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林古代科举考试的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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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桂林古代科举考试业绩是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一大亮点,如科举三鼎甲人数多、科举考中进士人数多、科举考试家族兴盛等。而形成科举考试亮点的主要原因有:古代桂林学校教育事业繁荣;广西贡院设在桂林,有利于桂林辖区科举人才应试;中试者的模范效应,推动了桂林辖区民众参加科举考试的热情等。
  古代桂林科举三鼎甲人数多
  由于古代朝代行政区划的不同,桂林有称州、道及府的变化。为了行文方便,以下均称为桂林。
  科举三鼎甲指状元、榜眼、探花。桂林辖区第一位状元系唐乾宁二年(895年)中试的赵观文,籍贯临桂;第二个状元为永福籍人王世则,于宋太平兴国八年(983年)考中;第三个是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考中状元的临桂人陈继昌;第四位状元是临桂人龙启瑞,于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考中;桂林人张建勋,于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考中,成为桂林第5名状元;3年之后(1892年),桂林人刘福姚又考中状元,成为桂林历史上第6名状元。桂林辖区的状元人数在全国排名位于前位。以清代为例,广西的状元数量居全国排名第5,而4名状元源出桂林的临桂县。
  临桂人吕调阳是桂林辖区的第一个榜眼,于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中试;第二个榜眼也是临桂人于建章,于清同治四年(1865年)考中。桂林辖区惟一的探花系全州人舒宏志,于明万历十四年(1586年)考中。
  古代桂林科举考中进士人数多
  桂林甑皮岩遗址博物馆研究馆员漆招进认为,桂林有文字记载的科举第一人是临桂县人曹唐,于唐代太和年间考中“举进士”(与明清的举人相当)。后因参加全国性的科举考试没有考中,故无官府正式官位,仅仅在他人手下任职。第一个考中进士的是阳朔人曹邺,于唐代大中四年(850年)中举,曾经担任过洋州刺史。
  唐代全国科举考试共选拔出6568名进士,广西考中的进士共计7位,而桂林辖区就有2人,占广西进士人数的28.57%。
  宋朝,桂林辖区考中进士人数巨增,依据一些学者统计为147人,占广西进士人数的一半多。元朝,科举制度时废时兴,全广西进士仅有7人,其中桂林占3人。
  明代桂林系广西省会,共计考中进士多达100人,占全省考中进士总人数的49.75%。
  清代,从顺治十五年(1658年)至嘉庆五年(1800年)间桂林就有97人考中进士,超过广西进士人数的三分之二。此后105年间,桂林有4人考中状元,1人考中榜眼。历史上广西共有状元9人,其中桂林籍人就有7位。由此可见桂林科举在广西之盛。
  科举考试家族兴盛
  科举家族是定居在固定的城乡,从事举业人数众多,至少取得举人或五贡以上功名,在广西或桂林发生巨大社会影响的家族。
  科举考试家族以桂林辖区临桂陈氏家族为代表。陈继昌,字哲臣,桂林府临桂县四塘乡人。由于在清代科举考试中连续考中3个第一名,又有“陈三元”的外号。陈氏家族是一个“五代连科”的科举考试与当官人家。高祖陈宏谋考中进士后,任官东阁大学士;曾祖父系举人,官至江西督粮道;祖父陈兰森考中举人及进士后,官至刑部郎中;生父陈元熹考中举人,任官内阁中书;在陈继昌这一辈中,其胞兄陈守模、胞弟陈奎昌也考中举人。总计整个清代,陈继昌所在的临桂县,陈氏家族在科考中举人或者进士的人共计达30人之多,是广西有名的科举家族。
  据《广西历代名人名胜录》记载,兴安界首蒋氏家族源起山东,五代战乱迁移至广西兴安县,从宋代开始以学习儒家经典,以参加科举考试为主业,从公元1112年起,陆续有蒋炳文、蒋允济、蒋允中等18人考中科举功名。
  全州有蒋氏、唐氏与赵氏三大科举家族。
  蒋氏家族在明代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以后,有17人考中科举功名。
  康熙五年(1666年)至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先后有蒋荷坤、蒋尚缉、蒋尚栩、蒋儒秀、蒋振先、蒋洽秀、蒋颐秀等8人考中举人或者进士;雍正年间,有蒋济秀、蒋涵秀、蒋振凯、蒋颧秀4人考中举人或者进士;乾隆年间,有蒋振婴、蒋振拔、蒋振间、蒋振阅、蒋振业、蒋振本、蒋励宣、蒋励容8人考中举人或者进士。
  唐氏家族:从宋咸平三年(1000年)唐固言以后的二百余年间连续有唐圭、唐时等10人考中进士。
  赵氏家族:自宋嘉定七年(1214年)至淳祐元年(1241年)陆续有赵继永、等7人中试。
  平乐黄氏、陶氏科举家族:黄氏家族在宋代70年间有5位人才考中进士;平乐陶氏家族在宋代近80年间有陶汝贤等5位人才考中进士。
  阳朔莫氏家族:宋皇祐五年(1053年)以后的近百年间出现了莫综等6人考中进士。
  灵川周氏科举家族:一些学者认为是宋代理学大师周敦颐的后代,明代从中原移居桂林府灵川九屋镇江头村。清朝一代共考中了6名进士与22名举人,进入朝廷为官的周氏人数有34人。周培正、周凤仪、周履泰、周启运、周廷冕五人称为“一门五代知县”。周冠与周绍昌官至朝廷翰林。根据民国初年修的《灵川县志》记载,周氏家族从明清以来,出资兴办教育,举办了私塾及义学,教育学生。自此后周氏家族涌现了许多举人与进士。据一些学者统计,当时江头村周姓家族共出举人31人、进士8人、庶吉士7人,出仕为官者200多人,可谓科举家族。
  临桂朱氏家族系朱姓靖江王宗室的后代。朱履桑于崇祯十五年(1642年)第一个考中进士。从清代雍正年间至乾隆年间,共计有朱若炳等7人考中进士。
  古代桂林科举考试
  业绩兴盛的原因
  (一)古代桂林学校教育事业繁荣
  位于桂林王城内独秀峰南面的孔庙,是官府创办供阅读儒家经典的场所,孔庙最早修建于唐大历年间(766年—779年)。依据唐代郑叔齐《独秀山新开石室记》石刻的记载,孔庙附近就是南朝宋始安太守颜延之的读书岩。南朝太守颜延之在独秀峰下岩洞内读书,开启了桂林学习儒家经典的先河,那么唐代桂管观察使李昌巙在独秀峰下兴建桂林第一座孔庙和第一座学宫则是桂林应试教育真正兴起的标志之一。   明代广西省桂林府考中进士人数比其他府人数多,与桂林府的学校教育发达具有一定联系。根据嘉靖《广西通志》卷24《学校志》的记载,桂林府学学生与教师的规模超过其它7个府学。又据清朝人汪森编辑的《粤西文载》卷64《名宦小传》记载,明成化年间,吴伯璋在全州任儒学教师时,精心备课,勤奋教学,积极鼓励当地学生参加科举考试,考中进士的人数逐年递增。成化年间,中原汉族官吏璩纶被贬官阳朔,在县儒学校任教师,“以师道自重,尝秉烛明伦堂,督诸生夜宿,讲通经史,多至三鼓,后累岁科名不乏,皆其作养之功云”。除了官府兴办的府学与县城儒学外,部分汉族官吏还出资创办了书院,招收参加科举考试的学生。例如,明正德年间,广西督学在桂林府修建宣成书院,选拔优秀学生,从外地招聘精通儒家经典书籍的教师,组织学生进行科举考试的学习,取得了良好效果。
  (二)、广西贡院设在桂林,有利于桂林辖区科举人才应试
  依据古籍的记载,唐代广西没有官府修建考试贡院的文字记录。随着宋代科举考试的发达,参加考试人数的增多,广西出现了修建贡院的记录,作为考试专用场所。鲍同著《贡院记》记录,广西经略使张维为四处筹措修建贡院的经费,桂林贡院终于在南宋乾道六年(1170年)修成。
  明清开始,省一级的科举考试为乡试。广西乡试的考场,即贡院,从宋朝开始就一直设在桂林。依据《广西通志·胜迹略三》的记载,南宋乾道五年(1169年),在临桂县学的旧址上修建桂林贡院。明洪武后期,朱元璋下诏,全国开科取士,各省修建贡院作为考试场所。广西距离南京虽远,但是广西贡院在洪武初已经在唐宋贡院旧址基础上重新修建。此后,广西贡院迁建于武胜门附近,明代年间又迁建于临桂县治附近。根据明人蒋冕的《广西贡院修拓记》记载,嘉靖年间,广西巡按谢汝仪扩建贡院,规模及建筑面积比过去有了大幅度的扩张。清代,广西贡院重新在桂林明靖江王府旧址修建,考生房间增加到几千间。从某种意义上分析,贡院建于桂林对桂林科举的兴盛具有间接的推动作用。
  (三)、中试者的模范效应,推动了桂林辖区民众参加科举考试的热情
  例如,唐代广西临桂人赵观文考中状元后,桂林各地举行庆贺活动,官员陈可环将桂林西门长街易名为“进贤坊”。永福人王世则考中状元后受到朝廷“进士赐宴”的表彰,桂林辖区民众感到光荣。科举制度3年一次,每次有人金榜题名后都摆庆祝宴会,逐步成为民间风俗。在桂林全城庆贺的环境氛围中,准备参加科举考试的学生无不以中试者为榜样,努力学习,“金榜题名”成为古代桂林地区男士人生最大的追求。
  宋代兴安人唐则考中进士,对兴安县城民众鼓励巨大。他的两个儿子唐叔夏、唐叔献也先后考中进士。
  临桂清代进士陈宏谋(1696-1771),考中进士后,先后任过朝廷翰林、扬州知府、两广总督、朝廷尚书等官职。此人知识广博,人品端正,政绩非凡,改革旧弊、发展农业、兴修水利,发展文教事业,对桂林辖区民众的影响是巨大的。
  清嘉庆六年(1801年),桂林人吕璜考中进士。担任过山阴、钱塘等县知县。离职回桂林,经常在秀峰、榕城书院担任教师,对培养及鼓励桂林学生参加科举考试起了重要作用。桂林人、道光十五年(1835年)进士朱琦,辞官回到家乡,主持桂山书院。鼓励与培养学生,推动了桂林辖区文化与科举事业的发展。
  除了上述原因外,桂林地区经济比广西其它地区发达,也是桂林地区科举业绩较好的主要原因,限于文章篇幅,不在此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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