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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81年末,兴隆县档案馆唯一的一名业务工作人员,一个偶然的机遇收集到赴兴隆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部分档案资料。岂料这些沉睡近30年的幸存档案,如今焕发了青春,为当年在兴隆县下乡的大批知识青年,落实接工龄政策提供了有效证据。
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历史背景
谈起知青工作,早已时过境迁,如果我不是改行做档案工作,也早就忘的无影无踪了。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处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人民公社化时代。那时地方各级党政组织合一,名曰“革命委员会”,俗称“一元化”领导。现在的乡镇、村、组,当时名为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农民叫社员。农村的土地、山林、果树等生产资料为三级所有,以队为基础,也就是以生产队为独立核算单位。全县297个大队中也有少数比较先进的大队,留下一些荒山、荒滩和育种田,抽调一些基干民兵成立“创业队”、“专业队”,搞一些开发性的生产。各生产队的队长、组长带领社员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称为“拉大帮、卯子工、一窝蜂”。男社员劳动一天记10分工,女社员劳动一天记8分工,年终按工分分红。当时全县80%左右生产队的男社员,劳动一天也就是挣0.5至0.8元,女社员就更少一些。不但社员收入很低,而且吃不饱肚子,那时城里市民的生活虽然也很困难,但是比起农村社员要好得多,尽管如此,全国人民一致认为以毛泽东主席为统帅的老一辈革命家,带领全国人民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消灭了剥削、压迫,政治上人人平等,虽然物质生活上苦一些,但是心里是甜的。对党和国家没有任何怨言,反而无限拥护、无限热爱。当时有一首流行歌曲:“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对《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一文的编者按,发表了毛主席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全国上下一呼百应,从此拉开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序幕。
二、县革命委员会千方百计地接待毛主席派来的“客人”
为了做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安置工作,县革委会多次召开常委会议,专题研究知青的有关工作,并成立了“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办公室”。为了便于管理,决定把成批的知青安置在“创业队”、“专业队”的生产大队,由大队负责增建一些简易住房,与民兵一起同吃、同住、同学习、同习武、同劳动。把少数零散的知青,安置到经济状况比较好的大队插队落户。
说句实在话,当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山确实很艰苦,但是也给基层党组织带来较大困难。在1975年“农业学大寨”的高潮中,我被组织派到小东区人民公社做党务工作,该社共五个大队,其中四个有安排知青任务。大河南大队的《稻田、育种、果树》专业队,知青总是保持在百人以上,也是全公社安置人数最多的一个知青点。一些承德地处级领导干部的子女就安置在这个点上,那时期的农村工副业生产门路很窄,只能在有限的土地上土里刨食,也可以说是僧多粥少。一次原党支部书记亢秀增同志以试探的口气向我提出:“王书记,我们队人多地少,劳动力有富余,能否把我队的知青转到其他大队一部分?”我答复:“安置知青是县知青办直接分配任务,公社无权更动。”虽然简单地搪塞过去了,但是心里觉得很不是个滋味。不久,原县委书记杜宝山同志到我们公社检查工作时,我把这件事情向他作了汇报,并请示他设法予以解决。他婉转地对我进行了批评教育:“老亢同志是位农村老粗干部,对知青工作的重大意义认识不足情有可原,而你们党委一班人,尤其是你当班长的不能原谅。据我分析,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是毛主席出于巩固人民政权,长治久安千百年的大计。你翻开中国史册看看,哪一个朝代都是从打天下建国——兴旺发达——腐朽衰败——走向灭忘,这已经形成了一套公式,哪一次朝代更替中国人都要遭受一次大劫大难。为了打破这个公式,给世世代代造福,毛主席把希望寄托在青年,尤其是知识青年的肩上。为了使青年一代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当好可靠的接班人,使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权,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这是其中的一项高瞻远瞩的战略决策。你和你们党委一班人不但要提高认识,而且要做好农村干部思想工作。”听了老书记的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尔后,通过学习谈心很快做通了亢支书的思想工作,以后他更重视知青工作,有些知青被评为五好民兵、五好青年、入了团,有的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该大队多次被评为知青工作先进单位。
三、幸存档案立一功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从1968年开始,到1981年返城,转眼已度13个春秋。兴隆县当时的档案馆,名曰兴隆县委办公室档案馆,一个单位两块牌子,合属办公。档案馆的编制只有2人。馆长、业务人员各一人。而且馆长的主要任务负责办公室的文件收发工作,实际专职做档案工作只有员玉峰一人。在11月18日下午,员玉峰替馆长从县委大院到县政府大院,给县长送文件路过知识青年办公室时,发现往日人来人往的办公室,今天为什么是“铁将军”把门呢?因此他好奇地向里面探望,发现室内只剩下布满灰尘的一个旧卷柜、一张办公桌和一把坐椅,感到莫名其妙。他第二天找到知青办主任张某了解情况。张某回答:“知青办已经辙了,其他工作人员调走了,只剩下我一人待命。”员玉峰同志又追问:“知青的档案都哪去了?”张某又答:“那些没有用的东西都扔掉了,只剩下一摞知青的登记表。”员玉峰同志十分着急地对他说:“以前所形成的档案都是宝贵财富,怎么能随便毁了呢!”在无法挽回的情况下,他只好把知青的登记表收集到档案馆,然后经过废寝忘食精心地整理,抄写卷内目录和案卷目录,共计11卷1218页,与其他档案同样保管至今。
回首往事感慨万千,在上个世纪后期档案单独建局时,员玉峰提为副局长,不久我也调到档案局任局长,我们二人走到一起工作,这可能就是一种缘份。以后每一次接收档案时,他就想起了那次接收知青档案的坎坷事,与同志们叨咕叨咕。谁也没想到昔日的那些幸存档案,如今派上了用场。当年下乡的知识青年,现在已经陆续到了退休年龄,国家规定:知识青年下乡期间计算工龄,而接工龄需要档案部门出据证明,因此这些幸存档案变成了宝贝。
开始,有些人抱着试试看的想法赴兴查档,没料到很顺利地查到了所需的证明。他们通过电话、书信等方法相互传递信息,一个传俩,俩传仨……,因此查档的人蜂拥而至,尤其是在2005年以来,最多的一天就接待七、八个人。据统计,已为全国各地289名原在兴隆县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出据了有效证明。当他们获取所需的证据时,个个露出了满脸的笑容,赞不绝口。承德市的一位男下乡知青高兴春同志,眼含热泪激动地说:“党中央第一代领袖当时为关心我们的成长,要求我们上山下乡,第二代、第三代领导集体为了提高我们的待遇,制定并落实了政策,你们档案部门又为我们保存好档案资料,真是感谢党、感谢政府的关怀!也感谢你们档案部门。”
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历史背景
谈起知青工作,早已时过境迁,如果我不是改行做档案工作,也早就忘的无影无踪了。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处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人民公社化时代。那时地方各级党政组织合一,名曰“革命委员会”,俗称“一元化”领导。现在的乡镇、村、组,当时名为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农民叫社员。农村的土地、山林、果树等生产资料为三级所有,以队为基础,也就是以生产队为独立核算单位。全县297个大队中也有少数比较先进的大队,留下一些荒山、荒滩和育种田,抽调一些基干民兵成立“创业队”、“专业队”,搞一些开发性的生产。各生产队的队长、组长带领社员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称为“拉大帮、卯子工、一窝蜂”。男社员劳动一天记10分工,女社员劳动一天记8分工,年终按工分分红。当时全县80%左右生产队的男社员,劳动一天也就是挣0.5至0.8元,女社员就更少一些。不但社员收入很低,而且吃不饱肚子,那时城里市民的生活虽然也很困难,但是比起农村社员要好得多,尽管如此,全国人民一致认为以毛泽东主席为统帅的老一辈革命家,带领全国人民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消灭了剥削、压迫,政治上人人平等,虽然物质生活上苦一些,但是心里是甜的。对党和国家没有任何怨言,反而无限拥护、无限热爱。当时有一首流行歌曲:“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对《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一文的编者按,发表了毛主席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全国上下一呼百应,从此拉开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序幕。
二、县革命委员会千方百计地接待毛主席派来的“客人”
为了做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安置工作,县革委会多次召开常委会议,专题研究知青的有关工作,并成立了“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办公室”。为了便于管理,决定把成批的知青安置在“创业队”、“专业队”的生产大队,由大队负责增建一些简易住房,与民兵一起同吃、同住、同学习、同习武、同劳动。把少数零散的知青,安置到经济状况比较好的大队插队落户。
说句实在话,当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山确实很艰苦,但是也给基层党组织带来较大困难。在1975年“农业学大寨”的高潮中,我被组织派到小东区人民公社做党务工作,该社共五个大队,其中四个有安排知青任务。大河南大队的《稻田、育种、果树》专业队,知青总是保持在百人以上,也是全公社安置人数最多的一个知青点。一些承德地处级领导干部的子女就安置在这个点上,那时期的农村工副业生产门路很窄,只能在有限的土地上土里刨食,也可以说是僧多粥少。一次原党支部书记亢秀增同志以试探的口气向我提出:“王书记,我们队人多地少,劳动力有富余,能否把我队的知青转到其他大队一部分?”我答复:“安置知青是县知青办直接分配任务,公社无权更动。”虽然简单地搪塞过去了,但是心里觉得很不是个滋味。不久,原县委书记杜宝山同志到我们公社检查工作时,我把这件事情向他作了汇报,并请示他设法予以解决。他婉转地对我进行了批评教育:“老亢同志是位农村老粗干部,对知青工作的重大意义认识不足情有可原,而你们党委一班人,尤其是你当班长的不能原谅。据我分析,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是毛主席出于巩固人民政权,长治久安千百年的大计。你翻开中国史册看看,哪一个朝代都是从打天下建国——兴旺发达——腐朽衰败——走向灭忘,这已经形成了一套公式,哪一次朝代更替中国人都要遭受一次大劫大难。为了打破这个公式,给世世代代造福,毛主席把希望寄托在青年,尤其是知识青年的肩上。为了使青年一代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当好可靠的接班人,使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权,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这是其中的一项高瞻远瞩的战略决策。你和你们党委一班人不但要提高认识,而且要做好农村干部思想工作。”听了老书记的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尔后,通过学习谈心很快做通了亢支书的思想工作,以后他更重视知青工作,有些知青被评为五好民兵、五好青年、入了团,有的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该大队多次被评为知青工作先进单位。
三、幸存档案立一功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从1968年开始,到1981年返城,转眼已度13个春秋。兴隆县当时的档案馆,名曰兴隆县委办公室档案馆,一个单位两块牌子,合属办公。档案馆的编制只有2人。馆长、业务人员各一人。而且馆长的主要任务负责办公室的文件收发工作,实际专职做档案工作只有员玉峰一人。在11月18日下午,员玉峰替馆长从县委大院到县政府大院,给县长送文件路过知识青年办公室时,发现往日人来人往的办公室,今天为什么是“铁将军”把门呢?因此他好奇地向里面探望,发现室内只剩下布满灰尘的一个旧卷柜、一张办公桌和一把坐椅,感到莫名其妙。他第二天找到知青办主任张某了解情况。张某回答:“知青办已经辙了,其他工作人员调走了,只剩下我一人待命。”员玉峰同志又追问:“知青的档案都哪去了?”张某又答:“那些没有用的东西都扔掉了,只剩下一摞知青的登记表。”员玉峰同志十分着急地对他说:“以前所形成的档案都是宝贵财富,怎么能随便毁了呢!”在无法挽回的情况下,他只好把知青的登记表收集到档案馆,然后经过废寝忘食精心地整理,抄写卷内目录和案卷目录,共计11卷1218页,与其他档案同样保管至今。
回首往事感慨万千,在上个世纪后期档案单独建局时,员玉峰提为副局长,不久我也调到档案局任局长,我们二人走到一起工作,这可能就是一种缘份。以后每一次接收档案时,他就想起了那次接收知青档案的坎坷事,与同志们叨咕叨咕。谁也没想到昔日的那些幸存档案,如今派上了用场。当年下乡的知识青年,现在已经陆续到了退休年龄,国家规定:知识青年下乡期间计算工龄,而接工龄需要档案部门出据证明,因此这些幸存档案变成了宝贝。
开始,有些人抱着试试看的想法赴兴查档,没料到很顺利地查到了所需的证明。他们通过电话、书信等方法相互传递信息,一个传俩,俩传仨……,因此查档的人蜂拥而至,尤其是在2005年以来,最多的一天就接待七、八个人。据统计,已为全国各地289名原在兴隆县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出据了有效证明。当他们获取所需的证据时,个个露出了满脸的笑容,赞不绝口。承德市的一位男下乡知青高兴春同志,眼含热泪激动地说:“党中央第一代领袖当时为关心我们的成长,要求我们上山下乡,第二代、第三代领导集体为了提高我们的待遇,制定并落实了政策,你们档案部门又为我们保存好档案资料,真是感谢党、感谢政府的关怀!也感谢你们档案部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