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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环境危机的加剧，环境群体性事件呈现增多的趋势，引发群体性事件的原因有多种，其中因为环境资源利用的不公是导致群体性事件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从浙江东阳一则环境群体性事件进行分析可以看出，企业、政府和民众三方在利用公共资源中的利益格局，及其群体性事件背后的内在逻辑。
[关键词]公共资源，群体性事件，权力依赖；东阳事件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234(2008)03-0062-02
一、浙江东阳事件及其反思
画水镇是位于浙江东阳的一个小镇，素有“歌山画水”的美誉。2001年东阳市政府在该镇建立了工业园区，人住了13家化工企业，自此，画水“山不再青，水不再美，农田不可以耕种，庄稼无法良好生长”。到了2005年2月。村民因不满化工企业污染环境，在化工园区邻近各村的出路口搭建了多个毛竹棚，并由村中老人驻守。堵塞路口，阻止工厂的化工原料的运输，要求化工企业搬迁。4月10日凌晨，地方政府发动了包括警车和公交车在内的几十辆汽车上千人的执法人员对村民的毛竹棚进行拆除，闻讯而来的大约有两三万的村民与警方发生了冲突，警方在主动撤离的过程中遭到村民的围堵，混乱中情绪激动的村民开始追打执法人员，导致五十多辆汽车被砸，三十多人受伤，这一事件被媒体称为“东阳事件”。
作为中国工业化较早并走在前列的浙江，其工业化的发展对其他地区有很好的借鉴意义。通过对上面案子的梳理，有几点是值得我们反思的，即环境公共资源(以下简称为公共资源)的配置对纠纷的产生有什么影响?在发生环境纠纷时，为什么村民会选择绕开正常的救济渠道而选择群体性冲突方式?这种方式取得的效果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二、环境冲突的根源——公共资源的无序利用
可以说，环境纠纷的产生与环境问题的出现是不无关系的，而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与环境资源本身的公共性是分不开的，在环境污染出现之前，很多环境资源如空气环境。声环境等是不被当作资源来看待的，加上此类资源本身的不确定性，流动性和不易控制的特点，在法律上并没有对其权属做出明确的规定。使得环境资源的利用并无清晰的权利与责任划分，公共资源通常是作为大自然的恩惠被免费使用，导致“公地的悲剧”。在这一起事件中，很明显地可以看出。原有的对环境资源的利用格局被打破，出现了不同的利益群体。
(一)公共资源利用申的受益者
1 企业
主要表现在资源的免费使用和对污染的转嫁上，企业作为法人，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是其主要目标，如果没有外在的约束与激励措施的话，企业是不会主动放弃追逐廉价公共资源的机会，而会选择把治理污染的成本转嫁出去，通过减少支出来增加企业收益，“包括东农公司在内的化工区里的一些企业为了节省成本，放着环保设施不用，直接向空气和江河里排放污染物的现象是存在的。”由于污染的治理被转嫁给了社会，这就要消耗一定的公共资源，环境容量又是有限的，企业消耗公共资源程度取决于区域内排放的污染程度与企业的密集程度，留给民众的可利用的公共资源又要取决于企业的利用程度。
与民众消费性活动相比，企业借助自身的强大的资本优势，在进行生产活动时，一方面大量消耗环境公共资源造成公共资源利用的失衡问题，一方面又把资源利用的不利后果甩给了依赖资源生存的民众。可以说，在公共资源的利用上，民众与企业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博弈，而企业主自身因为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可以轻易的避开环境公共资源耗尽的不利后果。所以在环境公共资源的消耗上，企业或者说企业主是最大的赢家。
2 政府
在公共资源的利用中，另一个从此中获益的就是政府了，政府虽然没有直接消耗公共资源，但政府通过对企业的引导，扶持，以及在企业的运营过程中为企业提供各种便利，包括企业违法之后政府以不作为的方式放纵企业。最后，企业消耗公共资源的成果部分也为政府享有。地方政府特别是原来地处农业地区的地方政府在国家对农业免税之后，其财政收入更多的只能依赖于工业，在经济增长的压力下，“与其本来的主要职责提供‘公共产品’相比。它同企业一样更加关注经济总量的增殖和由此滋生的‘利润”，而不会像民众那样如此关注于环境本身，工业的发达不仅为政府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财政基础，而且还能顺带地解决当地的就业问题，这无疑又减轻了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负担，
可以说，政府也从公共资源的消耗中分得了部分利益，这促进了政府对企业的依附关系，“宁愿饿死，也不愿穷死”。在公共资源的消耗的角度上，政府与企业之间形成了资源共生关系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苏南淘汰工艺落后、污染较重的企业时，苏北的一位乡镇干部在招商引资的过程中明确表示，“我们的优势就是不怕污染”，而在东阳事件发生后，江苏、安徽、江西省一些基层政府纷纷派人到冲突地画水镇进行招商引资。
(二)公共资源利用中的受技者
与公共资源利用中获益者相比，当地的居民是最大的受损者，表现为：
一是预期收入的减少。企业的到来，使得“农田不可以耕种，庄稼无法良好生长。”“由于污染，菜都种不起来。小麦、水稻、油菜都长不好，有的人家颗粒无收。山上的松树开始不发芽，果树往往只开花不结果。”
二是生活成本的增加。包括生活必须消费品成本和居住成本的增加，“而原来二毛钱一斤的青菜，在当地也涨到了一元五毛。”“学生的饮水也成了问题，井水有难闻的味道，还有颜色，很难喝，条件好的就买矿泉水，不好的只能继续喝。”“有钱的人可以到外面去买房子”。
三是身体健康成本的增加，甚至延伸到了后代人。“化工厂、农药厂在夜里排出大量的废气刺鼻又刺眼在严重的时候刺得孩子们睁不开眼睛。”“经济损失还好说，现在我们的健康也成了问题，甚至生育都困难了，画溪村在2004年已经发生了5例畸形死胎现象。”虽说身体健康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但村民为此支付的费用，以及因劳动力的丧失产生的消极成本也是由村民自己承担，而对于转型时期的农民来说，他们并未被现代的医疗保障制度所涵盖，疾病很轻易就可以把一个家庭拖入贫困的边缘，有钱的人通过搬迁来躲避这种不利后果，留下来的或者沦为贫民，或者沦为生态难民。
综上，由于环境容量的有限性，决定了对环境公共资源消耗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形式，企业的大量出现打破了原有的公共资源消耗格局，在民众与企业之间呈现出不平衡的一面，企业借助其强势资本，在法律制度并不完备的情况下，轻易地享受了大部分环境公共资源，政府也从中分得了部分利益，最大的受害者是当地的公众，他们不得不承受公共资源的提前透支或者枯竭的不利后果。
三、冲突的制约作用以及背后政治生活逻辑
群体性事件的发生，看似一个偶然的过程，却是必然性 的表现形式。是问题积累的结果，偶然事件只是起导火线的作用，其背后存在着自身逻辑，它的爆发，是在长期的投诉无门、上访无果的情况下爆发的。群体性事件作为村民的一种选择，它对公共资源消费的不公有着一定的制约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时企业的制约作用
这包括直接和间接的压力。直接的压力来自于企业正常的生产受到干扰。“宁愿被打死也不愿意被熏死”的村民通过阻塞交通甚至破坏机器设备等生产设备来达到干扰的目的，这些都成为企业不得不付出的成本，而这都有助于促使企业对污染内化的成本的认识。正如东阳事件中一当事企业经理所提及的“当时东阳公司在土建上已经投入三千多万元，群体性事件发生后，企业只得搬迁，净亏2000多万元，还不包括订单损失。经历了这样的切肤之痛后，我们认识到环保已不仅仅是道德和社会责任感问题，而是关系企业生死存亡的问题”，“如果环保搞不好，要么被群众冲掉，要么被政府整治掉”。
(二)对于政府的制约作用
作为积极参与策划引进企业，并从企业消耗公共资源中分得部分利益的政府，群体性事件的发生，首先冲击了政府的财政支持。其次影响了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评价，由于地方政府官员只需要向上负责，一般情况下，民众意见是无法进入官员的评价体系的，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尽管地方政府一再封锁信息，但现代传媒和网络技术的发达，使得信息封锁变得越发困难了，在该事件发生后关于此事件的信息通过网络传出后，几天内，金华、东阳两级市领导及有关部门负责人几乎天天来到现场，做群众工作。东阳一位市长还当场向村民表示，“对于那些无法达标排放的化工企业，该关闭的坚决关闭，该转产的责令转产”，以前一直无法得到重视和解决的问题在事件发生后，已出现微妙的转变，也正是有这种预期效果，所以才会有如此众多的村民加入这场纠纷中来，“事情越大越好，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引起政府重视”。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政治环境下。地方政府不得不作出相应的改变。
从这个事件可以看出，在强大的有组织的企业和政府面前，组织资源和信息资源缺乏的村民表达能力非常弱小，他们几乎难以有效地运用制度和法律手段同企业和政府进行对等的“博弈”，而群体性事件正是他们所能运用的唯一的可以让政府和企业让步的方式了。
四、进一步的思考
因环保污染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不安的因素，只是在如此众多纠纷背后，法院并没有发挥其所赋予的职能。一方面是由于环境纠纷本身的复杂性，另一方面也是法院自身力量的弱小，“法院从来没有在人力、物力上拥有权威足以使判决一执行程序运转起来的力量，同时，在政治制度上不承认审判员的独立，司法的独立也是极其相对的，其实际状态是法院依赖当地的行政机关，并最终依赖党组织”。导致历史上长期依赖政府和党组织来处理群体性矛盾，相当一部分群众已经形成了一种“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政府依赖心态。这种单向制约机制一方面限制其他纠纷解决方式的发展，另一方面又造成一种权力依赖。使纠纷的一方在发生矛盾时更愿意寻求上级政府机关而不是司法机关。
群体性事件作为民众与政府的一种博弈，可以预见的是，随着工业化在乡村的扩展，乡村环境资源的透支，如果没有相应的应对机制的建立，“中国将会有更多的乡村陷入这种污染与暴动的低水平的重复”。
总之，环境公共资源的利用，企业和社会之间既要发挥市场的功能，将环境容量效益最大化，同时又需要政府的公共职能服务，减少环境纠纷。
[责任编辑：王 柏]
[关键词]公共资源，群体性事件，权力依赖；东阳事件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234(2008)03-0062-02
一、浙江东阳事件及其反思
画水镇是位于浙江东阳的一个小镇，素有“歌山画水”的美誉。2001年东阳市政府在该镇建立了工业园区，人住了13家化工企业，自此，画水“山不再青，水不再美，农田不可以耕种，庄稼无法良好生长”。到了2005年2月。村民因不满化工企业污染环境，在化工园区邻近各村的出路口搭建了多个毛竹棚，并由村中老人驻守。堵塞路口，阻止工厂的化工原料的运输，要求化工企业搬迁。4月10日凌晨，地方政府发动了包括警车和公交车在内的几十辆汽车上千人的执法人员对村民的毛竹棚进行拆除，闻讯而来的大约有两三万的村民与警方发生了冲突，警方在主动撤离的过程中遭到村民的围堵，混乱中情绪激动的村民开始追打执法人员，导致五十多辆汽车被砸，三十多人受伤，这一事件被媒体称为“东阳事件”。
作为中国工业化较早并走在前列的浙江，其工业化的发展对其他地区有很好的借鉴意义。通过对上面案子的梳理，有几点是值得我们反思的，即环境公共资源(以下简称为公共资源)的配置对纠纷的产生有什么影响?在发生环境纠纷时，为什么村民会选择绕开正常的救济渠道而选择群体性冲突方式?这种方式取得的效果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二、环境冲突的根源——公共资源的无序利用
可以说，环境纠纷的产生与环境问题的出现是不无关系的，而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与环境资源本身的公共性是分不开的，在环境污染出现之前，很多环境资源如空气环境。声环境等是不被当作资源来看待的，加上此类资源本身的不确定性，流动性和不易控制的特点，在法律上并没有对其权属做出明确的规定。使得环境资源的利用并无清晰的权利与责任划分，公共资源通常是作为大自然的恩惠被免费使用，导致“公地的悲剧”。在这一起事件中，很明显地可以看出。原有的对环境资源的利用格局被打破，出现了不同的利益群体。
(一)公共资源利用申的受益者
1 企业
主要表现在资源的免费使用和对污染的转嫁上，企业作为法人，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是其主要目标，如果没有外在的约束与激励措施的话，企业是不会主动放弃追逐廉价公共资源的机会，而会选择把治理污染的成本转嫁出去，通过减少支出来增加企业收益，“包括东农公司在内的化工区里的一些企业为了节省成本，放着环保设施不用，直接向空气和江河里排放污染物的现象是存在的。”由于污染的治理被转嫁给了社会，这就要消耗一定的公共资源，环境容量又是有限的，企业消耗公共资源程度取决于区域内排放的污染程度与企业的密集程度，留给民众的可利用的公共资源又要取决于企业的利用程度。
与民众消费性活动相比，企业借助自身的强大的资本优势，在进行生产活动时，一方面大量消耗环境公共资源造成公共资源利用的失衡问题，一方面又把资源利用的不利后果甩给了依赖资源生存的民众。可以说，在公共资源的利用上，民众与企业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博弈，而企业主自身因为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可以轻易的避开环境公共资源耗尽的不利后果。所以在环境公共资源的消耗上，企业或者说企业主是最大的赢家。
2 政府
在公共资源的利用中，另一个从此中获益的就是政府了，政府虽然没有直接消耗公共资源，但政府通过对企业的引导，扶持，以及在企业的运营过程中为企业提供各种便利，包括企业违法之后政府以不作为的方式放纵企业。最后，企业消耗公共资源的成果部分也为政府享有。地方政府特别是原来地处农业地区的地方政府在国家对农业免税之后，其财政收入更多的只能依赖于工业，在经济增长的压力下，“与其本来的主要职责提供‘公共产品’相比。它同企业一样更加关注经济总量的增殖和由此滋生的‘利润”，而不会像民众那样如此关注于环境本身，工业的发达不仅为政府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财政基础，而且还能顺带地解决当地的就业问题，这无疑又减轻了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负担，
可以说，政府也从公共资源的消耗中分得了部分利益，这促进了政府对企业的依附关系，“宁愿饿死，也不愿穷死”。在公共资源的消耗的角度上，政府与企业之间形成了资源共生关系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苏南淘汰工艺落后、污染较重的企业时，苏北的一位乡镇干部在招商引资的过程中明确表示，“我们的优势就是不怕污染”，而在东阳事件发生后，江苏、安徽、江西省一些基层政府纷纷派人到冲突地画水镇进行招商引资。
(二)公共资源利用中的受技者
与公共资源利用中获益者相比，当地的居民是最大的受损者，表现为：
一是预期收入的减少。企业的到来，使得“农田不可以耕种，庄稼无法良好生长。”“由于污染，菜都种不起来。小麦、水稻、油菜都长不好，有的人家颗粒无收。山上的松树开始不发芽，果树往往只开花不结果。”
二是生活成本的增加。包括生活必须消费品成本和居住成本的增加，“而原来二毛钱一斤的青菜，在当地也涨到了一元五毛。”“学生的饮水也成了问题，井水有难闻的味道，还有颜色，很难喝，条件好的就买矿泉水，不好的只能继续喝。”“有钱的人可以到外面去买房子”。
三是身体健康成本的增加，甚至延伸到了后代人。“化工厂、农药厂在夜里排出大量的废气刺鼻又刺眼在严重的时候刺得孩子们睁不开眼睛。”“经济损失还好说，现在我们的健康也成了问题，甚至生育都困难了，画溪村在2004年已经发生了5例畸形死胎现象。”虽说身体健康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但村民为此支付的费用，以及因劳动力的丧失产生的消极成本也是由村民自己承担，而对于转型时期的农民来说，他们并未被现代的医疗保障制度所涵盖，疾病很轻易就可以把一个家庭拖入贫困的边缘，有钱的人通过搬迁来躲避这种不利后果，留下来的或者沦为贫民，或者沦为生态难民。
综上，由于环境容量的有限性，决定了对环境公共资源消耗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形式，企业的大量出现打破了原有的公共资源消耗格局，在民众与企业之间呈现出不平衡的一面，企业借助其强势资本，在法律制度并不完备的情况下，轻易地享受了大部分环境公共资源，政府也从中分得了部分利益，最大的受害者是当地的公众，他们不得不承受公共资源的提前透支或者枯竭的不利后果。
三、冲突的制约作用以及背后政治生活逻辑
群体性事件的发生，看似一个偶然的过程，却是必然性 的表现形式。是问题积累的结果，偶然事件只是起导火线的作用，其背后存在着自身逻辑，它的爆发，是在长期的投诉无门、上访无果的情况下爆发的。群体性事件作为村民的一种选择，它对公共资源消费的不公有着一定的制约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时企业的制约作用
这包括直接和间接的压力。直接的压力来自于企业正常的生产受到干扰。“宁愿被打死也不愿意被熏死”的村民通过阻塞交通甚至破坏机器设备等生产设备来达到干扰的目的，这些都成为企业不得不付出的成本，而这都有助于促使企业对污染内化的成本的认识。正如东阳事件中一当事企业经理所提及的“当时东阳公司在土建上已经投入三千多万元，群体性事件发生后，企业只得搬迁，净亏2000多万元，还不包括订单损失。经历了这样的切肤之痛后，我们认识到环保已不仅仅是道德和社会责任感问题，而是关系企业生死存亡的问题”，“如果环保搞不好，要么被群众冲掉，要么被政府整治掉”。
(二)对于政府的制约作用
作为积极参与策划引进企业，并从企业消耗公共资源中分得部分利益的政府，群体性事件的发生，首先冲击了政府的财政支持。其次影响了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评价，由于地方政府官员只需要向上负责，一般情况下，民众意见是无法进入官员的评价体系的，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尽管地方政府一再封锁信息，但现代传媒和网络技术的发达，使得信息封锁变得越发困难了，在该事件发生后关于此事件的信息通过网络传出后，几天内，金华、东阳两级市领导及有关部门负责人几乎天天来到现场，做群众工作。东阳一位市长还当场向村民表示，“对于那些无法达标排放的化工企业，该关闭的坚决关闭，该转产的责令转产”，以前一直无法得到重视和解决的问题在事件发生后，已出现微妙的转变，也正是有这种预期效果，所以才会有如此众多的村民加入这场纠纷中来，“事情越大越好，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引起政府重视”。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政治环境下。地方政府不得不作出相应的改变。
从这个事件可以看出，在强大的有组织的企业和政府面前，组织资源和信息资源缺乏的村民表达能力非常弱小，他们几乎难以有效地运用制度和法律手段同企业和政府进行对等的“博弈”，而群体性事件正是他们所能运用的唯一的可以让政府和企业让步的方式了。
四、进一步的思考
因环保污染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不安的因素，只是在如此众多纠纷背后，法院并没有发挥其所赋予的职能。一方面是由于环境纠纷本身的复杂性，另一方面也是法院自身力量的弱小，“法院从来没有在人力、物力上拥有权威足以使判决一执行程序运转起来的力量，同时，在政治制度上不承认审判员的独立，司法的独立也是极其相对的，其实际状态是法院依赖当地的行政机关，并最终依赖党组织”。导致历史上长期依赖政府和党组织来处理群体性矛盾，相当一部分群众已经形成了一种“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政府依赖心态。这种单向制约机制一方面限制其他纠纷解决方式的发展，另一方面又造成一种权力依赖。使纠纷的一方在发生矛盾时更愿意寻求上级政府机关而不是司法机关。
群体性事件作为民众与政府的一种博弈，可以预见的是，随着工业化在乡村的扩展，乡村环境资源的透支，如果没有相应的应对机制的建立，“中国将会有更多的乡村陷入这种污染与暴动的低水平的重复”。
总之，环境公共资源的利用，企业和社会之间既要发挥市场的功能，将环境容量效益最大化，同时又需要政府的公共职能服务，减少环境纠纷。
[责任编辑：王 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