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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一个人站在这个领奖台上……有声音围绕着我，成百上千个声音。它们伴着我，从童年起就伴着我。那时我生活在乡下，我们这样的孩子们喜欢在街上玩耍，但是夜幕降临时，家门口供疲惫的老太太休息的长椅就像磁铁那样吸引我们。她们都没有丈夫，没有父亲，没有兄弟。
我不记得战后我们村里有男人——二战期间，每四个白俄罗斯男人中就有一个死在前线或游击战中。我们战后的童年世界是女人组成的。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女人们谈论的不是死亡，而是爱情。她们讲如何和爱人诀别，讲如何熬过漫长的等待，等待至今。时间流逝，她们还在等：“如果他回来时没胳膊没腿，我就抱着他。”没有胳膊，没有腿……我好像从小就明白了什么是爱。
我居住的国家从小就教我们死亡。我们被告知人的存在就是为了奉献一切，牺牲自我。我们被教导用武器去爱别人。如果住在另一个国家，我不可能走这条路。邪恶即残忍，你必须对它免疫。我们在行刑者和受害者中长大。即使我们的父母活在恐惧中，他们也没有告诉我们这些，通常他们什么也不说。
经常有人告诉我，我所写的不是文学，是文献。今天文学是什么？谁能回答？我们的节奏空前地快。内容打破和改变了形式。一切东西都在溢出边缘：音乐、绘画，即便是文献中的语言也在逃离原本的边界。
我对小人物感兴趣。我想关注渺小却伟大的人物，因为痛苦能塑造人。在我的书中，他们讲述自己的小历史，大历史也从中展现出来。我们还没有时间来理解已经发生以及正在发生的事情，但是我们需要说出来。首先，我们需要清楚地表述出来。我们害怕这样做，我们还没有准备好面对我们的过去。
我和我的主角们差不多就是这样开始对话的。人们从他们自己的时代发声，当然，他们不可能处于真空。但是，人类的心灵是很难抵达的，这条路被电视、报纸以及这个世纪的迷信、偏见、谎言弄乱了。
我是带着怀疑开始写的。又一本关于二战的书，有什么用？
我曾遇到一个女人，战时她曾担任卫生指导员。她告诉我，他们冬天穿越拉多加湖，敌人发现了他们的路线，开始向他们开枪。人和马都掉进了冰水里。这一切发生在夜里，她抓住了什么，以为是一个伤员，就拖着往岸边走。“我拽着他，他浑身都湿了，裸着身体，我以为他的衣服被扯掉了……”她说道，“到了岸边才发现，我拉上来的是一条受了伤的大欧鳇。”她用脏话大骂起来：“人们在受罪，但是鸟和鱼犯了什么罪？”
在另一次外出采访时，一名骑兵连的卫生指导员说，战时她曾把一名德国伤员拖到弹坑，到了弹坑才发现他是德国人。他的腿受伤了，流血不止。这是敌人，怎么办？上面的自己人正在死亡。但她还是为德国人包扎了伤口，然后爬走了。她又把昏迷的俄罗斯士兵拖来。俄罗斯士兵醒来后，要杀德国人。德国人也醒了，拿起枪要杀俄罗斯人。“一会这个打那个，一会那个打这个，我们的腿上都是血，”她回忆，“我们的血混在了一起。”
这是我所认识的战争，女人的战争。无关英雄，无关人们如何英勇地杀别人。我记得女人的哭诉：“战斗后，走在原野上，他们躺着……全都那么年轻，那么帅气。躺在那，仰望着天空。我既为我们难过，也为他们难过。”
我的书两年没有出版。“读了您的书，没人想上战场。”检查员教育我。“您的书让人感到害怕。您的书里为什么没有英雄？”
我从未寻找英雄。我通过没人注意的证人和参与者书写历史。从来没有人问过这些人。我们不知道普通人对于伟大思想的想法。战争刚结束的时候，人讲述的战争是一个样子，十几年之后，又是另一个样子。当然，人是有变化的，因为他将自己的一生、自己的全身心都融入回忆中。他把这么多年的生活、读的书、遇到的人、自己的信仰、自己幸福与否都加入其中。文献是活的，它们和我们一起变化。
在阿富汗，我不想再写战争了，但是我身处真实的战争中。到处都是战争的人和物。
他们不带我进入战区：“待在酒店吧，女士。我们稍后答复你。”我坐在酒店里想：批评别人的勇气和所冒的风险是不道德的。
他们给我展示了新的意大利地雷。而我作为女人的反应是：“太美了。为什么它是美的？”他们用军事术语精确地给我解释：如果有人驾车或者踩到了这个地雷，像这样……以某个角度……就会变成半桶肉酱，啥也不剩。人们谈到这些不正常的事物，仿佛它们完全正常，理所当然。
我看他们给“黑色郁金香”（这架飞机带着装在锌制棺材里的死亡人员回国）“装货”。死人经常四十多岁，穿着旧军装。有时飞机装得不够多，不能起飞，士兵们就闲聊：“他们刚送一些新的尸体到冰箱，闻起来像坏了的猪肉。”我要写下这些，恐怕国内没人会相信。我们的报纸只写苏联士兵在友谊街道植树。
晚上我梦见死人，他们脸上都带着惊诧：“什么，你说我死了？我真的死了吗？”
我和一群护士驱车前往阿富汗平民医院，我们为孩子们带来了礼物：玩具、糖果、饼干。我有五只泰迪熊。我们到达了医院，一座很长的营房。每个人只有一床毯子容身。一位年轻的阿富汗女士走近我，手里抱着孩子。她想说话——过去十年，幾乎这里每个人都学会了一点俄语。我把玩具给那个孩子，他用牙齿衔住。“为什么用牙齿？”我奇怪地问。她拉开包裹的毯子，孩子小小的身体上没了双臂。
我看到我们的火箭将村庄夷为平地。我参观了阿富汗墓地，延伸得和其中一个村庄一样长。在墓地中间，一个阿富汗妇女在喊。我想起在明斯克附近的村里，一口锌制棺材被送进屋子时，一位母亲的哀嚎。那种哭声不是人或动物的……和我在喀布尔墓地听到的声音相似。
很多人都从阿富汗安全回来了，但是还有其他案例。有一个阿富汗年轻人对我吼：“你是个女人，你了解战争吗？你以为人们优雅地死去，就像书或电影里一样？昨天我朋友被杀了，他脑袋中弹，跑了十米才死，努力抓住自己的脑髓……”七年后，那个阿富汗人成为了成功的商人，他喜欢讲阿富汗的故事。他在电话里对我说：“你为什么写这些书？它们太恐怖了。”他已经变了一个人，不再是我在死人堆里遇见的那个害怕死亡的年轻人。
我问自己，关于战争，我想写什么书。我想写一个不开枪、无法对另一个人下手、对战争感到痛苦的人。他在哪儿？我至今没遇到。
（本文为作者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上的演讲）
我不记得战后我们村里有男人——二战期间，每四个白俄罗斯男人中就有一个死在前线或游击战中。我们战后的童年世界是女人组成的。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女人们谈论的不是死亡，而是爱情。她们讲如何和爱人诀别，讲如何熬过漫长的等待，等待至今。时间流逝，她们还在等：“如果他回来时没胳膊没腿，我就抱着他。”没有胳膊，没有腿……我好像从小就明白了什么是爱。
我居住的国家从小就教我们死亡。我们被告知人的存在就是为了奉献一切，牺牲自我。我们被教导用武器去爱别人。如果住在另一个国家，我不可能走这条路。邪恶即残忍，你必须对它免疫。我们在行刑者和受害者中长大。即使我们的父母活在恐惧中，他们也没有告诉我们这些，通常他们什么也不说。
经常有人告诉我，我所写的不是文学，是文献。今天文学是什么？谁能回答？我们的节奏空前地快。内容打破和改变了形式。一切东西都在溢出边缘：音乐、绘画，即便是文献中的语言也在逃离原本的边界。
我对小人物感兴趣。我想关注渺小却伟大的人物，因为痛苦能塑造人。在我的书中，他们讲述自己的小历史，大历史也从中展现出来。我们还没有时间来理解已经发生以及正在发生的事情，但是我们需要说出来。首先，我们需要清楚地表述出来。我们害怕这样做，我们还没有准备好面对我们的过去。
我和我的主角们差不多就是这样开始对话的。人们从他们自己的时代发声，当然，他们不可能处于真空。但是，人类的心灵是很难抵达的，这条路被电视、报纸以及这个世纪的迷信、偏见、谎言弄乱了。
我是带着怀疑开始写的。又一本关于二战的书，有什么用？
我曾遇到一个女人，战时她曾担任卫生指导员。她告诉我，他们冬天穿越拉多加湖，敌人发现了他们的路线，开始向他们开枪。人和马都掉进了冰水里。这一切发生在夜里，她抓住了什么，以为是一个伤员，就拖着往岸边走。“我拽着他，他浑身都湿了，裸着身体，我以为他的衣服被扯掉了……”她说道，“到了岸边才发现，我拉上来的是一条受了伤的大欧鳇。”她用脏话大骂起来：“人们在受罪，但是鸟和鱼犯了什么罪？”
在另一次外出采访时，一名骑兵连的卫生指导员说，战时她曾把一名德国伤员拖到弹坑，到了弹坑才发现他是德国人。他的腿受伤了，流血不止。这是敌人，怎么办？上面的自己人正在死亡。但她还是为德国人包扎了伤口，然后爬走了。她又把昏迷的俄罗斯士兵拖来。俄罗斯士兵醒来后，要杀德国人。德国人也醒了，拿起枪要杀俄罗斯人。“一会这个打那个，一会那个打这个，我们的腿上都是血，”她回忆，“我们的血混在了一起。”
这是我所认识的战争，女人的战争。无关英雄，无关人们如何英勇地杀别人。我记得女人的哭诉：“战斗后，走在原野上，他们躺着……全都那么年轻，那么帅气。躺在那，仰望着天空。我既为我们难过，也为他们难过。”
我的书两年没有出版。“读了您的书，没人想上战场。”检查员教育我。“您的书让人感到害怕。您的书里为什么没有英雄？”
我从未寻找英雄。我通过没人注意的证人和参与者书写历史。从来没有人问过这些人。我们不知道普通人对于伟大思想的想法。战争刚结束的时候，人讲述的战争是一个样子，十几年之后，又是另一个样子。当然，人是有变化的，因为他将自己的一生、自己的全身心都融入回忆中。他把这么多年的生活、读的书、遇到的人、自己的信仰、自己幸福与否都加入其中。文献是活的，它们和我们一起变化。
在阿富汗，我不想再写战争了，但是我身处真实的战争中。到处都是战争的人和物。
他们不带我进入战区：“待在酒店吧，女士。我们稍后答复你。”我坐在酒店里想：批评别人的勇气和所冒的风险是不道德的。
他们给我展示了新的意大利地雷。而我作为女人的反应是：“太美了。为什么它是美的？”他们用军事术语精确地给我解释：如果有人驾车或者踩到了这个地雷，像这样……以某个角度……就会变成半桶肉酱，啥也不剩。人们谈到这些不正常的事物，仿佛它们完全正常，理所当然。
我看他们给“黑色郁金香”（这架飞机带着装在锌制棺材里的死亡人员回国）“装货”。死人经常四十多岁，穿着旧军装。有时飞机装得不够多，不能起飞，士兵们就闲聊：“他们刚送一些新的尸体到冰箱，闻起来像坏了的猪肉。”我要写下这些，恐怕国内没人会相信。我们的报纸只写苏联士兵在友谊街道植树。
晚上我梦见死人，他们脸上都带着惊诧：“什么，你说我死了？我真的死了吗？”
我和一群护士驱车前往阿富汗平民医院，我们为孩子们带来了礼物：玩具、糖果、饼干。我有五只泰迪熊。我们到达了医院，一座很长的营房。每个人只有一床毯子容身。一位年轻的阿富汗女士走近我，手里抱着孩子。她想说话——过去十年，幾乎这里每个人都学会了一点俄语。我把玩具给那个孩子，他用牙齿衔住。“为什么用牙齿？”我奇怪地问。她拉开包裹的毯子，孩子小小的身体上没了双臂。
我看到我们的火箭将村庄夷为平地。我参观了阿富汗墓地，延伸得和其中一个村庄一样长。在墓地中间，一个阿富汗妇女在喊。我想起在明斯克附近的村里，一口锌制棺材被送进屋子时，一位母亲的哀嚎。那种哭声不是人或动物的……和我在喀布尔墓地听到的声音相似。
很多人都从阿富汗安全回来了，但是还有其他案例。有一个阿富汗年轻人对我吼：“你是个女人，你了解战争吗？你以为人们优雅地死去，就像书或电影里一样？昨天我朋友被杀了，他脑袋中弹，跑了十米才死，努力抓住自己的脑髓……”七年后，那个阿富汗人成为了成功的商人，他喜欢讲阿富汗的故事。他在电话里对我说：“你为什么写这些书？它们太恐怖了。”他已经变了一个人，不再是我在死人堆里遇见的那个害怕死亡的年轻人。
我问自己，关于战争，我想写什么书。我想写一个不开枪、无法对另一个人下手、对战争感到痛苦的人。他在哪儿？我至今没遇到。
（本文为作者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上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