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最新的联合国人口报告，2020年，全球60岁以上人口占比13.5%，65岁以上人口占比9.3%。而欧洲的老龄人口占比，几乎是全球平均比例的两倍。按照老龄化社会的国际标准（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10%，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7%），整个欧洲已经深陷老龄化泥潭。北欧福利国家也不能幸免，其中尤以芬兰的情况最为严重：60岁以上人口占比29%，65岁以上人口占比22.6%，老龄化问题严峻。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北欧国家的老年服务，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属于私人领域，是家庭和当地社区的责任。但是，随着福利制度的引入，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政府开始负担社会的养老需求，建立养老保险制度和公共照顾体系。至20世纪末，所有北欧国家都形成了以养老院和家庭护理为基石的公共护理体系。各市政府承担了其辖域内市民的大部分公共服务。
　　当前，北欧国家社会已经在观念和制度上，形成了这样一个共识：养老问题是政府公共部门的责任，尽管很多子女在积极地照顾他们年迈的父母，但赡养老人并不被视为是个人的法定义务。养儿防老，无论在制度上、伦理观念上，还是实际操作层面，都被宣告无效。养老问题被抛入社会，家庭照顾并不能作为社会老龄化问题的可持续解决方案。

　　/在挪威，有相当于10万名全职员工的老年护理志愿者。/

　　北欧福利国家，曾经在高涨的社会主义思潮中快速发展工业化，走出了一条全新的资本主义道路，又避开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积累了大量的物质财富，建立了一套成熟的高福利经济制度。如今，当整个欧洲陷入生育率低谷与老龄化社会，这些高福利国家，是否以其雄厚的经济基础与独特的社会制度，开辟了一条可供借鉴的老龄化问题解决之道？

养老金与退休制度

　　北欧福利国家虽然各自的养老金制度不尽相同，但依然有着一些共同点：都是一个多支柱体系，其中包括最低养老金、收入相关养老金以及个人储蓄，三者之间互为补充。最低养老金由政府向全体居民发放，无论居民是否具有公民身份、是否缴费，只要在境内居住满一定年限，到退休年龄就有资格领取养老金。

　　另一部分是与收入挂钩的养老金。在芬兰，这部分养老金覆盖所有经济活动的参与者，只是不同经济部门的计划有所差异。养老金是基于终身收入的，但随着劳动年龄的增长，后期的收入比重更大。比如，从2005年起，18～25岁人口的养老金收入增长率为1.5%，53～62岁为1.9%，63～67岁为4.5%。这在一定程度上，激励了中老年人延迟退休、继续工作，以缓解芬兰劳动力人口的下降。
　　2020年，芬兰人的平均退休年龄为61.9岁。21世纪初以来，芬兰平均退休年龄已经增加了3年，目标是在2025年达到62.4岁。芬兰养老金中心官网2月25日发布的统计报告显示，在2020年这个遭遇疫情冲击的年份，退休人群继续工作的热情前所未有地高涨。在无法享受业余爱好和旅行的特殊时期，退休后的休闲时间似乎也变得不那么诱人。
　　在北欧国家中，芬兰的养老金更大程度上与收入挂钩，和欧洲大陆国家较为相似，丹麦、冰岛则是对无收入或几乎无收入居民颇为慷慨，而挪威和瑞典则介于两者之间。
　　总的来说，北欧国家强劲的经济后盾以及在养老金制度上的前瞻性改革，使其已经具备充足的养老金储备。当欧洲一度陷入主权债务危机时，除冰岛以外的所有北欧福利国家都没有任何净国家债务。

多元主体的引入

　　在1980年代新自由主义政治家的影响下，养老事务也从国家公共部门一手包办，转变到政府、私营公司及社会非营利组织多方主体共同参与协作的局面。政府企图通过引入市场机制、鼓励社会参与，获得更好、更高效的服务。
　　芬兰在2000年引入营利性机构参与市场公共服务。市场化最为集中的领域，是为弱势群体（包括老年人口）设计和提供相关服务。
　　参与公共养老护理的主要非营利组织，包括萨尔瓦迪翁救助军（Salvation Army）、教堂城市使命（the Church City Mission）、红十字会等。这些组织会提供一些免费培训，以便义工们能胜任他们的工作。但是，许多人并不愿意成为上述机构中的一员，也不愿意将其作为自己的—项长期职责，而只希望零散地做一些志愿工作。为了充分吸收这部分资源，由不同群体和机构组织的志愿中心成立起来，以招募这部分志愿者，开展一些照护活动，包括拜访老人、帮助老人前往医院、帮忙购物等。志愿中心也可以由公共组织运营，从而获得更多的公共支持。
　　在北欧，尽管家庭没有赡养老人的正式义务，仍有很多人以志愿工作的形式参与其中。志愿活动是他们在社会互动和人际关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在挪威，有相当于10万名全职员工的老年护理志愿者。如果这些志愿者全部放弃他们的职责，北欧国家的老年服务体系将立即崩溃。

居家养老的回归

　　在芬兰有句谚语：“无论什么年纪，家对每个人

　　20年前的芬兰，老年人流行住养老院，为此各地兴建了很多养老机构。如今，机构养老的弊端日益显现，比如“住进去容易搬出来难”“服务重心从护理患者转向康养地产”。而且，芬兰随着老龄化问题的进一步加重，至2030年，国家难以全额支付各大养老院的服务，传统的养老模式再难维系。今天的芬兰，必须积极寻找可行的在线和居家医养保健服务。芬兰社会卫生部制定的最新目标是：超过90%的75岁以上老人能独立地在自己家中养老。
　　如今，芬兰正致力于建设一张覆盖全国的居家养老服务网络。服务通常由具有专业资格的家庭护理团队完成。以赫尔辛基市政府为例，赫尔辛基全市共划分为73个服务区，每个服务区都有2～3个护理团队，每个团队约有15名专业人员。护理团队工作强度很大，平均每人每天上门服务十多次，每次服务10分钟到半小时不等。
　　老人的居室也经过改装，卧室、卫生间和厨房的门槛都被移去，浴室淋浴喷头下安放了座椅，墙壁上安装了扶手，以防止洗澡时滑倒。室内改装的费用大部分由赫尔辛基市政府支付，本人只需要负担其中的一小部分。

　　/芬兰社会卫生部制定的最新目标是：超过90%的75岁以上老人能独立地在自己家中养老。/

　　为了解决退休老人的社交需求，老年人与青年学生共同居住的试点项目——合住计划（公寓业主共享公共空间）陆续开展。2015年“活跃的老年人”协会合住项目二期在赫尔辛基落成，名为“家园港湾”。建筑是完全无障碍的，轮椅可畅行无阻。“家园港湾”不是一座普通的养老院，而是一种新型的自助式居住方式。老人除了要打扫自己的公寓房间，还要组成家务组，轮流打扫社区公共空间，并在双休日的晚上，为愿意一起聚餐的老年人做晚饭。这种生活方式，适合那些希望生活自己做主，同时又喜欢社区氛围的老年人。

先进科技的助力

　　随着居家养老模式的回归，芬兰入户护理人员短缺问题也显现出来，而利用前沿科技提供远程护理服务，则被作为居家养老的辅助手段。
　　芬兰赫尔辛基市政府主导的“家庭护理项目”，为约4000名有需求的居家老人配备了安全小设备：GPS手环、摔倒检测器、报警按钮、护理人员电话专线。护理人员可以远程监控这些设备。传感器在探测到异动时，会向护理小组发送警报。
　　无论是依靠护理人员还是电子设备，尽早发现问题是老年健康生活的保障。芬兰的一些城镇，已经在测试能实时追踪独居老人日常活动的技术。MariCare Oy和Benete等科技公司，已经开发出利用运动传感器收集数据的网络系统，可以显示出老人在家中的活动轨迹，以及上厕所、打开冰箱的频率。护理人员通过汇总这些数据，来确定优先家访的对象和需要检查的事项。例如，上厕所次数明显增加，可能因为尿路感染;打开冰箱的次数减少，可能显示患者记忆力衰退问题加重。
　　除了疾病困扰，“孤独感”也是独居老人们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赫尔辛基市政府为不便出门的老人举办虚拟聚会，其中包含益智问答、椅子康养课、唱歌活动、读书会，以及由牧师主持的宗教讨论会等。Viarama公司的VR产品，通过为老人提供虚拟的世界旅行，帮他们回忆过去的美好时光。越来越多的老人可以通过社交媒体与朋友和家人互动。
　　无论是养老模式的转变，还是科技手段的引入，上述一系列的芬兰养老举措，都依然处于探索和完善之中。而且，富裕的福利国家在以社会力量解决养老问题时，于国家经济实力、社会制度、公众意识方面，都有着其先天的优势。然而，每个国家有着本国的特殊国情，其中的经验也不能被尽数复制，但福利国家的开创性有效尝试，至少已经向我们证明：老龄化问题有解决之道，而且“养儿防老”并不会成为其中的必备选项;在社会层面上来统筹安排个人养老，给予每个人更多元、更自由的人生路径，是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