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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
在2011年底，一个朋友送给我一个Kindle，就是美国亚马逊出的电子书。这个东西比iPad强的地方是可以看国外的报纸。我那iPad上面的报刊亭最早是可以下载很多海外媒体的，NYT、WSJ、FT，应有尽有。可是用到今年3月，在一次软件更新之后，这些报纸就再也不能更新了，所有新闻停止在3月初的某一天，再也没有新东西了。唯一继续更新的刊物都是中文的，或者一些从来没听说过的国外消费类刊物。可是Kindle上却可以看见所有国外报纸。从这时候，我的信息消费方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我早就不看《新闻联播》了，家里安装了个小耳朵，看海外电视台新闻。到了今年3月，新闻台消失了不少，剩下的也经常在关键时刻会变成条形码。我的新闻第一来源变成社交网络，我的iPad成了我的新情人，每天早上醒來第一件事情就是打开微博看看有什么消息，看完微博，再打开Kindle 看看海外媒体有没有报道，基本上，如果海外媒体有报道，我就知道这事情不一定是谣言。
比如“休假式治疗”就是我躺在被窝里看见的。当时的第一反应好像是“我也要！”微博上有无数种传说、遐想和杜撰，但是几乎同时，外媒就证实了这件事情，并且把来龙去脉讲得很清楚。中国媒体大概滞后两周吧。这期间有各种删帖、各种辟谣。
在这期间，我的iPad和Kindle 就放在枕头下面，每天睡觉前看一眼微博，一睁眼第一件事还是看一眼微博。早上看完微博再看外媒上面的报道。 如果一睁眼发现iPad没电了，就搓火。为了这些移动终端不断电，我让老公给我们的床做了一个可以放充电器的床头柜，把电源接过来，晚上把这些重要信息来源都充好电，再放枕头底下。后来听网友说，这样对身体不好。又央求老公把床头柜加宽，不仅放电插板，还要把iPad和Kindle 也放在上面。
就这样坚持到5月份，信息越来越多，真相越来越迷茫。也就是这时候，我发现外媒也不可信。用美国人的俗话说，为了卖报纸，不少报人也很夸张。也就是5月初，我因为一篇给《南都周刊》写的专栏文章，被WSJ的驻华记者Andy Brown 指责为造谣肇事者。这真的出乎我的预料，我怎么也想不到，我那篇打情骂俏的文章，被一个台湾人创办的专门翻译中国媒体的网站毫无幽默感地翻译成英文，之后又被一个叫 www.gawker.com的美国网站转载，标题被改得已和中国无关，而是说默多克直接插手《华尔街日报》的新闻报道。我的朋友Bill Bishop跟我解释说，这个网站是所有美国媒体人必看的网站，是新闻者的新闻源。对我来说，一篇不严肃的文章居然卷起这么一场茶杯的龙卷风，而我从消费谣言者成为造谣者。我当然没有指责默多克插手他的报纸在中国的报道，但是结果和我说了差不多。真是跳进黄河洗不清的事情。
夏天
5月以后，我床头的移动终端少了一个Kindle， 我相信外媒已不可能证实任何微博上的谣言是真是假，因为他们也是靠各种说法在为自己报纸杜撰的。而从今年3月以来的八卦倾向已经让他们用中国娱记的角度去报道中国政治新闻了。对我来说，对娱乐新闻我在早上喝咖啡的时候瞄一眼足已。Kindle 可以回到书房去了。
夏天我和家人、朋友一起去西班牙休假。晚上吃完饭，就在阳台上看着海滩上戏水的西班牙人。这个在倒闭边缘的国家，人们居然活得如此潇洒。海边搭帐篷的人告诉我们，以往他们在海边租房子度假，但是今年经济情况太不好了，他们就改为自己搭帐篷，还能少花点钱。这些西班牙人快活地聊中国，夸赞中国强大、有钱。但是似乎没有什么嫉妒的感觉。而我一直在想，这些活在经济倒闭边缘的人怎么显得比我们这个富有国度的人更幸福呢？
我们在海边呆了三周，这期间碰到各种各样的人，帮我们消灭马蜂窝的英国人原来是个记者，来西班牙报道英国人如何在西班牙南部退休，结果自己也在这里退休了。他拿着一个喷器，朝着马蜂窝喷了些药，之后，他和我们一起都去另外一间房躲着，10分钟以后才能出去。当知道我也做媒体后，他突然问我，那你写的东西是必须送审吧？你是不是感觉特别不好？他的问题让我哭笑不得，一个捅马蜂窝的问题。我说，自己也会注意不要去碰太敏感的话题。他说，“只有真相才能给社会带来稳定。有了真相，大家才有安全感。”当然，这个人的专业是捅马蜂窝的。
休假期间，国内的政治新闻似乎很遥远，更让我们焦虑的是晚上去哪里吃饭、去哪个城市看弗拉明戈舞蹈表演。这个月，我的iPad归属于我女儿，让她能在餐厅里安静地等大人们吃完饭，还能帮她背几首唐诗。我的Kindle上面有了风行美国的通俗小说 ——“灰色系列”的头一本，《50调灰》。我没看微博，却津津有味地阅读通俗小说中女主人翁和一个大款的怪癖性生活。与此同时，国内微博上爆发了群P新闻事件，有时候真的不知道是艺术模仿人生，还是人生模仿艺术。我很高兴这时候我的眼球给了一个遥远、阴冷、潮湿的城市里的虚构故事。那个捅马蜂窝的英国记者真的不知道，面对现实，我们需要自卫。
秋天与冬天
休假回来以后就忙起来了。关于“十八大”的所有猜想又在社交网络上“井喷”了。这时候，在我老公的强烈抗议下，我的iPad 和 Kindle又回到我的床头。秋天，我发现中国社交网络和外国媒体越来越靠近，外国媒体也开始引用微博上的传言。让我想起年初，我曾答应给NYT写中国专栏，曾经被NYT编辑追问微博上的信息来源。看来最后，大家都是可以妥协的。这期间才知道，好多外媒的信息来源于博讯网，这是个中文网站。记者朋友说，这个网上的小道消息十有八九是会被证实的。
博讯网让我对“偷窥”国外网站突然产生了兴趣，我在电脑上和所有移动终端都安装了VPN。这大概是10月份完成的事情。但我的崭新的VPN一个挨着一个崩溃，换了一个又一个，没少浪费钱。最后，终于上了脸书和Twitter，但是发现，我已经是微博动物，洋东西我玩不转了。
从10月份开始，我的iPad和Kindle 都回到了书房。中国的事情没准的，只有等。外媒也知道这点，干脆把所有焦点都转向美国大选，我家小耳朵上的卫星新闻台似乎一下子稳定了，不玩消失了，也没有条形码了。美国大选是全世界耗资最大的一场真人秀，不比《中国好声音》差多少。预赛就是看在野的共和党内部PK，虽然都是自己人，但是给人感觉也是轮圆了出手的。然后再团结起来对付民主党的奥巴马。看美国大选还是电视好看，什么手机终端都没意思。要看CNN和FOX两个台怎么狗血地帮自己政治立场的候选人说话，看美国新闻人怎么把数据全部视觉化，让观众觉得一点都不枯燥。2012年的10月，我基本上放弃了网络，回归电视了。美国大选是美国电视台每四年大捞一把的良机，就光两个党派的电视广告就能够到几十亿。而苦逼的中国电视做个全部内定的“真人秀”，还要到晚上九点以后。
美国大选结束以后，我发现我们的网速慢到Email和快递赛跑，还输。然后我又发现微博上@人民日报 和 @新华社中国网事 的姿态和他们的官媒主体有点不一样，老百姓揭发腐败，他们也跟着转，还追踪报道。大部分人以为微博又被盗号了，尽管我们都希望这是高层要开始反腐的第一个信号。
我抱着iPad 和Kindle 终于到了2012年年底，按照玛雅人的说法，我是抱着iPad 和 Kindle 走到了世界末日。可是奇怪，这个年底没有末日的感觉，反而充满希望，让我也敢和那位专业捅马蜂窝的人一样说一句：
只有真相能够给社会带来稳定。
在2011年底，一个朋友送给我一个Kindle，就是美国亚马逊出的电子书。这个东西比iPad强的地方是可以看国外的报纸。我那iPad上面的报刊亭最早是可以下载很多海外媒体的，NYT、WSJ、FT，应有尽有。可是用到今年3月，在一次软件更新之后，这些报纸就再也不能更新了，所有新闻停止在3月初的某一天，再也没有新东西了。唯一继续更新的刊物都是中文的，或者一些从来没听说过的国外消费类刊物。可是Kindle上却可以看见所有国外报纸。从这时候，我的信息消费方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我早就不看《新闻联播》了，家里安装了个小耳朵，看海外电视台新闻。到了今年3月，新闻台消失了不少，剩下的也经常在关键时刻会变成条形码。我的新闻第一来源变成社交网络，我的iPad成了我的新情人，每天早上醒來第一件事情就是打开微博看看有什么消息，看完微博，再打开Kindle 看看海外媒体有没有报道，基本上，如果海外媒体有报道，我就知道这事情不一定是谣言。
比如“休假式治疗”就是我躺在被窝里看见的。当时的第一反应好像是“我也要！”微博上有无数种传说、遐想和杜撰，但是几乎同时，外媒就证实了这件事情，并且把来龙去脉讲得很清楚。中国媒体大概滞后两周吧。这期间有各种删帖、各种辟谣。
在这期间，我的iPad和Kindle 就放在枕头下面，每天睡觉前看一眼微博，一睁眼第一件事还是看一眼微博。早上看完微博再看外媒上面的报道。 如果一睁眼发现iPad没电了，就搓火。为了这些移动终端不断电，我让老公给我们的床做了一个可以放充电器的床头柜，把电源接过来，晚上把这些重要信息来源都充好电，再放枕头底下。后来听网友说，这样对身体不好。又央求老公把床头柜加宽，不仅放电插板，还要把iPad和Kindle 也放在上面。
就这样坚持到5月份，信息越来越多，真相越来越迷茫。也就是这时候，我发现外媒也不可信。用美国人的俗话说，为了卖报纸，不少报人也很夸张。也就是5月初，我因为一篇给《南都周刊》写的专栏文章，被WSJ的驻华记者Andy Brown 指责为造谣肇事者。这真的出乎我的预料，我怎么也想不到，我那篇打情骂俏的文章，被一个台湾人创办的专门翻译中国媒体的网站毫无幽默感地翻译成英文，之后又被一个叫 www.gawker.com的美国网站转载，标题被改得已和中国无关，而是说默多克直接插手《华尔街日报》的新闻报道。我的朋友Bill Bishop跟我解释说，这个网站是所有美国媒体人必看的网站，是新闻者的新闻源。对我来说，一篇不严肃的文章居然卷起这么一场茶杯的龙卷风，而我从消费谣言者成为造谣者。我当然没有指责默多克插手他的报纸在中国的报道，但是结果和我说了差不多。真是跳进黄河洗不清的事情。
夏天
5月以后，我床头的移动终端少了一个Kindle， 我相信外媒已不可能证实任何微博上的谣言是真是假，因为他们也是靠各种说法在为自己报纸杜撰的。而从今年3月以来的八卦倾向已经让他们用中国娱记的角度去报道中国政治新闻了。对我来说，对娱乐新闻我在早上喝咖啡的时候瞄一眼足已。Kindle 可以回到书房去了。
夏天我和家人、朋友一起去西班牙休假。晚上吃完饭，就在阳台上看着海滩上戏水的西班牙人。这个在倒闭边缘的国家，人们居然活得如此潇洒。海边搭帐篷的人告诉我们，以往他们在海边租房子度假，但是今年经济情况太不好了，他们就改为自己搭帐篷，还能少花点钱。这些西班牙人快活地聊中国，夸赞中国强大、有钱。但是似乎没有什么嫉妒的感觉。而我一直在想，这些活在经济倒闭边缘的人怎么显得比我们这个富有国度的人更幸福呢？
我们在海边呆了三周，这期间碰到各种各样的人，帮我们消灭马蜂窝的英国人原来是个记者，来西班牙报道英国人如何在西班牙南部退休，结果自己也在这里退休了。他拿着一个喷器，朝着马蜂窝喷了些药，之后，他和我们一起都去另外一间房躲着，10分钟以后才能出去。当知道我也做媒体后，他突然问我，那你写的东西是必须送审吧？你是不是感觉特别不好？他的问题让我哭笑不得，一个捅马蜂窝的问题。我说，自己也会注意不要去碰太敏感的话题。他说，“只有真相才能给社会带来稳定。有了真相，大家才有安全感。”当然，这个人的专业是捅马蜂窝的。
休假期间，国内的政治新闻似乎很遥远，更让我们焦虑的是晚上去哪里吃饭、去哪个城市看弗拉明戈舞蹈表演。这个月，我的iPad归属于我女儿，让她能在餐厅里安静地等大人们吃完饭，还能帮她背几首唐诗。我的Kindle上面有了风行美国的通俗小说 ——“灰色系列”的头一本，《50调灰》。我没看微博，却津津有味地阅读通俗小说中女主人翁和一个大款的怪癖性生活。与此同时，国内微博上爆发了群P新闻事件，有时候真的不知道是艺术模仿人生，还是人生模仿艺术。我很高兴这时候我的眼球给了一个遥远、阴冷、潮湿的城市里的虚构故事。那个捅马蜂窝的英国记者真的不知道，面对现实，我们需要自卫。
秋天与冬天
休假回来以后就忙起来了。关于“十八大”的所有猜想又在社交网络上“井喷”了。这时候，在我老公的强烈抗议下，我的iPad 和 Kindle又回到我的床头。秋天，我发现中国社交网络和外国媒体越来越靠近，外国媒体也开始引用微博上的传言。让我想起年初，我曾答应给NYT写中国专栏，曾经被NYT编辑追问微博上的信息来源。看来最后，大家都是可以妥协的。这期间才知道，好多外媒的信息来源于博讯网，这是个中文网站。记者朋友说，这个网上的小道消息十有八九是会被证实的。
博讯网让我对“偷窥”国外网站突然产生了兴趣，我在电脑上和所有移动终端都安装了VPN。这大概是10月份完成的事情。但我的崭新的VPN一个挨着一个崩溃，换了一个又一个，没少浪费钱。最后，终于上了脸书和Twitter，但是发现，我已经是微博动物，洋东西我玩不转了。
从10月份开始，我的iPad和Kindle 都回到了书房。中国的事情没准的，只有等。外媒也知道这点，干脆把所有焦点都转向美国大选，我家小耳朵上的卫星新闻台似乎一下子稳定了，不玩消失了，也没有条形码了。美国大选是全世界耗资最大的一场真人秀，不比《中国好声音》差多少。预赛就是看在野的共和党内部PK，虽然都是自己人，但是给人感觉也是轮圆了出手的。然后再团结起来对付民主党的奥巴马。看美国大选还是电视好看，什么手机终端都没意思。要看CNN和FOX两个台怎么狗血地帮自己政治立场的候选人说话，看美国新闻人怎么把数据全部视觉化，让观众觉得一点都不枯燥。2012年的10月，我基本上放弃了网络，回归电视了。美国大选是美国电视台每四年大捞一把的良机，就光两个党派的电视广告就能够到几十亿。而苦逼的中国电视做个全部内定的“真人秀”，还要到晚上九点以后。
美国大选结束以后，我发现我们的网速慢到Email和快递赛跑，还输。然后我又发现微博上@人民日报 和 @新华社中国网事 的姿态和他们的官媒主体有点不一样，老百姓揭发腐败，他们也跟着转，还追踪报道。大部分人以为微博又被盗号了，尽管我们都希望这是高层要开始反腐的第一个信号。
我抱着iPad 和Kindle 终于到了2012年年底，按照玛雅人的说法，我是抱着iPad 和 Kindle 走到了世界末日。可是奇怪，这个年底没有末日的感觉，反而充满希望，让我也敢和那位专业捅马蜂窝的人一样说一句：
只有真相能够给社会带来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