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教所民警张亮最近有些烦，他似乎从来没有感受过来自亲友们如此密集的关心。人们总在问同一个问题：“劳教废除了，你以后怎么办？”张亮已经懒得再去解释，只会敷衍地扔出一句：“跟同事们一起下岗呗。”
　　这显然是一句半开玩笑的话。张亮出生于昆明，大学毕业参加公务员考试后成为云南省某劳动教养管理所的民警。张亮工作的劳教所位于昆明郊区，如今，劳教所正门除了劳教所的牌子外，还挂着另一块醒目的牌子：云南第×强制隔离戒毒所。
　　“我们早就成功转型了。”张亮说。
　　事实上，早在2010年底，云南不少劳教所就已加挂了强制隔离戒毒所的标牌。从那时起，云南省各大劳教所在承担劳教工作外，还要履行收治隔离来自全省各地的戒毒人员，这种当时被称为“禁毒新形势下赋予劳教工作的新职责、新任务”的举措，成为三年后云南省各劳教所转型的关键。

　　“现在废除劳教对于我们的影响没有外界想象的那么大。”张亮称，经过三年的磨合，现有劳教所就地转为强制戒毒所的条件早已成熟，废止劳教后，可以继续发挥戒毒功能。

“停批”劳教

　　云南劳教被公众关注缘于2013年初的一次会议。
　　2月5日，在云南省政法工作视频会议上，中共云南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孟苏铁表示，云南省将对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缠访闹访、丑化领导人形象等三种行为的劳教审批统一停止。对其他违法情形的劳教审批也全部暂停，依据相关法律进行处理，不再采用劳教手段。
　　尽管在这次会议还涉及惠及民生的户籍制度改革，以及对25名见义勇为个人颁发835万的奖励等吸引眼球的新闻，但省政法委关于劳教的这一表态却更令人瞩目，短时间内“云南叫停劳教审批”的消息迅速传开。
　　公众普遍认为孟苏铁的讲话是对中央政法委的相关表态的呼应。因为在此一个月之前，全国政法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传出消息，要把推进劳教制度改革成为2013年“四项改革”之一。
　　一位在场人士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当时主会场上百人，与会者囊括了公检法司等诸多部门，孟苏铁在肯定了劳教在历史上积极作用之后，话锋一转，直陈劳教暴露出的弊端，改革势在必行。
　　孟苏铁说，对目前仍在教人员应继续执行、自然消化，同时原则上不受理涉及劳教制度历史问题的上访，确有执行错误的，按个案处理；要加强对在教人员的教育管理，确保在教人员思想稳定，加强解教人员衔接，落实安置帮教措施，帮助解教人员顺利融入社会；要把劳教制度与社区矫正、强制隔离戒毒和基层基础建设统筹考虑。
　　很快，云南省各级政法部门开始组织传达会议精神。来自基层劳教所的张亮特别留意到孟苏铁的一句讲话：全体劳教民警付出了心血和汗水，在改革过程中，要特别关爱、真正用好这支队伍。这支队伍在强制戒毒方面的任务也非常重。
　　在张亮看来，此番表态，意味着原有劳教民警转向戒毒工作转型将开始提速。
　　或许是因为舆论的高度关注，云南政法委不得不在两天之后再次表态：所谓劳教制度改革的“时间表”与“路线图”是中央政法委统一安排部署的，不存在云南的创造和突破。云南全省政法工作会议的布置是等中央规定下来后再正式停止审批，在此之前只是严格控制，“叫停”的说法并不准确。
　　但细心的媒体发现，在中央政法委相关表态之后，在地方省市中，云南显然是第一个“响应”，并迅速暂停审批的省份。

过渡与磨合

　　对于媒体上的一片叫好声和沸沸扬扬的报道，张亮不以为然，劳教改革和职能转变并非像新闻报道中的一蹴而就，而是长达三年时间的过渡和磨合。
　　2010年，云南部分劳教所逐步加挂强制隔离戒毒所的牌子，标志着劳教功能向戒毒功能转化。当年10月，云南省率先决定将强制隔离戒毒工作职能由公安机关移交至司法行政机关，公安机关只保留对强制隔离戒毒人员的认定。“这种做法避免公安部门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境况，既约束了警权，也理顺了劳教所与戒毒所的行政关系。”一位业内人士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
　　云南共有14个劳教所，其中省属劳教所8个。据数据显示，云南劳教人员数量逐年递减，从2002年1月至2006年12月，累计收容劳教的4万余人，下降至2007年至2012年9月末的6008人，截至2013年2月，在册劳教人员实际在所执行者只有200多人。
　　张亮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所在的劳教所共8个大队，其中7个大队为戒毒人员，只有一个大队为劳教人员，早在去年最后一名劳教人员解教后，该大队的劳教民警已全部分流到其他六个大队从事戒毒工作。
　　与此同时，由于劳教人员越来越少，云南部分劳教所将所内的劳教人员集中到某个劳教所，既便于统一管理，也腾出空间利于劳教所向戒毒所的转型。
　　显然，对于劳教所系统的悄然变化外界无从知晓，但外界对劳教制度废除关注程度与日俱增。
　　在2013年昆明“两会”上，昆明市政协副主席张建伟便直言不讳地质疑：“现在昆明有多少劳教人员，法院不清楚。任何人未经法院审判，不能认定有罪，更不能进行长期的限制人身自由。公安规避了这一问题，劳教甚至变成了法治的一个黑箱。全国各地都在进行劳教制度改革，昆明要建设法制昆明，也规避不了这个问题。”
　　云南政法系统人士同样也对劳教制度进行反思。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田成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劳教使警权过大，一个部门的规章甚至代替了法律，成为任意侵犯基本人权的工具以及公安机关的法治“自留地”，而废止劳教是回归司法本身，是人的生命权，自由权的彰显。 　　尽管如此，劳教如今似乎仍是敏感词。自2013年2月之后，公开信息中已难觅云南劳教的相关消息。
　　不过，在昆明市人大代表、云南知名律师李春光看来，这反而说明劳教已不再是社会焦点，已淡出公众视野，“当时云南先宣传出来，或许是担心步子迈得太大了。”李春光说。

信访联动

　　作为曾经的主要劳教对象，信访人员被劳教屡见不鲜。“停批”劳教之后，如何正确处置和对待信访人员也成为云南的现实性难题。
　　事实上，云南是全国涉法涉诉信访工作的试点省份之一。所谓涉法涉诉信访是指当事人对刑事执法、行政执法等权力部门在案件或问题处理上不满，认为受到了不法侵害或不公平的待遇，引发上访告状的案件。
　　在2月5日那次备受关注的会议上，舆论只聚焦于劳教而忽略了孟苏铁对于信访的表态：推动涉法涉诉信访问题在法治轨道内解决为核心，推进依法受理、依法纠错、依法赔偿、依法救助、依法终结和依法维护公正结论、依法制止违法闹访，促进涉法涉诉信访形势和秩序的根本好转。
　　两个月之后，云南即出台具体措施，实行省、州、县、乡、村“五级联动”解决群众信访诉求，通过上下对接，层层覆盖，联动协作，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矛盾解决在初期。一位不愿具名的云南法律学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学界对于这种所谓的联动的效果持谨慎的态度，但至少表明政府试图从根本上解决信访难题的态度。”
　　另一个显著的变化是，云南省开通了网上信访系统。信访人员可以将信访内容通过该系统进行反映，并注明自己的地址和联系方式，一般信访事项会在30日内回复。在来信选登栏中，一位陇川县农民反映因乡村公路无人修，遇大雨坍塌导致重病母亲无法外出就医而死亡。该县信访部门回复称，路段立项一直未被交通部门批复，将加大养护力度，争取在2015年施工建设。
　　虽然云南并未公开“五级联动”后的成效，但在2013年12月20日的云南省信访工作会议上，云南省提出，要妥善处理一大批群众反映强烈的信访问题。一位与会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会上释放出加强信访创新的信号，下一步，云南准备在全省推广视频接访，拓展和构建多个渠道的信访平台。

从劳教到戒毒

　　由于特殊的地缘和省情，云南劳教向强制隔离戒毒转化也备受关注。
　　“原来的模式是把吸毒人员抓来，一了百了，最终形成恶性循环。”云南禁毒系统一位内部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自劳动教养戒毒模式被取消之后，云南各强制隔离戒毒所开始加强戒毒治疗、教育矫治、生活卫生、技能培训等方面的工作，并在所内设立心理咨询室、音乐放松室以及心理宣泄室。
　　上述内部人士向《中国新闻周刊》称，与被看押劳动的劳教人员不同，强制戒毒只是一种约束性的治疗手段和救治方式。“现在对强制戒毒的认定程序也极为严格，要有口供、物证和旁证，由公安部门的法制办审核，主管领导签字，实行办案终身负责制，每年还有督导检查。”
　　昆明理工大学法学院院长曾粤兴曾受邀参观强制隔离戒毒所。在他看来，戒毒人员的待遇与曾经的劳教人员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食宿条件与以前相比进步很大，戒毒人员和民警之间的关系更为融洽，相互之间有说有笑。”曾粤兴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据《中国新闻周刊》从权威部门获得的数据显示，云南省全省2013上半年以吸毒人员为主要作案成员的“两抢一盗”案件的发案率同比下降0.8%。
　　上述人士亦向《中国新闻周刊》感叹法治的进步。他曾担任基层公安系统工作，还记得在1980年代“严打”时，老派出所长笔记本上留下的犯罪嫌疑人不论有无证据都会挨个抓；收审制度废除前，公安办案随意性大，稍有嫌疑就先关起来。“现在更突出依法办案，做到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如今废除劳教也是对人权的尊重。”
　　在张亮眼中，废除劳教已是大势所趋。“彻底废止时，唯一要做的或许只是摘掉门口那块劳教所的牌子。”
　　（应受访者要求，张亮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