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新冠病毒疫情的逐步升级，全球供应链的内在风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暴露无遗。对此，先进经济体的企业并未像以往那样停下来，等待何时再将生产活动集中在那些劳动力廉价又充足的国家中，而是将注意力放在了工资最低的工人—机器人—身上。
　　在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铁幕的倒塌、中国被整合进全球，以及集装箱运输的兴起，企业开始将生产转移到低工资国家。1990—2008年被称为高度全球化时代，其中全球价值链大概占据了全球贸易的60%。
　　2008年的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标志着这个高度全球化时代的终结。全球价值链在2011年时停止了扩张，从那以后再也没有增长过。
　　这种逆转是由不确定性驱动的。从2008年到2011年，世界不确定性指数上升了200%。相比之下，在SARS期间该指数仅仅上升了70%，而在英国2016年投票决定脱离欧盟后则飙升了250%。
　　当不确定性上升时，全球价值链就会受损。根据过去的数据，可以预测不确定性增加300%（正如新冠病毒大流行所可能导致的那样）将使全球供应链活动减少35.4%。企业也不再认为，外包所节省下来的成本能高于风险。
　　而在部署机器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廉价的时候，实现生产回流的动机也就更加强烈。这笔账很容易算，比如一家美国公司向越南或孟加拉国工人支付的工资虽然比给美国工人的少得多，但是安装在美国的机器人根本不会要求工资，更别提医疗保险或病假等福利待遇了。
　　对机器人的投资也不是什么新鲜事。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先进经济体企业一直在追求这一目标，其中以汽车产业为最—该产业的机器人装机量，可以占到全国总量的50%～60%。全球部署机器人最多的德国，2017年制造业每万名工人相对的机器人装机量为322台，只有韩国（每万名工人710台）和新加坡（每万名工人658台）的比例更高，而美国的每万名工人装机量为200台。
　　事实上当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时，一些国家（例如德国）已经拥有足量机器人以最大程度降低生产中人工成本的权重。其他许多国家，在2008年后利率相对工资比率急剧下降的推动下，也开始推广机器人，并将更大份额的生产迁回了本国。
　　如今也可能会发生同样的情况。根据迄今为止的货币政策，随着央行试图抵消新冠病毒大流行的破坏性影响，预计利率会下降达30%。过去的数据表明，这可以使机器人的部署速度加快75.7%。
　　這种趋势将集中在最受全球价值链影响的产业。在德国，这指的是汽车和运输设备、电子产品以及纺织品—这些产业有大约12%的生产部件，进口自低薪酬国家。
　　在全球范围内回迁最为积极的产业，是化学品、金属产品以及电气产品和电子产品。而化学产业则是法国、德国、意大利和美国回迁规模最大的产业。
　　这一趋势对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增长模式构成了重大威胁，因为它们依赖于低成本制造业和中间生产部件的出口。在中欧和东欧地区，一些国家通过自身投资机器人来应对这一挑战。捷克、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拥有大量外资汽车行业）如今每万名工人对应的机器人数量，都超过了美国或法国。
　　但那些亚洲低成本制造中心的日子就比较难过了，特别是经历本次疫情大流行之后。尽管中国计划转向高附加值生产并增加国内消费，但这个以往通过确立自身在多个全球价值链中的核心地位来确保经济增长的国家，将面临特别严峻的挑战。
　　本文由Project Syndicate授权《南风窗》独家刊发中文版。达利亚·马林，慕尼黑大学国际经济学教授，英国智库“经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