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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子谦先生《论钱钟书》中有一篇《(谈艺录·序)笺释》，细读之后觉得作者用力甚勤，钩稽故实，力求诠释钱钟书先生的序文，使其词意豁显，语无剩义。这对一般青年读者是大有裨益的。但有几处似仍不够准确，现依次提出，并陈拙见，以求正于作者及广大读者。
1、序文：“麓藏阁置，以待贞元。”
陈注[十四]：“贞元，年号。唐德宗(李适)、金海陵王(完颜亮)、元成宗(奇渥温铁穆尔)曾用此年号。序文用以比喻开明盛世或美好时日。”
按：(一)元成宗年号为“元贞”，非“贞元”，陈先生此处欠严谨。(二)“贞元”年号何以能“比喻开明盛世或美好时日”?陈先生未说明。此因未获真解，故想当然。
周振甫注释的《严复诗文选》252页《次韵答孙生》，首句即云“贞下何曾更起元”，注[一]：“贞下起元：《易·乾》：‘元、亨、利、贞。’朱熹比作春、夏、秋、冬。贞下起元，好比冬尽春回，喻好转。”
周的注释对，“贞元”不是“比喻开明盛世或美好时日”，而是表示对复兴的希望。
朱熹不仅把元、亨、利、贞比作春、夏、秋、冬，四库全书本《文公易说》卷十五《文言传》，全是讲元、亨、利贞的。304页，甘节录：“以天道言之，为元、亨、利、贞；以四时言之，为春、夏、秋、冬；以人道言之，为仁、义、礼、智；以气候言之，为温、凉、燥、湿；以四方言之，为东、西、南、北。”周氏之注，应本于此。
至于贞元之变，《文公易说》313页：“元亨利贞无断处，贞了又元。今日子时前便是昨日亥时。物有夏秋冬生底，是到这里方感得生气，它自有个小小元亨利贞。气无始无终，且从元处说起，元之前又是贞了。”
《文公易说》卷七，158页：“陈淳举伊川‘以动之端为天地之心’，先生(指朱熹)曰：‘……元亨利贞：元是萌芽初时，亨是长枝叶的，利是成遂时，贞是结实归宿处。下梢若无这归宿处，便也无这元了。惟有这归宿处，元又从此起。元了又贞，贞了又元，万古只如此循环无穷……’”所以，元成宗根据“元了又贞”之理，以“元贞”为年号，显示他的统治稳定正常，始终是太平盛世；而唐德宗、金海陵王则根据“贞了又元”之理，以“贞元”为年号，寄寓乱极而治、国势复兴之意。我们查阅新、旧《唐书》和《金史》，就明白当时的乱象。
有人会说，朱熹是南宋人，唐德宗怎么会知道他的“贞了又元”之说呢?我这里说的是“贞了又元”之理。《旧唐书·傅仁均传》：“昔洛下闳以汉武太初元年岁在丁丑，创历起元，元在丁丑。”南宋的王应麟在《困学纪闻》中说：“周正建子，盖贞下起元之义。”而《周易折中集说》也说：“物既始，则必亨，亨则必利，利之极必复于元。”汉儒以来已说明这“贞下起元”之理。
现在，为了更好地说明钱先生序文“以俟贞元”的寓意，我再引冯友兰先生一段话。
《三松堂全集·三松堂自序》(第一卷)《“贞元六书”：从“照着讲”到“接着讲”》：先引《新原人·自序》：“况我国家民族，值贞元之会，当绝续之交……总名之日贞元之际所著书：以志艰危，且鸣盛世。”冯先生又解释道：“所谓‘贞元之际’，就是说，抗战时期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时期。当时我想，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了中国大部分领土，把当时的中国政府和文化机关都赶到西南角上。历史上有过晋、宋、明三朝的南渡，南渡的人都沒有能活着回来。可是这次抗日战争，中国一定要胜利，中华民族一定要复兴，这次‘南渡’的人一定要活着回来。这就叫‘贞下起元’。这个时期就叫‘贞元之际’。”
我想，看了以上的话，读者该都理解钱先生序文“以俟贞元”的意思了。
2、序文：“不醉多谬。”
陈注[二九]：“友人王月转辽宁大学李汉超教授语：‘不醉多谬’当注引陶渊明《饮酒》第二十首：‘但恨多谬误，君当恕罪人。’所言甚确。”
按：“罪”当作“醉”。这可以看出陈先生不够谨严，和上述“元贞”年号误为“贞元”一样。
3、序文：“皆指馈贫之困。”
陈注[三一]：“‘困’指藏粮之地。《文心雕龙·神思》有‘博见为馈贫之粮’语。钱先生不说‘皆赠馈贫之粮’，而言‘皆指馈贫之困’，比喻更切合文义。”
按：此由不知“指困”二字出处。《三国志·吴·鲁肃传》：“周瑜为居巢长，将数百人故过候肃，并求资粮。肃家有两困米，各三千斛。肃乃旨一困与周瑜。”后因以“指园”比喻慷慨资助朋友。
4、序文：“遗意足师，祖构有据。”
陈注[二七]特将刘知几《史通·补注》照录，而标点下文为“若挚虞之《三辅决录》，陈寿之《汉季辅臣》，周处之《阳羡风土》，常璩之《华阳士女》……”
按：陈先生如参考了清人浦起龙的《史通通释》，必不至于将《季汉辅臣》颠倒为《汉季辅臣》，更不会将“华阳士女”标成《华阳士女》，世岂有如此一书?上海古籍出版社王煦华先生校点《史通通释》便很正确。再看浦起龙所释，便知《三辅决录》乃赵岐著，而挚虞为之注；《季汉辅臣赞》乃三国蜀汉杨戏所著，而陈寿《蜀志》多采其文；“华阳士女”由吕大防《华阳国志·序》而来。吕序云：“晋常璩作《华阳国志》，自先汉至晋初，逾四百岁，士女可书者四百人。”
我指出这些，为的是希望学人治学，切戒粗疏。阮元曾戒学者勿以一目十行自矜，而要做到十目一行。钱钟书先生是最谨慎的，可《管锥编》仍有不少错误。经人指正后，竟汇编为第五册，附于《管锥编》四大册之后，“以志吾过，且旌善人”。此真以学术为天下公器的最佳范例。“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我们研究钱学，就要学习钱先生细针密缕的治学精神，和他的那种“禹拜昌言”的虚心态度。
1、序文：“麓藏阁置，以待贞元。”
陈注[十四]：“贞元，年号。唐德宗(李适)、金海陵王(完颜亮)、元成宗(奇渥温铁穆尔)曾用此年号。序文用以比喻开明盛世或美好时日。”
按：(一)元成宗年号为“元贞”，非“贞元”，陈先生此处欠严谨。(二)“贞元”年号何以能“比喻开明盛世或美好时日”?陈先生未说明。此因未获真解，故想当然。
周振甫注释的《严复诗文选》252页《次韵答孙生》，首句即云“贞下何曾更起元”，注[一]：“贞下起元：《易·乾》：‘元、亨、利、贞。’朱熹比作春、夏、秋、冬。贞下起元，好比冬尽春回，喻好转。”
周的注释对，“贞元”不是“比喻开明盛世或美好时日”，而是表示对复兴的希望。
朱熹不仅把元、亨、利、贞比作春、夏、秋、冬，四库全书本《文公易说》卷十五《文言传》，全是讲元、亨、利贞的。304页，甘节录：“以天道言之，为元、亨、利、贞；以四时言之，为春、夏、秋、冬；以人道言之，为仁、义、礼、智；以气候言之，为温、凉、燥、湿；以四方言之，为东、西、南、北。”周氏之注，应本于此。
至于贞元之变，《文公易说》313页：“元亨利贞无断处，贞了又元。今日子时前便是昨日亥时。物有夏秋冬生底，是到这里方感得生气，它自有个小小元亨利贞。气无始无终，且从元处说起，元之前又是贞了。”
《文公易说》卷七，158页：“陈淳举伊川‘以动之端为天地之心’，先生(指朱熹)曰：‘……元亨利贞：元是萌芽初时，亨是长枝叶的，利是成遂时，贞是结实归宿处。下梢若无这归宿处，便也无这元了。惟有这归宿处，元又从此起。元了又贞，贞了又元，万古只如此循环无穷……’”所以，元成宗根据“元了又贞”之理，以“元贞”为年号，显示他的统治稳定正常，始终是太平盛世；而唐德宗、金海陵王则根据“贞了又元”之理，以“贞元”为年号，寄寓乱极而治、国势复兴之意。我们查阅新、旧《唐书》和《金史》，就明白当时的乱象。
有人会说，朱熹是南宋人，唐德宗怎么会知道他的“贞了又元”之说呢?我这里说的是“贞了又元”之理。《旧唐书·傅仁均传》：“昔洛下闳以汉武太初元年岁在丁丑，创历起元，元在丁丑。”南宋的王应麟在《困学纪闻》中说：“周正建子，盖贞下起元之义。”而《周易折中集说》也说：“物既始，则必亨，亨则必利，利之极必复于元。”汉儒以来已说明这“贞下起元”之理。
现在，为了更好地说明钱先生序文“以俟贞元”的寓意，我再引冯友兰先生一段话。
《三松堂全集·三松堂自序》(第一卷)《“贞元六书”：从“照着讲”到“接着讲”》：先引《新原人·自序》：“况我国家民族，值贞元之会，当绝续之交……总名之日贞元之际所著书：以志艰危，且鸣盛世。”冯先生又解释道：“所谓‘贞元之际’，就是说，抗战时期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时期。当时我想，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了中国大部分领土，把当时的中国政府和文化机关都赶到西南角上。历史上有过晋、宋、明三朝的南渡，南渡的人都沒有能活着回来。可是这次抗日战争，中国一定要胜利，中华民族一定要复兴，这次‘南渡’的人一定要活着回来。这就叫‘贞下起元’。这个时期就叫‘贞元之际’。”
我想，看了以上的话，读者该都理解钱先生序文“以俟贞元”的意思了。
2、序文：“不醉多谬。”
陈注[二九]：“友人王月转辽宁大学李汉超教授语：‘不醉多谬’当注引陶渊明《饮酒》第二十首：‘但恨多谬误，君当恕罪人。’所言甚确。”
按：“罪”当作“醉”。这可以看出陈先生不够谨严，和上述“元贞”年号误为“贞元”一样。
3、序文：“皆指馈贫之困。”
陈注[三一]：“‘困’指藏粮之地。《文心雕龙·神思》有‘博见为馈贫之粮’语。钱先生不说‘皆赠馈贫之粮’，而言‘皆指馈贫之困’，比喻更切合文义。”
按：此由不知“指困”二字出处。《三国志·吴·鲁肃传》：“周瑜为居巢长，将数百人故过候肃，并求资粮。肃家有两困米，各三千斛。肃乃旨一困与周瑜。”后因以“指园”比喻慷慨资助朋友。
4、序文：“遗意足师，祖构有据。”
陈注[二七]特将刘知几《史通·补注》照录，而标点下文为“若挚虞之《三辅决录》，陈寿之《汉季辅臣》，周处之《阳羡风土》，常璩之《华阳士女》……”
按：陈先生如参考了清人浦起龙的《史通通释》，必不至于将《季汉辅臣》颠倒为《汉季辅臣》，更不会将“华阳士女”标成《华阳士女》，世岂有如此一书?上海古籍出版社王煦华先生校点《史通通释》便很正确。再看浦起龙所释，便知《三辅决录》乃赵岐著，而挚虞为之注；《季汉辅臣赞》乃三国蜀汉杨戏所著，而陈寿《蜀志》多采其文；“华阳士女”由吕大防《华阳国志·序》而来。吕序云：“晋常璩作《华阳国志》，自先汉至晋初，逾四百岁，士女可书者四百人。”
我指出这些，为的是希望学人治学，切戒粗疏。阮元曾戒学者勿以一目十行自矜，而要做到十目一行。钱钟书先生是最谨慎的，可《管锥编》仍有不少错误。经人指正后，竟汇编为第五册，附于《管锥编》四大册之后，“以志吾过，且旌善人”。此真以学术为天下公器的最佳范例。“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我们研究钱学，就要学习钱先生细针密缕的治学精神，和他的那种“禹拜昌言”的虚心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