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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讲了很多年传承,成绩大部分都不及格,原因在哪里?现在我们把谈传承的人围起来,抓一把,估计大部分人不知道我们到底应该传承啥,是一群看不到球的球员,精华或糟粕,没有判定标准。
拿雕刻来说,雕刻几乎是全人类最早从事的一种艺术,猿猴把身体立起来走路,还不能算文明意义上的人。他开始形成抽象的思维能力,能把石头打磨成石刀、石斧,能从植物和动物身上取材,做成弓箭,而且制作越来越准确,越来越有目的性,这个行为的意义比直立行走要大得多。
西方博物馆收藏的艺术品主要是石雕,卢浮宫三件镇馆之宝,除了《蒙娜丽莎》是一幅油画,“维纳斯”和“胜利女神”都是雕塑作品,馆藏的大部分都是雕塑作品。我们的博物馆比较喜欢字画,不大瞧得上雕塑作品。尽管,我们的秦始皇陵兵马俑被称为“世界第八大奇迹”。
虽然我们也觉得兵马俑了不起,但极少有人去追问。陵兵马俑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外星人造的,兵马俑以前,一定是有一个长期的积累过程,有一个传承关系。这关系从哪里来,又往哪里发展去了,太少有人去追问。
多追问几次,我们发现,中国的雕塑艺术从宋朝以后开始衰落了。在安岳、大足一带还能看到一些宋朝的精品,那基本是回光返照了。从这段时期的雕塑作品中,我们渐渐发现,“唐宗”“宋祖”的历史交接过程,向我们隐藏了太多关于中国文化传承的秘密。
我们讲传统,就必须要清楚,传的是谁的“统”。全世界没有很纯粹的传统,从人类一开始,今天你打赢我,明天我打赢你,还有的直接被灭掉了,中华民族也经历了至少四次濒临灭绝的战争,人被杀了很多,然后文化交融,人口杂交。我们现在要继承的,也不是纯粹意义上的中华传统,更不是回复到战国或者三皇五帝的时期。我们要向汉唐学习一些精神性的东西,根本、基础的东西。汉唐的雄强、刚硬、华丽、开放、包容,这是我们需要的,我们要有开放、包容、自由表达的精神。我们不要宋朝缠小脚的文化,也不要整天提笼架鸟的满清纨绔子弟的文化,也不能都是老者弈棋,少女思春的文化,我们的社会应该多元,还应该有一些雄壮美、铁马秋风式的、自由阳光的民族精神,这种精神在宋以前的雕塑作品中是自然态。
2
唐宋之交,中国人的精神、性格、志趣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反映在雕塑上也十分明显,比如,唐朝的陶俑仕女,显得非常的阳光、大气、充满活力,宋朝的女子开始缠小脚,变成了弱柳扶风的扭捏态。文人士大夫也这样阴柔温驯,动辄就是“雨打芭蕉”,没有了唐朝时阳刚威猛的个性。统治者把人的棱角磨灭了,虽然元明清也很强大,打起仗来,邻居们都打不过他。可是,人的内心,已经失去了那种自由奔放,也失去了那种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我们研究中国甚至世界的美术史,这段时期要格外注意,就是宋朝以前,中西方对雕塑的认可、追求和水平上都是无差别的,表现力上各有千秋,水平上分庭抗礼,是中西方共同的盛世。从宋朝到清朝,统治者对人的控制力不断加强,国民的个性、思考力、创造力逐渐贫乏,全面衰退雕刻作品也失去了以前的丰富多姿,变得模式化。
我们看宋朝以后的佛像,都是一个模式,方脸大耳,让人望而生畏。除了安岳、大足两地,几乎乏善可陈。而北齐、北魏,甚至魏晋、三国时期不是这样,宋以前的佛像千姿百态,极富表现力,非常人性化。作品如何去表现,工匠有自己的理解、思考和创造。唐以后,“模式化”成了工匠的“紧箍咒”,内心解放不出来,社会风气也不允许他摆脱。
到今天,我们的内心都没有完全自我解放出来。我们看前几年收藏界发生的几件大事。比如24亿的金缕玉衣,那是国家文物保护委员会的主威,中国几乎没有比他更权威的了。他领着4个被认为是中国非常顶尖的高手的专家——世界文物艺术品鉴定评估委员会主任王文祥、原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杨伯达、北京大学宝石鉴定中心主任杨富旭、中国宝石协会原秘书长李劲松——去鉴定。我们不评论东西真假,单这24亿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就值得你思考。为啥不是23亿?为啥不是25亿?科学依据在哪里?
我们的艺术品定价是很滑稽的,有的是专家说了算,他说值一块,大概就是一块,他说一千万,大概就是一千万。有的是职位说了算,普通工匠一个价,省市级大师一个价,国家级大师一个价,还有亚太级大师。书画也是,书协美协的会员一个价,主席一个价,主席还兼有其他职务,价位又不一样,没有从艺术性上去定价的。所以,大家有钱的出钱,弄个头衔,没钱的就是一民间艺人。西方国家几乎没有这个问题,毕加索、梵高就不是哪个协会的会员。
所以说,当大众没有思考力,没有自我意识,内心的“自我”没有生命力,不会追问的时候,不问时间地点,总会上演同样的闹剧。为什么现代艺术跟风占主流?原创不活跃、思考不活跃,就“山寨”活跃?为什么历史性说了不算,艺术性说了不算,技术性说了不算,非得专家说了算?为什么我买的东西,我的个人审美不重要,要别人说才重要?
为什么我们花那么多时间金钱去找专家、找权威,找毫不相干的人,不肯自己多追问几次?
3
唐以后雕塑的衰落,除了以上谈到的观念上的问题,还有一个体制的问题。唐以后雕塑艺术品已经限少见了,只有四川等少数地区还有艺术雕刻,更多的变成了建筑雕饰,比如“大圈圈里的小圈圈,小圈圈里的皇圈圈”,比如天安门的华表,比如江苏的园林……艺术雕塑的地位已经湮没不显。有一次我在南京栖霞寺,离我几步远的地方就看到一尊南朝的雕塑,被仍在围墙边上,没人问津。这一看就是“看门见山”的东西,南朝的东西自成一派,特征比较明显,就这么给仍那儿了;还有一尊隋朝的佛像,当时我在一家旧货摊上看到,—百多块钱也没有人要。这不是说大家一定不认得,而是更多反应的是,这玩意儿一是不值钱,不值得保护,二是假设你自己掏钱保护了起来,可能反而是个麻烦。
曾经不止一次,大家闲聊,问起同一个问题:假如维纳斯在中国,会是什么待遇?最后大家觉得最有可能的下场是被遗弃。因为官方保护不好,民间不敢保护。中国的《文物保护法》自1982年通过开始,先后被修改了30多次,但应有的保护功能依然没有得到发挥。现在,我们只能通过资料、常识、经验去揣测民间还有多少艺术精品。比如,古代四次灭佛运动,有多少是被保护下来的,无法科学衡量。但可以通过一些经验去估测。举个例子,“破四旧”的时候,某一户人家有10幅古代名家字画,那么,他是很有可能选出一两幅最好的藏起来,交出去8幅。这个量我们无法科学预测,但可以肯定的是,民间肯定还有一定体量并且十分精彩的艺术精品,甚至可能有我们见多未见的珍品。 我们的博物馆、文博机构诞生的时候,都打着官方胎记。当时一个很小的博物馆,国家一年拨款几百万、千万,养了一大批人。但这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是伴随着这种机制,出现了一个现象,就是国家出钱来保护、来养人,拒绝了民间的,个人的保护。根据当时的文物法,如果个人自己掏钱把这些文物保护起来,反而违法了。
很多的专家。权威,一提到文物就马上牵涉到爱国。有的专家痛心疾首,说中国每年有十万件(且不论这个数据从哪里得来的,怎么统计的。)文物走私到国外,大骂走私犯是卖国贼。我告诉大家,说这话的人都是假的,作秀嘛。艺术品的价值就是展示,让更多的人得到美的震撼和享受。你痛心疾首的,不是我们没有保护好,不是文物一去不复返,更不是老子爱文物,而是交易的这份钱,我们没有收到。文物流失损坏了国家利益,那么,设立一种糟糕得要死的体制,让那么多珍贵的艺术品文物长期埋没民间,至今不敢显露出来,这算不算损害国家利益?文物出境是卖国,自毁长城算不算卖国?其中,我们看到的一部分民间艺术品,很多可能已经是永久性毁损了。
保护文物,为什么不把眼光放开,往世界上看一看,往民间看一看?我当兵的时候,有一次睡在老百姓马棚里,在角落里,正好有一个石刻的佛像拿来当枕头,雕工非常精彩,没人去保护它。老百姓说,扔了可以,但卖了就不行,一买一卖都犯法,扔了没人说你。
到底哪一头更让人痛心疾首?走私同然要打击,但起码文物本身获得了变相的保护。我们相信,能体现应有市场价值的艺术品,是不会被遗弃在马棚里当枕头的,不是吗?
4
观念和机制,害我们吃了大亏。到今天,我们都不大善于思考,也不擅长审美。艺术界这样,收藏界也这样,买一件东西,真不真,美不美都还得专家说了算。专家说:“嗯,器型嘛还算周正,包浆嘛还算圆润,画工嘛还算流畅……”这算什么艺术标准?讲得跟催眠术一样,大家都陶醉了。完了一个人站起来说,这东西确实是假的,在场所有人的美感—下子都没了。这就是我们常见的审美,它不是建立在自我的基础上,不是自发、自主产生的,它受人左右,看人脸色,用网友的话——它弱爆了。
现在我们对于传统的东西,因为看不清楚,大多被贴上了“鸡肋”标签。比如,唐朝以后。大家都不大喜欢文人,一概的穷酸、迂腐,具体的文人个体在社会上是不受待见的,但文人的标签大家还是需要,武将还是喜欢扮成儒将,商人还是喜欢扮成儒商,这样会觉得高贵。文人最可贵的,是有丰富的、独立的思想,当时成为社会“精神上的皇帝”,但后来被消灭了,所以后来的文人就成了一种缅怀。我们现在说穷书生、酸秀才,其实都是唐以后的文人,模式化的文人。
明朝非常有名的大学者王阳明,讲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我不是圣人,可圣人处在我的立场,能做的也不能比我更多。”就是我的心是觉醒的,但四周一团迷雾,纵然孔孟再生,他们能做的,也不过如此。当群体不思辨的时候,个人的声音,再高也传不到哪里去。我之前一篇文章,叫《冰从哪里来》,讲的是湖北的曾乙侯冰鉴,那么多专家,七嘴八舌引经据典口若悬河喜形于色,经典都被引完了也没说到重点——冰都没有,做冰鉴来干什么?哪一本资料说湖北随州当时零下二三十度,冰冻三尺?哪一本资料说,曾乙侯神志不清,弄一冰鉴搁家里,不为存冰,只为欣赏?我们部分的历史学家,说中国的落后从鸦片开始,从工业革命开始,从康雍乾开始,从利玛窦时代开始,从“南宋以后无中国”开始,很少有人说是从围民思想开始偶化,个体的人开始缺乏科学的思考和自由开放精神开始。带着单线的,幽闭的眼睛寻找答案,我们的总结能力还真不怎么样!
历史的很多真相,不在史书里,更多是在民俗中。我们从民间发现文物,用我们聪明一点的办法和机制,让全民都有意识去保护它,或许我们可以发现更多的,有启发的真相。
5
就当下的情况,保护民间文物最有效的办法应该是市场化,让民间的珍品自由流通出来。文物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需要跟经济价值结合起来,动不动就“无价之宝”“归国家所有”“私人买卖犯法”,触犯是只是人们内心当中厌恶的情绪。好比说,一个漂亮可爱的小公主流落民间,愚蠢的皇帝为了保护小公主,向全国宣布“国有公主,卓绝天资,聪明冰雪,目有寻见,须立即护送宫中,延误者重罚,误伤者重罚,保护不力重罚,罚同触法!”大家想想看,这道诏书是会救了小公主,还是害了小公主?当小公主没地方吃,没地方住的时候,大家会不会觉得“还是不要管为妙”?管了可能犯法,不管一定不犯法,谁愿意管?文物有了市场价值,归属权明确,能自由卖给国家或藏家,我们相信,买卖两方都会自发地将它妥善保护起来。
这个事谁来做?“文物法”来做!我们现在的收藏市场、拍卖市场都很混乱,炒作、欺骗、无赖行径司空见质,缺的是什么?诚信氛围和可操作的科学依据!诚信氛围不全归道德管辖,法律和机制也有份儿。科学依据最主要的就是“文物法”。
老的文物法吃不开,主要有三个问题没有解决:操作性不强、法律之间打架、疑罪从无。
多少年来,文物市场、拍卖市场、古玩市场活跃的都是专家。大家面上斗嘴,袖中交易,几十年下来,嘴里说的还是“你不行”“他不行”“我行”“死了的某人行,活的就我行”。专家言论成了最主要的依据,没有科学的体系和手段证明东西的真假,只能靠专家的一句话。最后形成的局面就是“除非专家说我的东西不好,否则我绝不相信专家会错!”
文物法打架的对象主要是《宪法》和《物权法》。法律都有一些既定原则。比如“不说既往”,就是法律出台前的事,不受后来颁发法律的影响。一批汉唐文物,你怎么断定它是几年前出土的还是几十年前出土的?同样的青花碗,祖宗留在前屋桌上,就是传家宝,埋在自留地里就归国家所有?广汉的村民从自留地挖出了青花瓷器,归国家所有,彭州的村民从家附近挖出了乌木,缓引《文物法》,也归国家所有。乌木本属矿产资源,哪里是文物?《物权法》不是太受欺负了吗?
从雕塑看历史变迁,看人性发展,看我们未来的路,这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天下事有多大,不外民生;江湖事有多大,不外私心。我们不妨把心放开,真正包容,认真追问,科学求证。人心的大美,才是艺术的大美!
我们讲了很多年传承,成绩大部分都不及格,原因在哪里?现在我们把谈传承的人围起来,抓一把,估计大部分人不知道我们到底应该传承啥,是一群看不到球的球员,精华或糟粕,没有判定标准。
拿雕刻来说,雕刻几乎是全人类最早从事的一种艺术,猿猴把身体立起来走路,还不能算文明意义上的人。他开始形成抽象的思维能力,能把石头打磨成石刀、石斧,能从植物和动物身上取材,做成弓箭,而且制作越来越准确,越来越有目的性,这个行为的意义比直立行走要大得多。
西方博物馆收藏的艺术品主要是石雕,卢浮宫三件镇馆之宝,除了《蒙娜丽莎》是一幅油画,“维纳斯”和“胜利女神”都是雕塑作品,馆藏的大部分都是雕塑作品。我们的博物馆比较喜欢字画,不大瞧得上雕塑作品。尽管,我们的秦始皇陵兵马俑被称为“世界第八大奇迹”。
虽然我们也觉得兵马俑了不起,但极少有人去追问。陵兵马俑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外星人造的,兵马俑以前,一定是有一个长期的积累过程,有一个传承关系。这关系从哪里来,又往哪里发展去了,太少有人去追问。
多追问几次,我们发现,中国的雕塑艺术从宋朝以后开始衰落了。在安岳、大足一带还能看到一些宋朝的精品,那基本是回光返照了。从这段时期的雕塑作品中,我们渐渐发现,“唐宗”“宋祖”的历史交接过程,向我们隐藏了太多关于中国文化传承的秘密。
我们讲传统,就必须要清楚,传的是谁的“统”。全世界没有很纯粹的传统,从人类一开始,今天你打赢我,明天我打赢你,还有的直接被灭掉了,中华民族也经历了至少四次濒临灭绝的战争,人被杀了很多,然后文化交融,人口杂交。我们现在要继承的,也不是纯粹意义上的中华传统,更不是回复到战国或者三皇五帝的时期。我们要向汉唐学习一些精神性的东西,根本、基础的东西。汉唐的雄强、刚硬、华丽、开放、包容,这是我们需要的,我们要有开放、包容、自由表达的精神。我们不要宋朝缠小脚的文化,也不要整天提笼架鸟的满清纨绔子弟的文化,也不能都是老者弈棋,少女思春的文化,我们的社会应该多元,还应该有一些雄壮美、铁马秋风式的、自由阳光的民族精神,这种精神在宋以前的雕塑作品中是自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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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之交,中国人的精神、性格、志趣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反映在雕塑上也十分明显,比如,唐朝的陶俑仕女,显得非常的阳光、大气、充满活力,宋朝的女子开始缠小脚,变成了弱柳扶风的扭捏态。文人士大夫也这样阴柔温驯,动辄就是“雨打芭蕉”,没有了唐朝时阳刚威猛的个性。统治者把人的棱角磨灭了,虽然元明清也很强大,打起仗来,邻居们都打不过他。可是,人的内心,已经失去了那种自由奔放,也失去了那种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我们研究中国甚至世界的美术史,这段时期要格外注意,就是宋朝以前,中西方对雕塑的认可、追求和水平上都是无差别的,表现力上各有千秋,水平上分庭抗礼,是中西方共同的盛世。从宋朝到清朝,统治者对人的控制力不断加强,国民的个性、思考力、创造力逐渐贫乏,全面衰退雕刻作品也失去了以前的丰富多姿,变得模式化。
我们看宋朝以后的佛像,都是一个模式,方脸大耳,让人望而生畏。除了安岳、大足两地,几乎乏善可陈。而北齐、北魏,甚至魏晋、三国时期不是这样,宋以前的佛像千姿百态,极富表现力,非常人性化。作品如何去表现,工匠有自己的理解、思考和创造。唐以后,“模式化”成了工匠的“紧箍咒”,内心解放不出来,社会风气也不允许他摆脱。
到今天,我们的内心都没有完全自我解放出来。我们看前几年收藏界发生的几件大事。比如24亿的金缕玉衣,那是国家文物保护委员会的主威,中国几乎没有比他更权威的了。他领着4个被认为是中国非常顶尖的高手的专家——世界文物艺术品鉴定评估委员会主任王文祥、原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杨伯达、北京大学宝石鉴定中心主任杨富旭、中国宝石协会原秘书长李劲松——去鉴定。我们不评论东西真假,单这24亿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就值得你思考。为啥不是23亿?为啥不是25亿?科学依据在哪里?
我们的艺术品定价是很滑稽的,有的是专家说了算,他说值一块,大概就是一块,他说一千万,大概就是一千万。有的是职位说了算,普通工匠一个价,省市级大师一个价,国家级大师一个价,还有亚太级大师。书画也是,书协美协的会员一个价,主席一个价,主席还兼有其他职务,价位又不一样,没有从艺术性上去定价的。所以,大家有钱的出钱,弄个头衔,没钱的就是一民间艺人。西方国家几乎没有这个问题,毕加索、梵高就不是哪个协会的会员。
所以说,当大众没有思考力,没有自我意识,内心的“自我”没有生命力,不会追问的时候,不问时间地点,总会上演同样的闹剧。为什么现代艺术跟风占主流?原创不活跃、思考不活跃,就“山寨”活跃?为什么历史性说了不算,艺术性说了不算,技术性说了不算,非得专家说了算?为什么我买的东西,我的个人审美不重要,要别人说才重要?
为什么我们花那么多时间金钱去找专家、找权威,找毫不相干的人,不肯自己多追问几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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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以后雕塑的衰落,除了以上谈到的观念上的问题,还有一个体制的问题。唐以后雕塑艺术品已经限少见了,只有四川等少数地区还有艺术雕刻,更多的变成了建筑雕饰,比如“大圈圈里的小圈圈,小圈圈里的皇圈圈”,比如天安门的华表,比如江苏的园林……艺术雕塑的地位已经湮没不显。有一次我在南京栖霞寺,离我几步远的地方就看到一尊南朝的雕塑,被仍在围墙边上,没人问津。这一看就是“看门见山”的东西,南朝的东西自成一派,特征比较明显,就这么给仍那儿了;还有一尊隋朝的佛像,当时我在一家旧货摊上看到,—百多块钱也没有人要。这不是说大家一定不认得,而是更多反应的是,这玩意儿一是不值钱,不值得保护,二是假设你自己掏钱保护了起来,可能反而是个麻烦。
曾经不止一次,大家闲聊,问起同一个问题:假如维纳斯在中国,会是什么待遇?最后大家觉得最有可能的下场是被遗弃。因为官方保护不好,民间不敢保护。中国的《文物保护法》自1982年通过开始,先后被修改了30多次,但应有的保护功能依然没有得到发挥。现在,我们只能通过资料、常识、经验去揣测民间还有多少艺术精品。比如,古代四次灭佛运动,有多少是被保护下来的,无法科学衡量。但可以通过一些经验去估测。举个例子,“破四旧”的时候,某一户人家有10幅古代名家字画,那么,他是很有可能选出一两幅最好的藏起来,交出去8幅。这个量我们无法科学预测,但可以肯定的是,民间肯定还有一定体量并且十分精彩的艺术精品,甚至可能有我们见多未见的珍品。 我们的博物馆、文博机构诞生的时候,都打着官方胎记。当时一个很小的博物馆,国家一年拨款几百万、千万,养了一大批人。但这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是伴随着这种机制,出现了一个现象,就是国家出钱来保护、来养人,拒绝了民间的,个人的保护。根据当时的文物法,如果个人自己掏钱把这些文物保护起来,反而违法了。
很多的专家。权威,一提到文物就马上牵涉到爱国。有的专家痛心疾首,说中国每年有十万件(且不论这个数据从哪里得来的,怎么统计的。)文物走私到国外,大骂走私犯是卖国贼。我告诉大家,说这话的人都是假的,作秀嘛。艺术品的价值就是展示,让更多的人得到美的震撼和享受。你痛心疾首的,不是我们没有保护好,不是文物一去不复返,更不是老子爱文物,而是交易的这份钱,我们没有收到。文物流失损坏了国家利益,那么,设立一种糟糕得要死的体制,让那么多珍贵的艺术品文物长期埋没民间,至今不敢显露出来,这算不算损害国家利益?文物出境是卖国,自毁长城算不算卖国?其中,我们看到的一部分民间艺术品,很多可能已经是永久性毁损了。
保护文物,为什么不把眼光放开,往世界上看一看,往民间看一看?我当兵的时候,有一次睡在老百姓马棚里,在角落里,正好有一个石刻的佛像拿来当枕头,雕工非常精彩,没人去保护它。老百姓说,扔了可以,但卖了就不行,一买一卖都犯法,扔了没人说你。
到底哪一头更让人痛心疾首?走私同然要打击,但起码文物本身获得了变相的保护。我们相信,能体现应有市场价值的艺术品,是不会被遗弃在马棚里当枕头的,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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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和机制,害我们吃了大亏。到今天,我们都不大善于思考,也不擅长审美。艺术界这样,收藏界也这样,买一件东西,真不真,美不美都还得专家说了算。专家说:“嗯,器型嘛还算周正,包浆嘛还算圆润,画工嘛还算流畅……”这算什么艺术标准?讲得跟催眠术一样,大家都陶醉了。完了一个人站起来说,这东西确实是假的,在场所有人的美感—下子都没了。这就是我们常见的审美,它不是建立在自我的基础上,不是自发、自主产生的,它受人左右,看人脸色,用网友的话——它弱爆了。
现在我们对于传统的东西,因为看不清楚,大多被贴上了“鸡肋”标签。比如,唐朝以后。大家都不大喜欢文人,一概的穷酸、迂腐,具体的文人个体在社会上是不受待见的,但文人的标签大家还是需要,武将还是喜欢扮成儒将,商人还是喜欢扮成儒商,这样会觉得高贵。文人最可贵的,是有丰富的、独立的思想,当时成为社会“精神上的皇帝”,但后来被消灭了,所以后来的文人就成了一种缅怀。我们现在说穷书生、酸秀才,其实都是唐以后的文人,模式化的文人。
明朝非常有名的大学者王阳明,讲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我不是圣人,可圣人处在我的立场,能做的也不能比我更多。”就是我的心是觉醒的,但四周一团迷雾,纵然孔孟再生,他们能做的,也不过如此。当群体不思辨的时候,个人的声音,再高也传不到哪里去。我之前一篇文章,叫《冰从哪里来》,讲的是湖北的曾乙侯冰鉴,那么多专家,七嘴八舌引经据典口若悬河喜形于色,经典都被引完了也没说到重点——冰都没有,做冰鉴来干什么?哪一本资料说湖北随州当时零下二三十度,冰冻三尺?哪一本资料说,曾乙侯神志不清,弄一冰鉴搁家里,不为存冰,只为欣赏?我们部分的历史学家,说中国的落后从鸦片开始,从工业革命开始,从康雍乾开始,从利玛窦时代开始,从“南宋以后无中国”开始,很少有人说是从围民思想开始偶化,个体的人开始缺乏科学的思考和自由开放精神开始。带着单线的,幽闭的眼睛寻找答案,我们的总结能力还真不怎么样!
历史的很多真相,不在史书里,更多是在民俗中。我们从民间发现文物,用我们聪明一点的办法和机制,让全民都有意识去保护它,或许我们可以发现更多的,有启发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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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当下的情况,保护民间文物最有效的办法应该是市场化,让民间的珍品自由流通出来。文物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需要跟经济价值结合起来,动不动就“无价之宝”“归国家所有”“私人买卖犯法”,触犯是只是人们内心当中厌恶的情绪。好比说,一个漂亮可爱的小公主流落民间,愚蠢的皇帝为了保护小公主,向全国宣布“国有公主,卓绝天资,聪明冰雪,目有寻见,须立即护送宫中,延误者重罚,误伤者重罚,保护不力重罚,罚同触法!”大家想想看,这道诏书是会救了小公主,还是害了小公主?当小公主没地方吃,没地方住的时候,大家会不会觉得“还是不要管为妙”?管了可能犯法,不管一定不犯法,谁愿意管?文物有了市场价值,归属权明确,能自由卖给国家或藏家,我们相信,买卖两方都会自发地将它妥善保护起来。
这个事谁来做?“文物法”来做!我们现在的收藏市场、拍卖市场都很混乱,炒作、欺骗、无赖行径司空见质,缺的是什么?诚信氛围和可操作的科学依据!诚信氛围不全归道德管辖,法律和机制也有份儿。科学依据最主要的就是“文物法”。
老的文物法吃不开,主要有三个问题没有解决:操作性不强、法律之间打架、疑罪从无。
多少年来,文物市场、拍卖市场、古玩市场活跃的都是专家。大家面上斗嘴,袖中交易,几十年下来,嘴里说的还是“你不行”“他不行”“我行”“死了的某人行,活的就我行”。专家言论成了最主要的依据,没有科学的体系和手段证明东西的真假,只能靠专家的一句话。最后形成的局面就是“除非专家说我的东西不好,否则我绝不相信专家会错!”
文物法打架的对象主要是《宪法》和《物权法》。法律都有一些既定原则。比如“不说既往”,就是法律出台前的事,不受后来颁发法律的影响。一批汉唐文物,你怎么断定它是几年前出土的还是几十年前出土的?同样的青花碗,祖宗留在前屋桌上,就是传家宝,埋在自留地里就归国家所有?广汉的村民从自留地挖出了青花瓷器,归国家所有,彭州的村民从家附近挖出了乌木,缓引《文物法》,也归国家所有。乌木本属矿产资源,哪里是文物?《物权法》不是太受欺负了吗?
从雕塑看历史变迁,看人性发展,看我们未来的路,这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天下事有多大,不外民生;江湖事有多大,不外私心。我们不妨把心放开,真正包容,认真追问,科学求证。人心的大美,才是艺术的大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