出访了美国、日本、捷克、新西兰等20多个国家，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或短期讲学，曾担任过联合国大学（东京）校长顾问委员，组织由该校和中国科学院共同出面召开的《土地资源评价和合理利用（1981）》和《地区发展规划（1983）》等国际学术讨论会。1984年在巴黎召开的第25届国际地理大会上，吴传钧周旋于各国代表团之间，经过协商和斗争，恢复了我国在国际地理联合会的会籍，了却了他一桩心愿。1988年在悉尼召开的第26届国际地理大会上，吴传钧被选为国际地理联合会（IGU）副主席。
多年来，吴传钧一直积极参加国际学术交流活动，增强了开拓和发展我国地理学的信心。他认识到我国地理学在当今世界上不能说是落后，相反，在某些领域还居于领先地位，但也不能不承认我国地理学理论建树相对薄弱，在工作方面和手段方面同先进国家对比还存在不小的差距。为了对外宣传我国地理学的成就，他主编《Geographyin China》等英文书刊对外发行，并担负美国《China Geographer》和西德《Geo Journal》等地理学术专业期刊的编委工作。 为了培养年轻一代地理工作者，除了经常到有关大学兼课或作学术报告外，自1960年起，吴传钧开始着手培养硕士研究生，1981年开始招收经济地理、人文地理和国土整治等专业的博士研究生，1988年开始接纳博士后进修生。每次和新招入的研究生的第一次谈话，他总会先谈到一个立志问题。他强调青年人不可无志，而且要立大志，有了理想，才能一步一步向着这个目标奋斗，以求“卒抵于成”。吴先生认为，地理研究是一种脚踏实地的工作，不仅要“读万卷书”，系统汲取国内外和前人的宝贵经验，而更重要的还要“行万里路”，多做野外考察，多做社会调查的工作。他自己便是从上世纪40年代初在四川调查土地利用开始，有时徒步、有时骑马、有时蹬自行车，不辞辛苦，跑遍了各省（市、自治区），取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再加上在世界各大洲考察的经历，使他对地域差异性的认识极为深刻，这也许就是他对地理研究有最大的发言权的原因。他要求青年一代不怕苦、不怕累，争取一切可能的机会到大自然中去，到基层中去，多多考察、访问、调查，以求取得感性认识，然后再阅读他人著作，从而加深理解，知所取舍。他还常常把自己以往工作中的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告诉学生，让他们少走弯路，以提高学习和工作效率，在学术和品行两个方面都能健康成长。
对于当今人类所面临着的协调人口、资源、环境等关系问题，吴老认为，这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内容，也是现代地理学研究的中心内容。对于西部大开发，吴老说，党中央决定西部大开发是十分正确和英明的，因为种种原因，西部地区经济还比较落后，尤其是基础设施。但西南、西北自然资源十分丰富，这是西南、西北的优势，对此，吴老十分风趣地打了个比喻：“东西运出来是金银财宝，运不出去是树皮烂草”。还有水资源和水利设施的问题，在西部开发中是十分重要的。中国有56个民族，大部分在西部，在开发西部中，如何使文化融合，创造中华民族的共同文化，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有很多东西没有充分挖掘出来。还有一些认识要端正，如中国幅员辽阔，但东西部在文化、自然资源、经济、气候等方面差别很大，所以发展西部要因地制宜，才能健康发展。如“以粮为纲”是违反原则的，全国千篇一律，草场被破坏，畜牧业被破坏，蔬菜基地也被破坏，林地“以粮为纲”，资源就被破坏，这样的决策缺乏地理差别观念。
又如，过去只知道陆地国土，不知道海洋国土。海洋国土又叫海洋经济专属区，沿海的200海里范围内，主权国有优先开发和管理权，中国有300万平方公里海洋国土，今后很多资源要从海洋补给。不能忽视海洋的研究和开发，否则，会影响到现代化建设。
年逾古稀的吴老先生兢兢业业工作的精神，十分令人钦佩。地理学方面的深厚精湛的修养，科学研究的丰厚成就，使这位学者卓然立于科学殿堂。作为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我国现代经济地理学和现代人文地理学的学科带头人，吴传钧成就斐然。他为推动中国地理学界与国际地理学界的合作交流和地理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2009年3月13日，吴传钧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在他生前，他常说的一句话是：“只要国家需要，我就生命不息，工作不止。”我一直在想，吴老的精神源泉正在于他对地理科学的热爱和对祖国的热爱。这位毕生钟情于大地山川并为地理学作出了不可磨灭贡献的杰出学者，其事业和科学精神正如大地一般，永恒、永存和无限。
初识吴传钧是1989年春。当时，我还是一名编辑，到华东师范大学组稿，听闻著名地理学家吴传钧也在，便辗转约访他。吴老先生欣然答应接受我的采访。初次相见，他知识渊博，谈锋甚健，为人谦恭，一副学者的风范，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1998年，正值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建社10周年，我是时任社长，亲自去函邀请吴老题词。吴老欣然写下“繁荣科技出版，为四个现代化服务”的条幅。
2000年春，我赴京参加会议，抽空给吴老打了个电话。此时，虽已82岁高龄，但吴老的公务仍十分繁忙。经安排，4月26日，我在中国科学院地理与资源研究院见到了吴老，就我国的经济地理、人文地理，环境资源、北京沙尘暴和西部大开发等问题进行了一番长谈，吴先生还详细地向我介绍了他的成长道路、学术成就、治学经验和今后打算。
吴传钧（1918—2009），江苏苏州人。1941年毕业于中央大学（现南京大学）地理系，1943年获该校硕士学位。1945年考取公费赴英留学，1948年获英国利物浦大学博士学位。历任中央大学和英国利物浦大学讲师，中国地理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是我国现代经济地理学的学科带头人、现代人文地理学的开拓者，为推动中国地理学界与国际地理学界的合作与交流以及地理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吴老长期从事地理学的综合研究，早在上世纪50年代，他就提出，经济地理学非一般所说的经济科学，而是与自然科学及技术科学密切交错，具有自然-技术-经济三结合特点的边缘科学。上世纪80年代，他提出，地理学的中心研究课题是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发展过程、机理和结构特征，发展趋向和优化调控。这些学术见解推进了地理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他还对土地利用和国土研究与规划提出了系统的理论和方法。
他曾多次率中国地理学家代表团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出访过20多个国家。曾任美国出版的《中国地理学者》、德国出版的《地学季刊》及中国香港出版的《亚洲地理学家》等杂志的编委和顾问。出版了《中国农业地理总论》、《中国土地资源》、《中国区域规划》、《土地与水资源管理》和《中国地理学》等大量中英文著作，参与编写的《中国海岸带与海涂资源调查报告》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地图集》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主编的《中国农业地理总论》、《1∶100万中国土地利用图集》、《中国地理利用》等专著获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一等奖。他还编著了《国土开发整治与规划》、《现代经济地理学》、《中国经济地理》等书。
求学时代
吴传钧，别号任之。1918年4月2日出生于江苏苏州一个书香门第。父亲吴曾善当过司法官，后在东吴大学教法律，曾任苏州律师公会会长，还是著名的书法家，苏州虎丘山门题字“古吴揽胜”以及“别有洞天”均为吴曾善所书。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比较严格，认为“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成年后，吴传钧又接受了“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等思想。
还在少年时代，吴传钧就对地理科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初中阶段，听地理老师介绍孙中山先生的《建国方略》中所描绘的美好前景，激发了他学习地理的兴趣。后来，他就读于江苏省立苏州高级中学，校长是我国著名的地理学家、后任中央大学地理系主任的胡焕庸。1936年，吴传钧中学毕业后考入地处南京的中央大学地理系，开始专攻地理学。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央大学从南京迁到重庆沙坪坝，学习环境相当艰苦。1941年，吴传钧大学毕业后又考入中央大学研究生院地理学部，在胡焕庸指导下学习。1943年毕业，获得该校第一个地理专业硕士学位，随后留校当讲师。1945年，有个招考公费出国留学的机会，其中地理专业有一个名额，吴传钧被录取，由当时英国文化协会驻重庆代表、著名人文地理学家罗士培（P.M.Roxby）介绍，他进入以研究远东地理为中心的英国利物浦大学研究生院深造，1948年取得博士学位。1949年秋，吴传钧毅然返回到正处于动乱之中的祖国，由当时设于南京的中国地理研究所所长林超延聘到该所工作。
初露锋芒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地理研究所改组为“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几十年来，吴传钧一直致力于地理研究，先后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和一些著名大学地理系讲授经济地理和人文地理。
吴传钧对地理科学的所有研究领域，都有着广泛的爱好。最初他侧重于农业地理和土地利用的研究。考虑到我国人口多、耕地少的国情，他提出了“为使全国人民丰衣足食，发展农业生产是最根本的任务”的重要观点。他还认为，农业生产和地理环境的关系比国民经济其他部门要密切得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因此，地理学为农业服务可以展其所长。他在国内外大学所写的3篇毕业论文，都是有关农业地理方面的。他当年的大学毕业论文《中国粮食地理》就是在抗战时后方粮食紧张的情势下写成，1942年由商务印书馆在重庆出版；他的硕士论文《四川威远山区土地利用》，通过著名地理学家翁文灏和黄国璋先生的评审，1944年发表在四川银行《经济集刊》上；他的博士论文《Rice Economy of China（中国稻作经济）》是根据当时中央农业试验所提供的分县农业统计，经过分析研究之后写成的，得到了英国人文地理学家达尔培（H.C.Darby）和经济地理学家斯坦普（DudleyStamp）两位教授的指导。 成就斐然
在地理研究的领域里，吴传钧研究农业地理大都从土地利用入手，他认为土地利用是人类生产活动和自然环境关系表现得最为具体的景观，通过研究土地利用，不仅可了解到农业生产的核心问题，还可了解人地关系的主要问题。解放后，吴传钧进行的第一项研究就是南京市土地利用调查。他编制了我国第一幅大比例尺彩色土地利用图。上世纪50年代，他又结合黑龙江流域综合考察，进行了东北农业区划和土地利用研究。70年代初，他参加了大兴安岭地区农荒地资源考察，到我国东南浙、赣、闽三省和西北甘、青、新三省区进行了农业生产典型调查。70年代后期，吴传钧发起组织全国各地理单位编写《中国农业地理》丛书，并主编了其中的《中国农业地理总论》一书。80年代初，受中国科学院委托，他主持全国1∶100万土地利用图的编制与研究工作，于1990年出版，为国家进行土地管理和农业生产规划提供了重要依据，同时也为世界各国编制全国性土地利用图带了一个好头。
吴传钧对地理学其他领域的研究是适应国家各个阶段经济发展形势而确定的。例如建国初期，为了配合铁路建设，他负责进行了兰州-银川-包头新铁路线的经济选线工作；配合水利建设，他参加了黄河流域初期规划工作。上世纪50年代后期，当时的中苏两国科学院为开发黑龙江流域水利资源组建综合考察队，他参加了有关生产布局工作，受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的指派，到苏联生产力研究委员会系统学习地理综合考察方面的经验。60年代初期，他所在的地理研究所经济地理研究室受华北局计委的委托，调查华北地区工业布局问题，他负责工业用水的调查。80年代初，中央把国土开发整治提到国家议事日程上，吴传钧认为这项任务的很多内容如资源评价、生产布局、环境综合治理、地区国土规划等，都是地理工作者的分内工作。国土开发整治的总目标是理顺和协调好人类生产活动和地理环境的关系，而根据他的理解和认识，地理学就是以研究人地关系的地域体系为核心，它和国土整治的地域性和综合性相结合的特点完全一致。这给地理工作者提供了大好的用武之地。因此，他一方面号召地理界的同行们为国土开发整治服务，同时把自己的科研重点转到了这一方面。
学术论点
从中国地理学的发展全局来看，吴传钧认为有两个方面需要加强，首先是地理学的各个分支发展不够平衡，特别是建国之初按照苏联的模式来发展地理学，强调自然地理而忽视了人文地理，当时在“左”的思潮冲击下甚至把人文地理学视为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伪科学来批判，以致我国地理学出现了畸形发展的局面。1978年，国家战略重点转移到了现代化建设上，社会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人地关系向广度和深度发展，人文地理研究的重要性日益为社会所认识，中央有关领导同志曾先后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出干部的培养要注意学习地理知识，尤其是人文地理知识。在国家“六五”计划中，明确规定要加强人文地理研究。此后，他协同胡焕庸、李旭旦两位老师，积极为发展人文地理而工作。
其次，建国以来我国地理学强调应用，有计划地组织全国地理界的主要力量为社会主义生产建设服务，的确也作出了不少贡献，但美中不足的是未能在实践基础上总结经验并将其上升为理论，以致地理科学本身的理论建树显得十分薄弱。他常要求青年同志在进行一项研究工作之后，要提出三方面的成果才算完成任务，包括根据任务的要求而提出调查研究报告、系统汇总调查地区的素材写成区域地理资料及总结工作的经验和体会写出有关的理论文章等，期望通过任务的完成来带动学科本身的发展。
根据自身实践的点滴体会，吴传钧发表过一些理论见解，例如关于经济地理学的性质和范畴问题，过去我国地理界不少同志受前苏联经济学家的影响，断言经济地理学是经济科学，而且是以研究生产配置为中心；吴传钧认为，经济地理学是一门和自然科学及技术科学关系十分密切的社会科学，也可以理解为具有自然-经济-技术三结合特点的边缘科学，同时他主张经济地理学的研究不能局限于以生产配置为中心的狭义的生产地理学，而应当是以研究经济活动的地域体系的形成过程、结构特点和发展趋向为中心的广义的经济地理学。无论是这些论点还是他后来提出的地理学以研究人地关系的地域体系为中心等论点，都是发前人之所未发，为地理学的理论建树提出的新论点。
新的奉献
吴老在古稀之年最关心的大事有两件，一是如何开创我国地理事业的新局面；二是如何更好培养大批又红又专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青年地理工作者。
为了开创新局面，除了本职工作外，吴先生还兼任一些有关的业务组织工作。在研究所内，他先后当过学科组组长、研究室主任、副所长、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在研究所外，他担任中国地理学会等五六个全国性学术团体的理事长、常务理事、秘书长或顾问，以及《地理学报》等七八种全国性地理学术期刊的主编、副主编、编委或顾问，还受聘于一些名牌大学地理系和地理研究所，任兼职教授、研究员或顾问。特别是主持中国地理学会的工作以来，他对推动和协调地理界有计划地进行某些全国性学术工作作出了一定贡献。对外开放以后，吴先生代表我国地理界，曾先后出访了美国、日本、捷克、新西兰等20多个国家，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或短期讲学，曾担任过联合国大学（东京）校长顾问委员，组织由该校和中国科学院共同出面召开的《土地资源评价和合理利用（1981）》和《地区发展规划（1983）》等国际学术讨论会。1984年在巴黎召开的第25届国际地理大会上，吴传钧周旋于各国代表团之间，经过协商和斗争，恢复了我国在国际地理联合会的会籍，了却了他一桩心愿。1988年在悉尼召开的第26届国际地理大会上，吴传钧被选为国际地理联合会（IGU）副主席。
多年来，吴传钧一直积极参加国际学术交流活动，增强了开拓和发展我国地理学的信心。他认识到我国地理学在当今世界上不能说是落后，相反，在某些领域还居于领先地位，但也不能不承认我国地理学理论建树相对薄弱，在工作方面和手段方面同先进国家对比还存在不小的差距。为了对外宣传我国地理学的成就，他主编《Geographyin China》等英文书刊对外发行，并担负美国《China Geographer》和西德《Geo Journal》等地理学术专业期刊的编委工作。 为了培养年轻一代地理工作者，除了经常到有关大学兼课或作学术报告外，自1960年起，吴传钧开始着手培养硕士研究生，1981年开始招收经济地理、人文地理和国土整治等专业的博士研究生，1988年开始接纳博士后进修生。每次和新招入的研究生的第一次谈话，他总会先谈到一个立志问题。他强调青年人不可无志，而且要立大志，有了理想，才能一步一步向着这个目标奋斗，以求“卒抵于成”。吴先生认为，地理研究是一种脚踏实地的工作，不仅要“读万卷书”，系统汲取国内外和前人的宝贵经验，而更重要的还要“行万里路”，多做野外考察，多做社会调查的工作。他自己便是从上世纪40年代初在四川调查土地利用开始，有时徒步、有时骑马、有时蹬自行车，不辞辛苦，跑遍了各省（市、自治区），取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再加上在世界各大洲考察的经历，使他对地域差异性的认识极为深刻，这也许就是他对地理研究有最大的发言权的原因。他要求青年一代不怕苦、不怕累，争取一切可能的机会到大自然中去，到基层中去，多多考察、访问、调查，以求取得感性认识，然后再阅读他人著作，从而加深理解，知所取舍。他还常常把自己以往工作中的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告诉学生，让他们少走弯路，以提高学习和工作效率，在学术和品行两个方面都能健康成长。
对于当今人类所面临着的协调人口、资源、环境等关系问题，吴老认为，这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内容，也是现代地理学研究的中心内容。对于西部大开发，吴老说，党中央决定西部大开发是十分正确和英明的，因为种种原因，西部地区经济还比较落后，尤其是基础设施。但西南、西北自然资源十分丰富，这是西南、西北的优势，对此，吴老十分风趣地打了个比喻：“东西运出来是金银财宝，运不出去是树皮烂草”。还有水资源和水利设施的问题，在西部开发中是十分重要的。中国有56个民族，大部分在西部，在开发西部中，如何使文化融合，创造中华民族的共同文化，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有很多东西没有充分挖掘出来。还有一些认识要端正，如中国幅员辽阔，但东西部在文化、自然资源、经济、气候等方面差别很大，所以发展西部要因地制宜，才能健康发展。如“以粮为纲”是违反原则的，全国千篇一律，草场被破坏，畜牧业被破坏，蔬菜基地也被破坏，林地“以粮为纲”，资源就被破坏，这样的决策缺乏地理差别观念。
又如，过去只知道陆地国土，不知道海洋国土。海洋国土又叫海洋经济专属区，沿海的200海里范围内，主权国有优先开发和管理权，中国有300万平方公里海洋国土，今后很多资源要从海洋补给。不能忽视海洋的研究和开发，否则，会影响到现代化建设。
年逾古稀的吴老先生兢兢业业工作的精神，十分令人钦佩。地理学方面的深厚精湛的修养，科学研究的丰厚成就，使这位学者卓然立于科学殿堂。作为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我国现代经济地理学和现代人文地理学的学科带头人，吴传钧成就斐然。他为推动中国地理学界与国际地理学界的合作交流和地理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2009年3月13日，吴传钧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在他生前，他常说的一句话是：“只要国家需要，我就生命不息，工作不止。”我一直在想，吴老的精神源泉正在于他对地理科学的热爱和对祖国的热爱。这位毕生钟情于大地山川并为地理学作出了不可磨灭贡献的杰出学者，其事业和科学精神正如大地一般，永恒、永存和无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