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以其戚而能谐、婉而多讽的高超艺术技巧，成为我国文学史上杰出的讽刺小说。其中，第三回“周学道校士拔真才胡屠户行凶闹捷报”中的“范进中举”成为该讽刺小说的经典一幕，历来为后人称道。
　　范进从二十岁应考，直至五十四岁，共考了二十余次，白须皓首。主考官周进见他着实不易，便把范进填了第一名，好不容易才中了一个秀才。“自古无场外的举人”，范进又去参加乡试，出人意料地中了举人。范进最终确认自己中举后，喜极而疯。许多学者都认为范进中举后的“喜极而疯”是颇具讽刺意味的神来之笔，因为范进必须疯，他的“喜极而疯”可以深刻揭露封建科举考试制度对人的戕害与扭曲，可以传达出吴敬梓对科举制度的极度厌恶和深度挞伐。但是细读文本，笔者却愈发觉得范进不会疯，范进疯得很牵强。
　　一、困顿生活的消磨性
　　科举时代，知识分子社会地位的高低，基本上是由他在科场上的成败决定的。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中举对知识分子命运的改变之大，自不待言。范进身处科考的大背景下，热衷功名，考而不中，不中而考，身在考网中，一去二十年。二十多次屡试不第，必然在某种程度上消磨了范进的盛气和激情，但范进除了继续在科举的老路上孤注一掷之外，别无他选，因为他没有其他的生存技能。《儒林外史》第三回范进出场时这样描写：“面黄肌瘦，花白胡须，头上戴一顶破毡帽。广东虽是地气温暖，这时已是十二月上旬，那童生还穿着麻布直裰，冻得乞乞缩缩……只见那穿麻布的童生上来交卷，那衣服因是朽烂了，在号里又扯破了几块。”足见范进身无长物。贫困的生活境况说明了他没有太多经济来源。“家里住着一间草屋，一厦披子，门外是个茅草棚……到出榜那日，家里没有早饭米。母亲吩咐范进道：‘我有一只生蛋的母鸡，你快拿集市上去卖了，买几升米来，煮餐粥吃。我已是饿的两眼都看不见了。’”家庭生活的窘状更进一步说明了范进基本没有其他经济收入。在现实生活中，半生的穷困潦倒对范进的心理必然造成很大伤害，贫而气短势必消磨他对生活的热情。加之他毕竟不是世外之人，人情世故总有牵绊。范进中举前，他曾到老丈人胡屠户那里借钱，不曾想遭到了劈头盖脸的一顿臭骂：“像你这样尖嘴猴腮，也该撒抛尿自己照照！不三不四，就想天鹅屁吃！”胡屠户甚至怀疑女婿范进考中秀才不是靠自己本事，“我听见人说，就是中相公时，也不是你的文章，还是宗师看见你老，不过意，舍与你的。”胡屠户瞧不起范进，范进中了秀才，他仍当着范进的面训导说：“我自倒运，把个女儿嫁与你这现世穷鬼，历年以来，不知累了我多少。如今不知因我积了甚么德，带挈你中了个相公……”在日常生活中，胡屠户对范进极尽羞辱，难免致使范进的性格自卑。亲岳父尚且如此，周遭的人更不用说。范进中举后，乡绅张静斋亲自登门拜会，一阵寒暄客套：“世先生同在桑梓，一向有失亲近”“适才看见题名录，贵房师高要县汤公，就是先祖的门生，我和你是亲切的世弟兄。”既然张乡绅自认为和范进有点关系，为何一直不见亲近，偏偏这时候热得一盆火似得赶来嘘寒问暖。可以想见，范进中举前周围的人即便不落井下石，亦不会笑脸相迎。在世态炎凉的现实情境下，范进中举前遭到内亲的奚落及外友的冷落，势必打击他对生活的积极性，并且加速他对人事的麻木。
　　子曰“五十而知天命”，意思是说一个人五十岁就大概知道自己的一生，感觉生命已经开始走后半程了。范进五十三岁还是个童生，周进因“同是天涯沦落人”，才点他得了秀才。即便因取得成绩而深受鼓舞，但范进五十多岁的年纪一定懂得世事艰难的道理。因此，家徒四壁、人情淡薄、年过半百、举业艰难的困顿生活、极大地消磨了范进对生活的热情。范进中举大喜过望是人之常情，但他付出了太多，投入和产出反差太大，他不至于高兴到疯言疯语的地步。
　　二、范进性格的迂腐麻木
　　美国学者塞利格曼等人曾经提出过“习得性无助感”的心理学概念，它是指一种对现实的无望和无可奈何的心理状态，因重复的失败或惩罚而造成的听任摆布的行为。人们发现，习得性无助感会有动机降低、认知出现障碍及情绪失调的表现。“动机降低：积极反应的要求降低，消极被动，对什么都不感兴趣。……情绪失调：最初烦躁，后来变得冷淡、悲观、颓丧，陷于抑郁状态。”
　　范进因为在生活和考场上的失利，性格上明显表现出无助感。范进家里穷得连下锅的米都没了，也要等母亲嘱咐了才慌忙出去卖鸡。他一个受过教育的读书人，一大把年纪没有生活技能，还眼睁睁看着生养他的老母长期饿得老眼昏花，足见他性格麻木到何种地步！他到了集市东张西望，一踱一步，半天没有卖出那只鸡，一副书呆子的样子。当邻居告诉他考中了举人，他根本不相信，还以为是邻居开玩笑骗他，就连他自己看榜的时候都是看了一遍又看一遍才敢确认。这些行为都充分说明他对现实的绝望，对生活的麻木。胡屠户在范进考中秀才后，盛气凌人的辱骂他是“穷鬼”“现世宝”“烂忠厚没用的人”，他也不过是唯唯诺诺，还说“岳父见教的是”。更有甚者，胡屠户骂他母亲“老不死的老娘”，他也毫不生气。他这种性格就是习得性无助感的体现，无助感促成了范进迂腐麻木的性格，这种性格使得他在中举的事实面前不敢相信，在生活中麻木不仁、无可奈何。因此，范进中举后高兴得发疯是不符合心理常规的。
　　三、吴敬梓科举经历的佐证
　　吴敬梓出身科举世家，从小受到过严格的专业训练。他十八岁考中秀才，二十九时到滁州参加为秋季乡试做准备的预备考试。在十八岁到二十九岁的十一年间，吴敬梓也曾参加乡试，却未能博得功名。那么这期间他究竟参加了几次科考，相关资料没有具体说明。我们只能推算：明清时期，乡试在京城及各省省城举行，三年考试一次，一般在子、卯、午、酉年举行，所以十一年最多可以参加四次正式的乡试。可惜吴敬梓二十九岁的乡试还是名夺孙山了。吴敬梓在那十一年间，狂放不羁，放浪形骸，广疏家财，这种行为就是他对科举落第后强烈不满的印证。在那之后，吴敬梓移居南京，三十五岁被推荐应“博学鸿词”，参加了学院、抚院及督院三级地方考试，结果他因病未延试，最终未成功名。从此，吴敬梓看透科场的虚伪面目，在江南过起了自由自在的名士生活。将吴敬梓和范进进行对照，不难发现，二者的出身、科考经历、科举失利后的人生态度截然不同。吴敬梓没有范进那样的切肤之痛，因此他在
　　下笔描写范进中举后那种乐极生悲的心理状态不过是一厢情愿。
　　有人会质疑，吴敬梓身边有和范进经历相似的人，他通过细致的观察也可以把人物形象的“黑色幽默”描写得惟妙惟肖。范进在现实生活中确有人物原型，但笔者始终认为亲身下河知深浅，亲口尝梨知酸甜。也有人把蒲松龄和吴敬梓进行过比较研究，发现蒲松龄和吴敬梓的出身经历、生活遭遇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二人都出身较为寒素的书香门第，都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后来都成为科场上的失意者，都通过写作小说来讽刺科举制度，但他二人对科举的感受、认识和态度却有所不同。蒲松龄深受科举之害，却“始终把自己在科场上的不得意，没有能够攀登上科举功名的阶梯引为终身的憾事。”而吴敬梓是“等到他眼见当时与荐的江若度、梅淑伊、李岑淼以及他的从兄吴檠、友人程廷祚等人有的客死京都、有的铩羽南归的狼狈情景以后，终于使他猛醒过来，从此绝意仕进。”可见，有相似经历的人面对同一件事物所作出的反应却不尽相同，更何况是经历并不相似的吴敬梓和范进二人。故范进中举后欢喜得发疯的笔法夸大了艺术真实。
　　四、结语
　　《儒林外史》既然是讽刺性的小说，那么吴敬梓在人物表现中进行艺术夸张是无可厚非的。小说创作中的虚构和真实的关系，随着小说理论批评的发展，对虚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不断提高。“许多人提出小说创作不是简单地‘实录’生活或依据正史，而且必须要有虚构，这样才能更‘真’。”但是“小说的‘真’不是具体的人和事的真实，而是‘情’和‘理’的真实。”因此小说体现的是人们普遍都能理解的生活情理，反映的是事物内在的规律。冯梦龙曾对小说创作中的虚构和真实关系说过这样的话：“事真而理不赝，即事赝而理亦真。”范进中举喜极而疯，是吴敬梓在艺术真实的处理上运用了夸张的手法，但是艺术的夸张理应符合事物的内在规律，要做到“意料之外，情理之中”。范进在生活的折磨和性格的麻木下，年过半百中举后高兴得发疯是不符合人物心理发展规律的，细品起来这样的描写难免有生硬牵强之感，因此范进中举后喜极而疯是不合情理的艺术夸张。
　　参考资料：
　　1.吴敬梓著，李汉秋辑校《儒林外史汇校评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2.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