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15岁就投身抗日根据地工作、经受过革命战争洗礼的党的宣传员，王愿坚之能一直把书写红军英雄事迹作为自己毕生职责与使命，既源于其1953年秋天到福建东山岛采访时所寻获到的大量红军事迹的精神感召，也源于其对共产主义革命事业根深蒂固的信仰。由于写作素材均来自真实生活，同时还融入了作家个人的成长经历与情感体验，王愿坚小说有着挥之不去的历史真实感，从而跻身于十七年革命文学的行列并被人们永远铭记。以其开启红军题材写作的起点之作《党费》来说，该作品发表后获得很好反响，长期被收入中学语文课本，在1958年被导演林农拍摄成电影《党的女儿》，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还被改编为现代豫剧、翻拍成电视连续剧，感动和教育了数代读者，这都说明《党费》在唤起红色情怀、培育社会正能量方面所发挥着的积极而重要的作用。
　　短篇小说《党费》最早发表于《解放军文艺》1954年12月号上，讲述了1934年閩粤赣边区斗争最艰苦时候的一个感人故事。在白色恐怖的阴影下，共产党员黄新带头送夫参加红军，自己在后方积极参加党的地下活动，她发动革命群众腌制咸菜作为党费，想方设法托人交付给山上的红军，最后为了保护前来联络的交通员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小说以交通员“我”回忆往事的方式来展开叙事。在受指派下山找黄新时，“我”已经了解到她是个忠实、可靠的同志，带头把自由结婚的丈夫送去参加了红军等光荣事迹；在登门见面前更听到她在屋内低声哼唱《送郎当红军》，感受到她对红军对革命的心心念念。可以说，黄新的出场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声”，而当黄新出现在“我”面前，她的形象立时变得真实而具体起来：为了秘密交接任务，黄新极其谨慎地出门察看周围环境，具备地下党员的警惕性与专业素质；黄新在艰苦环境里对革命的信念远比“我”想象的还要乐观与坚定，在临别时把党证里夹着的两块银洋——丈夫留给自己的全部家用——都交给“我”以缴纳党费，更说明她舍小家顾大家，而这绝非一时头脑发热，因为当“我”再次登门时就不经意之间目睹了黄新正忙着把腌好的咸菜放进一个个箩筐，甚至夺走了孩子忍不住放进嘴里的一根腌豆角的情形。她对至亲如此“吝啬”，实则源于她心中对党和红军怀揣着的“大爱”，她清醒地意识到唯有党和红军才会拯救天底下更多受苦受难的孩子。她的知大义、明事理、顾大局，毫无疑问给“我”也给读者以猛烈的视觉冲击与心灵震撼。小说最后，面对敌人的突然来袭，黄新表现出了一个革命者的刚强与果断，她用自己的言行证明了对同志的关爱、对党的忠贞，用生命彰显了信仰的力量。

　　王愿坚很清楚：
　　写人，就要描写活生生的人，就要写人和人的关系，就要写人的特定的悲欢离合的命运和喜怒哀乐的感情。只有把真实具体的人性和人情表现出来，才能创造出生动感人的人物形象。（王愿坚《大胆表现革命的人性美》）
　　在塑造黄新这个英雄形象时，他将其放置在与群众、同志、女儿和敌人等多重人际关系中以突显她的有血有肉有爱有恨。在拥挤的小窝棚里，她和革命群众一边择着菜一边哼着歌，坚定乐观有信仰；面对党组织派来的接头人，她拿出自己都不舍得吃的窝窝咸菜款待，慷慨无私有爱心；生死关头，她很快地抱起孩子亲了亲并有相应嘱托，淡定无畏有柔肠；面对穷凶极恶的敌人，她不卑不亢巧妙应对，沉着勇敢有智谋。这些日常化、生活化的描写呈现出的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人性善与人情美，为结尾处黄新的牺牲增添了戏剧张力与悲壮色彩。受小说篇幅所限，王愿坚需要用最精当的文字、最朴素的语言，讲出最真挚的故事，他首先选择的就是能表现人物个性特征的语言描写，从而生动形象地展现人物内心世界，清晰地抒发革命激情。黄新初次与“我”见面就吐露衷肠：“同志，你不知道一跟党断了联系，就跟断了线的风筝似的，真不是味儿啊！……现在总算好了，和县委联系上了，有我们在，有你们在，咱们想法把红旗再打起来”；在生命的最后一刻，黄新一语双关地喊出：“孩子，好好地听妈妈的话啊！”这些饱含着深情和热度的话语，让这位生活在人民群众中的党的忠实女儿的鲜活形象跃然纸上。在艰苦的斗争生活里，她没有哪怕一瞬间的动摇，携着坚定的信念，抱着忠诚的信仰，把自己的全部都奉献给了党和革命，在枪林弹雨中树起了英雄的脊梁。王愿坚以6000多字的篇幅精心塑造了黄新这个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谱写了一曲壮丽多姿的英雄赞歌，实现了诗情与历史的完美结合。
　　王愿坚是善于以小见大的，即把小的东西写细写透，用凝练的文字来表现甚至是放大情感、开掘内涵。通常情况下，咸菜是微不足道的东西，但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在红军、党员和革命群众普遍都缺吃少穿的情形下，黄新以生命捍卫用来缴纳党费的那一筐咸菜就弥足珍贵了。可以说，整个故事都是围绕“咸菜”这一条明面线索而展开的，小说中“咸菜”“党费”等词语几乎贯穿全篇，而这些要素都具有远远超越字面本身的含义，黄新用极其稀缺的咸菜代替党费的情节设定，也使一切安排都在情理之中：从“我”进门看到三个人挤在一起择菜叶子做咸菜，到黄新从破坛子里掏出一块咸萝卜给“我”吃，继而到她连一根腌豆角都舍不得给亲生骨肉留，最后又因为这筐咸菜而被敌人识破了身份与动机，再到政委将黄新缴纳的党费登记在案……经过这一环紧扣一环的片断描写，本来稀松平常的咸菜早已倾注了黄新的全部心血而成为小说的核心意象，在在蕴含着一个党员的赤胆忠心和献身精神，正如小说结尾的点睛之笔：
　　一筐咸菜是可以用数字来计算的，一个共产党员爱党的心怎么能够计算呢？一个党员献身的精神怎么能够计算呢？ 　　小说正是在对咸菜这一细微事物的精心处理和党费神圣意义的赋予中而展现出了巨大深刻的思想内涵的。
　　在《党费》里，作家十分注重对细节的运用，并且每一处细节都与情节发展密切相关。小说借“我”的眼睛来打量地下党员黄新的家：
　　这是一间用竹篱子糊了泥搭成的窝棚，靠北墙，一堆稻草搭了个地铺，地铺上一堆烂棉套子底下躺着一个小孩子……墙角里三块石头支着一个黑乎乎的砂罐子，这就是她煮饭的锅。再往上看，靠房顶用几根木棒搭了个小阁楼，上面堆着一些破烂家具和几捆甘蔗梢子……
　　这段对居住环境的描写明显只占用了极小的篇幅，却能够将屋内陈列都一一提及，这一方面表明了黄新生活的简陋与条件的艰辛，另一方面也证实了王愿坚驾驭短篇小说的高超能力，他将有助于故事走向的所有资源都浓缩进这一个有限空间里，而后续的所有情节也都在这间小小的窝棚里展开。黑乎乎的砂罐子不仅仅承担了煮饭的功效，还是黄新为躲避敌人搜刮而保管党证和银洋的所在。“我”漫不经心提到的小阁楼，也是小说的一个重要道具，当敌人突然袭击这间一览无余的小屋子时，“我”便被黄新安排藏匿在小阁楼上并透过楼板缝隙目睹了黄新与敌人英勇对峙的经过。从这些前后呼应的细节中就能看出王愿坚小说在情节安排上的严谨细致，这也给了他更大的空间去挖掘故事的核心要素。

　　王愿坚在谈及短篇小说的创作问题时曾特别提到“密度”这一概念，并把它归结于对叙述和描写的安排和运用上。《党费》在处理叙述与描写这二者的关系时，就做到了内容疏密结合、节奏张弛有度。小说中，作家尤其注重场面的调度，往往是在一个接着一个的场面描写中，偶尔穿插几句叙述作为衔接，用来交待故事的背景或进程，该精简的地方就几句带过，该丰富的地方则详细铺展。在“我”见到黄新之前，故事发生的背景、即将出场的人物、“我”此行的缘由和目的，都在占比极小的篇幅内清楚地表述了出来，而在“我”见到黄新之后，就开始大篇幅地进行场面描写与转换，中间偶有衔接前后情节的也几笔带过，小说完整的故事情节、饱满的人物形象与宏大的主题思想方在详略得当中水落石出，正所谓“尺水兴波，文短意长”。
　　王愿坚挖掘历史，不仅仅是还原历史事件本身，更重要的是他找到了蕴藏在其中的历史精神，并通过对人物形象尤其是英雄形象的塑造，來探寻历史事件背后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女主人公黄新这个形象是由多个生活原型合璧而成的：其一是王愿坚的堂姐、山东最早的女共产党员王辩，她曾化名黄秀珍从事党的地下工作，革命经历要比黄新还精彩还壮烈；其二是闽西游击队联络员和交通员卢春兰，她从土地革命时期起就为游击队提供情报和后勤补给工作，后来因为组织村中妇女给游击队腌咸菜和采购生活物资而与儿子一同遭到敌人杀害；其三是莒南地区的张大娘，王愿坚1944年秋天从事革命工作时是以张大娘的“儿子”身份为掩护的，一次敌人扫荡，张大娘把家里仅有的两个地瓜面窝头拿给王愿坚吃，自己则把花生壳咬碎后抹在嗷嗷待哺的小女儿的嘴巴上，王愿坚非常过意不去，张大娘安慰他：“只要有你们在，我们就不怕没吃的。”小说中，这一情节被置换成黄新从缺油少盐的五岁独女妞儿嘴里夺下腌豆角。其四是王愿坚在打扫战场时发现的一位无名烈士笔记本里夹着的两角钱以及遗书：“要是我牺牲了，这钱就是我最后一笔党费。”很显然，黄新是王愿坚杂取种种人而合成的这一个典型形象，是其对生活的高度浓缩与概括，他善于将自己对生活的发现与感受进行艺术再加工，在呈现历史真实面貌的同时，展现英雄的神情与风姿，更着重表现一个个历史事件背后的核心精神——生命的韧性，品质的高尚，人格的健全，人性的光芒。
　　《党费》里，“我”趁着天黑下山，看到农民运动本来热火朝天的村庄因为敌人的破坏而死气沉沉，但并不因此就悲观，因为“我知道这看来阴森森的村庄里还埋着星星点点的火种，等这些火种越着越旺，连串起来，就会烧起漫天大火的”。的确，在民族解放事业中，千千万万个如黄新一般的革命战士，散发着自己的光和热，拨开了血色的雾障，吹响了战斗号角，挥舞着革命的旌旗，照亮迷茫的前途。而在短篇小说艺术的探索、红色文学价值的正名和革命精神的传承上，王愿坚的小说处女作《党费》又何尝不是文学史上这一点微弱却有力量的星星火种呢？
　　（作者简介：乔世华，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赵雨彤，女，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文学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