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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十年，国际关系的研究成为一门颇为热闹的“显学”。不过，稍加留意就会发现，大量的著述不是对西方(特别是对美国)国际关系学界课题、理论和方法的重述和介绍，就是基于新闻报道和时事资料而撰写的应景之作。作为国际关系学基础，同时传统上也是国内学界研究强项的国际关系史研究，却相对式微。除了沈志华教授等倡导和身体力行的冷战国际史研究以外，鲜有基于第一手外交档案和文献进行的国际关系史研究。当一大批颇有才华的年轻学者一窝蜂地跟在洋人的屁股后面，津津乐道地大谈特谈理论、方法和主义时，不能不让我想起胡适先生那个著名的告诫：“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
谈主义既时髦，又省力。相比较而言，研究问题则是既落伍，又枯燥。因为主义通常是现成的，只需要“照着说”就可以；问题则是需要解决的，需要想办法“接着说”，也就是要下苦功夫去搜集资料，进行个案研究，来验证(证实或证伪)既有的理论。比如，在传统政治经济学和目前时髦的国际政治经济学(IPE)中，一个基本的假设就是各国力量发展的不平衡，会导致正在崛起的大国对国际社会的领导国或日霸权国构成挑战和威胁，最终导致战争。在列宁那里是帝国主义争夺殖民地的战争；在“霸权稳定论”主要倡导者、美国大牌学者罗伯特·吉尔平那里，是可能改变世界权力结构的“霸权战争”。略为不同的是，列宁认为帝国主义战争不可避免，吉尔平却没有这样绝对。在面对崛起的新兴强国的挑战时，后者认为现存的霸权国有三种基本策略：第一，消除产生这个问题的根源，即发动预防性战争“消灭或削弱新兴的挑战者”；其次，可以通过进一步扩张来寻求减少保持其地位的成本；第三是减少承担的外交义务，包括直接放弃承担的某些义务，“与威胁性较小的国家结盟或寻求和睦关系”，对新兴大国退让从而让其“分享维持现状的好处，换取其分担维持现状的成本”。(Robert Gilpin，War andChange in World Politic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pp．191—193)。国内众多论者被“霸权战争”这个概念的简约之美所迷惑，似乎忘却了吉尔平所总结的第三种策略。如果说前两种选择是近代世界历史发展的一种常态的话，那么，这“第三条道路”或许是现实世界，或者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一种趋势，代表了未来的一种发展方向，至少在国际经济领域。何以见得?这就需要实证性的经验研究，读者面前的这本著作，张振江博士的《从英镑到美元：国际经济霸权的转移(1933-45)》，就具有这样的说服力。
就国际的权势机构而言，十九世纪“不列颠治下的和平”已经让位于二十世纪后半叶“美国治下的和平”。这一转换是如何形成的?从表面上看，显然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有关，美国借二战领导者和战略物资提供者之便利，一举取代英国而成世界的领导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再次证明了现代国际关系史上的一个基本经验，没有一个崛起的新兴大国赢得过霸权战争的胜利，相反，新的霸主通常是前一个霸主的同盟或伙伴。这的确有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味道。那么，美国作为英国的盟友，又是如何取代英国地位的呢?如果考虑到国家的综合实力首先表现在经济实力，世界领导权也较多地表现为国际经济的主导权，显然，国际经济秩序中英国主导地位让位于美国，或者通俗地说，英镑让位于美元，就具有了最基础的意义。从这个角度来看，振江博士从美英经济外交入手，探讨国际经济主导权的转移，无疑别具一格，学术价值很高。
西谚曰：“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同样，罗马的衰落也非一日完成的。美国的经济实力在1890年代就超过了英国，到1913年时，美国的工业生产总值占到了世界工业总产值的三分之一，比英法德日四国加起来还多。尽管如此，世界的金融中心依然在伦敦而非纽约，英国依然可以依靠自己几个世纪积累的财富、经验和制度来维持自己的领导地位，即便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严重削弱了这一地位。迫使它放弃这一地位并寻求美国合作的是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面对极度金融恐慌为特征的世界经济危机，大英帝国最终无法承担起维系世界经济秩序的责任，也就是国际经济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在其名著《萧条中的世界，1929-1939》所指出的那样，“在金融危机银行关闭的紧要关头，作为重新启动金融的最终信贷者而发挥作用。”(Charles Kindleberger，The World in Depression，1929-1939，C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3，p．305)
当以邻为壑的经济和金融外交无法解决危机时，英美两国领导人便开始坐在一起，探讨克服危机的途径。这是一场典型的经济谈判，马拉松般漫长，锱铢较量。可以想见，这种经济权势的转移不是一蹴而就，必然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幸好有随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英国为了获得美国的援助，不得不做出越来越多的让步，加速了这一权势转移过程的完成。因此，对这一课题的研究，比较好的起点不是作为政治里程碑的二战，而是作为经济里程碑的大萧条。振江博士的研究时段，1933-1945，可谓恰到好处。正像作者所云，这一选择避免了对历史的人为割裂：“美国在四十年代迫使英国接受的贸易平等原则一直是国务卿赫尔在三十年代的对英经济外交主题，而英国坚持不放的帝国特惠制也正是三十年代英国对外经济战略的核心。三十年代双方在经济外交领域的冲突与妥协奠定了四十年代争锋的基调和主题。因而，以二战为分界的英美经济关系研究人为地割裂了从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两国对外经济政策及其外交折冲的连续性。”
我们这一代人，目睹了中国加入关贸总协定(GATT)和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漫长谈判过程。中国的一位主要谈判者感慨说，他从一头青丝谈到满头白发。贸易谈判可以说是各类外交谈判中最繁琐、最枯燥的讨价还价。对谈判的参与者来说，这个过程苦不堪言；对后来研究谈判的学者，研究过程也是异常乏味。20年前，我在阅读1946年《中美商约》谈判的全套英文记录时，就有这样的切身体验。当时，中美双方代表，为条约中的国民待遇和无条件最惠国待遇的条款，咬文嚼字，锱铢必较，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在被中国职业外交官为中国利益苦苦努力而感动的同时，我也表示，不愿再去碰这样的研究题目了。因此，看到振江这部围绕美英金融、贸易、援助谈判为核心来展开的外交史专著时，非常佩服作者知难而进的勇气。
作者出色的贡献，不仅在努力收集和挖掘美英双方的第一手文献，重现谈判的具体过程，展现美英同盟背后的利益之争，而且，还能够跳出谈判本身，发掘其在英美霸权转移过程中的意义。比如在分析大萧条后美英达成的第一个贸易协定时，作者指出：“从美国角逐世界经济霸权所展开的对英经济外交角度来看，1938年的贸易协定极具象征意义。对美国来讲，它是对自1932年就已开始的对英经济外交的第一次成果，而且部分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即为美国的农产品打开 了英帝国市场。对英国来讲，与美国达成一项贸易协定同样扩展了英国的贸易圈，而且经过艰苦的交涉与谈判，最终还是捍卫了帝国特惠制。因而，围绕1938年贸易协定的这场英美经济外交基本上还算是一个旗鼓相当的双赢，尽管英国屈于经济之外诸因素的考虑而进行让步的基调已露端倪。但好景不长，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完全改变了英美双方未来讨价还价的地位，为美国角逐世界经济霸权带来了新的机会、战略与动力，却使得英国全面依靠美国的援助，完全失去与美国抗衡的资本。就此，让步与接受美国战略逐步成为英国的政策方向。”
由于振江博士的这项研究主要基于国内学者没有利用过的文献，使得这本论著中有很多国内学者并不了解的新知识，比如美英众多的贸易谈判全貌，都是第一次出现在中文的研究文献中。为了主题的连贯和论说的完整，作者也叙述了个别旧的议题，比如外交史学者耳熟能详的《大西洋宪章》。即便对这样的题目，作者在材料和解释都有新贡献。学者一般都强调这一宪章作为后来反法西斯同盟思想基础的积极价值，突出英美利益的一致性和共同性，忽略了在团结背后的利害冲突。为此，利用美英双方的外交密档，作者详细描述和分析了双方就该宪章涉及到英国帝国特惠制的第四条所展开的激烈争吵和让步妥协，还原了历史本来的真相。
国内的历史研究，或多或少地突出历史的必然性，忽略历史的偶然性。即使谈到偶然性，也把它看作是必然性的表现，这实际上是抹煞偶然性作为一个独立变量的存在。这固然与我们程式化的史观相联系，同样也是因为我们对历史细节研究不够，总是大而化之。对一个有经验的研究者来说，一旦深入到历史细节，他常常会发现，历史的发展实在是充满了众多偶然因素，它们的相互作用构成了历史多彩多姿的景观。虽然对细节的研究，会出现“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现象，但是，从历史学的一般研究目的而言，见到准确的树木，要比只见到朦胧的森林而不见确切的树木要重要得多。众多对树木的准确描述，放在一起，就可能会有一个清晰可见的森林；而众多对森林的朦胧描述，聚在一起，依然是一个深不可测的森林，结果，不仅无法获得森林的准确形象，而且也缺少形象具体的树木。因此，对历史学者而言，见树木要比见森林更重要。
振江博士的这本著述，无疑为我们描绘了国际经济秩序这个广袤森林中一片准确的树木。而且，在描绘这片树木时，作者也试图勾画出其所处森林之轮廓。尽管随着美国经济实力的增长和国际卷入的加深、扩大，尽管随着英帝国实力的相对和绝对衰落，美国肯定会取代英国而执世界经济秩序之牛耳，但是，这一过程何时开始何时完成，完全是偶然的因素。为此，作者认为，对美国来说，至少存在过三次机会：“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为美国问鼎世界经济霸权创造了‘第三次机会’。第一次世界大战将美国从债务国变为债权国的时间表大大提前，为之提供了‘第一次机会’；1929年开始的大萧条一劳永逸地摧毁了以金本位和自由贸易为标志的英国领导下的国际经济体系，为美国的崛起省去了破旧之力，可谓 ‘第二次机会’；二战的爆发则完全剥夺了在三十年代与之分庭抗礼、构成美国霸权之路最大外部挑战的英国在未来抗衡美国的任何资本，当为‘第三次机会’。如果说国内条件的不成熟致使美国浪费了‘第一次机会’，英帝国的外部抗拒使得‘第二次机会’也难以实现目标，那么美国决策者对‘第三次机会’则有着充分的认识与把握，追逐战后国际经济霸权的冲动犹如上弓之箭，蓄势待发。”显然，这样的论述较好地反应了历史发展本身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历史的研究以解决“问题”为目的，而不唯探究“主义”为宗旨。不过，问题的解决，实际上有助于对“主义”的梳理。比如，前面提到的那位金德尔伯格，就是经济自由主义的倡导者和权威。他的一个著名论断是，1930年代“美国无意而英国无力”充当世界经济霸主。但从对“问题”的微观研究中，振江博士却认为，金氏的论断流于简单，只注重所谓霸权“意志”这一表象问题。实际上，从本世纪初的西奥多·罗斯福开始，经过威尔逊，直至富兰克林·罗斯福，历届美国政府不但“有意”，而且都积极致力于建立美国领导下的世界新秩序。1930-1940年代美英双方艰难的经济交锋充分表明美国角逐世界经济霸权外部条件的不成熟，实际上，仅就1930年代而言，“英美两国都是有意但无力”摄取世界经济霸主之席。
此外，对于大名鼎鼎的凯恩斯，作者也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学界对凯恩斯的评价，完全是基于其丰富的经济学遗产，把他贴上“新自由主义”、“经典自由主义”以及“保守主义”等莫衷一是的标签。殊不知，凯恩斯更是一位实践性的经济学家，或者说身体力行的经济学家。作为1930-1940年代英国最出色的金融谈判代表，凯恩斯义无反顾地投入到为大英帝国的权势和尊严而与美国人的苦苦较量之中，直到以身殉职。通过研究他亲自参与和主持的对美经济外交谈判，作者发现，凯恩斯对外经济政策观点与立场的转变充分表明了他思想的灵活性和现实性，远不是那些后人的标签所能概括的。如果说有什么一成不变的思想的话，那“就是根据不同的国内外环境而采取不同的政策主张，以最终确保英国的大国地位和国家利益。”
这本研究四分之三世纪以前英美经济外交的著述，其意义远远超出了狭隘的外交史范围，值得不同领域的学者去阅读和品味。对美国研究者而言，可以了解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的决策过程和美国处理与盟国关系的方式方法；对世界历史学者来说，可以发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波澜壮阔的历史场景背后，还有建立战后经济秩序的复杂构思和激烈谈判；对国际经济学者来说，英美“换岗”和战后国际贸易、金融秩序形成的历史，无疑可以帮助加深了解这一秩序的现在和未来走向；对于国际关系学者来说，霸权和霸权转移，永远是一个迷人的主题。
作为作者原来的博士论文，本书严谨有余，生动不足。实际上，外交史也还是可以写得生动有趣。为此，作者也做了一些努力。其中，作者对英美经济外交两个主要代表人物(美国国务卿赫尔和凯恩斯)结局的论述，最令人难忘，极具象征意义。“从1934年开始，赫尔因互惠贸易法案被数次提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但始终因为种种原因而一直无缘获此殊荣，直到1945年底终于如愿以偿，可谓其个人生涯的最后一个完满句号。他为此信心百倍地憧憬着美国的未来：‘我们已经成熟，与此同时还是一个充满活力与资源的年轻国家’，‘美国什么也不惧怕，前途是确定无疑的。我们的巨大资源与机制确保着我们的命运，我们的机会永存。”与此同时，凯恩斯却上演着截然不同的最后篇章。“在健康已经受到了贷款谈判长期劳累和苦闷的致命损害”下，他依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第一次会议上“竭尽全力争取美国的点滴让步，顽强地坚持英国的观点”，像以往一样，他再次遭受美方的高压，被迫完成英美经济外交的最后一轮屈服和让步。在离开辛酸之地的火车上，凯恩斯旧病复发，陷入昏迷。一个月后，这位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溘然长逝。
的确，这两位杰出人物截然不同的个人遭遇，形象地代表了英美两国十多年角逐世界经济霸权的终局。借用一位美国学者的概括，作者总结了这一令人难忘的历史场景：“这是一个超级大国产生时发出的阵痛声和另一个超级大国走向没落时的痛苦呻吟声相互交错的场面，一个由他们是血亲的事实而衬托得更为令人心酸的故事”。至于这一故事是否真的“令人心酸”，还要靠读者自己去感受。
(《从英镑到美元：国际经济霸权的转移(1933-45)》，张振江著，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
谈主义既时髦，又省力。相比较而言，研究问题则是既落伍，又枯燥。因为主义通常是现成的，只需要“照着说”就可以；问题则是需要解决的，需要想办法“接着说”，也就是要下苦功夫去搜集资料，进行个案研究，来验证(证实或证伪)既有的理论。比如，在传统政治经济学和目前时髦的国际政治经济学(IPE)中，一个基本的假设就是各国力量发展的不平衡，会导致正在崛起的大国对国际社会的领导国或日霸权国构成挑战和威胁，最终导致战争。在列宁那里是帝国主义争夺殖民地的战争；在“霸权稳定论”主要倡导者、美国大牌学者罗伯特·吉尔平那里，是可能改变世界权力结构的“霸权战争”。略为不同的是，列宁认为帝国主义战争不可避免，吉尔平却没有这样绝对。在面对崛起的新兴强国的挑战时，后者认为现存的霸权国有三种基本策略：第一，消除产生这个问题的根源，即发动预防性战争“消灭或削弱新兴的挑战者”；其次，可以通过进一步扩张来寻求减少保持其地位的成本；第三是减少承担的外交义务，包括直接放弃承担的某些义务，“与威胁性较小的国家结盟或寻求和睦关系”，对新兴大国退让从而让其“分享维持现状的好处，换取其分担维持现状的成本”。(Robert Gilpin，War andChange in World Politic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pp．191—193)。国内众多论者被“霸权战争”这个概念的简约之美所迷惑，似乎忘却了吉尔平所总结的第三种策略。如果说前两种选择是近代世界历史发展的一种常态的话，那么，这“第三条道路”或许是现实世界，或者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一种趋势，代表了未来的一种发展方向，至少在国际经济领域。何以见得?这就需要实证性的经验研究，读者面前的这本著作，张振江博士的《从英镑到美元：国际经济霸权的转移(1933-45)》，就具有这样的说服力。
就国际的权势机构而言，十九世纪“不列颠治下的和平”已经让位于二十世纪后半叶“美国治下的和平”。这一转换是如何形成的?从表面上看，显然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有关，美国借二战领导者和战略物资提供者之便利，一举取代英国而成世界的领导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再次证明了现代国际关系史上的一个基本经验，没有一个崛起的新兴大国赢得过霸权战争的胜利，相反，新的霸主通常是前一个霸主的同盟或伙伴。这的确有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味道。那么，美国作为英国的盟友，又是如何取代英国地位的呢?如果考虑到国家的综合实力首先表现在经济实力，世界领导权也较多地表现为国际经济的主导权，显然，国际经济秩序中英国主导地位让位于美国，或者通俗地说，英镑让位于美元，就具有了最基础的意义。从这个角度来看，振江博士从美英经济外交入手，探讨国际经济主导权的转移，无疑别具一格，学术价值很高。
西谚曰：“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同样，罗马的衰落也非一日完成的。美国的经济实力在1890年代就超过了英国，到1913年时，美国的工业生产总值占到了世界工业总产值的三分之一，比英法德日四国加起来还多。尽管如此，世界的金融中心依然在伦敦而非纽约，英国依然可以依靠自己几个世纪积累的财富、经验和制度来维持自己的领导地位，即便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严重削弱了这一地位。迫使它放弃这一地位并寻求美国合作的是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面对极度金融恐慌为特征的世界经济危机，大英帝国最终无法承担起维系世界经济秩序的责任，也就是国际经济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在其名著《萧条中的世界，1929-1939》所指出的那样，“在金融危机银行关闭的紧要关头，作为重新启动金融的最终信贷者而发挥作用。”(Charles Kindleberger，The World in Depression，1929-1939，C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3，p．305)
当以邻为壑的经济和金融外交无法解决危机时，英美两国领导人便开始坐在一起，探讨克服危机的途径。这是一场典型的经济谈判，马拉松般漫长，锱铢较量。可以想见，这种经济权势的转移不是一蹴而就，必然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幸好有随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英国为了获得美国的援助，不得不做出越来越多的让步，加速了这一权势转移过程的完成。因此，对这一课题的研究，比较好的起点不是作为政治里程碑的二战，而是作为经济里程碑的大萧条。振江博士的研究时段，1933-1945，可谓恰到好处。正像作者所云，这一选择避免了对历史的人为割裂：“美国在四十年代迫使英国接受的贸易平等原则一直是国务卿赫尔在三十年代的对英经济外交主题，而英国坚持不放的帝国特惠制也正是三十年代英国对外经济战略的核心。三十年代双方在经济外交领域的冲突与妥协奠定了四十年代争锋的基调和主题。因而，以二战为分界的英美经济关系研究人为地割裂了从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两国对外经济政策及其外交折冲的连续性。”
我们这一代人，目睹了中国加入关贸总协定(GATT)和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漫长谈判过程。中国的一位主要谈判者感慨说，他从一头青丝谈到满头白发。贸易谈判可以说是各类外交谈判中最繁琐、最枯燥的讨价还价。对谈判的参与者来说，这个过程苦不堪言；对后来研究谈判的学者，研究过程也是异常乏味。20年前，我在阅读1946年《中美商约》谈判的全套英文记录时，就有这样的切身体验。当时，中美双方代表，为条约中的国民待遇和无条件最惠国待遇的条款，咬文嚼字，锱铢必较，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在被中国职业外交官为中国利益苦苦努力而感动的同时，我也表示，不愿再去碰这样的研究题目了。因此，看到振江这部围绕美英金融、贸易、援助谈判为核心来展开的外交史专著时，非常佩服作者知难而进的勇气。
作者出色的贡献，不仅在努力收集和挖掘美英双方的第一手文献，重现谈判的具体过程，展现美英同盟背后的利益之争，而且，还能够跳出谈判本身，发掘其在英美霸权转移过程中的意义。比如在分析大萧条后美英达成的第一个贸易协定时，作者指出：“从美国角逐世界经济霸权所展开的对英经济外交角度来看，1938年的贸易协定极具象征意义。对美国来讲，它是对自1932年就已开始的对英经济外交的第一次成果，而且部分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即为美国的农产品打开 了英帝国市场。对英国来讲，与美国达成一项贸易协定同样扩展了英国的贸易圈，而且经过艰苦的交涉与谈判，最终还是捍卫了帝国特惠制。因而，围绕1938年贸易协定的这场英美经济外交基本上还算是一个旗鼓相当的双赢，尽管英国屈于经济之外诸因素的考虑而进行让步的基调已露端倪。但好景不长，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完全改变了英美双方未来讨价还价的地位，为美国角逐世界经济霸权带来了新的机会、战略与动力，却使得英国全面依靠美国的援助，完全失去与美国抗衡的资本。就此，让步与接受美国战略逐步成为英国的政策方向。”
由于振江博士的这项研究主要基于国内学者没有利用过的文献，使得这本论著中有很多国内学者并不了解的新知识，比如美英众多的贸易谈判全貌，都是第一次出现在中文的研究文献中。为了主题的连贯和论说的完整，作者也叙述了个别旧的议题，比如外交史学者耳熟能详的《大西洋宪章》。即便对这样的题目，作者在材料和解释都有新贡献。学者一般都强调这一宪章作为后来反法西斯同盟思想基础的积极价值，突出英美利益的一致性和共同性，忽略了在团结背后的利害冲突。为此，利用美英双方的外交密档，作者详细描述和分析了双方就该宪章涉及到英国帝国特惠制的第四条所展开的激烈争吵和让步妥协，还原了历史本来的真相。
国内的历史研究，或多或少地突出历史的必然性，忽略历史的偶然性。即使谈到偶然性，也把它看作是必然性的表现，这实际上是抹煞偶然性作为一个独立变量的存在。这固然与我们程式化的史观相联系，同样也是因为我们对历史细节研究不够，总是大而化之。对一个有经验的研究者来说，一旦深入到历史细节，他常常会发现，历史的发展实在是充满了众多偶然因素，它们的相互作用构成了历史多彩多姿的景观。虽然对细节的研究，会出现“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现象，但是，从历史学的一般研究目的而言，见到准确的树木，要比只见到朦胧的森林而不见确切的树木要重要得多。众多对树木的准确描述，放在一起，就可能会有一个清晰可见的森林；而众多对森林的朦胧描述，聚在一起，依然是一个深不可测的森林，结果，不仅无法获得森林的准确形象，而且也缺少形象具体的树木。因此，对历史学者而言，见树木要比见森林更重要。
振江博士的这本著述，无疑为我们描绘了国际经济秩序这个广袤森林中一片准确的树木。而且，在描绘这片树木时，作者也试图勾画出其所处森林之轮廓。尽管随着美国经济实力的增长和国际卷入的加深、扩大，尽管随着英帝国实力的相对和绝对衰落，美国肯定会取代英国而执世界经济秩序之牛耳，但是，这一过程何时开始何时完成，完全是偶然的因素。为此，作者认为，对美国来说，至少存在过三次机会：“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为美国问鼎世界经济霸权创造了‘第三次机会’。第一次世界大战将美国从债务国变为债权国的时间表大大提前，为之提供了‘第一次机会’；1929年开始的大萧条一劳永逸地摧毁了以金本位和自由贸易为标志的英国领导下的国际经济体系，为美国的崛起省去了破旧之力，可谓 ‘第二次机会’；二战的爆发则完全剥夺了在三十年代与之分庭抗礼、构成美国霸权之路最大外部挑战的英国在未来抗衡美国的任何资本，当为‘第三次机会’。如果说国内条件的不成熟致使美国浪费了‘第一次机会’，英帝国的外部抗拒使得‘第二次机会’也难以实现目标，那么美国决策者对‘第三次机会’则有着充分的认识与把握，追逐战后国际经济霸权的冲动犹如上弓之箭，蓄势待发。”显然，这样的论述较好地反应了历史发展本身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历史的研究以解决“问题”为目的，而不唯探究“主义”为宗旨。不过，问题的解决，实际上有助于对“主义”的梳理。比如，前面提到的那位金德尔伯格，就是经济自由主义的倡导者和权威。他的一个著名论断是，1930年代“美国无意而英国无力”充当世界经济霸主。但从对“问题”的微观研究中，振江博士却认为，金氏的论断流于简单，只注重所谓霸权“意志”这一表象问题。实际上，从本世纪初的西奥多·罗斯福开始，经过威尔逊，直至富兰克林·罗斯福，历届美国政府不但“有意”，而且都积极致力于建立美国领导下的世界新秩序。1930-1940年代美英双方艰难的经济交锋充分表明美国角逐世界经济霸权外部条件的不成熟，实际上，仅就1930年代而言，“英美两国都是有意但无力”摄取世界经济霸主之席。
此外，对于大名鼎鼎的凯恩斯，作者也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学界对凯恩斯的评价，完全是基于其丰富的经济学遗产，把他贴上“新自由主义”、“经典自由主义”以及“保守主义”等莫衷一是的标签。殊不知，凯恩斯更是一位实践性的经济学家，或者说身体力行的经济学家。作为1930-1940年代英国最出色的金融谈判代表，凯恩斯义无反顾地投入到为大英帝国的权势和尊严而与美国人的苦苦较量之中，直到以身殉职。通过研究他亲自参与和主持的对美经济外交谈判，作者发现，凯恩斯对外经济政策观点与立场的转变充分表明了他思想的灵活性和现实性，远不是那些后人的标签所能概括的。如果说有什么一成不变的思想的话，那“就是根据不同的国内外环境而采取不同的政策主张，以最终确保英国的大国地位和国家利益。”
这本研究四分之三世纪以前英美经济外交的著述，其意义远远超出了狭隘的外交史范围，值得不同领域的学者去阅读和品味。对美国研究者而言，可以了解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的决策过程和美国处理与盟国关系的方式方法；对世界历史学者来说，可以发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波澜壮阔的历史场景背后，还有建立战后经济秩序的复杂构思和激烈谈判；对国际经济学者来说，英美“换岗”和战后国际贸易、金融秩序形成的历史，无疑可以帮助加深了解这一秩序的现在和未来走向；对于国际关系学者来说，霸权和霸权转移，永远是一个迷人的主题。
作为作者原来的博士论文，本书严谨有余，生动不足。实际上，外交史也还是可以写得生动有趣。为此，作者也做了一些努力。其中，作者对英美经济外交两个主要代表人物(美国国务卿赫尔和凯恩斯)结局的论述，最令人难忘，极具象征意义。“从1934年开始，赫尔因互惠贸易法案被数次提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但始终因为种种原因而一直无缘获此殊荣，直到1945年底终于如愿以偿，可谓其个人生涯的最后一个完满句号。他为此信心百倍地憧憬着美国的未来：‘我们已经成熟，与此同时还是一个充满活力与资源的年轻国家’，‘美国什么也不惧怕，前途是确定无疑的。我们的巨大资源与机制确保着我们的命运，我们的机会永存。”与此同时，凯恩斯却上演着截然不同的最后篇章。“在健康已经受到了贷款谈判长期劳累和苦闷的致命损害”下，他依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第一次会议上“竭尽全力争取美国的点滴让步，顽强地坚持英国的观点”，像以往一样，他再次遭受美方的高压，被迫完成英美经济外交的最后一轮屈服和让步。在离开辛酸之地的火车上，凯恩斯旧病复发，陷入昏迷。一个月后，这位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溘然长逝。
的确，这两位杰出人物截然不同的个人遭遇，形象地代表了英美两国十多年角逐世界经济霸权的终局。借用一位美国学者的概括，作者总结了这一令人难忘的历史场景：“这是一个超级大国产生时发出的阵痛声和另一个超级大国走向没落时的痛苦呻吟声相互交错的场面，一个由他们是血亲的事实而衬托得更为令人心酸的故事”。至于这一故事是否真的“令人心酸”，还要靠读者自己去感受。
(《从英镑到美元：国际经济霸权的转移(1933-45)》，张振江著，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