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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现在我们所说“唐诗学”的蔚为奇观，乃唐以后历代诗论家阐发理论之累积结果，在唐时较多的是零散诗论，较为有系统的多由宋人启导。较早前陈伯海主编的《历代唐诗论评选》堪称代表，然而有感“唐代唐诗论”这部分不足之处。毕竟唐入诗论家的理论学说，有开启、孕育发展之功，不得不深究详论。因此，本文以“唐人论唐诗”为研究对象，从中寻究唐人诗论家日积月累所阐发的理论学说，并梳理其脉络源流，传承演变——“风文声”，此乃“唐代唐诗学”核心思想的构成部分，正是本文“唐人论唐诗”论述的旨趣所在。
关键词唐人论唐诗诗论家唐诗风格唐诗学诗论
[中图分类号]11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1)06—0079—06
“风文声”——“风雅”说、“文质”说、“声律”说，是初、盛唐之核心诗论，可惜前人从“唐人论唐诗”这个角度专论者稀少!论及唐人诗论，虽无巨章大典，但短少散论所涉及的诗学范畴也可算是全面，而且在某程度上展示它成熟的一面。若从“唐诗学”这个细小框架来看其自身传承演变：唐代唐诗学是萌芽期，宋代唐诗学是定型期，元代唐诗学是延续期，明代唐诗学是发展期，清代唐诗学是成长期等等，这里导出唐人诗论之类的唐诗学处于“萌芽期”，自然未成巨典。但若从“诗歌史”这个大源流来看，自《诗经》发展到唐诗，在某程度上达到成熟，然后由唐诗启动宋诗、元诗、明诗、清诗等等，这里导出唐诗在“诗歌史”上已到达成熟“高潮期”，与之相关的诗论自然涵盖全面。正如独孤及《唐故左补阙安定皇甫公集序》中所阐发的诗论，既论“文质”说，又论“声律”说。又如白居易《与元九书》的“讽谕”说，既能承接过去“风雅”说，又启导讽谕诗论下传。
一、论述唐人诗论之传承演变
在唐人诗论中，虽然有不少是援引前代学说，但这些诗论毕竟是经过唐人精心提炼骨髓升华，而且开始不断实践创作，终于转变为唐人特色诗论。单从初唐诗论数量而言，今人从文献散佚拾遗之中，也有十数家可言传，各有千秋，而且基本上能从他们诗作中表现出来，时人仿效，虽然某些理论的形成较后于创作。而这些诗论，不仅具有标志性为唐诗定位取向，而且对于诗歌艺术发展影响深远。上文已用横向式研究唐人具有代表性之各个诗论涵义，下文用纵向式研究唐人诗论之传承演变，从一些具有划时代标志的唐人诗论，如“风雅”说、“文质”说、“声律”说、“风骨”说、“诗格”论、“意境”说等，论述其脉络传承演变过程大要。由于篇幅所限，下文论述前三类。
(一)“风雅”说一一从唐太宗“雅志”说到皮日休“美刺”说
“风雅”说，其渊源来自儒家《诗经》风、雅、颂、赋、比、兴六义之说。《毛诗序》日：风，风也，教也。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
唐太宗武略文韬，集于一身，最难得的是诗歌创作量多而不乏诗论。他在《帝京篇序》日：“……释实求华，以人从欲，乱于大道，君子耻之，故述帝京篇以明雅志云尔。”在这里他提出带有儒家色彩的“雅志”说诗论，有他自己个人的风格特色，一者不附从权威性《诗经》“风雅颂”并举之说，二者不流于时人“文质斌斌，尽善尽美”之言论。若问太宗“雅志”说的来源，确是难于稽考，因为太宗没有就此加以解释说明。今天我们只能从旁推敲它的缘起来由：“雅”者，明显与《诗经》之“雅”一脉相承，正也；“志“者，理解为宏图大志也。至于“释实求华，以人从欲，乱于大道，君子耻之”之语，可视为诗歌求华丽之余也重实质内容。综合而言，“雅志”者，雅正华丽，君子宏志。太宗的“雅志”说，要求诗歌除了典雅华丽之外，还要有政治性宏志的内容，这就是儒家传统的“雅正”文学观，此诗论有政治性的指导作用。日后唐代君主基本上也以“雅志”或“风雅”为要。例如唐玄宗《魏知古进诗手制》日：“夫诗者，志之所以，写其心怀，实可讽谕君主。”也是主张诗歌以箴规“讽谕君主”为“美”，如此的定位，对唐诗发展有重大意义及影响。
与此诗论相近的，有孔颖达《毛诗正义》的“诗教”论：“夫诗者，论功颂德之歌，止僻防邪之训，虽无为而自发，乃有益于生灵。……此乃诗之为用，其利大矣。”这套具有儒家道德性指导作用的诗学思想，在唐代仍占一席位，影响唐诗创作十分深远。唐代诗人对“风雅”说普遍认同，最为深刻的诗论，如杜甫《戏为六绝句》第六首云：“别裁伪体亲风雅”的主张。这里杜甫认为写诗要区别淘汰那些“伪体”，而应当继承儒家《诗经》中“风雅”的传统。再如殷瑶在《河岳英灵集序》曰：“主上恶华好朴，去伪从真，使海内词场，翕然尊古。”这里殷瑶赞美由于唐代帝王倡导“尊古”，出现了“南风周雅，称阐今日”的局面，这等于将盛唐诗的繁荣，称为是周代风雅的再现。
又有芮挺章《国秀集》“风雅”说，标举儒家讲究礼乐之声色：“仲尼定礼乐，正《雅》、《颂》，采古诗三千余什，得三百五篇。皆舞而蹈之，弦而歌之．亦取其顺泽者也。……自开元以来，维天宝三载，谴谪芜秽，登纳菁英，可被管弦者，都为一集”(楼颍《国秀集序》)。再有元结《箧中集序》高举儒家“雅正”论，他说“风雅不兴，几及千岁，溺于时者，世无人哉”之同时，批评“近世作者，更相沿袭，拘限声病，喜尚形似，且以流易为词，不知丧于雅正”；其意是指“雅正”之丧失，归咎于“近世作者”沿袭前人所写讲究声律、形似、辞藻的近体诗。简言之，他认为诗歌应该发挥“讽谕”的优秀传统，反映现实促进进步，这和《诗经》的儒家诗论是一脉相承。
当回顾唐人“风雅”说的诗论传承过程，明显看见其变化趋势，就是先建立“雅正华丽”之声，后补充“讽谕教化”之道，尤其是到了中唐，国势渐走下坡，再加上英明君主不足陈，于是由诗人提出讽谏、讽谕、美刺之类的诗论多矣!如独孤及《赵郡李公中集序》的“讽谏”说：“(李华)之作本乎王道，大抵以五经为源泉，抒情性以托讽，然后有歌咏；美教化，献箴谏。”这里独孤及称赞李华“之作本乎王道”；又强调重“托讽”、“教化”、“箴谏”，从中可以反映出独孤及有复古思想儒家的“讽谏”精神。再如韩愈在《送孟东野序》提出的“不平则鸣”论与《答李翊书》提出的“非圣人之志不敢存”及“气盛言宜”说，此乃韩愈儒家思想的“政教”论。最为详尽的可说是白居易的“讽谕教化”说，他在《与元九书》提出“救济人病，裨补时阙”是诗人责任，但如何“救济”及“裨补”呢?当然是透过诗歌讽谕，暴露民生疾苦，揭示时政的弊端；“讽谕者，意激而言质”，正是白居易讽谕诗的审美特质所在。在《新乐府序》他指出“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也就是他的讽谕诗写作目的所在；所谓“质而径”，是指诗歌语言质朴而不晦涩，以便于“见之者易谕也”。在《读张籍古乐府》他对于美刺作用，着重于刺，即讽谕，而不是歌功颂德，又或是逃避现 实，实有“上可裨教化，舒之济万民”的社会作用。他用“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来肯定张籍古乐府诗的讽谕精神，以及含有“六义”的内涵。有“实义”内涵是需要的，但最重要还是讽谕规劝让君主知道，正如他在《寄唐生》诗云：“篇篇无空文，旬句必尽规”，“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总言之是一种有儒家诗学色彩的“讽谕教化”说。
又有杜牧在《唐故平卢君节度巡官陇西李府君墓志铭》日：“诗者可以歌，可以流于竹，鼓于丝，妇人小儿，皆欲讽诵，国俗薄厚，扇之于诗，如风之疾速。”在《李长吉歌诗序》日：“《骚》有感怨刺怼，言及君臣理乱，时有以激发人意。”再在《与人论谏书》日：“每见君臣治乱之间，兴亡谏诤之道。”这里明显强调“讽诵”、“怨刺”、“谏诤”，皆因杜牧处于忧患时世，惶恐不安，有意而发，又敢于言，一种儒家传统的“讽谏”精神。最后有皮日休的“美刺”说，他在《正乐府序》直言“美刺”之功用：“古圣王采天下之诗，欲以知国之利病，民之休戚者也。……诗之美也，闻之足以观乎功；诗之刺也，闻之足以戒乎政。”又在《松陵集序》日：“美之为西子，恶之为敦治”；美恶之词不要拘执。接着又日：“古之士穷达必形于歌咏，苟欲见乎志，非文不能宣也，于是为其词。词之作，固不能独善，必须人以成之。”最重要的还是“必须人以成之”，那就是按情况使用美词，目的是“欲见乎志”，具体是借着“形于歌咏”。这些诗论是来自儒家诗教“美刺”说。
(二)“文质”说一一从魏征《隋书》到顾陶《唐诗类选序》
“文质”说，其渊源可追溯孔子言论，《论语·雍也》：“子日：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后来汉人扬雄“诗人之赋丽以则”说认为文学华丽之余还需有法则，不要象汉赋只华丽而失去儒家“讽谏”角色。当我们仔细审视中国文学发展史，不难发现，有一大段自觉性行为是关乎“质虚”的补救行动，唐代最为代表者，前有陈子昂，后有韩愈。因着传统“诗教”文化，文艺要从政治这个角度去审视，万一有所偏差，可要承受亡国之责任；如此这样的“质虚”补救行动，在政治风起云涌之际诗人担当起匡正救亡的伟大使命。
因此而言，“文质”说的提出，很有可能与当时诗论者的政治环境有所关连。唐初，李氏建国，欲矫正前朝得失，从中汲取经验，于是下命修撰史书，以史为鉴。当时对南北朝文学的贬斥甚为严厉，“淫放之词”、“亡国之音”为齐、梁文学刻以千古烙印，其目的是使国人有所警惕，也以此为当代文学创作定下建设性规范。最有代表性的“文质”说诗论，应该是来自《隋书·文学传序》，当时魏征等史官受太宗诏命修撰经书，魏征所编撰的《隋书》有统一南北文学(包括诗学)之举日：“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斌斌，尽善尽美矣。”还有令狐德菜在《周书·王褒庾信》中也提出相近的见解：“其调也尚远，其旨也在深，其理也贵当，其辞也欲巧。然后莹金璧，播芝兰，文质因其宜，繁约适其变，权衡轻重，斟酌古今，和而能壮，丽而能典，焕乎若五色之成章，纷乎犹八音之繁会。”这里的“文质”说虽不在初唐前期有较好的发展，却在后期陆续得到重视。当太宗、高宗朝的“宫廷诗”逐渐淡薄之际，追寻“风骨”诗歌艺术兴起连同“格律”讲究并且趋向善美，皆因“文质因其宜，繁约适其变”，以及“文质斌斌，尽善尽美”的精神力量呼唤，这些诗论源于起初政治性的指导作用，更实在是初唐诗人对诗歌艺术崇高理想的期盼。陈子昂友人卢藏用为他写《右拾遗陈子昂文集序》日：“道丧五百岁而得陈君。君讳子昂，字伯玉，蜀人也。崛起江汉，虎视函夏，卓立千古，横制颓波，天下翕然，质文一变。”的确是“质文一变”，到盛唐之际，先有李白《古风(其一)》诗云：“文质相炳焕，众星罗秋曼”，正是回应诗人艺术全面，光辉照耀。继有殷瑶日：“开元十五年后，声律风骨始备矣”(《河岳英灵集序》)；故有“文质半取，风骚两挟”(《河岳英灵集论》)之语，此“丈质”说甚为具体鲜明。
中唐时，独孤及《唐故左补阙安定皇甫公集序》提出“文质”说，他以“质有余而文不足”形容沈、宋之前的五言诗，当然是藉此特别夸赞沈、宋善“文”，一改历来“朱弦疏越、大羹遗昧”；并以“始裁成六律，彰施五色，使言之而中伦，歌之而成声，绿情绮靡之功，至是乃备”来形容沈、宋“声”、“色”俱备，但并不表示没有实质内容。正如独孤及评价皇甫冉诗曰：“以古之比兴，就今之声律，涵咏《风》《骚》。”其意是独孤及指皇甫冉的诗，能以“今之声律”形式与古之《诗经》注重比兴内容两者结合来涵咏现实生活的事。我认为这里独孤及称赞沈、宋和皇甫冉的诗，是指着他们的“律诗”艺术“文质”共存。又有权德兴诗论中的“文质”说，在《醉说》日：“酌古始而陋凡今，备文质之彬彬。善用常而为雅，善用故而为新”，都是注重诗歌艺术“文质之彬彬”。
晚唐时，顾陶《唐诗类选序》提出“文质”说，他除了对唐诗人进行分类之外，还对唐诗艺术给予概括性总评。从他对诗歌艺术的评论中，可以反映出此时唐人对唐诗“风骨”与“新韵”的看法已不偏颇了，所以同时赞颂“风骨，多为清德之所讽览。乃能抑退浮伪流艳之辞宜矣”及“新韵，播名当时，亦可谓守章句之范，不失其正者矣”，此乃集大成对唐代“风骨”与“新韵”的总论，“文质”说的总结，唐人一直以来对诗歌艺术理想的期盼。
(三)“声律”说一一从许敬宗“丽华”说到韦庄“清丽”说
“声律”说，泛指唐人诗格律体之声色艺术，其渊源起自中古四声入诗。南北朝时代，发现了汉语(中古)四声，接着沈约把四声用到诗歌的声律上，于是诗文声律方面的平仄押韵、字词对偶要求严谨，再加上当时十分讲究辞藻华丽，字词美艳。到唐初宫廷诗，格律体基本上有所承接，君主爱好，时人学效，在此客观条件下，开始一代之声色艺术。太宗写了一首诗名为《秋日敷庾信体》，足以反映出太宗欣赏“庾信体”并有意学效。根据我从《全唐诗》及《庾信集》分析统计，完全符合唐人格律体之绝句、律诗，写得最多者，与时人比较，庾信与太宗也，事实上唐律继承了“庾信律”。
前人学者论及唐人“声律”，多指向沈、宋二人，在此略提的是：一者诗歌“声律”艺术早已在太宗时有相当水平，二者沈宋二人没有提及过“声律”说之类的诗论，三者他们在格律体新创上仅在于五言八句的句数上而已。客观而言，创作、推动“声律”不遗余力，以及对诗坛有巨大影响力者，太宗也。太宗诗除了继承“庾信律”之外，也从西晋陆机“雅艳”诗中有所学效，正如他盛赞西晋陆机兄弟的文才：“文藻宏丽，独步当时；言论慷慨，冠乎终古。高词迥映，如朗月之悬光；迭意回舒，若重岩之积秀。”太宗与沈宋虽然没有提出过“声律”说之类的诗论，但他们 的诗作就是极具格律诗之声、色艺术。
唐代“声律”说，初有许敬宗《为司徒赵国公谢皇太子寄诗笺》以“五章问发”及“六律相宣”论及诗歌格律的“声律”说。又有上官仪《笔札华梁》提出的“属对”论，所论的多偏重于属对或对属，即“对偶”，例如论对属日：“凡为文章，皆须对属”。而对偶之中又涉及声律，例如属对：第六，双声对；第七，迭韵对。此种艺术手法，正是注重声律之对偶句要求，兼且讲求辞藻华美，可算是唐人诗格律体之声色能手，正如《旧唐书．上官仪传》记载：“词彩自连，工于五言诗，好以绮错婉媚为本。仪既贵显，故当时多有敦其体者，时人谓为上官体。”
再有元兢的《古今诗人秀句序》及《诗髓脑》“换头”术，他在《古今诗人秀句序》主张写诗“以情绪为先，直置为本”；并批评当时以形式“绮错”为本的“上官仪”诗风。至于《诗髓脑》贡献最大的是“调声”之中的“换头”术。所谓“换头”术，即是对句之间的头二字(或第二字)均要平仄相对，而联与联之间的头二字均要平仄相同，此乃唐代律诗“黏式律”理论的来源，这有助唐人格律体的发展。然而，正如前文所言，“声律”诗歌艺术，包括“黏式律”，在创作上太宗时已能掌握；反之，在现存文献上未见元兢写有完全符合平仄的格律诗，仅有此平平无奇的“换头”术而已。
盛唐时，杜甫《戏为六绝句》开创了以七言绝句形式来论诗的先河，事实上他所写的五七律绝，是时人之最。对于律诗的“色泽”语言美，他同样看重，如《戏为六绝句》诗云：“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这里他首先倡导“清词丽句”说，注重辞藻运用，学习上对象不论是古今人士，明显有集大成之举。此外，杜甫诗歌创作上对“声律”一直十分重视，到晚年时他自谓“晚节渐于诗律细”(《遣闷戏呈路十九曹长》)；这里可以说明杜甫在格律诗的成就，不在于平仄、押韵、对偶、数句的基本结构之创建上，即是说在格律诗基本组织结构方面没有新创。他的格律诗艺术，正如他说“诗律细”，即是在已具备的格律体上显得细致，不论五七律诗、绝句，平起式、仄起式，每种诗式都不放过，而且甚为工整。
中唐时，首先提及“律诗”，并对沈、宋诗评论者，有皎然的《诗式》卷二《律诗》；皎然以“沈宋”为“律诗之龟鉴也”，即借鉴者。以“矢不虚发，情多、兴远、语丽为上，不(需要)问用事格之高下”来形容他们是写律诗的高手。再有元稹《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提出“律诗”，并以“沈、宋之流，研练精切，穗顺声势”来定义。他进一步形容当时“律诗”发展情况：“文变之体极焉”、“务华者去实”、“律切则骨格不存”，这是元稹认为“沈宋”时期的律诗基本上声、色俱备，可惜有“文”采但缺“实”质，而且“骨格不存”，象征着“律诗”不成熟未定型格。到了“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那就“声色”俱备，“文质”俱佳，这才真正是元稹心目中“律诗”的本意。
晚唐时，唐诗已发展到某一成熟时段，所以诗论较为全面，而且深入独到，例如李商隐在《献侍郎钜鹿公启》提出“词工言志”说，他首先以“属词之工，言志为最”，说明重视诗歌的词工之形式美及言志之内容美，但这两方面他不满于李杜之“怨刺”，也不满于沈宋之“绮靡”；然后他再以“无私之刀尺，立莫测之门墙”来定论，即是在方法上自立“门墙”，自成一格，是中国古典唯美主义的创作人。最后有韦庄在《又玄集序》提出的“清丽”说，他标举诗歌审美艺术的“清词丽句”，这里不仅只限于形式美，也包括内容美。从他在《又玄集序》末后以“采实去华，俟诸来者”结语，可见其心意所在；当晚唐渐趋香艳流丽的诗风下，韦庄把持“采实去华”的选诗原则，在此大前题下兼收形式美及内容美的诗歌，此乃韦庄“清丽”说的本意。
二、唐人诗论之贡献
唐人诗论之传承演变一一“风文声”。综观唐人诗论，“风雅”说与“文质”说，“声律”说与“风骨”说提出于初唐，到盛唐时已成气候，正如殷瑶《河岳英灵集论》日：“文质半取，风骚两挟”；又在《河岳英灵集序》曰：“开元十五年后，声律风骨始备矣”。其中的“风雅”说，发展到中唐更有重大突破，简言之是从“雅正华丽”之声转向“讽谕教化”之道，韩愈《送孟东野序》的“不平则鸣”论、白居易《与元九书》的“讽谕教化”说等，直接下导宋人“以文为诗”好议论说理诗风，成为宋人诗歌创作学习范式。而“文质”说，发展到盛唐“声律风骨始备”，再加上李、杜之出现，忠君爱国之同时诗歌浪漫主义与写实主义发挥极至，唐诗确是达至唐人“文质斌斌，尽善尽美”的期盼理想，“盛唐气象”成为诗化精神标志象征——“人文精神”崇高体现，历代“宗盛唐”者学效之典范。正如傅璇琮、蒋寅主编《中国古代文学通论·隋唐五代卷》论述唐代“不仅创造了偏重抒情的盛唐气象这一经典，而且通过中唐诗歌，开创了新的偏重说理的诗歌范式，确立了另一传统。……既集前代之大成，又开后代之先河。”
三、结论
综观上文“唐人论唐诗”学说，用纵向研究方式论述唐人诗论之传承演变过程，先进行归纳，就是将性质相类的诗论归一，结果区分为六大诗论，逐一综述其传承演变过程，目的在于察看唐人代表性诗论的传承起接，变化流向，以及其特色所在，甚或是被时^、看重之处、当时客观因素条件等，本文论述了以下三大类别诗论：
第一类是“风雅”说。唐诗之所以为唐诗，讲究“风雅”说是关键所在，太宗首先倡导有“风雅”特色的“雅志”说，到盛唐玄宗倡导“讽谕“”说，由此为唐诗定位取向；其后有杜甫及芮挺章“风雅”说、元结“雅正”论、高仲武“风雅”论、韩愈“不平则鸣”说、白居易“讽谕教化”说、杜牧“讽谏”说、皮日休“美刺”说等。当回顾唐人诗论“风雅”说的传承过程，明显看见其变化趋势，就是初盛唐重“雅正华丽”之声，中晚唐多“讽谕美刺”之道。
第二类是“文质”说。唐初已早见“文质”说理论，然而在创作上仍是由“文多质少”的“宫廷诗”主导。最初魏征的“文质斌斌”说有统一南北文学之举，又有令孤德菜“文质因其宜，繁约适其变”之道，再有卢藏用“天下翕然，质文一变”之语，故此有李白“文质相炳焕，众星罗秋曼”之句，殷瑶则日“文质半取，风骚两挟”，而独孤及与顾陶尽说“文质”论等。中国古典文学艺术发展，向来要求“文质”并重之理想，在失衡情况时，往往会出现所谓“质虚”的补救行动者，陈子昂、韩愈是也。
第三类是“声律”说。唐初的诗论，侧重于声色格律之类的“声律”说，这与格律诗盛行相关。许敬宗提出“丽华气神”说、上官仪“属对”论、元兢“换头”术、杜甫“声律”说、皎然与元稹的“律诗”说、李商隐“词工言志”说、韦庄“清丽”说等。在晚唐时，唐诗已发展到某一成熟时段，所以诗论较为全面，除了论述诗歌“声律”形式之外同时也顾及实质之内容。
总括而言，唐人诗论学说有相当影响力，在不同的层面开启理论、孕育发展、建构学说成一家之言，并且承传下去，不仅于唐代、五代十国、宋代……。唐人诗论确有它的底蕴内涵，在乎挖掘者的深度，本文也只能论到此地步而已!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
责任编辑：杨立民
关键词唐人论唐诗诗论家唐诗风格唐诗学诗论
[中图分类号]11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1)06—0079—06
“风文声”——“风雅”说、“文质”说、“声律”说，是初、盛唐之核心诗论，可惜前人从“唐人论唐诗”这个角度专论者稀少!论及唐人诗论，虽无巨章大典，但短少散论所涉及的诗学范畴也可算是全面，而且在某程度上展示它成熟的一面。若从“唐诗学”这个细小框架来看其自身传承演变：唐代唐诗学是萌芽期，宋代唐诗学是定型期，元代唐诗学是延续期，明代唐诗学是发展期，清代唐诗学是成长期等等，这里导出唐人诗论之类的唐诗学处于“萌芽期”，自然未成巨典。但若从“诗歌史”这个大源流来看，自《诗经》发展到唐诗，在某程度上达到成熟，然后由唐诗启动宋诗、元诗、明诗、清诗等等，这里导出唐诗在“诗歌史”上已到达成熟“高潮期”，与之相关的诗论自然涵盖全面。正如独孤及《唐故左补阙安定皇甫公集序》中所阐发的诗论，既论“文质”说，又论“声律”说。又如白居易《与元九书》的“讽谕”说，既能承接过去“风雅”说，又启导讽谕诗论下传。
一、论述唐人诗论之传承演变
在唐人诗论中，虽然有不少是援引前代学说，但这些诗论毕竟是经过唐人精心提炼骨髓升华，而且开始不断实践创作，终于转变为唐人特色诗论。单从初唐诗论数量而言，今人从文献散佚拾遗之中，也有十数家可言传，各有千秋，而且基本上能从他们诗作中表现出来，时人仿效，虽然某些理论的形成较后于创作。而这些诗论，不仅具有标志性为唐诗定位取向，而且对于诗歌艺术发展影响深远。上文已用横向式研究唐人具有代表性之各个诗论涵义，下文用纵向式研究唐人诗论之传承演变，从一些具有划时代标志的唐人诗论，如“风雅”说、“文质”说、“声律”说、“风骨”说、“诗格”论、“意境”说等，论述其脉络传承演变过程大要。由于篇幅所限，下文论述前三类。
(一)“风雅”说一一从唐太宗“雅志”说到皮日休“美刺”说
“风雅”说，其渊源来自儒家《诗经》风、雅、颂、赋、比、兴六义之说。《毛诗序》日：风，风也，教也。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
唐太宗武略文韬，集于一身，最难得的是诗歌创作量多而不乏诗论。他在《帝京篇序》日：“……释实求华，以人从欲，乱于大道，君子耻之，故述帝京篇以明雅志云尔。”在这里他提出带有儒家色彩的“雅志”说诗论，有他自己个人的风格特色，一者不附从权威性《诗经》“风雅颂”并举之说，二者不流于时人“文质斌斌，尽善尽美”之言论。若问太宗“雅志”说的来源，确是难于稽考，因为太宗没有就此加以解释说明。今天我们只能从旁推敲它的缘起来由：“雅”者，明显与《诗经》之“雅”一脉相承，正也；“志“者，理解为宏图大志也。至于“释实求华，以人从欲，乱于大道，君子耻之”之语，可视为诗歌求华丽之余也重实质内容。综合而言，“雅志”者，雅正华丽，君子宏志。太宗的“雅志”说，要求诗歌除了典雅华丽之外，还要有政治性宏志的内容，这就是儒家传统的“雅正”文学观，此诗论有政治性的指导作用。日后唐代君主基本上也以“雅志”或“风雅”为要。例如唐玄宗《魏知古进诗手制》日：“夫诗者，志之所以，写其心怀，实可讽谕君主。”也是主张诗歌以箴规“讽谕君主”为“美”，如此的定位，对唐诗发展有重大意义及影响。
与此诗论相近的，有孔颖达《毛诗正义》的“诗教”论：“夫诗者，论功颂德之歌，止僻防邪之训，虽无为而自发，乃有益于生灵。……此乃诗之为用，其利大矣。”这套具有儒家道德性指导作用的诗学思想，在唐代仍占一席位，影响唐诗创作十分深远。唐代诗人对“风雅”说普遍认同，最为深刻的诗论，如杜甫《戏为六绝句》第六首云：“别裁伪体亲风雅”的主张。这里杜甫认为写诗要区别淘汰那些“伪体”，而应当继承儒家《诗经》中“风雅”的传统。再如殷瑶在《河岳英灵集序》曰：“主上恶华好朴，去伪从真，使海内词场，翕然尊古。”这里殷瑶赞美由于唐代帝王倡导“尊古”，出现了“南风周雅，称阐今日”的局面，这等于将盛唐诗的繁荣，称为是周代风雅的再现。
又有芮挺章《国秀集》“风雅”说，标举儒家讲究礼乐之声色：“仲尼定礼乐，正《雅》、《颂》，采古诗三千余什，得三百五篇。皆舞而蹈之，弦而歌之．亦取其顺泽者也。……自开元以来，维天宝三载，谴谪芜秽，登纳菁英，可被管弦者，都为一集”(楼颍《国秀集序》)。再有元结《箧中集序》高举儒家“雅正”论，他说“风雅不兴，几及千岁，溺于时者，世无人哉”之同时，批评“近世作者，更相沿袭，拘限声病，喜尚形似，且以流易为词，不知丧于雅正”；其意是指“雅正”之丧失，归咎于“近世作者”沿袭前人所写讲究声律、形似、辞藻的近体诗。简言之，他认为诗歌应该发挥“讽谕”的优秀传统，反映现实促进进步，这和《诗经》的儒家诗论是一脉相承。
当回顾唐人“风雅”说的诗论传承过程，明显看见其变化趋势，就是先建立“雅正华丽”之声，后补充“讽谕教化”之道，尤其是到了中唐，国势渐走下坡，再加上英明君主不足陈，于是由诗人提出讽谏、讽谕、美刺之类的诗论多矣!如独孤及《赵郡李公中集序》的“讽谏”说：“(李华)之作本乎王道，大抵以五经为源泉，抒情性以托讽，然后有歌咏；美教化，献箴谏。”这里独孤及称赞李华“之作本乎王道”；又强调重“托讽”、“教化”、“箴谏”，从中可以反映出独孤及有复古思想儒家的“讽谏”精神。再如韩愈在《送孟东野序》提出的“不平则鸣”论与《答李翊书》提出的“非圣人之志不敢存”及“气盛言宜”说，此乃韩愈儒家思想的“政教”论。最为详尽的可说是白居易的“讽谕教化”说，他在《与元九书》提出“救济人病，裨补时阙”是诗人责任，但如何“救济”及“裨补”呢?当然是透过诗歌讽谕，暴露民生疾苦，揭示时政的弊端；“讽谕者，意激而言质”，正是白居易讽谕诗的审美特质所在。在《新乐府序》他指出“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也就是他的讽谕诗写作目的所在；所谓“质而径”，是指诗歌语言质朴而不晦涩，以便于“见之者易谕也”。在《读张籍古乐府》他对于美刺作用，着重于刺，即讽谕，而不是歌功颂德，又或是逃避现 实，实有“上可裨教化，舒之济万民”的社会作用。他用“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来肯定张籍古乐府诗的讽谕精神，以及含有“六义”的内涵。有“实义”内涵是需要的，但最重要还是讽谕规劝让君主知道，正如他在《寄唐生》诗云：“篇篇无空文，旬句必尽规”，“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总言之是一种有儒家诗学色彩的“讽谕教化”说。
又有杜牧在《唐故平卢君节度巡官陇西李府君墓志铭》日：“诗者可以歌，可以流于竹，鼓于丝，妇人小儿，皆欲讽诵，国俗薄厚，扇之于诗，如风之疾速。”在《李长吉歌诗序》日：“《骚》有感怨刺怼，言及君臣理乱，时有以激发人意。”再在《与人论谏书》日：“每见君臣治乱之间，兴亡谏诤之道。”这里明显强调“讽诵”、“怨刺”、“谏诤”，皆因杜牧处于忧患时世，惶恐不安，有意而发，又敢于言，一种儒家传统的“讽谏”精神。最后有皮日休的“美刺”说，他在《正乐府序》直言“美刺”之功用：“古圣王采天下之诗，欲以知国之利病，民之休戚者也。……诗之美也，闻之足以观乎功；诗之刺也，闻之足以戒乎政。”又在《松陵集序》日：“美之为西子，恶之为敦治”；美恶之词不要拘执。接着又日：“古之士穷达必形于歌咏，苟欲见乎志，非文不能宣也，于是为其词。词之作，固不能独善，必须人以成之。”最重要的还是“必须人以成之”，那就是按情况使用美词，目的是“欲见乎志”，具体是借着“形于歌咏”。这些诗论是来自儒家诗教“美刺”说。
(二)“文质”说一一从魏征《隋书》到顾陶《唐诗类选序》
“文质”说，其渊源可追溯孔子言论，《论语·雍也》：“子日：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后来汉人扬雄“诗人之赋丽以则”说认为文学华丽之余还需有法则，不要象汉赋只华丽而失去儒家“讽谏”角色。当我们仔细审视中国文学发展史，不难发现，有一大段自觉性行为是关乎“质虚”的补救行动，唐代最为代表者，前有陈子昂，后有韩愈。因着传统“诗教”文化，文艺要从政治这个角度去审视，万一有所偏差，可要承受亡国之责任；如此这样的“质虚”补救行动，在政治风起云涌之际诗人担当起匡正救亡的伟大使命。
因此而言，“文质”说的提出，很有可能与当时诗论者的政治环境有所关连。唐初，李氏建国，欲矫正前朝得失，从中汲取经验，于是下命修撰史书，以史为鉴。当时对南北朝文学的贬斥甚为严厉，“淫放之词”、“亡国之音”为齐、梁文学刻以千古烙印，其目的是使国人有所警惕，也以此为当代文学创作定下建设性规范。最有代表性的“文质”说诗论，应该是来自《隋书·文学传序》，当时魏征等史官受太宗诏命修撰经书，魏征所编撰的《隋书》有统一南北文学(包括诗学)之举日：“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斌斌，尽善尽美矣。”还有令狐德菜在《周书·王褒庾信》中也提出相近的见解：“其调也尚远，其旨也在深，其理也贵当，其辞也欲巧。然后莹金璧，播芝兰，文质因其宜，繁约适其变，权衡轻重，斟酌古今，和而能壮，丽而能典，焕乎若五色之成章，纷乎犹八音之繁会。”这里的“文质”说虽不在初唐前期有较好的发展，却在后期陆续得到重视。当太宗、高宗朝的“宫廷诗”逐渐淡薄之际，追寻“风骨”诗歌艺术兴起连同“格律”讲究并且趋向善美，皆因“文质因其宜，繁约适其变”，以及“文质斌斌，尽善尽美”的精神力量呼唤，这些诗论源于起初政治性的指导作用，更实在是初唐诗人对诗歌艺术崇高理想的期盼。陈子昂友人卢藏用为他写《右拾遗陈子昂文集序》日：“道丧五百岁而得陈君。君讳子昂，字伯玉，蜀人也。崛起江汉，虎视函夏，卓立千古，横制颓波，天下翕然，质文一变。”的确是“质文一变”，到盛唐之际，先有李白《古风(其一)》诗云：“文质相炳焕，众星罗秋曼”，正是回应诗人艺术全面，光辉照耀。继有殷瑶日：“开元十五年后，声律风骨始备矣”(《河岳英灵集序》)；故有“文质半取，风骚两挟”(《河岳英灵集论》)之语，此“丈质”说甚为具体鲜明。
中唐时，独孤及《唐故左补阙安定皇甫公集序》提出“文质”说，他以“质有余而文不足”形容沈、宋之前的五言诗，当然是藉此特别夸赞沈、宋善“文”，一改历来“朱弦疏越、大羹遗昧”；并以“始裁成六律，彰施五色，使言之而中伦，歌之而成声，绿情绮靡之功，至是乃备”来形容沈、宋“声”、“色”俱备，但并不表示没有实质内容。正如独孤及评价皇甫冉诗曰：“以古之比兴，就今之声律，涵咏《风》《骚》。”其意是独孤及指皇甫冉的诗，能以“今之声律”形式与古之《诗经》注重比兴内容两者结合来涵咏现实生活的事。我认为这里独孤及称赞沈、宋和皇甫冉的诗，是指着他们的“律诗”艺术“文质”共存。又有权德兴诗论中的“文质”说，在《醉说》日：“酌古始而陋凡今，备文质之彬彬。善用常而为雅，善用故而为新”，都是注重诗歌艺术“文质之彬彬”。
晚唐时，顾陶《唐诗类选序》提出“文质”说，他除了对唐诗人进行分类之外，还对唐诗艺术给予概括性总评。从他对诗歌艺术的评论中，可以反映出此时唐人对唐诗“风骨”与“新韵”的看法已不偏颇了，所以同时赞颂“风骨，多为清德之所讽览。乃能抑退浮伪流艳之辞宜矣”及“新韵，播名当时，亦可谓守章句之范，不失其正者矣”，此乃集大成对唐代“风骨”与“新韵”的总论，“文质”说的总结，唐人一直以来对诗歌艺术理想的期盼。
(三)“声律”说一一从许敬宗“丽华”说到韦庄“清丽”说
“声律”说，泛指唐人诗格律体之声色艺术，其渊源起自中古四声入诗。南北朝时代，发现了汉语(中古)四声，接着沈约把四声用到诗歌的声律上，于是诗文声律方面的平仄押韵、字词对偶要求严谨，再加上当时十分讲究辞藻华丽，字词美艳。到唐初宫廷诗，格律体基本上有所承接，君主爱好，时人学效，在此客观条件下，开始一代之声色艺术。太宗写了一首诗名为《秋日敷庾信体》，足以反映出太宗欣赏“庾信体”并有意学效。根据我从《全唐诗》及《庾信集》分析统计，完全符合唐人格律体之绝句、律诗，写得最多者，与时人比较，庾信与太宗也，事实上唐律继承了“庾信律”。
前人学者论及唐人“声律”，多指向沈、宋二人，在此略提的是：一者诗歌“声律”艺术早已在太宗时有相当水平，二者沈宋二人没有提及过“声律”说之类的诗论，三者他们在格律体新创上仅在于五言八句的句数上而已。客观而言，创作、推动“声律”不遗余力，以及对诗坛有巨大影响力者，太宗也。太宗诗除了继承“庾信律”之外，也从西晋陆机“雅艳”诗中有所学效，正如他盛赞西晋陆机兄弟的文才：“文藻宏丽，独步当时；言论慷慨，冠乎终古。高词迥映，如朗月之悬光；迭意回舒，若重岩之积秀。”太宗与沈宋虽然没有提出过“声律”说之类的诗论，但他们 的诗作就是极具格律诗之声、色艺术。
唐代“声律”说，初有许敬宗《为司徒赵国公谢皇太子寄诗笺》以“五章问发”及“六律相宣”论及诗歌格律的“声律”说。又有上官仪《笔札华梁》提出的“属对”论，所论的多偏重于属对或对属，即“对偶”，例如论对属日：“凡为文章，皆须对属”。而对偶之中又涉及声律，例如属对：第六，双声对；第七，迭韵对。此种艺术手法，正是注重声律之对偶句要求，兼且讲求辞藻华美，可算是唐人诗格律体之声色能手，正如《旧唐书．上官仪传》记载：“词彩自连，工于五言诗，好以绮错婉媚为本。仪既贵显，故当时多有敦其体者，时人谓为上官体。”
再有元兢的《古今诗人秀句序》及《诗髓脑》“换头”术，他在《古今诗人秀句序》主张写诗“以情绪为先，直置为本”；并批评当时以形式“绮错”为本的“上官仪”诗风。至于《诗髓脑》贡献最大的是“调声”之中的“换头”术。所谓“换头”术，即是对句之间的头二字(或第二字)均要平仄相对，而联与联之间的头二字均要平仄相同，此乃唐代律诗“黏式律”理论的来源，这有助唐人格律体的发展。然而，正如前文所言，“声律”诗歌艺术，包括“黏式律”，在创作上太宗时已能掌握；反之，在现存文献上未见元兢写有完全符合平仄的格律诗，仅有此平平无奇的“换头”术而已。
盛唐时，杜甫《戏为六绝句》开创了以七言绝句形式来论诗的先河，事实上他所写的五七律绝，是时人之最。对于律诗的“色泽”语言美，他同样看重，如《戏为六绝句》诗云：“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这里他首先倡导“清词丽句”说，注重辞藻运用，学习上对象不论是古今人士，明显有集大成之举。此外，杜甫诗歌创作上对“声律”一直十分重视，到晚年时他自谓“晚节渐于诗律细”(《遣闷戏呈路十九曹长》)；这里可以说明杜甫在格律诗的成就，不在于平仄、押韵、对偶、数句的基本结构之创建上，即是说在格律诗基本组织结构方面没有新创。他的格律诗艺术，正如他说“诗律细”，即是在已具备的格律体上显得细致，不论五七律诗、绝句，平起式、仄起式，每种诗式都不放过，而且甚为工整。
中唐时，首先提及“律诗”，并对沈、宋诗评论者，有皎然的《诗式》卷二《律诗》；皎然以“沈宋”为“律诗之龟鉴也”，即借鉴者。以“矢不虚发，情多、兴远、语丽为上，不(需要)问用事格之高下”来形容他们是写律诗的高手。再有元稹《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提出“律诗”，并以“沈、宋之流，研练精切，穗顺声势”来定义。他进一步形容当时“律诗”发展情况：“文变之体极焉”、“务华者去实”、“律切则骨格不存”，这是元稹认为“沈宋”时期的律诗基本上声、色俱备，可惜有“文”采但缺“实”质，而且“骨格不存”，象征着“律诗”不成熟未定型格。到了“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那就“声色”俱备，“文质”俱佳，这才真正是元稹心目中“律诗”的本意。
晚唐时，唐诗已发展到某一成熟时段，所以诗论较为全面，而且深入独到，例如李商隐在《献侍郎钜鹿公启》提出“词工言志”说，他首先以“属词之工，言志为最”，说明重视诗歌的词工之形式美及言志之内容美，但这两方面他不满于李杜之“怨刺”，也不满于沈宋之“绮靡”；然后他再以“无私之刀尺，立莫测之门墙”来定论，即是在方法上自立“门墙”，自成一格，是中国古典唯美主义的创作人。最后有韦庄在《又玄集序》提出的“清丽”说，他标举诗歌审美艺术的“清词丽句”，这里不仅只限于形式美，也包括内容美。从他在《又玄集序》末后以“采实去华，俟诸来者”结语，可见其心意所在；当晚唐渐趋香艳流丽的诗风下，韦庄把持“采实去华”的选诗原则，在此大前题下兼收形式美及内容美的诗歌，此乃韦庄“清丽”说的本意。
二、唐人诗论之贡献
唐人诗论之传承演变一一“风文声”。综观唐人诗论，“风雅”说与“文质”说，“声律”说与“风骨”说提出于初唐，到盛唐时已成气候，正如殷瑶《河岳英灵集论》日：“文质半取，风骚两挟”；又在《河岳英灵集序》曰：“开元十五年后，声律风骨始备矣”。其中的“风雅”说，发展到中唐更有重大突破，简言之是从“雅正华丽”之声转向“讽谕教化”之道，韩愈《送孟东野序》的“不平则鸣”论、白居易《与元九书》的“讽谕教化”说等，直接下导宋人“以文为诗”好议论说理诗风，成为宋人诗歌创作学习范式。而“文质”说，发展到盛唐“声律风骨始备”，再加上李、杜之出现，忠君爱国之同时诗歌浪漫主义与写实主义发挥极至，唐诗确是达至唐人“文质斌斌，尽善尽美”的期盼理想，“盛唐气象”成为诗化精神标志象征——“人文精神”崇高体现，历代“宗盛唐”者学效之典范。正如傅璇琮、蒋寅主编《中国古代文学通论·隋唐五代卷》论述唐代“不仅创造了偏重抒情的盛唐气象这一经典，而且通过中唐诗歌，开创了新的偏重说理的诗歌范式，确立了另一传统。……既集前代之大成，又开后代之先河。”
三、结论
综观上文“唐人论唐诗”学说，用纵向研究方式论述唐人诗论之传承演变过程，先进行归纳，就是将性质相类的诗论归一，结果区分为六大诗论，逐一综述其传承演变过程，目的在于察看唐人代表性诗论的传承起接，变化流向，以及其特色所在，甚或是被时^、看重之处、当时客观因素条件等，本文论述了以下三大类别诗论：
第一类是“风雅”说。唐诗之所以为唐诗，讲究“风雅”说是关键所在，太宗首先倡导有“风雅”特色的“雅志”说，到盛唐玄宗倡导“讽谕“”说，由此为唐诗定位取向；其后有杜甫及芮挺章“风雅”说、元结“雅正”论、高仲武“风雅”论、韩愈“不平则鸣”说、白居易“讽谕教化”说、杜牧“讽谏”说、皮日休“美刺”说等。当回顾唐人诗论“风雅”说的传承过程，明显看见其变化趋势，就是初盛唐重“雅正华丽”之声，中晚唐多“讽谕美刺”之道。
第二类是“文质”说。唐初已早见“文质”说理论，然而在创作上仍是由“文多质少”的“宫廷诗”主导。最初魏征的“文质斌斌”说有统一南北文学之举，又有令孤德菜“文质因其宜，繁约适其变”之道，再有卢藏用“天下翕然，质文一变”之语，故此有李白“文质相炳焕，众星罗秋曼”之句，殷瑶则日“文质半取，风骚两挟”，而独孤及与顾陶尽说“文质”论等。中国古典文学艺术发展，向来要求“文质”并重之理想，在失衡情况时，往往会出现所谓“质虚”的补救行动者，陈子昂、韩愈是也。
第三类是“声律”说。唐初的诗论，侧重于声色格律之类的“声律”说，这与格律诗盛行相关。许敬宗提出“丽华气神”说、上官仪“属对”论、元兢“换头”术、杜甫“声律”说、皎然与元稹的“律诗”说、李商隐“词工言志”说、韦庄“清丽”说等。在晚唐时，唐诗已发展到某一成熟时段，所以诗论较为全面，除了论述诗歌“声律”形式之外同时也顾及实质之内容。
总括而言，唐人诗论学说有相当影响力，在不同的层面开启理论、孕育发展、建构学说成一家之言，并且承传下去，不仅于唐代、五代十国、宋代……。唐人诗论确有它的底蕴内涵，在乎挖掘者的深度，本文也只能论到此地步而已!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
责任编辑：杨立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