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怀瑾仙逝。有一天早上，我正在电脑前看自己一两年前写南先生的文章，接到媒体的采访。我答到后来，才想到媒体有备而来，太想给南“盖棺定论”，希望客观公正却多涉及了社会的负面评价。我善意地提醒记者，没想到下午就有人说，你在骂南先生。看看网上发布的采访记录，虽然有所删节，但人体是我的话，只是没想到评论几乎一边倒地骂我。
　　一年前写南先生的文章时，约稿编辑曾善意地提醒我，南先生的粉丝不同于一般人的粉丝，小心他们给你念个咒啥的，让你触个霉头可不划算。我那时还笑笑，南先生是前辈，我讲讲他老人家，未必扫大家的兴。
　　这一次却着实让我领教了作者读者互动申的恶性一面，也让我在十一假日期间反省自己的偏颇。
　　我们社会的戾气不断，关键时出现的街头法西斯之举，其实就表现在这些日常细节之中。一个现代国民，当然有权利宣称自己只钟爱某个作者。但对相关作者的论述，如缺乏基本的是非判断，就破口大骂，未免缺德失教。我想，南先生于地下，也许会否认这些粉丝，会批评他们不仅不懂文章学问，而且做人的基本规矩都不懂。
　　看看人们对莫言有无资格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争论，看看人们对韩寒写作过没过线的议论，看看人们对《白鹿原》这样当代“巅峰之作”的争论……就明白，我们的心智、审美不仅跟文明理性有距离，而且彼此之间没有共识。《白鹿原》问世二十年后，才终于有了王全安导演的同名电演，挟其盛名，电演仍在社会上反应平平。这实在是国人的悲剧。
　　近年的知识界和社会有识之士从源头上反省。比如说中国人不会开会，有人把孙申山提倡的学习开会当作问题，把美国人的《罗伯特议事规则》翻译过来，把开会规则引入到中国乡村的议事中去。比如说中国人少有实证精神，有人把关于爱情婚姻、思維方式、职业规划等等的社会学和文化学观察引进国內。这些努力都是值得肯定的。
　　困难在于，我们中国社会的历史转型是较之一切个人性产出都更丰富更深刻的作品，这部未完成的作品吸引了中外人士的关注。以至于很多人迷失其中，流连忘返，忘记了在根本上找回自性、完善自我。无怪有人感叹，他们都不读书，只要读读三四百年前英国法国的小说，就多少明白我们当代人在精神思想层面的高低了。
　　这不仅是读不读书的问题，也是如何对待读书的问题。如果没有对个人的尊重，没有对理性、常识的尊重，读再多名著也无济于事。
　　具体到南怀瑾先生，他以自己的特立独行为我们留下极为可观的遗产，既有其人生成就，又有其对中国文化的汇通宣传。他的人生非常人所能企及，他的学问文章也是我们社会少有的公共知识产品。我们尊重南先生的事业成就时，更要平实地看待他的贡献和不足。但不少读者失去了理性或常识感，而从南先生那里读出别样的东西。
　　简单地说，他们从南先生那里读到的是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想象。在一些人的想象中，南先生修通天眼通他心一类的神通；一些人甚至推崇南先生是乘愿而来的佛祖，还想象其早已脱离生死的束缚。来去自如；一些人看到南先生那样使权贵富贵拜倒门下，著作常销不衰，而知识界多保持沉默，就说知识人是吃不到葡萄的狐狸。
　　这样的读者大量地存在。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百年，很多人头脑里充斥的仍是迷信、糟粕、极为片面和碎片式的信息。不错。人身难得，人身可修，但神通、特异功能、虹化、大罗金仙、对自我和权贵的催眠，这些人身成就仍要附着人的身心；何况这些人身成就并非正义和善的成就，并非爱的成就。我们人类，是在爱的指引下，平实地生活在大地上。南先生自己也曾三复斯意，道极高明而近中庸。中庸之道，扣其两端而得之。今天，中庸之道在科学理性那里发扬光大了。即使我们尊重南怀瑾先生，看到他抬中眨西的说法，大可付之一笑，而不要视作正解。我们更要想到钱钟书先生的论述，东海西海，心理攸同。我们更要想一想费孝通先生的论述，各荚其美，美人之荚，荚美与其，世界大同。
　　因此，除了学习开会、引进实证理性。我们社会欠缺的还有个人的人格尊严。我们在保留自己的判断以外，需尊重一切不同的、哪怕最刺耳最恶毒的声音。爱因斯坦说：假如你们的行为不比我们现在或过去的行为更公正、更平和、思想不能更理性的话，那么你们就等着被魔鬼带走吧。有人感叹，我们中国几代人都已经被魔鬼带走了。
　　我们对他人不可能“盖棺定论”，我们对他人的理解多半是始于善恶而终于误解，但这不妨碍怀着善念者的努力。我们都是在误解中接近正解并完善自我。在一切误解中，最值得警惕的，莫过于我们是否是一个有尊严和爱的作者，一个有尊严和爱的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