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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翻译文学是既不同于外国文学也不同于本国文学，介于外国文学与本国文学之间的一种文学存在形式。翻译文学的蓝本是外国文学，经过翻译家之手译介并传入到目的语国，成为目的语国文学形式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长期以来，翻译文学的作用与价值都被人们所忽视。本文旨在探讨翻译文学这一独特的文学存在形式在串联外国文学与本国文学的过程中所发揮出的独特作用与特有价值，以期引起人们对翻译文学的广泛认可和足够重视。
【关键词】翻译文学；文学存在形式；特有价值
【作者简介】孙一文，重庆工商大学。
一、引言
翻译文学这一文学形式与文学翻译活动几乎是同一时间出现的。有了文学翻译活动，自然就会出现翻译文学。但是翻译文学被当作一个特有的概念或文学形式被录入条目，最早应该出现在19世纪70年代日本的《比较文学辞典》。长期以来，翻译文学都被当做是外国文学，然而人们却忽视了外国文学是出自外国作家本人之手，而翻译文学是出自译语国翻译家之手。翻译家早已经将本土国的意识形态，文化价值取向以及翻译家本人的审美情趣有意或无意地融入到外国文学之中了。因此，翻译文学绝不可能与外国文学划等号。翻译文学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存在形式，成为了连接外国文学与本国文学的有效桥梁。
近年来有部分学者开始意识到翻译文学的重要性，并开始发表文章为翻译文学正名。但是就翻译文学其独有的价值进行论述的仍然屈指可数。笔者在此篇论文中想就翻译文学与文学翻译的关系，翻译文学充当外国文学与本国文学的纽带以及翻译文学对本国文学的丰富进行相应论述。
二、翻译文学的创作蓝本——外国文学
如果要论翻译文学，首先肯定离不开翻译文学的蓝本，也就是外国文学。翻译文学不是翻译家根据自己的想象凭空创造出来的，这个创作有其原始底本。比如傅雷翻译的法国作家巴尔扎克的名著《高老头》，朱生豪翻译的英国著名戏剧家莎士比亚的《莎士比亚戏剧全集》， 吴钧燮翻译的英国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的代表作《简爱》等。这些翻译家所翻译出来的作品并非翻译家本人的原始创作，而是根据外国作家已有的文学作品而进行的不同程度的创作。因此，翻译文学不能完全独立于外国文学，这两者的关系尤为紧密。以《莎士比亚戏剧全集》为例，就有朱生豪，卞之琳，梁实秋等翻译家对其进行过翻译，如果割裂了翻译文学与外国文学之间的联系，那么就不可能出现不同的译本。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既然翻译文学与外国文学有着如此紧密的联系，那么翻译文学到底是不是外国文学？这个问题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鉴别。首先，创作者方面。外国文学的创作者是外国作者，而翻译文学的创作者是本国翻译家。比如，朱生豪翻译的《莎士比亚戏剧全集》，其作者就是朱生豪本人，绝不可能是莎士比亚。首先，莎士比亚已经去世了几百年；其次，莎士比亚不可能用中文写作。因此在这一点上，这两者就是不同的概念。其次，从作品所具有的文学特征来看，《莎士比亚戏剧全集》原著完全出自莎士比亚之手，不论从文化归属，意识形态，审美情趣来看，都属于英国文化的范畴；然而，朱生豪译本却将中国文化价值观，意识形态以及朱生豪本人的审美情趣嵌入了该作品当中。因此，朱生豪译本可谓是对《莎士比亚戏剧全集》原著的再创作。
三、翻译文学在串联外国文学与本国文学的过程中所发挥的独特作用
前面我们已经讨论过了翻译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异同。翻译文学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形式而存在。翻译家阅读了原著过后，对原著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这其中的见解就包含了翻译家本人所属国的文化背景，意识形态，翻译家自身审美情趣以及价值取向。因此翻译家在进行翻译的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对原著进行了创造性叛逆。“创造性叛逆”这一概念最早是由法国文学社会学家埃斯卡皮提出来的。所谓创造性叛逆，即将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并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谢天振 2013：2）。然而，翻译文学虽然属于对原著的创造性叛逆，但并非和原著没有丝毫关系。如前所述，翻译文学的原始底本是外国文学，而非翻译家本人的凭空创作。因此，翻译文学是翻译家“带着镣铐跳舞”得来的。可见，翻译文学既离不开外国文学而又不是外国文学。
虽说翻译文学不是外国文学，可是翻译文学却是翻译家根据外国文学翻译得来，因此翻译文学恰好在外国文学与本国读者间搭建了一座隐形的桥梁。翻译家将外国文学作品翻译成本国语言，使得本国读者和本国作者有机会通过翻译家的手窥见不同种类的文学形式，写作手法以及文学理念。前面笔者提到，翻译文学这一文学形式与文学翻译活动几乎是同一时间产生的，因为有了文学翻译活动，必然就会有翻译文学。只不过人们意识到并承认其地位的时间较晚而已，但意识较晚或者没有承认其地位并不代表这一形式不存在。中国文学翻译活动的高峰期出现在近现代的中国，一大批留洋归国的文学家和翻译家非常乐于接受新思想以及新观念，将外国经典作品带到中国。比如近代文学家，翻译家林纾就翻译过众多外国作品，如法国小仲马的《巴黎茶花女遗事》，英国作家丹尼尔·笛福的《鲁宾逊漂流记》以及希腊《伊索寓言》等；再如近代著名翻译家梁实秋，翻译过《莎士比亚全集》，《英国文学史》等；又如著名翻译家傅雷，钱钟书，林语堂，朱生豪，杨宪逸等。近现代的文学翻译活动可谓如火如荼，近现代翻译家所翻译的文学典籍可谓卷帙浩繁。
翻译文学这一独特的文学存在形式吸取了外国文学中的新形式，新思想，因此对本国文学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和影响。首先，是对文学表现形式的影响。古代中国，诗歌和散文被文学家们当作正统文体，小说和戏剧并不入流，而被正统文学家当作闲书。但是在欧洲国家，小说和戏剧却是文学家们非常推崇的文学体裁。英国乃至世界上最伟大的戏剧学家莎士比亚，以其戏剧语言的诗意化，情节的丰富性，风格的浪漫化享誉世界文坛（徐群晖：38）。近代中国，部分翻译家将莎士比亚的戏剧译成中文，从而深受国内文学家的喜爱。中国近现代的文学家以及戏剧学家田汉，曹禺，老舍，郭沫若等都深受莎士比亚戏剧的影响。曹禺甚至还说过，宇宙有多神奇，莎士比亚就有多神奇，可见其对莎士比亚的推崇。 郭沫若也曾在不同场合提到过莎士比亚对自己从事诗剧的影响。在近现代的中国，戏剧在中国的地位逐渐提高。其次，翻译文学为中国文学由古代文学向现代文学的过渡提供了有力支持。中国古代文学虽然文字精美，思想精湛，但是形式相对拘泥，不够灵活多变。翻译文学将更加开放，形式灵活多样的新文体新思想带到了中国，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崛起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鲁迅，郭沫若，徐志摩，矛盾，林语堂，钱钟书等人均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代表人物，他们的作品也深受翻译文学的影响。
四、结语
翻译文学既不等同于外国文学，也不完全等同于本国文学，而是外国文学与本国文学中间重要的一环。翻译文学与外国文学和本国文学一样，都有自己独特的价值。长时间以来，人们对翻译文学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使其没有相应的地位。我们只有把翻译文学当作一种独立的文学存在形式，才能够清晰地认识到它的地位与价值。
参考文献：
[1]周秀苗.论翻译文学对我国现代文学观念变革的影响[J].作家杂志，2009（4）：173.
[2]明树杰.论翻译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文体的影响[J].文化心旅 161-163.
[3]徐群晖.论莎士比亚对中国现代戏剧的影响[J].文学评论，2003 （3）：38-45.
[4]谢天振.翻译文学当然是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与王树荣先生商榷 [J].书城杂志，1995（4）：25-27.
[5]曹顺庆，郑宇.翻译文学与文学的他国化[J].外国文学研究，2011 （6）：111-117.
[6]武林蕴.从文学翻译到翻译文学[J].177.
【关键词】翻译文学；文学存在形式；特有价值
【作者简介】孙一文，重庆工商大学。
一、引言
翻译文学这一文学形式与文学翻译活动几乎是同一时间出现的。有了文学翻译活动，自然就会出现翻译文学。但是翻译文学被当作一个特有的概念或文学形式被录入条目，最早应该出现在19世纪70年代日本的《比较文学辞典》。长期以来，翻译文学都被当做是外国文学，然而人们却忽视了外国文学是出自外国作家本人之手，而翻译文学是出自译语国翻译家之手。翻译家早已经将本土国的意识形态，文化价值取向以及翻译家本人的审美情趣有意或无意地融入到外国文学之中了。因此，翻译文学绝不可能与外国文学划等号。翻译文学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存在形式，成为了连接外国文学与本国文学的有效桥梁。
近年来有部分学者开始意识到翻译文学的重要性，并开始发表文章为翻译文学正名。但是就翻译文学其独有的价值进行论述的仍然屈指可数。笔者在此篇论文中想就翻译文学与文学翻译的关系，翻译文学充当外国文学与本国文学的纽带以及翻译文学对本国文学的丰富进行相应论述。
二、翻译文学的创作蓝本——外国文学
如果要论翻译文学，首先肯定离不开翻译文学的蓝本，也就是外国文学。翻译文学不是翻译家根据自己的想象凭空创造出来的，这个创作有其原始底本。比如傅雷翻译的法国作家巴尔扎克的名著《高老头》，朱生豪翻译的英国著名戏剧家莎士比亚的《莎士比亚戏剧全集》， 吴钧燮翻译的英国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的代表作《简爱》等。这些翻译家所翻译出来的作品并非翻译家本人的原始创作，而是根据外国作家已有的文学作品而进行的不同程度的创作。因此，翻译文学不能完全独立于外国文学，这两者的关系尤为紧密。以《莎士比亚戏剧全集》为例，就有朱生豪，卞之琳，梁实秋等翻译家对其进行过翻译，如果割裂了翻译文学与外国文学之间的联系，那么就不可能出现不同的译本。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既然翻译文学与外国文学有着如此紧密的联系，那么翻译文学到底是不是外国文学？这个问题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鉴别。首先，创作者方面。外国文学的创作者是外国作者，而翻译文学的创作者是本国翻译家。比如，朱生豪翻译的《莎士比亚戏剧全集》，其作者就是朱生豪本人，绝不可能是莎士比亚。首先，莎士比亚已经去世了几百年；其次，莎士比亚不可能用中文写作。因此在这一点上，这两者就是不同的概念。其次，从作品所具有的文学特征来看，《莎士比亚戏剧全集》原著完全出自莎士比亚之手，不论从文化归属，意识形态，审美情趣来看，都属于英国文化的范畴；然而，朱生豪译本却将中国文化价值观，意识形态以及朱生豪本人的审美情趣嵌入了该作品当中。因此，朱生豪译本可谓是对《莎士比亚戏剧全集》原著的再创作。
三、翻译文学在串联外国文学与本国文学的过程中所发挥的独特作用
前面我们已经讨论过了翻译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异同。翻译文学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形式而存在。翻译家阅读了原著过后，对原著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这其中的见解就包含了翻译家本人所属国的文化背景，意识形态，翻译家自身审美情趣以及价值取向。因此翻译家在进行翻译的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对原著进行了创造性叛逆。“创造性叛逆”这一概念最早是由法国文学社会学家埃斯卡皮提出来的。所谓创造性叛逆，即将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并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谢天振 2013：2）。然而，翻译文学虽然属于对原著的创造性叛逆，但并非和原著没有丝毫关系。如前所述，翻译文学的原始底本是外国文学，而非翻译家本人的凭空创作。因此，翻译文学是翻译家“带着镣铐跳舞”得来的。可见，翻译文学既离不开外国文学而又不是外国文学。
虽说翻译文学不是外国文学，可是翻译文学却是翻译家根据外国文学翻译得来，因此翻译文学恰好在外国文学与本国读者间搭建了一座隐形的桥梁。翻译家将外国文学作品翻译成本国语言，使得本国读者和本国作者有机会通过翻译家的手窥见不同种类的文学形式，写作手法以及文学理念。前面笔者提到，翻译文学这一文学形式与文学翻译活动几乎是同一时间产生的，因为有了文学翻译活动，必然就会有翻译文学。只不过人们意识到并承认其地位的时间较晚而已，但意识较晚或者没有承认其地位并不代表这一形式不存在。中国文学翻译活动的高峰期出现在近现代的中国，一大批留洋归国的文学家和翻译家非常乐于接受新思想以及新观念，将外国经典作品带到中国。比如近代文学家，翻译家林纾就翻译过众多外国作品，如法国小仲马的《巴黎茶花女遗事》，英国作家丹尼尔·笛福的《鲁宾逊漂流记》以及希腊《伊索寓言》等；再如近代著名翻译家梁实秋，翻译过《莎士比亚全集》，《英国文学史》等；又如著名翻译家傅雷，钱钟书，林语堂，朱生豪，杨宪逸等。近现代的文学翻译活动可谓如火如荼，近现代翻译家所翻译的文学典籍可谓卷帙浩繁。
翻译文学这一独特的文学存在形式吸取了外国文学中的新形式，新思想，因此对本国文学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和影响。首先，是对文学表现形式的影响。古代中国，诗歌和散文被文学家们当作正统文体，小说和戏剧并不入流，而被正统文学家当作闲书。但是在欧洲国家，小说和戏剧却是文学家们非常推崇的文学体裁。英国乃至世界上最伟大的戏剧学家莎士比亚，以其戏剧语言的诗意化，情节的丰富性，风格的浪漫化享誉世界文坛（徐群晖：38）。近代中国，部分翻译家将莎士比亚的戏剧译成中文，从而深受国内文学家的喜爱。中国近现代的文学家以及戏剧学家田汉，曹禺，老舍，郭沫若等都深受莎士比亚戏剧的影响。曹禺甚至还说过，宇宙有多神奇，莎士比亚就有多神奇，可见其对莎士比亚的推崇。 郭沫若也曾在不同场合提到过莎士比亚对自己从事诗剧的影响。在近现代的中国，戏剧在中国的地位逐渐提高。其次，翻译文学为中国文学由古代文学向现代文学的过渡提供了有力支持。中国古代文学虽然文字精美，思想精湛，但是形式相对拘泥，不够灵活多变。翻译文学将更加开放，形式灵活多样的新文体新思想带到了中国，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崛起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鲁迅，郭沫若，徐志摩，矛盾，林语堂，钱钟书等人均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代表人物，他们的作品也深受翻译文学的影响。
四、结语
翻译文学既不等同于外国文学，也不完全等同于本国文学，而是外国文学与本国文学中间重要的一环。翻译文学与外国文学和本国文学一样，都有自己独特的价值。长时间以来，人们对翻译文学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使其没有相应的地位。我们只有把翻译文学当作一种独立的文学存在形式，才能够清晰地认识到它的地位与价值。
参考文献：
[1]周秀苗.论翻译文学对我国现代文学观念变革的影响[J].作家杂志，2009（4）：173.
[2]明树杰.论翻译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文体的影响[J].文化心旅 161-163.
[3]徐群晖.论莎士比亚对中国现代戏剧的影响[J].文学评论，2003 （3）：38-45.
[4]谢天振.翻译文学当然是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与王树荣先生商榷 [J].书城杂志，1995（4）：25-27.
[5]曹顺庆，郑宇.翻译文学与文学的他国化[J].外国文学研究，2011 （6）：111-117.
[6]武林蕴.从文学翻译到翻译文学[J].1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