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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能够走上文学之路，而且成为一个以文为生的人，不论是幸还是不幸——有人说“人生不幸识字始”，又有人说“书中自有黄金屋”——我都要感谢我在中学时代所受的语文教育，都要感谢那时的几位语文老师。感谢他们在我年轻的心中播下了文学的种子，使我有可能用我毕生的时间和精力和人类最优秀的，同时也是最优美的心灵和大脑对话，并接受那些高尚情感的浸润和启迪。
我通共只上了四年的中学，三年初中和一年高中。因为战乱频仍，这四年中学也是断断续续地进行的。高一读完以后，我过了六年的军旅生活。复员回来，我决心参加高考。借来了中学课本，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自学了全部的高中课程，这才考进了大学。我的中学时代是在硝烟和离乱中度过的。那是一个内忧外患非常严重的年月，那时不仅是“华北之大，已安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而且是中国之大连生存都成了问题！岁月如烟，那时发生的一切，都是很遥远，也变得模糊的记忆了，但我依然深情地怀想着让我深深受益的中学语文教育。
回想起来，当年虽然社会动荡，形势严酷，但那时的中学语文课本还是相当轻松的，并没有太明显的政治的直接干扰。那时语文课重视的是对青少年品性的熏陶，以及诱导和培养他们对美文的兴趣。事隔半个多世纪，许多印象都淡远了，只记得读过《木兰辞》，也读过白居易的诗。《木蘭辞》的叙述方式很引起我的兴趣——原来这样情节曲折的故事，可以通过有节奏的吟咏得到表现。当然它唤起的是一种克服性别障碍而勇敢迎接命运挑战的热情。这篇用韵文写成的故事是如此动人，它的充满乐感的文字中夹带着优美的情操，沁入了幼小而纯洁的心灵。我那时不懂，其实这正是文字在以它的无言之美，开发着，同时也塑造着理解和崇高人类最美好的情感的心灵。
记得还有一篇文字，是用通俗的歌行体写成的现代韵文，讲的是一位叫作“瞎子先生”的双目失明的人，如何自强自立地生活着：“雨后天放晴，瞎子先生往外行，手拿竹竿来问路，敲敲点点不留停。”瞎子先生不幸跌倒了，边上的人搀扶他走过了马路。我那时很喜欢这篇课文，我们曾高声地全文背诵过它。在享受那种音乐般的阅读的愉悦中，我懂得了人的生存与艰难命运的苦斗，对一切弱者的同情和爱心。当然，印象最为深刻的是课文中那篇都德的短篇小说《最后一课》。这篇沉痛的文字，犹如一支火炬点燃了我们的爱国心，也唤醒了我们当时亲历的亡国之痛！
影响我最深的语文老师是余钟藩先生。余先生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国文系，是一位对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造诣很深的学者。记得最清楚的是他给我们讲授《论语》的《侍坐章》。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孔子要弟子们讲他们各自的抱负和追求。孔子问到曾皙：
“点，尔何如？”
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
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
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
余先生是福州人，熟谙闽方言古音。记得他读上引这段文字时，用的是福建方言传统的吟诵的方法，那迂缓的节奏，那悠长的韵味，那难 以言说的高贵的情调，再加上余先生沉醉其中的状态，都成了我生命记忆中的一道抹之不去的风景。尽管有余先生细致的讲解，当年只有十五六岁的我，仍然无法理解当时年届七十的孔子喟然而叹的深意，却依稀感到了他落寞之中的洒脱。当年听讲《侍坐章》的印象，就这样伴着我走过人生的长途，滋养着我的灵魂，磨砺着我的性情。
我的文学兴趣就这样在我识字求知的初始就开始了。在老师的引导和鼓励下，我的阅读层面逐渐扩大，我对文学的理解也逐渐深入，语文课成了我最喜欢的一门功课。因为喜欢语文课，跟着也喜欢上了作文课。我开始借助作文课的机会，学着写各种文体的文章。散文是最通常的，有时也写诗体的散文，就是现在被叫作散文诗的那种，有时甚至也写小说。余先生很宽容，也很开放，他没有拒绝我这种对作文文体的“扩张”，而且似乎还在暗暗鼓励我的写作。
记得有一次作文，我有感于秋天的萧瑟，将这种对自然节气的感受融进了我对时局现状秋天般的心境之中，写成了一篇叫作《公园之秋》的抒情散文。余先生给了我高分，而且加上了热情的评语。后来，这篇散文被加上了花边刊登在福州出版的《中央日报》上。这篇文字于是成了我的“处女作”。我的作文于是在学校里就很有些名气了，全校性的作文比赛我总得第一。直到高中一年级，转学来了一位同学，他的议论文写得比我好，那一年的作文比赛第一名的桂冠被他摘走了。
除了作文，我还办墙报，我办的墙报是文学性的，刊登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记得有一期，有一位平时作文成绩并不见好的同学，突然投来了一篇叫作《地球，我的母亲》的诗稿。诗写得真好，我欣喜异常，全文发表了。后来我读郭沫若的作品，才知道是那位同学把郭的作品当成自己的作品投稿了。我暗暗责备自己的无知，为此羞愧至今，那是初中二年级发生的事情。
有一段时间余先生请了一个学期的长假。来了一位代课老师，他就是余先生在中央大学的同学林仲铉先生。和余先生相比，林先生似乎更关心和注重新文学的研究和传播。他本人在桂林办过文学刊物，作为青年编辑曾和茅盾、巴金等都有过直接的交往。他在代课期间就向我们介绍过“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的作家和作品，这些介绍是超出了课本所给予的，为我们输入了更为鲜活的文学营养。我的文学天空一下子变得非常开阔了。我不仅开始广泛的课外阅读——从古典到现代；还利用同学们外出郊游的时间，把自己关在楼上，背诵白居易的诗——从《琵琶行》到《长恨歌》，这两首著名的古典长诗，当时我都能一字不漏地背诵下来。
从此，我和文学开始了非常紧密的交往。后来，这种文学的阅读和写作就不再是一个人的单独活动，我和兴趣相近的同学开始组织读书会——这种形式20世纪40年代末在进步学生中很普遍。我们在课外的时间定期地聚会，各人在会上谈自己的阅读心得，而后，将自己的体会写成文字发表出来。从茅盾的《幻灭》和《动摇》，到巴金的《灭亡》和《新生》。我们有了更为广泛、也更为有目的的阅读，并有了独立的思考。这种多向的交流和相互的切磋，不再仅仅是文学的欣赏和知识的传播，而是有了一种心智上的滋养和熏陶——通过文学，我们认识了社会和人生，我们不仅获得了审美的领悟，而且获得了对社会的反抗和批判的意识。
也就是从此时开始，我通过语文课本的引导开始了自主的阅读。我在此后的一切阅读，都不再囿于中学语文课本限定的范围，而是有着独立的、有坚定目标的选择了。至此，我认识到，小学的语文教育是识字，中学的语文教育是引领，后者的意义不单在于知识的传授，它的意义更在于启发。这种启发是通过一篇篇典型的文章的讲授和欣赏，从知识的、文化的、智育的，也从审美的层面，全方位地诱导中学生对语文的阅读和写作的兴趣，其最终目的在于培养和启发青少年独立阅读和独立思考的能力。
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学生和语文课以及语文课老师的关系，最初是接受引导，再后来则是逐渐脱离这种引导，并开始自主、独立地阅读、思考和写作。这就是成长和成熟的过程，这种过程与人的成长十分相似。但不论人的成长将出现何等奇迹，所有的成长都对于哺育他成长的一切，永远怀着无尽的感激。
（选自《名家谈语文学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我通共只上了四年的中学，三年初中和一年高中。因为战乱频仍，这四年中学也是断断续续地进行的。高一读完以后，我过了六年的军旅生活。复员回来，我决心参加高考。借来了中学课本，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自学了全部的高中课程，这才考进了大学。我的中学时代是在硝烟和离乱中度过的。那是一个内忧外患非常严重的年月，那时不仅是“华北之大，已安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而且是中国之大连生存都成了问题！岁月如烟，那时发生的一切，都是很遥远，也变得模糊的记忆了，但我依然深情地怀想着让我深深受益的中学语文教育。
回想起来，当年虽然社会动荡，形势严酷，但那时的中学语文课本还是相当轻松的，并没有太明显的政治的直接干扰。那时语文课重视的是对青少年品性的熏陶，以及诱导和培养他们对美文的兴趣。事隔半个多世纪，许多印象都淡远了，只记得读过《木兰辞》，也读过白居易的诗。《木蘭辞》的叙述方式很引起我的兴趣——原来这样情节曲折的故事，可以通过有节奏的吟咏得到表现。当然它唤起的是一种克服性别障碍而勇敢迎接命运挑战的热情。这篇用韵文写成的故事是如此动人，它的充满乐感的文字中夹带着优美的情操，沁入了幼小而纯洁的心灵。我那时不懂，其实这正是文字在以它的无言之美，开发着，同时也塑造着理解和崇高人类最美好的情感的心灵。
记得还有一篇文字，是用通俗的歌行体写成的现代韵文，讲的是一位叫作“瞎子先生”的双目失明的人，如何自强自立地生活着：“雨后天放晴，瞎子先生往外行，手拿竹竿来问路，敲敲点点不留停。”瞎子先生不幸跌倒了，边上的人搀扶他走过了马路。我那时很喜欢这篇课文，我们曾高声地全文背诵过它。在享受那种音乐般的阅读的愉悦中，我懂得了人的生存与艰难命运的苦斗，对一切弱者的同情和爱心。当然，印象最为深刻的是课文中那篇都德的短篇小说《最后一课》。这篇沉痛的文字，犹如一支火炬点燃了我们的爱国心，也唤醒了我们当时亲历的亡国之痛！
影响我最深的语文老师是余钟藩先生。余先生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国文系，是一位对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造诣很深的学者。记得最清楚的是他给我们讲授《论语》的《侍坐章》。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孔子要弟子们讲他们各自的抱负和追求。孔子问到曾皙：
“点，尔何如？”
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
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
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
余先生是福州人，熟谙闽方言古音。记得他读上引这段文字时，用的是福建方言传统的吟诵的方法，那迂缓的节奏，那悠长的韵味，那难 以言说的高贵的情调，再加上余先生沉醉其中的状态，都成了我生命记忆中的一道抹之不去的风景。尽管有余先生细致的讲解，当年只有十五六岁的我，仍然无法理解当时年届七十的孔子喟然而叹的深意，却依稀感到了他落寞之中的洒脱。当年听讲《侍坐章》的印象，就这样伴着我走过人生的长途，滋养着我的灵魂，磨砺着我的性情。
我的文学兴趣就这样在我识字求知的初始就开始了。在老师的引导和鼓励下，我的阅读层面逐渐扩大，我对文学的理解也逐渐深入，语文课成了我最喜欢的一门功课。因为喜欢语文课，跟着也喜欢上了作文课。我开始借助作文课的机会，学着写各种文体的文章。散文是最通常的，有时也写诗体的散文，就是现在被叫作散文诗的那种，有时甚至也写小说。余先生很宽容，也很开放，他没有拒绝我这种对作文文体的“扩张”，而且似乎还在暗暗鼓励我的写作。
记得有一次作文，我有感于秋天的萧瑟，将这种对自然节气的感受融进了我对时局现状秋天般的心境之中，写成了一篇叫作《公园之秋》的抒情散文。余先生给了我高分，而且加上了热情的评语。后来，这篇散文被加上了花边刊登在福州出版的《中央日报》上。这篇文字于是成了我的“处女作”。我的作文于是在学校里就很有些名气了，全校性的作文比赛我总得第一。直到高中一年级，转学来了一位同学，他的议论文写得比我好，那一年的作文比赛第一名的桂冠被他摘走了。
除了作文，我还办墙报，我办的墙报是文学性的，刊登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记得有一期，有一位平时作文成绩并不见好的同学，突然投来了一篇叫作《地球，我的母亲》的诗稿。诗写得真好，我欣喜异常，全文发表了。后来我读郭沫若的作品，才知道是那位同学把郭的作品当成自己的作品投稿了。我暗暗责备自己的无知，为此羞愧至今，那是初中二年级发生的事情。
有一段时间余先生请了一个学期的长假。来了一位代课老师，他就是余先生在中央大学的同学林仲铉先生。和余先生相比，林先生似乎更关心和注重新文学的研究和传播。他本人在桂林办过文学刊物，作为青年编辑曾和茅盾、巴金等都有过直接的交往。他在代课期间就向我们介绍过“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的作家和作品，这些介绍是超出了课本所给予的，为我们输入了更为鲜活的文学营养。我的文学天空一下子变得非常开阔了。我不仅开始广泛的课外阅读——从古典到现代；还利用同学们外出郊游的时间，把自己关在楼上，背诵白居易的诗——从《琵琶行》到《长恨歌》，这两首著名的古典长诗，当时我都能一字不漏地背诵下来。
从此，我和文学开始了非常紧密的交往。后来，这种文学的阅读和写作就不再是一个人的单独活动，我和兴趣相近的同学开始组织读书会——这种形式20世纪40年代末在进步学生中很普遍。我们在课外的时间定期地聚会，各人在会上谈自己的阅读心得，而后，将自己的体会写成文字发表出来。从茅盾的《幻灭》和《动摇》，到巴金的《灭亡》和《新生》。我们有了更为广泛、也更为有目的的阅读，并有了独立的思考。这种多向的交流和相互的切磋，不再仅仅是文学的欣赏和知识的传播，而是有了一种心智上的滋养和熏陶——通过文学，我们认识了社会和人生，我们不仅获得了审美的领悟，而且获得了对社会的反抗和批判的意识。
也就是从此时开始，我通过语文课本的引导开始了自主的阅读。我在此后的一切阅读，都不再囿于中学语文课本限定的范围，而是有着独立的、有坚定目标的选择了。至此，我认识到，小学的语文教育是识字，中学的语文教育是引领，后者的意义不单在于知识的传授，它的意义更在于启发。这种启发是通过一篇篇典型的文章的讲授和欣赏，从知识的、文化的、智育的，也从审美的层面，全方位地诱导中学生对语文的阅读和写作的兴趣，其最终目的在于培养和启发青少年独立阅读和独立思考的能力。
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学生和语文课以及语文课老师的关系，最初是接受引导，再后来则是逐渐脱离这种引导，并开始自主、独立地阅读、思考和写作。这就是成长和成熟的过程，这种过程与人的成长十分相似。但不论人的成长将出现何等奇迹，所有的成长都对于哺育他成长的一切，永远怀着无尽的感激。
（选自《名家谈语文学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