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首尔出土的一批金属活字，近来引发了中韩网友的热议。据韩联社援引韩国文化财厅发言称，6月29日，该厅在首尔发掘出1600多枚朝鲜李朝前期的金属活字、天文时钟部件、铜钟、火器等文物。
　　这是韩国首次在同一个区域发现了如此大量、多种的金属活字。不少韩国人认为，这是韩国“发明”活字印刷的“铁证”。这已经不是韩国人第一次为活字印刷沸腾了—早在2014年索契冬奥会闭幕式展示下届举办地韩国平昌的短片中，活字印刷就曾上镜。
　　从现存史料和文物来看，这次热议并不难厘清，因为发明活字印刷与发明金属活字是两码事：前者是为世界带来了新的印刷技术，后者只是对前者在选材上进行了优化和微调。
　　按照学界普遍观点，活字印刷术由中国人发明毫无争议。因此韩国一直在争的，只是金属活字的发明权罢了，这对“活字印刷是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的固有认知并不能产生有力冲击。以铜为主要材料的金属活字，并非对原有活字的全面提升或优化，最多不过是给予印刷者一个不同选择罢了。

　　事实上，即便是金属活字，韩国人依然不是最早的发明者。早在韩国首次铸造铜活字前的至少一个世纪，中国人就已经用锡制成了金属活字。若有人企图将发明铜活字与发明金属活字甚至发明活字印刷相混淆，那不仅是逻辑的混乱，更是对历史的无知。

“世宗梦想”

　　与韩国将端午申遗、意欲抢注祭孔子仪式等毫无依据的行为不同，韩国确实在活字印刷发展史上有一些建树。
　　据报道，此次从首尔钟路区仁寺洞一带出土的1600枚金属活字中，有1000多件为汉字金属活字，余下600多件均为韩文金属活字。这600枚韩文活字多为15世纪40年代制作而成，其中还有用于韩国首本韵书《东国正韵》印刷的金属活字，这也被认为是朝鲜世宗在位期间（1418—1450年）制造的金属活字最早实物。
　　世界上现存最早的金属活字印刷制品，问世于高丽禑王三年，即1377年，是在韩国清州兴德寺印成的《白云和尚抄录佛祖直指心体要节》（以下简称《直指》），这比古腾堡在德国使用金属活字要早了70年。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该书认定为世界文化遗产。
　　尴尬的是，除《直指》外，韩国并未有其他文物，能证明确实是韩国发明了铜活字。《直指》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都只是孤证，直到最近这批金属活字出土。韩国《朝鲜日报》因此也称本次是“找到刻有世宗梦想的最古老韩文金属活字”。
　　铜活字在古朝鲜的发展，与新王朝积极开展民众教育及文化建设有关。就在李朝建立首年，李成桂便下令“置书籍院，掌铸字印书籍”，计划铸字兴文教。但真正开始铸字，得等到11年后。彼时的李朝已建立了十余年，原本动荡的国内局势已经基本安定，经济和文化亟待发展。

　　“中国发明，朝鲜改进，欧洲仿造，最终发展为现代活字印刷术。”

　　当政的朝鲜太宗李芳远认为，中国的书籍难以传到朝鲜，而木制雕版容易损毁，很难“尽刊天下之书”，于是起了“范铜为字”制作铜活字的念头。为了显示铸字的决心，太宗主动拿出了皇家内府的铜铁，并命令大小臣僚交出铜铁以供铸字之用。这次铸字以《诗》《左传》为字本，数月之间共铸成数十万字。
　　1418年，朝鲜世宗即位。与朝鲜其他统治者相比，世宗最大的贡献在于为韩语创造与之相对应的文字。在此之前，韩语只有语言没有文字，汉字是古朝鲜唯一的官方文字。创制和推广韩文，成为世宗最为关心的事项之一，这也在客观上推动金属活字在古朝鲜的发展。

　　朝鲜第二次大规模铸造金属活字是在1420年。这次铸造的活字不仅字体极为精细纤密，而且质量比之前更好，一日所印可以多达20余纸。但世宗对此仍不满意，于是在1434年又命令重铸字体较大的新活字，铸得20余万字，一日所印可至40余纸。
　　因该年为甲寅年，故该批字也被称为“甲寅”字。此次出土的600多枚汉字金属活字中，就有部分被推测是“甲寅”字。此后，朝鲜仍多次铸字，并最终于1484年铸成规模极宏的印刷设备。

铜活字提供新选材

　　朝鲜对金属活字尤其是铜活字的发展确有贡献，但这与“发明”活字的观点相去甚远。要梳理金属活字与活字印刷的关系，分析韩国铜活字的意义，还得从活字印刷的发明和传播说起。
　　活字印刷开始于中国11世纪毕昇发明胶泥活字。在元代，木活字的发展有了重大进步。至15世纪，朝鲜于1403年开始铸造金属活字，广为采用。但金属活字在商业上始终没有成功，到19世纪几乎完全为更古老的雕版印刷所代替。到了近代，在较大的城市中，雕版印刷又逐渐让位给欧洲式的活字印刷。 　　“中国发明，朝鲜改进，欧洲仿造，最终发展为现代活字印刷术。”该观点自1925年提出后，在此后的近百年里，基本成为了中外学界共识。
　　毕昇的泥活字发明，无疑是人类印刷史上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时刻。《梦溪笔谈》称活字印刷“极为神速”，与传统雕版印刷相比，活字印刷效率高，不易损毁，为北宋的文化普及提供了技术支撑。

　　朝鲜选择用铜合金为铸造活字的基本金属，主要是因朝鲜铜产量丰富，质地精纯。

　　这项伟大的技术革新向西沿着丝绸之路、向东顺着海洋贸易的商路向四方传播。此后，各材质的活字逐渐登上印刷史舞台。与宋同时期的西夏曾用木制活字，后世出土的西夏文活字本《三代相照言文集》等，便是例证。
　　而到了宋元交替阶段，中国已经诞生了锡制金属活字，说明韩国的铜活字，只是为金属活字提供新选材。与其说韩国“发明”了活字印刷术，毋宁说韩国是“发展”了金属活字印刷术。
　　对于这一观点，那个年代的朝鲜学者并无异议。《白氏文集》印制于1485年，朝鲜学者金宗直在该书序文中称：“活板之法，始于沈括（误将《梦溪笔谈》作者沈括当成了活字发明者），而盛于杨惟中……范铜为字，以贻永世者，其权舆我朝乎？”

铜锡孰优孰劣？

　　尽管没有“发明”活字印刷，但客观来说，韩国单一的铜活字铸造水平确实很高。中国学者辛德勇认为，古朝鲜的铜活字印书，长时间大大领先于中国，而且直到清朝初年，中国的铜活字印书还一直处于空白状态。
　　铜活字在朝鲜的发展与特殊的国情有关。而它自身的局限性，也注定了其在中国难以大规模应用。学者钱存训在《中国纸和印刷文化史》中指出，朝鲜选择用铜合金为铸造活字的基本金属，主要是因朝鲜铜产量丰富，质地精纯;明代曾出使朝鲜的董越，在记述见闻的《朝鲜赋》中也称，朝鲜产铜多，色红且质地坚硬。彼时的朝鲜人已经掌握熟练的铸铜技术，匙、碗等各类铜制品比比皆是。

　　而铜的匮乏，长期困扰着古代中国。明洪武年间，朱元璋就曾颁布“一切废铜，并听官收，毋令私藏”的规定，严禁民间使用铜器。直至嘉靖年间，官方依然将“铜造像制器者”与私铸银钱同罪。即便抛开禁令不谈，不低的铜价也足以让书商望而却步，毕竟印书归根结底也是商业行为。
　　更何况，在材质方面，铜活字也不是最佳选择。辛德勇在《中国印刷史研究》中指出，适合制作活字的金属必须硬度适中、耐腐蚀。太硬难于雕刻，将提升刀具和雇工的成本;太软容易破损，且不耐腐蚀，活字也失去了重复利用降低成本的优势。
　　按照上述观点，铁因为不耐腐蚀而被排除，“质柔易损”的铅也被认为是“费日损工”，常见且价格低廉的锡，自然成为了中国工匠铸造金属活字的首选。辛德勇认为，从宋末元初最早出现金属活字印书时起，迄至有明一代，中国用于书籍印刷的金属活字，只有锡字;中国在世界上领先的金属活字印书技术，应当也是指锡活字。
　　可惜的是，无论是木活字、铜活字还是锡活字，都只是对活字印刷术的有限补充。在发明活字印刷后的1000年里，中國及受其影响下的东亚文化圈，都未能在印刷技术上更进一步。
　　15世纪中叶，德国人古腾堡受东亚活字印刷术的启发，开始用活字印刷术印刷《圣经》，而这也被认为是中世纪向近代转型的重要标志。自此，西方得到了批量生产图书的技术，机械、化学和数学等一系列最终启蒙了近代的科学知识，随着印刷能力的提升，在欧洲快速传播，同时也不断反哺着印刷技术。
　　19世纪中叶，随着英法的坚船利炮袭来，手摇石印机等先进设备也一同进入中国，中国人才发现自己早已落后于世界潮流。所幸的是，1980年，王选院士团队成功发明了汉字激光照排系统，让中国印刷技术重回世界之巅。而这样堪称“当代毕昇”的壮举，对世界印刷和文化史的影响，不是首尔仁寺洞里的1600枚铜字可以比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