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涌
　　（作者系旅美学者，在美国萨福克大学任教）

　　“国内的待遇比美国高不少，干吗不回来？”
　　这些年，不时听到亲友说这样的话，我都一笑置之。中国经济突飞猛进，比起二十年前我离开时当然是天翻地覆。亲友希望我回来的心情也很好理解。但是，毕竟中国的人均GDP才刚过6000美元，美国则超过5.1万美元，高八倍多。说国内待遇高，是否有点一厢情愿呢？
　　我有位朋友、从中美顶尖工学院毕业的高科技工程师说：别把我们这个行当想得天花乱坠、好像谁都是个小乔布斯。找到个好公司，年薪十几万美元，算是不错了。再高实在很难。很多人选择回中国，也并非没有道理。这样的人才，在国内的回报确实可能会高不少。
　　且慢！廉价人力资源难道不是中国的“比较优势”吗？怎么可能回国挣得多？
　　其实，这样的廉价“优势”，在制造业中已经大大削弱，在一些知识领域，甚至已经成了“劣势”，即人才成本要高于美国。美国一个同样水平的英语老师，来中国往往收入要高不少。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怎么以制造业为主的中国，人均GDP还不足美国的八分之一，却能把知识的价格抬得比美国还高？
　　要解答这个问题，需要大量涵盖中美两国诸多领域的薪酬统计资料作为依据。在没有这样的数据前，我们也只能从身边的直接经验来观察。虽然片面，但毕竟真实。以我的一孔之见，貌似美国还没有“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举个简单的例子：女儿学钢琴，找个优秀的俄罗斯老师，每小时65美元。家里水管坏了，找个管道工，一小时95美元。当然，这并非两人的实际收入，也许两人与公司的分成比例不一样。在我们这个教书匠的行当，拿到终身教职当然不错。但是，许多常青藤的博士在波士顿地区的大学穿梭，当临时教授，累得贼死，一年就两万多美元，还没有医保等福利，比干粗活的人收入低不少。这不是“脑体倒挂”吗？
　　你说说，美国这个样子，算是“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了吗？
　　说美国还没有“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多少有些搞笑。毕竟，“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特殊历史阶段的产物。在美国这样的市场经济中，按说一切都靠自由竞争定胜负，哪里用等着政府来“落实政策”？
　　话虽这么说，但这些年吵得火热的H-1签证问题，其实就是美国版的“知识分子政策”。H-1签证就是非移民的工作签证。这种签证的发放对象，一般都具有大学文凭，集中在科技和教育领域，属于知识性的签证。拿到这个签证，即可在美国合法工作。不过H-1签证并非随便颁发，而是每年有一定的限额。没有工作签证指标，雇主就雇不了外国的高技术人才。于是，许多大高科技公司游说国会，要求大幅度提高H-1签证的指标，甚至要求给所有在美国大学拿到理工硕士的人绿卡、一劳永逸地打破这个人才瓶颈。盖茨等人一直力挺高科技移民。扎克伯格还出钱成立政治行动组织，支持相关移民法的改革。
　　相比之下，加拿大对知识移民的政策宽松得多。许多在美国大学里拿到学位的外国人才，看到H-1签证无望，就北上加拿大。温哥华成了这些高技术移民的聚居地。美国的一些高科技公司被签证指标卡着招不到人，万般无奈索性迁往温哥华。这样反而伤害了美国经济竞争力。所以，外来高科技人才问题，成为国会关于移民改革辩论的一部分，俨然成了一个“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问题。
　　不过，这里的“知识分子”是外国人。给他们“落实政策”，难免惹得某些本地的“知识分子”不高兴。其中，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计算机教授Norman Matloff就是特别激烈的一位。他声称，以本土人才短缺为由打破签证限额引起外来人才的主张，纯属大企业集团为了自身利益的炒作。美国高科技方面人才济济。问题是，这些人才工薪甚高。大企业无法打压他们的薪金，于是希望大量引进廉价高端劳工以降低其人力成本。这些外来高科技人才，因为靠着老板办工作签证，所以任劳任怨，不敢辞职跳槽，更无法独立创业。这就使得老板可以任意压其低薪金。
　　知识的生成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知识的回报越稳定、越优厚，人们才越肯投入精力和金钱去学习。试想：美国人从小勤勤恳恳，好不容易掌握了高科技，但转眼间就发现自己被来自印度的廉价劳动力所替代。这样不稳定的前景，怎么鼓励美国人从小在理工科方面大量投入呢？签证放开难道不是等于惩罚美国本土的高科技人才吗？话说白了，Norman Matloff教授是要求美国保护自己的高科技人才的薪金水平，为本土的知识分子“落实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