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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的惊喜
“这是一次没有预料到的发现。”
“有近千个各不相同的坛城,许多是明代的,非常罕见!”
“其中有一套明代的完整汉藏合璧佛传图,补充了中国美术史的缺憾!”
“新发现的五世土司鲁麟画像是惟一能看到的明代鲁土司画像!”
“大智法王所传《六道轮回图》是极其罕见的明代轮回图!”
……
从2008年8月开始,隐藏在永登境内的汉藏佛教文化就源源不断地呈现在人们的面前。随着研究的深入,还将会有更多的发现!
“本来这是一次平常的佛教美术史考察,没想到竟然成了重大发现之旅!”说起这次永登藏传佛教文化的发现,首都师范大学的谢继胜博士有些意外。
2004年,谢继胜孤身一人出现在永登连城鲁土司衙门时,似乎就注定了今天的发现。只不过他没有想到会来得这么猛烈。
鲁土司衙门是西北现存最大、最完整的土司衙门,占地1.35万平方米,也是558年间鲁土司的兴衰败亡见证。
在一个春日,我们走进鲁土司衙门,领略了这块地方一脉相传的土司文化,感受到汉、藏、蒙文化之间的碰撞和交流。
鲁土司衙门始建于明初,数百年风吹雨淋下,虽然有些苍老,但仍然巍峨庄严,透着威震四方的气象。
我们最先看到的是照壁和牌楼。照壁高耸,牌楼突兀,气势逼人。作为明、清、民国三代管理甘、青交界之地的最高首府,鲁土司衙门在许多人眼中自然有其独特的威严。这是近600年间积累下的威严,也是对汉、藏、蒙三种文化的敬畏。
鲁土司衙门是世代鲁土司办公、居住的地方,也是西北地区保存下来的为数不多的土司衙门。
永登鲁土司本来不姓鲁,其一世祖先名叫脱欢,为元世祖忽必烈之孙,被封为武定王兼平章政事。在元朝末年的大动乱中,脱欢在跟随元顺帝北逃途中掉队,最后流落到河西一带。明太祖洪武初年(1368),常遇春率明军平定河西走廊,洪武四年(1371),脱欢率诸子部落投诚,被安置在连城。后来,明太祖授脱欢之子巩卜失加为百夫长,封其为甘肃庄浪卫连城土司,统领所属部众世代居庄浪卫(今永登西),一直到1929年民国政府时才废除。
鲁土司传19世,共22任土司。据史料记载,鲁土司的管辖范围以连城为中心,“东至庄浪之野狐岭为界,路长140里;南至皋兰县张家河湾、河州至思家台、青海至碾伯县川口,路长150余里;西至碾伯县冰沟坪山为界,路长30里;北至平番县(今永登)黄泥岗喜鹊岭为界,路长140里。”
明、清两朝出于巩固西北地区的需要,大力扶持鲁土司,使鲁土司成为名副其实的“土皇帝”。保留下来的永登连城鲁土司衙门就是500多年来鲁土司统治连城地区的见证。
如今,鲁土司衙门作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已成为游人参观的场所,但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依旧隐藏在这座气势不凡的建筑中。
鲁土司衙门博物馆的何馆长给我们介绍了土司衙门的建筑布局:鲁土司衙门一进数院,沿着中轴线,依次是大照壁、六扇门、大堂、燕喜堂、祖先堂等建筑。
大照壁长20米、高6.8米,用砖砌成,耸立于大门前,异常雄伟。照壁后面就是牌坊,牌坊宽14.5米,三槛四柱,每楹有庑殿顶,彩绘斗拱,左右配以小牌坊,甚为精巧。牌坊内原有钟鼓,后被拆毁。牌坊上悬挂着一个匾,最早上写“世笃忠诚”,现存此匾为明政府所赐,写的是“世笃忠贞”。
走过牌坊之后是大门,大门宽12.3米,三楹,六扇门,每扇门上绘有神荼和郁垒,中挂蓝底金字“世袭指挥使府”的纵匾,门前有石狮一对,已损坏。进入提督军门后,就是大堂,面宽三间,进深四间,面积356平方米,有红底金字“报国家声”匾额,大梁上书“大清嘉庆二十三年岁次戊寅已未月辛卯日乙未时重建”字样,为鲁土司迎诏接旨、举行重大庆典活动和里堂审案的地方。大堂内原有木制台墀,上摆案桌、刑签等物。
大堂院东、西各有五间厢房,进深三间。东面进入住宅区,西门可以进入中军院。经大堂,进如意门,即为燕喜堂,是鲁土司接待客人的地方。西房为议事厅,东房为中军。燕喜堂后是祖先堂,堂内供奉历代土司画像。
从总体上来看,鲁土司衙门所有建筑大体分为五个四合院,为防火灾,各院之间并不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里高外低,不仅利于排水,亦体现出等级的森严。
数百年间,连城地区的汉、藏、蒙、土各族对鲁土司衙门的修缮付出了大量的心血。无数能工巧匠在这里留下了他们的作品。
从2008年8月1日开始,首都师范大学的谢继胜博士、故宫博物院的罗文华研究员带着他们的学生来到永登鲁土司衙门博物馆,进行汉、藏佛教艺术遗迹考察。这个考察项目由故宫博物院、首都师范大学、鲁土司衙门博物馆三方共同实施。
土司传说
历代鲁土司都以军功起家。然而军功并不能掩盖他们作为一个没落贵族的心态,一方面,他们拼命向中央政府表现自己,惟恐出错;另一方面,则大量修建寺院,祈求内心的宁静。
鲁土司管理的人口最多时达2.5万,历代土司从属民中抽调民壮,组建土兵,追随政府军队转战各地。明成祖永乐八年(1410),蒙古骑兵大举内犯,京师告急,朝廷征调各地部队增援,第二任土司巩卜世杰率军在哈拉哈同蒙古贵族大战,战死沙场。后来明成祖借用周公旦平息变乱而授封鲁地的典故,给巩卜世杰之子失伽赐姓鲁氏,署理庄浪卫指挥同知。失伽之子鲁鉴及其后人鲁麟、鲁经都是一代名将。
崇祯末年,鲁经曾孙鲁印昌任西宁副总兵。此时李自成部将贺锦率军进犯河西,鲁印昌将家中的钱财拿出来分给士卒,提兵至西大通,遇贺锦,挥兵奋战,部卒殆尽,遂殁于阵。顺治十六年(1659),鲁印昌子鲁宏归附清政府,袭指挥使。
据记载,在清朝,鲁土司们多次为朝廷出力。吴三桂叛乱时,他们捐出军粮400石;乾隆四十六年(1781),撒拉回民起义围攻兰州,他们率兵300人赴援,结果在乱古堆坪(今兰工坪)同起义军发生战斗,兵卒全部阵亡,土司鲁璠负重伤,裹创力战,竟突围归营,朝廷知道后加一等职衔。后来鲁璠领兵再次防守兰州城;道光六年(1826),张格尔犯边,扬威将军长龄进讨,鲁土司们奉命购办驼只,运军粮;咸丰七年(1857),省城兰州修建钱局,鲁土司因捐献木料万株有功,官至二品。
鲁土司实力强大,仅仅所属的寺院就有八座。永登鲁土司衙门博物馆的何克勤馆长介绍说:“历代土司在辖区修建了不少寺院,其中规模比较大的有妙因寺、感恩寺、海德寺、东大寺、西大寺、显教寺等八座。”位于永登红城的大佛寺就是其中之一。红城大佛寺管委会哈先生介绍说:“红城大佛寺又名感恩寺,这是五世土司鲁麟修建的。”“我们在菩萨殿一幅壁画的左下角发现了供养人的画像,确切地说也不能叫新发现,只不过以前没有人注意过,我们做美术考察,看壁画就比别人仔细一点。”对于红城大佛寺的考察发现,谢继胜是这样认为的。
菩萨殿正中供着三大佛像,左、右两面是弟子,发现的供养人图案就在一尊佛像的背后,那里不为人注意。供养人图案由三人组成 ,最为显眼的是一个身着红色官服的男子,这个男子面皮白净,留着胡须,头戴明代的官帽。这是明代官员常戴的帽子,前低后高,靠后脑的地方左右各有一片椭圆形的帽翅。这个男子旁边则是一个身着红色衣服的女子,女子后面是一个侍女模样的女子。
何克勤馆长认为,红城大佛寺发现的供养人图案中的男子应该是五世土司鲁麟。“红城大佛寺是五世土司鲁麟出资修建的,把他画成寺院的供养人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因此,我们初步判断,感恩寺中新发现的明代官员画像,应该是五世土司鲁麟的。”
鲁麟为四世土司鲁鉴长子,明成化十九年(1483),被授予百户,管束庄浪。成化二十二年(1486),蒙古人占据了虎豹岭,出没于黑马圈河一带,来往的商旅经常遭劫,庄浪卫的安全大受影响,鲁麟和参将田广率精兵和蒙古兵在青石峡大战,获得胜利。弘治二年(1490),鲁麟升为都指挥同知,守备红城。
鲁麟在守备红城期间,不仅加强了红城周边地区的防务,而且在红城修建了感恩寺。
在“文革”以前,历代鲁土司的画像保存得比较完整,“文革”中历代土司的画像被调到兰州作为阶级斗争教育的展品向市民展出。后来,画像就不知所踪了,有人说在博物馆,有人说在档案馆,但都说不清楚。
“永登县博物馆保存了十八世、十九世土司的照片,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土司的照片。”何克勤说。这个供养人的画像应该是现在看到的惟一的明代鲁土司的画像。
法王遗珍
相对于供养人画像来说,《六道轮回图》的发现就更具有偶然性了。
《六道轮回图》位于一个人们熟视无睹的地方。在红城大佛寺哼哈殿内门口一侧的墙壁上绘有一幅比较破旧的壁画,在壁画的右上角,则是一块暗红色的墙壁。 这块不起眼的墙壁上就写有这次发现的墨书题记。墨书题记主要内容是唐玄奘所翻译的经文的一部分,在题记的最后,写了《六道轮回图》图样的来龙去脉。依照题记的内容来看,感恩寺《六道轮回图》画稿来自明代著名的大智法王班丹扎西。
谢继胜介绍说:“题记上写着班丹扎西、西天佛子、大国师等字样,落款的时间是弘治六年岁在癸丑孟秋上吉日,最后注明‘京板印图画录’。”
班丹扎西是甘南藏族高僧,明永乐初年,应诏入朝,并先后五次奉旨赴乌思藏地区招谕安抚地方僧众,深受朝廷信任。曾被封为“西天佛子”、“大国师”,“大智法王”则是后来的封号。
六道轮回是佛教人生观的一种表现,表示人生的生死大轮转,可以说是人生的示意图。
“《六道轮回图》是一幅比较常见的佛教图画,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基本上都是17、18世纪的,像14、15世纪的就非常少见,而流传有序、有明确纪年的就更是罕见!”谢继胜说。
最为难得的是,感恩寺的《六道轮回图》带着明显的汉、藏佛教交融的色彩。它的整个样式是汉传佛教的,而里面一些具体的内容则是藏传佛教的,在它的墨书题记上也是汉、藏文同时出现。
汉、藏佛传图
这次发现将改写人们对鲁土司衙门的认识,可以这样说,鲁土司衙门不仅是明、清土司制度的见证,而且也是明代汉、藏文化交流的见证。
严格来说,这里应该是藏、汉、蒙三种文化的交汇之地,这里的居民主要是汉族和藏族,而管辖这个地方的鲁土司却是蒙古族。因而,妙因寺作为鲁土司的家寺,保存了大量明初汉、蒙、藏文化的遗存。
在大经堂发现大量明代坛城后,考察组又分成了多个小组,对妙因寺内的多吉羌殿、科拉殿、万岁殿、塔尔殿等建筑进行逐一考察。果然,又有了更多的发现。佛传故事画是描写释迦牟尼一生教化事迹的壁画,最早出现于公元前1世纪的印度桑志大塔门廓的石雕上。它所展示的内容不是佛陀一生中真实发生过的事,而是一些神奇的传闻。
有的画有佛陀诞生、成道、说法、涅槃四件事,有的画着佛陀受胎、诞生、出游、逾城、降魔、成道、说法、涅槃八件事,还有画12件事、32件事的。
谢继胜、罗文华说:“我们当时非常震撼!佛传图常有,像万岁殿内这样的佛传图则非常少见。”
在热心土司文化发掘的崔山恒先生的指点下,我们见到了万岁殿的佛传图。
万岁殿的佛传图在门口,大体上呈对称状分布,一面是汉传佛教的,一面是藏传佛教的。
藏传佛教的佛传图被画成一个个小方块,如同人们看到的连环画的页面分开贴在墙上一般。而汉传佛传图则呈现为一个大图案上分布着被各种建筑山石隔开的一个个小空间,画师就在这些小空间中表现人物和故事。壁画上面的人物栩栩如生,做出各种各样的动作。藏传佛传图的人物表现得勇武粗犷,汉传佛传图的人物则表现得儒雅而风度翩翩。
何克勤馆长介绍说,妙因寺是鲁土司供奉皇帝牌位的地方,因而被称为万岁殿。
万岁殿始建于明宣德二年(1427),数百年来一直保持着当时修建时的样子。万岁殿佛传图完整地保存了明初永乐、宣德年间的模样,谢继胜说:“从这些壁画的描金、线条来看,不是民间画师所画。这些佛传图是中国美术史上难得的研究材料。永乐、宣德的图画保存下来的早期作品非常少,尤其有确定年代的更是罕见,这些佛传图补充了中国美术史的缺憾。”
对藏传佛教来说,藏式佛传图更为罕见,现存最早的是国外保存的一幅14世纪的藏式佛传图唐卡。而完整的有明确纪年的此次则是第一次发现。
宣德初年,此时距离朱元璋建立明政权仅仅过去了50多年。宗喀巴创立格鲁派不久,随着格鲁派的兴起,藏传佛教的其他教派逐渐衰落,反映它们情况的材料很难保存下来。谢继胜说:“万岁殿藏传佛传图可以说绝无仅有,在西藏的大昭寺根本看不到这样的壁画。”
除了进行考察以外,考察队更多的是抱着一种抢救的意识进行保护。他们采用绘图和摄影相结合的方法,共绘线图200余张、拍摄照片1万多幅,对现存的所有图像资料进行了全面采集和系统整理;对所有图像均详细而准确地标明方位,以备将来研究和出版的需要。
“这是一次没有预料到的发现。”
“有近千个各不相同的坛城,许多是明代的,非常罕见!”
“其中有一套明代的完整汉藏合璧佛传图,补充了中国美术史的缺憾!”
“新发现的五世土司鲁麟画像是惟一能看到的明代鲁土司画像!”
“大智法王所传《六道轮回图》是极其罕见的明代轮回图!”
……
从2008年8月开始,隐藏在永登境内的汉藏佛教文化就源源不断地呈现在人们的面前。随着研究的深入,还将会有更多的发现!
“本来这是一次平常的佛教美术史考察,没想到竟然成了重大发现之旅!”说起这次永登藏传佛教文化的发现,首都师范大学的谢继胜博士有些意外。
2004年,谢继胜孤身一人出现在永登连城鲁土司衙门时,似乎就注定了今天的发现。只不过他没有想到会来得这么猛烈。
鲁土司衙门是西北现存最大、最完整的土司衙门,占地1.35万平方米,也是558年间鲁土司的兴衰败亡见证。
在一个春日,我们走进鲁土司衙门,领略了这块地方一脉相传的土司文化,感受到汉、藏、蒙文化之间的碰撞和交流。
鲁土司衙门始建于明初,数百年风吹雨淋下,虽然有些苍老,但仍然巍峨庄严,透着威震四方的气象。
我们最先看到的是照壁和牌楼。照壁高耸,牌楼突兀,气势逼人。作为明、清、民国三代管理甘、青交界之地的最高首府,鲁土司衙门在许多人眼中自然有其独特的威严。这是近600年间积累下的威严,也是对汉、藏、蒙三种文化的敬畏。
鲁土司衙门是世代鲁土司办公、居住的地方,也是西北地区保存下来的为数不多的土司衙门。
永登鲁土司本来不姓鲁,其一世祖先名叫脱欢,为元世祖忽必烈之孙,被封为武定王兼平章政事。在元朝末年的大动乱中,脱欢在跟随元顺帝北逃途中掉队,最后流落到河西一带。明太祖洪武初年(1368),常遇春率明军平定河西走廊,洪武四年(1371),脱欢率诸子部落投诚,被安置在连城。后来,明太祖授脱欢之子巩卜失加为百夫长,封其为甘肃庄浪卫连城土司,统领所属部众世代居庄浪卫(今永登西),一直到1929年民国政府时才废除。
鲁土司传19世,共22任土司。据史料记载,鲁土司的管辖范围以连城为中心,“东至庄浪之野狐岭为界,路长140里;南至皋兰县张家河湾、河州至思家台、青海至碾伯县川口,路长150余里;西至碾伯县冰沟坪山为界,路长30里;北至平番县(今永登)黄泥岗喜鹊岭为界,路长140里。”
明、清两朝出于巩固西北地区的需要,大力扶持鲁土司,使鲁土司成为名副其实的“土皇帝”。保留下来的永登连城鲁土司衙门就是500多年来鲁土司统治连城地区的见证。
如今,鲁土司衙门作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已成为游人参观的场所,但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依旧隐藏在这座气势不凡的建筑中。
鲁土司衙门博物馆的何馆长给我们介绍了土司衙门的建筑布局:鲁土司衙门一进数院,沿着中轴线,依次是大照壁、六扇门、大堂、燕喜堂、祖先堂等建筑。
大照壁长20米、高6.8米,用砖砌成,耸立于大门前,异常雄伟。照壁后面就是牌坊,牌坊宽14.5米,三槛四柱,每楹有庑殿顶,彩绘斗拱,左右配以小牌坊,甚为精巧。牌坊内原有钟鼓,后被拆毁。牌坊上悬挂着一个匾,最早上写“世笃忠诚”,现存此匾为明政府所赐,写的是“世笃忠贞”。
走过牌坊之后是大门,大门宽12.3米,三楹,六扇门,每扇门上绘有神荼和郁垒,中挂蓝底金字“世袭指挥使府”的纵匾,门前有石狮一对,已损坏。进入提督军门后,就是大堂,面宽三间,进深四间,面积356平方米,有红底金字“报国家声”匾额,大梁上书“大清嘉庆二十三年岁次戊寅已未月辛卯日乙未时重建”字样,为鲁土司迎诏接旨、举行重大庆典活动和里堂审案的地方。大堂内原有木制台墀,上摆案桌、刑签等物。
大堂院东、西各有五间厢房,进深三间。东面进入住宅区,西门可以进入中军院。经大堂,进如意门,即为燕喜堂,是鲁土司接待客人的地方。西房为议事厅,东房为中军。燕喜堂后是祖先堂,堂内供奉历代土司画像。
从总体上来看,鲁土司衙门所有建筑大体分为五个四合院,为防火灾,各院之间并不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里高外低,不仅利于排水,亦体现出等级的森严。
数百年间,连城地区的汉、藏、蒙、土各族对鲁土司衙门的修缮付出了大量的心血。无数能工巧匠在这里留下了他们的作品。
从2008年8月1日开始,首都师范大学的谢继胜博士、故宫博物院的罗文华研究员带着他们的学生来到永登鲁土司衙门博物馆,进行汉、藏佛教艺术遗迹考察。这个考察项目由故宫博物院、首都师范大学、鲁土司衙门博物馆三方共同实施。
土司传说
历代鲁土司都以军功起家。然而军功并不能掩盖他们作为一个没落贵族的心态,一方面,他们拼命向中央政府表现自己,惟恐出错;另一方面,则大量修建寺院,祈求内心的宁静。
鲁土司管理的人口最多时达2.5万,历代土司从属民中抽调民壮,组建土兵,追随政府军队转战各地。明成祖永乐八年(1410),蒙古骑兵大举内犯,京师告急,朝廷征调各地部队增援,第二任土司巩卜世杰率军在哈拉哈同蒙古贵族大战,战死沙场。后来明成祖借用周公旦平息变乱而授封鲁地的典故,给巩卜世杰之子失伽赐姓鲁氏,署理庄浪卫指挥同知。失伽之子鲁鉴及其后人鲁麟、鲁经都是一代名将。
崇祯末年,鲁经曾孙鲁印昌任西宁副总兵。此时李自成部将贺锦率军进犯河西,鲁印昌将家中的钱财拿出来分给士卒,提兵至西大通,遇贺锦,挥兵奋战,部卒殆尽,遂殁于阵。顺治十六年(1659),鲁印昌子鲁宏归附清政府,袭指挥使。
据记载,在清朝,鲁土司们多次为朝廷出力。吴三桂叛乱时,他们捐出军粮400石;乾隆四十六年(1781),撒拉回民起义围攻兰州,他们率兵300人赴援,结果在乱古堆坪(今兰工坪)同起义军发生战斗,兵卒全部阵亡,土司鲁璠负重伤,裹创力战,竟突围归营,朝廷知道后加一等职衔。后来鲁璠领兵再次防守兰州城;道光六年(1826),张格尔犯边,扬威将军长龄进讨,鲁土司们奉命购办驼只,运军粮;咸丰七年(1857),省城兰州修建钱局,鲁土司因捐献木料万株有功,官至二品。
鲁土司实力强大,仅仅所属的寺院就有八座。永登鲁土司衙门博物馆的何克勤馆长介绍说:“历代土司在辖区修建了不少寺院,其中规模比较大的有妙因寺、感恩寺、海德寺、东大寺、西大寺、显教寺等八座。”位于永登红城的大佛寺就是其中之一。红城大佛寺管委会哈先生介绍说:“红城大佛寺又名感恩寺,这是五世土司鲁麟修建的。”“我们在菩萨殿一幅壁画的左下角发现了供养人的画像,确切地说也不能叫新发现,只不过以前没有人注意过,我们做美术考察,看壁画就比别人仔细一点。”对于红城大佛寺的考察发现,谢继胜是这样认为的。
菩萨殿正中供着三大佛像,左、右两面是弟子,发现的供养人图案就在一尊佛像的背后,那里不为人注意。供养人图案由三人组成 ,最为显眼的是一个身着红色官服的男子,这个男子面皮白净,留着胡须,头戴明代的官帽。这是明代官员常戴的帽子,前低后高,靠后脑的地方左右各有一片椭圆形的帽翅。这个男子旁边则是一个身着红色衣服的女子,女子后面是一个侍女模样的女子。
何克勤馆长认为,红城大佛寺发现的供养人图案中的男子应该是五世土司鲁麟。“红城大佛寺是五世土司鲁麟出资修建的,把他画成寺院的供养人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因此,我们初步判断,感恩寺中新发现的明代官员画像,应该是五世土司鲁麟的。”
鲁麟为四世土司鲁鉴长子,明成化十九年(1483),被授予百户,管束庄浪。成化二十二年(1486),蒙古人占据了虎豹岭,出没于黑马圈河一带,来往的商旅经常遭劫,庄浪卫的安全大受影响,鲁麟和参将田广率精兵和蒙古兵在青石峡大战,获得胜利。弘治二年(1490),鲁麟升为都指挥同知,守备红城。
鲁麟在守备红城期间,不仅加强了红城周边地区的防务,而且在红城修建了感恩寺。
在“文革”以前,历代鲁土司的画像保存得比较完整,“文革”中历代土司的画像被调到兰州作为阶级斗争教育的展品向市民展出。后来,画像就不知所踪了,有人说在博物馆,有人说在档案馆,但都说不清楚。
“永登县博物馆保存了十八世、十九世土司的照片,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土司的照片。”何克勤说。这个供养人的画像应该是现在看到的惟一的明代鲁土司的画像。
法王遗珍
相对于供养人画像来说,《六道轮回图》的发现就更具有偶然性了。
《六道轮回图》位于一个人们熟视无睹的地方。在红城大佛寺哼哈殿内门口一侧的墙壁上绘有一幅比较破旧的壁画,在壁画的右上角,则是一块暗红色的墙壁。 这块不起眼的墙壁上就写有这次发现的墨书题记。墨书题记主要内容是唐玄奘所翻译的经文的一部分,在题记的最后,写了《六道轮回图》图样的来龙去脉。依照题记的内容来看,感恩寺《六道轮回图》画稿来自明代著名的大智法王班丹扎西。
谢继胜介绍说:“题记上写着班丹扎西、西天佛子、大国师等字样,落款的时间是弘治六年岁在癸丑孟秋上吉日,最后注明‘京板印图画录’。”
班丹扎西是甘南藏族高僧,明永乐初年,应诏入朝,并先后五次奉旨赴乌思藏地区招谕安抚地方僧众,深受朝廷信任。曾被封为“西天佛子”、“大国师”,“大智法王”则是后来的封号。
六道轮回是佛教人生观的一种表现,表示人生的生死大轮转,可以说是人生的示意图。
“《六道轮回图》是一幅比较常见的佛教图画,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基本上都是17、18世纪的,像14、15世纪的就非常少见,而流传有序、有明确纪年的就更是罕见!”谢继胜说。
最为难得的是,感恩寺的《六道轮回图》带着明显的汉、藏佛教交融的色彩。它的整个样式是汉传佛教的,而里面一些具体的内容则是藏传佛教的,在它的墨书题记上也是汉、藏文同时出现。
汉、藏佛传图
这次发现将改写人们对鲁土司衙门的认识,可以这样说,鲁土司衙门不仅是明、清土司制度的见证,而且也是明代汉、藏文化交流的见证。
严格来说,这里应该是藏、汉、蒙三种文化的交汇之地,这里的居民主要是汉族和藏族,而管辖这个地方的鲁土司却是蒙古族。因而,妙因寺作为鲁土司的家寺,保存了大量明初汉、蒙、藏文化的遗存。
在大经堂发现大量明代坛城后,考察组又分成了多个小组,对妙因寺内的多吉羌殿、科拉殿、万岁殿、塔尔殿等建筑进行逐一考察。果然,又有了更多的发现。佛传故事画是描写释迦牟尼一生教化事迹的壁画,最早出现于公元前1世纪的印度桑志大塔门廓的石雕上。它所展示的内容不是佛陀一生中真实发生过的事,而是一些神奇的传闻。
有的画有佛陀诞生、成道、说法、涅槃四件事,有的画着佛陀受胎、诞生、出游、逾城、降魔、成道、说法、涅槃八件事,还有画12件事、32件事的。
谢继胜、罗文华说:“我们当时非常震撼!佛传图常有,像万岁殿内这样的佛传图则非常少见。”
在热心土司文化发掘的崔山恒先生的指点下,我们见到了万岁殿的佛传图。
万岁殿的佛传图在门口,大体上呈对称状分布,一面是汉传佛教的,一面是藏传佛教的。
藏传佛教的佛传图被画成一个个小方块,如同人们看到的连环画的页面分开贴在墙上一般。而汉传佛传图则呈现为一个大图案上分布着被各种建筑山石隔开的一个个小空间,画师就在这些小空间中表现人物和故事。壁画上面的人物栩栩如生,做出各种各样的动作。藏传佛传图的人物表现得勇武粗犷,汉传佛传图的人物则表现得儒雅而风度翩翩。
何克勤馆长介绍说,妙因寺是鲁土司供奉皇帝牌位的地方,因而被称为万岁殿。
万岁殿始建于明宣德二年(1427),数百年来一直保持着当时修建时的样子。万岁殿佛传图完整地保存了明初永乐、宣德年间的模样,谢继胜说:“从这些壁画的描金、线条来看,不是民间画师所画。这些佛传图是中国美术史上难得的研究材料。永乐、宣德的图画保存下来的早期作品非常少,尤其有确定年代的更是罕见,这些佛传图补充了中国美术史的缺憾。”
对藏传佛教来说,藏式佛传图更为罕见,现存最早的是国外保存的一幅14世纪的藏式佛传图唐卡。而完整的有明确纪年的此次则是第一次发现。
宣德初年,此时距离朱元璋建立明政权仅仅过去了50多年。宗喀巴创立格鲁派不久,随着格鲁派的兴起,藏传佛教的其他教派逐渐衰落,反映它们情况的材料很难保存下来。谢继胜说:“万岁殿藏传佛传图可以说绝无仅有,在西藏的大昭寺根本看不到这样的壁画。”
除了进行考察以外,考察队更多的是抱着一种抢救的意识进行保护。他们采用绘图和摄影相结合的方法,共绘线图200余张、拍摄照片1万多幅,对现存的所有图像资料进行了全面采集和系统整理;对所有图像均详细而准确地标明方位,以备将来研究和出版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