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向美国释放信息，现在我们是平等的。”美国《华尔街日报》4月12日的一篇文章，打出了这样的标题。这篇文章说的，是3月中旬中美安克雷奇高层会晤中，中方直接回怼美方的居高临下。“在阿拉斯加的安克雷奇，事情很快变得明朗了，上个月中国领导人的外交特使，带来的不是橄榄枝，而是新的世界观。”
　　什么样的世界观？根据这篇文章的逻辑，那就是中国认为自己与美国平等，在对美国搞“平视外交”。不得不说，美国误读了中国。这个“世界观”，一点也不新。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是中国外交长期坚持的原则。所不同的是，在中国以更坚定的态度、更大的力度践行这一原则时，美国感到不适应了。这里面的潜台词是，“等级外交”才是美国眼里的正常状态。
　　美国也误读了当今的国际大势。拜登政府心之念之的同盟体系，不可能回到美国一言九鼎的时代。在美国擂响对华战略竞争战鼓的背景下，欧盟坚持“战略自主”，东南亚明言“不选边”，日本、澳大利亚的亦步亦趋中带着犹豫。如果对比美国曾经舒适的等级外交，这些何尝不是平视外交？中国的平视外交，是顺势而为。

平视溯源

　　今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主席在看望代表、委员时说了这样一段话：“经过这些年的发展，中国的70后、80后、90后、00后走出国门，已经可以平视这个世界了，这就是自信。我们要顺应这种思想的变化，引导社会各界树立自立自强的信心，凝聚起共同奋斗的磅礴力量。”“平视世界”的说法源于这里，所表达的意思，是国人应该以什么样的心态，看待变化了的中国和世界。
　　平视世界与外交联系在一起，是因为此后不久的中美安克雷奇战略对话。在那场对话中，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与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在新疆、香港、台湾等中国内政问题上发难。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和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作了针锋相对的反驳。中美双方代表在安克雷奇的唇枪舌剑，被某些美国媒体解读为中国平视外交的实践。
　　从理解中国外交的角度来说，这样的解读只触及了较为浅层的含义。中国的外交，有一脉相承，也有因势而变。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成为中国外交行为的突出特征。某种程度上说，这样的外交，已经内置“平视外交”的元素。2018年6月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确立了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这是中国外交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
　　中国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这是新时代中国外交的重要努力方向。何为公平正义？王毅外长在2017年12月的一次讲话中，对此作了说明，那就是“反对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维护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正当合法权益”。而从中国外交的逻辑来看，国家主权平等，与世界公平正义，有着天然的联系。

全球治理体系改革须以公平正义為理念引领，而国家主权平等，与世界公平正义，有着天然的联系。

　　所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把主权平等放在突出位置。习近平在2017年1月访问联合国日内瓦总部时的演讲中说：“主权平等，是数百年来国与国规范彼此关系最重要的准则，也是联合国及所有机构、组织共同遵循的首要原则。主权平等，真谛在于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主权和尊严必须得到尊重，内政不容干涉，都有权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平视外交，也是对主权平等的确认。
　　英国牛津大学学者傅若诗（Rosemary Foot）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学者艾米·金，在去年的一篇学术文章中，对新时代中国的世界观作了一番研究。她们总结出了三个特点，即坚持发展主义、构建安全伙伴关系、主张主权平等。在论述主权平等时，她们认为，中国领导人长期以来重视维护国家主权，但自2013年以来，尤其强调基于国家主权平等理念的世界秩序。
　　中美安克雷奇会晤中，以干涉中国内政为开场白的拜登的外交特使们，之所以没有看到中国的“橄榄枝”，重要原因在于他们没有参透中国外交的这种变化。同样没有参透这种变化的，还有欧盟的某些政治人物。某些欧洲国家因新疆问题制裁中国，中国做出反制后，欧洲议会决定取消中欧全面投资协定审议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回应很简单：“我只想说一句，中欧投资协定不是一方给予另一方的恩赐，是互利互惠的。”

局势在变

　　中国的外部环境在发生深刻变化。今年1月的一次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但时与势在我们一边，这是我们定力和底气所在，也是我们的决心和信心所在。“同时，必须清醒看到，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虽然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机遇和挑战之大都前所未有，总体上机遇大于挑战。”
　　毋庸讳言，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都将是中国外部环境最大的变数。无论是中美关系，还是国际挑战，美国解决问题的能力都在弱化，但制造麻烦的本事依然强大。这一点，特朗普政府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继任者拜登，延续甚至升级了对抗。拜登政府的对华外交，以在人权、价值观上的对抗开局，显然是刻意为之。其他西方国家在新疆、香港等问题上对华施压，有政策惯性使然，但也不能忽视拜登政府价值观外交的“旗帜效应”。
　　面对拜登政府的咄咄逼人，中国只能正面回应，因为这些涉及的都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中国坚持以国家核心利益为底线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在安克雷奇会晤中，中方对美方做了这样的表态：“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制度安全不容损害，这是不可触碰的红线。”在中美外交中，这样直白、公开的表态，并不多见。 　　4月14日，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约翰·克里抵达上海，他此行的任务是与中国谈气候合作。而此前一天，美国一个由前议员和前外交官组成的“非官方代表团”抵达台湾。也是在这一天，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发布年度威胁评估报告，把中国称为美国面临的头号国家安全威胁。种种迹象表明，拜登政府的对华外交，短期内还会在中国核心利益上纠缠，长期则会升级战略竞争。中美关系回不到过去，这正是平视外交的理由之一。只有平视，才能守住国家利益底线。
　　就中美双边层面而言，如果说中国在平视，美国显然是在敌视。虽然拜登政府不像特朗普政府那样风声鹤唳，对中国搞所谓“全面脱钩”，但对与中国的接触，拜登本人及其外交高参，很大程度上也是神经过敏，唯恐中国从中获益。根据4月15日中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今年一季度，中国对美出口增长62.7%，从美国进口增长57.9%。这样的高增长，显然是一种与脱钩思维相反的“势”。
　　经贸上的“势”，不只存在中美双边层面。虽然拜登公开说，他的政府不是奥巴马政府的2.0版。但明眼人都看得出，他肯定想重返奥巴马政府的“重返亚太”战略。那个战略的重要支柱之一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而在拜登入主白宫前，亚太地区已经有了两个区域贸易协定，即《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这两个贸易圈里，都没有美国。中国是RCEP的成员国，正在考虑加入CPTPP。
　　为何拜登政府热衷打价值观牌，忙着拼凑民主朋友圈？一方面，这是其彰显“美国回来了”为数不多的外交牌。更深层的原因是，拜登政府在贸易圈议题上使不上劲。奥巴马政府时期的贸易副代表温迪·卡特勒曾说，亚太地区签署了两个排除美国的贸易协定，表明这个地区不会等待华盛顿。欧盟也没等拜登，在他当选但未就任前，与中国谈妥了投资协定。而在特朗普忙着打贸易战时，欧盟与日本、越南签署了自贸协定。这样的“势”，美国都没有跟上。

时代需要

　　今年1月25日，习近平在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上致辞时说，“过去一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全球公共卫生面临严重威胁，世界经济陷入深度衰退，人类经历了史上罕见的多重危机。”他指出，我们要摒弃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的旧理念，坚持互尊互谅，通过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要提倡公平公正基础上的竞争，开展你追我赶、共同提高的田徑赛，而不是搞相互攻击、你死我活的角斗赛。”

中美关系回不到过去，这正是平视外交的理由之一。只有平视，才能守住国家利益底线。

　　目前这个阶段，拜登政府利用美国的国际话语权优势，把外交议题强行定义在价值观、战略安全等领域。这种状况不太可能持久。新冠疫情及其负面影响意味着，世界正在进入风险时代。解决问题的能力，是全球治理的稀缺品。无论在应对全球新冠疫情，还是引领疫后经济复苏上，中国与美国对世界的贡献率，都在拉开差距。中国的平视外交，也是时代的需要。
　　某种程度上说，平视外交是中国国际地位与国际贡献的自然延伸。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8年7月的一份报告称，即使经济增速放缓，中国依然是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最大贡献者。疫后经济复苏，中国贡献者角色只会更加凸显。新加坡的尤索夫·伊萨克东南亚问题研究所，今年2月发布了一份针对东盟十国的民调报告。根据这份报告，东南亚国家认为抗疫援助最大的三个来源，分别是中国（44.2%）、日本（18.2%）和欧盟（10.3%）。
　　上述报告还显示，认为对东南亚最有经济影响力的国家，选择中国的比例是76.3%，选择美国的是7.4%。在政治、战略影响力方面，选择中国的比例是49.1%，选择美国的是30.4%。目前东南亚排名前三位的“关切”，分别是新冠疫情、失业与经济不平等。毫无疑问，东南亚国家的关切，与美国目前优先关切的大国战略竞争，并不在一个频道上。东南亚国家顶住美国“选边”的压力，是对美国“等级外交”投下的否决票。
　　4月16日，应法国总统马克龙邀请，习近平主席在北京出席中法德领导人气候视频峰会。那一天，拜登总统的气候问题特使克里在上海。拜登政府召集的有40个国家与国际组织领导人参与的气候视频峰会，在4月22日举行。从外交常识来看，中法德领导人气候视频峰会的安排，是“大会”之前开“小会”，意味不言自明。虽然谈的是气候问题，但从中不难看出欧洲大国的“战略自主”。
　　平视外交是常态，美国的不适应才是“非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